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时，我只有9岁光景。父亲时常带我去外滩，看见大字报被糊上了大理石的高墙。到处是仰头观看的人群。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宣读着战斗檄文，尖锐刺耳的声音，在痛击人们的灵魂。但我所迷恋的，只是高楼上翩然降落的传单。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利用了民众娱乐的样式，成为点燃革命的导索。人们在可笑地争抢那些传单，其中一些纸片落在黄浦江上，仿佛是无数细小的纸船，在波涛上漂浮了片刻，便被浑浊的江水所吞没。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糊上了高墙
我和父亲在高楼下行走，卑微得像两条一大一小的虫子。铅灰色的天空上密布着乌云，人们的表情狂热而不安，他们的焦虑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染。而我却在传单的捡拾中，体验到了童年的狂欢。我积攒这些传单，犹如收集字词的积木。我向伙伴们炫耀这些花花绿绿的战利品，然后把它们保存起来，直到文革结束。
革命的雷声还在十多公里外的外滩滚动，但它的炽热气息却已大步逼近。沃们所居住的徐汇区小街，即将被红色风暴所吞没。66年8月9日，北京爆发造反派砸缅甸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表达对青年造反运动的政治支持。在判断中国政府失去政治控制力之后，西方开始了大规模撤侨行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家犹太和白俄侨民都悄然搬走。那个佩环叮当，花枝招展的白人老太太，浑身散发着脂粉的香气。她曾经抚着我的脑袋，把巧克力塞进我贪婪的小手。现在，她在花园里晾晒衣物的身影也消失了，变得杳无芳踪。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表达对青年造反运动的政治支持
经过最高领袖检阅的北京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社论的煽动下，开始全面南下，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破四旧”运动。他们在大街上拦截那些衣着时髦的人士，当场修剪他们的头发和衣裤，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街头暴力，一个被剪了头发的女人在高声叫骂，近乎歇斯底里，红卫兵开始痛殴她，而警察则不知去向。围观的路人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而另一派则在抨击红卫兵的粗暴行为。但资产阶级时尚最终还是遭到了彻底铲除。
第一支开进我们弄堂的，是北京和上海红卫兵的混合编队，大约三十人左右，乘坐解放牌卡车，俨然希特勒的党卫军。他们的清一色军装、鲜艳的红色袖章和严肃的表情，就是政治正确的标志。这是伟大的象征性时刻，革命终于地降临了我的家园。
首当其冲的是我家楼下的印尼华侨。来自雅加达的三个女人，被押上了“审判台”――几张凳子，她们的头发被剪成了稀疏的鸡窝，她们的脸和旗袍上都涂满了墨汁，她们家里所有的化妆品和图书被当众焚毁。就在那些日子，大规模的破四旧、街头批斗和抄家行动席卷了整个上海。资本家、中共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被挂上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当众批斗，然后跟大批抄家物资一起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许多房子变得空空荡荡，逐渐散发出霉变的气息，仿佛在验证造反者的预言。
文革中焚烧文物和书籍的场景
这是无产阶级信念支撑下的动乱，它宣告了文革元年的到来。在旧事物被彻底霉变之后，新事物开始大规模涌现。1968年（文革三年），造反者已经洗劫和销毁了所有旧文化产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卫兵失宠，而新秩序被逐步建立，清教徒式的日常美学开始支配我们。军装和军帽，这些寻常的事物，竟然成了庞大中国的最高时尚。
我对父母的最大怨恨，就是他们无法为我搞到军装。后来我自己用一只玩具狗从小朋友那里换来了一套军装上的纽扣，包括五粒大扣和两粒上衣袋的小扣。它们是一种半圆形的赭色塑胶物，正面是“八一”的阳纹，背面是坚硬的铜丝扣环。母亲把它们连夜缝到我的蓝色中山装上。这是公然用军扣伪造的制服，从此我无限自豪地加入了革命的队列。两年后，母亲又从商店里为我买了一条仿制军用皮带和一双军用胶鞋。我还曾搞到过一顶软檐军帽，但不久就被飞车党抢走了。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着军帽，然后用每顶两块钱的价格卖给跟我一样的小孩。
右一为10岁的朱大可（1970年）：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杂种，永远都无法企及革命时尚的核心
然而，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杂种，永远都无法企及革命时尚的核心。只有那些干部子弟，才拥有真正的军装及其正统造型。徐汇区的干部子弟，在1971年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帮会。他们到处寻衅滋事，向“下只角”（贫民区）的流氓群体示威。但他们最令人惊异的却并非群殴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前卫装备。他们像小说《敌后武工队》那样武装了自己：每人一辆轻便自行车，车把上安装着最时髦的双铃，身穿四个口袋的军官服，腰扎军用皮带，脚穿黑色灯芯绒面的北京懒鞋，斜挎着军用书包，里面藏匿着锋利的菜刀。他们还说一种发音古怪的上海官话（我长大了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行政方言），藉此作为彼此辨认的标识。他们出动时通常有四、五十人到上百人，不停按动清脆的双铃，在大街上呼啸而过，那种甚嚣尘上的气势，令所有的路人都目瞪口呆。
这支青年流氓军团，以后遭到了刚成立的“公检法”的严厉打击。他们的领袖被判了重刑，而下级成员则作鸟兽散，被表情严肃的家长领回家洗心革面去了，而他们所制造的军事时尚，却成为文革年代的最高典范。
军装狂欢的热潮以后逐渐消退，我的兴趣后来转向了毛泽东像章的收集。在军事美学统治中国的年代，毛章成为最高的礼物，在世人的手上制作、传递、交换和收藏着，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饰品，为每一个拥有者提供身份证件。这是文革初期的徽号，它好像在对所有的观察者说：我不是异端，我是伟大领袖的忠诚小兵。
这种像章竞赛，一度演变为以大为美的激烈角逐。我亲眼见过的最大像章，直径达到80公分，跟一只脸盆似的。有人甚至把它直接佩戴在胸前的皮肉上，藉此表达效忠的革命激情。但这种政治自虐只是少数疯子的专利而已，它并不属于寻常百姓。
毛像章的等级，不仅取决于它的材质、造型和大小，还取决于它的制造者。那些制造者的签名，被直接浇铸在像章背面，多是凸起的阳文，虽然书法低劣，却足以成为探查的依据。其中最高等级，多出自军方机构，如总参、总后和南京军区，其次是那些著名的国营企业和造反组织，最差的是那些没有任何标识的无名章。
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女学生（1974年,美国记者摄）：这是性觉醒的微妙时刻，越过那些坚硬的徽章，我第一次触摸了女人的芬芳
那时候我们总喜欢去翻检佩在对方胸前的像章，以鉴定它的品质优劣。一次我翻看邻居姐姐的胸章，无意中碰到了新近隆起的酥软小胸。她脸蛋涨得通红，而我的心也在胸腔里狂跳，却像小流氓一样装得若无其事。这是性觉醒的微妙时刻，越过那些坚硬的徽章，我第一次触摸了女人的芬芳。
但政治标识带给成人世界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父亲的朋友兼同乡Ｚ，有一次很兴奋地告诉父亲说，他从农学院下放到钢铁三厂劳动，当他穿着工装下班时，居然在公交车上被人叫了声“老师傅”。他当时觉得天旋地转，差一点晕乎过去。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自豪得像个真正的“无产者”，而父亲的脸上则流露出无限羡慕的表情。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所穿的工装，正是那种最寻常的蓝色劳动布上装，左侧胸口还印着“安全生产”四个隶体字。这是产业工人的鲜明标志，它为卑微的知识者提供了新的政治身份。
在军管期结束之后，劳动布工装开始走向它的荣耀年代。大街上到处是蓝色的“革命牛仔”，胸前扛着“安全生产”字样，而我这样的小孩却只能穿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成为庞大的无产阶级阵营的细小陪衬。军装狂潮开始逐渐消退，但那些卖春的“拉三”（上海人对卖淫少女的称谓，来自英语“lassie”，原义为少女），却是女式军便装的最忠实的粉丝。我家隔壁有一位“拉三”，每天穿着军便装从窗下走过，扭动着与其16岁年龄完全不符的硕胸和肥臀，而我和伙伴们则在楼上窗口窃笑和吐口水。她有时不予理睬，有时却抬头向我们伸出中指骂道：小赤佬有种下来？不过侬还是先摸摸自家的卵泡，看长毛了没有！说罢，表情轻蔑地撇下这些十多岁的小屁孩，扬长而去。
1974年北京工人的衣着：清一色的军装和蓝色
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女式军便装的无可争辩的象征，因为这种服饰领子开得最低，腰身收得更细，足以彰显其夸张的性感身段。上了中学之后，本班的两位“拉三”，居然也穿上了军便装，从一年级一直穿到了毕业。这种惊人的相似性使我更加坚信，女式军便装就是“拉三”的集体制服。在大革命的时代，它是展览情欲的唯一合法的容器。
女人永远是时尚的第一触角。大革命并不能矫治她们的这种天性。在最严酷的日子过去了之后，她们开始了玻璃丝（一种彩色塑料细绳）编织的潮流，用各种颜色的玻璃丝编成小金鱼之类的钥匙圈饰物，继而又掀起了钩针运动，用小铁钩编织袜子、桌布和围巾，最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毛线大编织运动，全中国的女人被总动员起来，成为各种奇妙织法的创造者。工厂基本停工了，男人们在打牌聊天，而女人在为自己和家庭打毛衣，不倦地编织着关乌托邦的廉价梦想。
70年代初某年夏季到来的时刻，一种俗称“的确凉”的人造纤维面料，突然开始盛行起来，取代了稀缺的棉织品，成为八亿中国人民的最爱。人们竞相穿上白色“的确凉”上衣招摇过市。越过半透明的布料，男人隐约可见女人的胸罩，女人隐约可见男人的乳头或背心。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晾晒着女人的月经带，犹如成片黄白色的海带。这是文革时代女体的奇异标志。它们像旗帜一样，高高飘扬在文革中国的上空。
跟那些缝补的旧衣服相比，的确良衬衫就是我们的幸福源泉
“的确凉时代”就这样出乎意料地降临了，它的特征就是夺目的洁白，似乎暗示着主体灵魂的纯洁性。但它在多次洗涤后很容易泛黄，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漂白剂，被用以捍卫这种脆弱的白色。但大多数穷人是穿不起“的确凉”的。念中学期间，我从未享受过这种光鲜时髦的服饰。我唯一的“的确凉”财产，是两件用“的确凉”碎料拼凑成的假领。母亲教我在毛衣外翻出这种假领,俨如出示一件高贵的华服。它的白得耀眼的色泽，照亮了无限灰暗的少年时代。
这种文革时期重现的假领主义，是“的确凉时代”的副产品，这种假领又叫“经济领”或“节约领”，是殖民地时代上海贫民的伟大发明，文革中从上海扩散到外省各地，有效地维系着中国人民的面子。另一项类似的发明是领圈，一种六到八寸长，两寸宽的毛线织品，两头缝有揿钮，围在脖子上后，可以有效抵御风寒。寒冬时节来了，女孩们戴着露指的绒线手套，围着彩色的绒线领圈，露出纤纤玉指和皎洁的小脸。她们梳着刘海的姿容，是我旧时记忆中最纯真的影像。
我们躲藏在革命的假领和领圈里，度过了寒冷的政治冬季。而在夏天，冻疮跟缺少衣物的困窘一起消失了，大多数男孩恢复了尊严，并且竭力要重塑自己的形象。“小瘪三”们喜欢剃个板刷头，光着肌肉鼓胀的膀子，穿着人字海绵拖鞋，在弄堂口成群结队地站着，从国际时政一直议论到女人的身体，并且冲每个过路的女孩发出淫笑。情欲在悄然滋长，而铁腕政府坚定地看管着他们的肉体出路。
穿裙子的毛泽东夫人江青：面对军装绿、工装蓝和中山灰的单调世界，就连它的始作俑者江青本人，似乎也忍无可忍起来
面对军装绿、工装蓝和中山灰的单调世界，就连它的始作俑者江青本人，似乎也忍无可忍起来，在革命样板戏大获成功之后，革命样板服变得迫在眉睫。1974年（文革九年）秋天，江青授意设计师制出新款连衣裙，作为“国服”在天津展出，尔后向全国推广。这是第一夫人为中国人民准备的厚礼，它的上半身是小圆领（俗称和尚领）唐装，而下半身是苏式布拉吉。但这种中西元素的简单拼贴，却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抵抗。绝大多数女人反感这种没有翻领和腰带的僵硬式样，更没有足够积蓄去迎合江青的服饰美学。忙于阶级斗争的新政府，也无力资助革命样板服运动。服装店橱窗里陈列的国服，无人问津，逐渐积满了尘垢，变得黯淡无光。
但推行“江青服”的一个意外后果，是连衣裙款式被政治解冻，从而刺激了革命女青年的布拉吉热潮。到了第二年夏天，各种非江青化连衣裙在街头悄然出现，大多带有可爱的白色小翻领和飘逸的腰带，我家周围的邻居姐姐们，都穿着这样的裙子上街。这是文革晚期的服饰骚乱。沉睡的小资美学苏醒了，向城市审慎地推行推销着女人的风情。
就在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华。她身穿白色耸肩露背装，向毛泽东举止优雅地伸出了玉手，而动作迟缓的毛，出乎意料地用嘴唇行了一个吻手礼，弄得小伊梅尔达热泪涟涟。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到处播映。伟大领袖的绅士派头，令广大民众顿时心猿意马起来。
来自高层的信号导致了误判，以为西方时尚即将得到解放。就在一周之后，马科斯夫人的性感露背装出现在上海西区。一位聪明美丽的神仙姐姐，穿上按报纸照片剪裁的伊梅尔达服，裸露着性感的玉背，袅袅地走在从五原路到乌鲁木齐路的马路上，身后尾随着上千个看热闹的行人。十五分钟后，巡逻的武装民兵把她带走了。当我和伙伴们闻讯飞奔到现场时，只剩下大批围观者在交头接耳。他们的表情是如此兴奋，犹如亲眼目击了外星人的入侵。
毛主席行吻手礼：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到处播映
这是我毕生中所遇到的最富于勇气的时尚女人。在民兵指挥部，她里因“流氓罪”而遭到残酷的拷打，随后被“公检法”判刑，从上海西区彻底蒸发，成为文化革命的最后祭品之一。就在她离去之后，有关她的传说开始在坊间流传。有人说她在狱中上吊自杀，有人称她被一位地方官员救出后去了香港。还有更为离奇的说法，说她是某高官的私生女，盛装出行的目的，是要蓄意传递出某种特殊信号，如此等等。这是关于时尚女子的神秘传奇，它奔行在最高领袖日渐衰老的年代，像一首美艳而凄凉的歌谣。
2006年5月15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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