霓虹灯下的哨兵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霓虹灯

“氖气标志”是霓虹灯（Neon sign）的英文本义，它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宣喻它的双重品质：既是一种科技（氖光）的产物，又是关于城市的“记号”（能指），用以标示特定的商品或店招（所指）。但这种标记（能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既自我照射和自我表达，如同所有的电灯，又在广告形象（女人像）中传达着外在情欲的语义。这是彩色玻璃灯管－桃红色基调的女体造型－隐秘的情欲－需要被煽动起来的物欲（购物欲）的多层指向。前一个环节的所指成为后一个环节的能指。这种滚动式的意指系统，把霓虹灯的语义不断推向都市的深处。

（注：中国第一个霓虹灯广告出现在1926年上海南京路伊文思图书馆的橱窗里，它跟图书有关；而第一个国产的霓虹灯则在1927年被用于上海中央大旅社。以上两种霓虹灯均跟情欲无直接关系。但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扭转了。到了1930年，荧光粉工艺被发明，霓虹灯的色彩变得更加绚烂夺目，由此开启了向情欲进军的艳俗道路。到1949年为止，中国本土霓虹灯工厂已有30多家，生产了数万个霓虹灯管）

月份牌女人风情万种

霓虹灯广告发布商的策略，就是利用情欲来点燃购买的激情，但情欲自身也因此获得了生长的契机。街道就是情欲的宏大讲堂。在城市空间的上部，分布着各种霓虹灯广告，闪烁出五彩缤纷的艳俗光芒，而其下部则是行走的女人，衣着时髦而性感，向游客展露着尘世的万种风情。这两种情欲图景融合起来，构成大都会的迷幻全景。它是市场乌托邦的视觉核心。

早在1930-1940年代，被霓虹灯照亮的上海“百乐门舞厅”里，一度聚集着全城最美艳风骚的舞女。正如作家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那样，她们是都市里的交际花、妖精和主宰上海的秘密女王；她们也是霓虹灯的化身，照亮了四周的男人，像吸血鬼（吸精鬼）一样获得永生，而男人则在她们四周衰竭而亡。

舞女是一种危险的生物，晶莹巧笑于情欲迷乱的舞场，继而成为男人的秘密情人，把他们禁锢在情欲里，从那里征服和消灭他们。舞女们的微笑，是一种富有魅惑力的面具，跟霓虹灯的唯一不同是，面具是不透明的，因而无法自照，她据此拥有不可知性，无限神秘，而在面具背后，浮动着不可战胜的古老幽灵。舞女据此成为情欲的永不衰老的代言人（参阅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白先勇文集》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白先勇早年曾随家族在上海居住，这段童年记忆支配了他的毕生书写）。

（注： “百乐门”百乐门舞厅，系近代上海最著名的舞厅，曾被誉为“远东第一乐府”，位于静安寺附近(今愚园路218号)。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征地后建造舞厅Mount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建筑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50平方米，高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门前的墙垣用山东花岗石砌成，为增加气势，在转角中央，建起一座层层收缩的四节圆形玻璃银光塔，顶上再加旗杆，直刺天空。这一建筑艺术手法的运用，勾勒出了大楼的宏伟轮廓，该银光塔配上霓虹灯，在上海的夜晚更显得流光溢彩。建筑物二至三层为舞厅，可容纳数百人跳舞。在小型舞厅还使用晶光玻璃，其下安置电灯，令人目眩迷离。舞厅内电灯18,000多盏，灯光强弱可以自由调节。舞厅建成后，每天晚上9米高的玻璃灯塔和霓虹灯一起熠熠发光，吸引着社会名流光顾。百乐门没有停车场，车子只能停在远处小马路等候。为方便舞客，百乐门在顶上的玻璃银光塔上装了许多灯泡，串成数字号码。每辆等候的车子对应一个号码。当司机看到自己的车号在灯塔上亮起来时，便知主人要离开。百乐门舞厅的舞女中最负盛名的叫陈曼丽，1941年因不愿意为日本人伴舞，被枪杀于舞厅内。近年上海作城市规划建设改造，并将特色景点或建筑恢复旧观，“百乐门”也被列为重新改造对象。新“百乐门”在旧址上改造，基本恢复原貌，定位为高级舞场，以吸引上海中高阶层的消费群（资料来源：2006年8月24日北京青年报和2004年3月1日新民晚报等）

无独有偶，早在左翼作家茅盾的《子夜》里，上海就已矗立于黑夜之中，并以霓虹灯作为自己的视觉标记。但它的语义却隐藏着巨大的杀机。它甚至击倒了来自乡村的地主吴老太爷。他被儿子从乡下接到都市，一路上被霓虹灯所放射出的情欲光芒所震惊，当场中风，而后在医院里死去，成为大都会灯光谋杀案的第一主角。（ 参阅《茅盾作品经典》第一卷《子夜》，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他的猝死验证了霓虹灯的负面价值。霓虹灯的危险特性，早已逾越了常识所描述的边界。它是一种有罪的灯具，制造着乡村和城市的价值对抗。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招贴画

《霓虹灯下的哨兵》（参阅《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文学剧本），沈西蒙编剧，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年版），一部关于阶级冷战的杰出寓言，延续了茅盾关于霓虹灯的反面神话。来自乡村的纯朴士兵，置身于南京路的意识形态前线，爆发了关于“香”和“臭”的修辞学争论，它有力改造了人的神经感知系统，把香气转换成臭气，同时也把光明变为黑暗。霓虹灯下的哨兵，与其说是霓虹灯的守望者，不如说是黑夜的哨兵，他们面对光怪陆离的彩灯，却机警地看见了资本主义的无限黑暗。政治视觉的选择性失明，严格服从了阶级光谱的限定。士兵的明亮瞳仁，幸福地感光着伟大的思想。这是唯一的可见光，照亮了他们无比坚硬的信念。

我们被告知，那个叫做童阿男的上海籍士兵，被资产阶级小姐的情欲所诱惑，变得神魂颠倒起来，而在那种情欲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加危险的政治势力。情欲成了政治斗争的锋利载体。在霓虹灯的背后，是一个骨牌式的阴谋，它连接着从资本主义物欲、资产阶级情欲、资产阶级小姐、资产阶级家族、国民党特工，到都市爆炸计划等冗长的因果链。这是无限延伸的转喻及其意指系统，它没有终结，却可以像蛇一样盘旋起来，装入意识形态边框，构成教科书式的惊悚图画，生动地规训着立场软弱的人民。

由美女做代言的面霜广告，代表着都市特有的情欲

这就是霓虹灯在1950—1960年代所拥有的激越语义。经过“改革开放”的政治转型，它终于被还原到了物欲和情欲自身，也即还原到了消费主义的本体。意指系统的这种自我清洗，令霓虹灯的语义变得单纯起来，它的复杂转喻体系被急剧简化，回归到本始的状态。那些一度被打碎的霓虹灯，不仅在大都会里放亮，而且重新被接纳为城市的现代性标志，在那些繁华的商业主街上，不倦地勾勒新国家的明亮轮廓。上万家霓虹灯工厂在夜以继日地开工，制造着21世纪的虹彩照明神话。它们的大规模增殖，终结了当年关于香与臭、明与暗的意识形态争端。

（注：1980年代以来，中国霓虹灯制造、原料和器件工厂已经达到1万家，大约是1949年的330多倍，生产数百万个霓虹灯管）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