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并没有摧毁一切。相反，在1967年的左翼极端主义风暴之后，一种隐形的小布尔乔亚文化在上海西区悄然流行。沉默了很久的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再度响起，它们散布在一些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式的住宅间，在太平洋季风中微弱而断续地传送着，宣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卷土重来。
文革中掌权的新兴掌权者忽略了这个信号。在实现了权力角逐的目标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助手着手建立新经济-文化秩序。商店开始营业，学校开始复课。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们从严酷的冬天里重新复苏，他们的脸上再现了希望的笑容。在1969年到1976年间，音乐成为它们寻找出路的唯一途径。由于江青热衷艺术，一些地方和军队的专业文艺演出团体急需输血来提升其演出质量。它们被迫把视线投射到了掌握着西方音乐演奏技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纯洁的革命文化与肮脏的反动文化之间，出现了秘密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却对这个乐器没有任何兴趣。在无数次挨打和眼泪滴落在键盘上之后，母亲对我开始大失所望。文革的到来，进一步粉碎了她希望我成为音乐家的打算。我重新触摸钢琴，是在几年后的一个周日。在经历了漫长而潮湿的雨季之后，阳光第一次明媚地在空气里流动。潮气开始蒸发，肿胀的门框和湿漉漉的墙壁都在恢复原形。一种难得的喜悦在树丛和红色的屋顶间流淌。所有的邻居都开始了大扫除行动，把潮湿的被褥和衣服晾晒到太阳下面。母亲给我的任务是给钢琴打蜡。我用地板蜡擦拭着那架老式的直钢丝琴，看着深棕色琴身逐渐发亮，忽然有了一种弹奏的冲动。
钢琴（朱大可摄）：文革时期，这种乐器成为家庭的灾难来源
我用僵硬的手指开始了哈农的指法练习。这是唯一没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西方“音乐”。琴声有些发闷，但很动人，像一个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突然开口说话的老人。我心中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阳光和景色竟是如此的敞亮，琴声在其中飘飞，一直传递到了很遥远的地方。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倾听。爱轻轻掠过了他们。他们感到了生活里的这个细微的变化。
手指就这样解放了音乐。
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疯狂的钢琴练习。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以“野路子”的方式，探查着隐藏在音乐里的秘密。这场手指的骚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中学时代我还尝试着写词和作曲，幻想有朝一日成为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就在我家附近。文革后期，它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时常在它的高墙外徘徊，倾听着混杂在一起的钢琴声和“啊，啊，啊”的练习音阶的歌声，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些同学先后被军队文工团招走，成为身穿四袋军装（当时是军官身份的一种简陋标志）的特种“文艺兵”，迈向这个社会最值得夸耀的阶层。而我一直在它的外面徘徊。这个梦的破灭是我童年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是音乐的永久的囚徒。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这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调。在参加学校的日常政治洗脑之后，一些学生聚集起来，举办家庭音乐会，演奏革命音乐和资产阶级作品，参加的乐器包括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和长笛。有时则只有一架钢琴和一把小提琴。没有人去检举我们的地下俱乐部。
这种艺术思潮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它内在地塑造了文革后期上海西区的流行时尚。受过良好教育的漂亮的女孩子，多身穿灰色瘦腰军装，脚踏北京的黑色灯心绒平底步鞋，走路时脚尖外撇，上身微微前倾，这是军队舞蹈演员的最常见的职业姿势和扮相。另一种更简洁的时尚，就是走在街上独自行走，手里提着小提琴盒（里面很可能是空的）。这几乎成了当时好孩子的主要识别标记。艺术的面容透过这些黑色盒子，露出了经久不息的微笑。
寒冷而潮湿的冬天来临时，我的两手就长满了冻疮。这种皮肤病象蛔虫病一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家都红肿着双手，然后看着它们逐渐破裂和溃烂，直到春天来临才慢慢痊愈。人人都把手藏在口袋里，看起来就像是要掩盖起一件犯罪事实。而对我来说，冻疮是比蛔虫更加讨厌的灾难，它使我几乎无法继续在钢琴上爬行。
在寒假里，我时常站在窗口，无聊地眺望弄堂里的风景。那些脸蛋冻得通红的邻居小姑娘不时经过楼下。见她们远远走来，我就赶紧坐到钢琴上去，开始手忙脚乱地弹奏，炫耀着可笑的虚荣。那时候，小男生和小女生之间都不太说话。我指望这声音能够击中某个小傻瓜的头脑，就像酸话梅和咸桃板击中她们的小嘴一样。青春期情欲一直蜷缩在沉默的内心深处，这时又不知所措地寻找着喊叫的方式。
但这声音好像并未打动什么人，倒是我自己受了重重的一击。我第一次暗恋的就是个钢琴女孩，身材矮小，长着一张高额头的娃娃脸，却弹得一手好琴。在我念初一时的某个冬日，她上我家来玩，这成了我记忆中的盛大节日。阳光洒在乳白色的琴键上，水仙花从它的圆形球茎上开出了皎洁的小花，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气。她为我弹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殷承宗的《黄河》。她的手指纤长而灵巧，她的容貌融解在如梦的音符里，向我展示着世界上最秀丽童真的形象。但我甚至不敢拉一拉她的小手，向她表白心中的欢欣。她成了伴随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青春偶像。
我家的后窗，一个眺望女孩和世界的通道
这是音乐激情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一个禁欲的年代，我蓬勃发育的情欲转向了萧邦、贝多芬、舒曼、莫扎特、巴赫以及柴可夫斯基。尤其是萧邦的灼热和颤栗的言说、舒曼的无限忧伤的叹息、贝多芬的神经质的宏大抱负和莫扎特的清澈纯净，都是我的精神的隐秘摇篮。我在其间长大，并指望从那些抒情的元素中找到灵魂的住所。
早期文革的毁灭性暴力，造成了大量文化产品的毁损。这时，我和伙伴们都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唱片变得像钻石一样珍贵。乐谱的情形稍微好些，因为可以用手工抄写。我耗费了大量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从乐器店里买来空白的五线谱纸，把音符一个一个写上去，但错误百出，品相丑陋。这时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少年，他练习小提琴无成，却成了罕见的抄谱天才。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为我抄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全部乐章，精美得就像印刷品似的。从此我拥有了第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完美的琴谱。
音乐把我带往一个光线柔和的家园
直到文革后期，我们的小圈子才拥有自己的录音机。那是一种上海产的编号为601的老式电子管机，使用塑胶圆盘磁带，机身极其沉重，必须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搬动。我们几个酷爱音乐的朋友就是在这样的机器上第一次倾听了贝多芬的几个交响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协奏曲和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第一次听《河》时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以后每次听这首曲子，我都无法抑制可笑的眼泪。它把我带往一个光线柔和的家园。不仅如此。对我而言，每一个来自古典时代的音符，都是爱的标记。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了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钢琴和琴谱：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衡山路林荫道（朱大可摄）：二十多年前，两个中学生曾经在这里梦游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
2000年12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