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
“中国马粪“成长史
为纪念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出版40周年，以及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5周年和八十岁诞辰，墨西哥文学界将为定居该国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举办一系列活动。1967年，《百年孤独》在阿根廷出版，第一个星期便售出1.5万册，像香肠一样出售（马尔克斯语），迄今已在全世界以35种文字销出了3000万册，而中文盗版，应当与这个数字大致相当。
马尔克斯在中国经历了噩梦般的盗版时代。这场混乱至今都还在持续之中。在没有国际版权公约的约束下，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上海译文出版社早在1982年就于“外国文艺丛书”书系中，就推出了《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恶时辰》、《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枯枝败叶》、《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等，中短篇收得比较全面，也是马尔克斯首次在中国本土的亮相。
两年后，也即1984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源自西班牙原文的《百年孤独》译本，由黄锦炎、沈国正和陈泉翻译,并纳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为木刻封面平装本，由此掀起《百年孤独》的翻译出版热潮。199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了黄译精装本（黄底红字封面）和平装本（灰底蓝字封面）两种。1994年，译文出版社又以“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的名义，再次出版硬皮外带护封的黄译精装本。
然而，《百年孤独》英译本，被公认为是数十种外文版中的最佳译本，因此，高长荣以此为基础，同时参照俄译本，推出了一个新的汉译本，1984年9月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译本形成对垒戏的格局，但高译本在所有《百年孤独》汉译本中，具有最佳声誉，只是该版封面为咖啡色，色泽黯淡，设计相当简陋。1993年，高译本进行了第一版的第六次印刷，封面改进为白色，但简陋的特征，并没有多少改变。这种幼稚粗陋的容貌，正是中国出版业土鳖时代的缩影。1994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世界文学译丛—高长荣译文集”的名义，再版了这个译本，封面上印着一个满脸褶子的老人，以此象征百年孤独的拉丁美洲。
1993年9月，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第三个著名译本，那就是吴健恒老先生的“全译本”，作为“拉美文学丛书”之一，其第一版采用了恶俗可笑的情色男女封面。1995年第三次印刷时，该书再次被收入新编的“拉美文学丛书”书系，封面设计有明显改善，为两棵木刻风格的枯树。该书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项目。后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希望书库”，在1995年收入了此书，以此作为“希望工程”的一部分，但因是未发行版，并未标明定价，我们也无法查询其内部派发的数量记录。
除了上述三种比较权威的译本之外，内蒙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推出过仝全芳译本，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则于2001年联手推出舒锦秀译本，后者还被编入“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书系，并在国家图书馆2005年文艺类图书借阅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西苑出版社2003年推出潘立民译本 ，收入“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书系，封面为一个头戴圆形宽檐帽的古巴人，跟书中描述的西班牙种族相差甚远，受到不少读者的嘲笑。
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过宋鸿远的译本，封面为一西班牙服饰的风情女郎，跟云南人民的恶俗版，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也有一个类似的译本。1993年以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名义推出的“世界文学名著百部”，一百册，分三箱包装，标价高达8800元，其中第14部是《百年孤独》，译者于娜，尽管质量令人生疑，但在其它出版社《百年孤独》都已断货的情况下，这是人们目前从网上所能订购到的唯一译本。
百年孤独的英文版封面
台湾推出过两种通过英译本转译的版本，首先是宋碧云翻译、远流出版公司在1982年出版的《一百年的孤寂》（在台湾马尔克斯一般被翻译为马奎斯），这个译本，是“世界文学全集”书系的一部分；其次是杨耐冬翻译、台北志文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的《百年孤寂》。有评论者认为宋碧云的译本更为动人，该译本在2002年4月获得再版，封面采用了胡奥·杜菲所绘的马尔克斯头像，看起来甚为精美，而杨耐冬也从英文转译了题为《马奎斯小说创作集》的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
与《百年孤独》汉译本的百家争鸣局面相比，马尔克斯其他著述的命运似乎要简单一些。蒋宗曹和姜风光翻译的《霍乱时期的爱情》，1987年7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此外，漓江出版社在同年12月出过徐鹤林和魏民翻译的译本，列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西苑出版社推出的译本，封面上竟是一个微笑的外国时尚男子，露出了好像牙膏广告里的表情，下面一个热带美女略带迷茫地看着远方。这种低俗的设计，为中国出版装帧业提供了典范的反面教材。
早在1985年7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由伊信从俄文译出的《族长的没落》，尽管是一种转译，但译文优雅，广受好评。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又推出林一安翻译的《番石榴飘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里推出王银福译的《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在1999年以“长颈鹿丛书”名义，推出马氏专家朱景冬等译的《爱情和其他魔鬼》（收录该文及《无人来信的上校》）。世界文学杂志则推出了《迷宫里的将军》。此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推出过李德明和蒋宗曹译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是一个对上海译文社《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的仿本，并无太多的新意。
相比之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朱景冬的《诺贝尔奖的幽灵：马尔克斯散文精选》，显示了更多的推进，把对马尔克斯的译介，从小说扩展到散文领域。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则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马尔克斯的文学理念。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达索·萨尔迪瓦尔著）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陈众议著），分别从中西两个角度，关照马尔克斯的个人生活，填补了马氏研究的空白。
世界版权公约的LOGO
《百年孤独》以及马氏的各种小说的汉译浪潮，其实早在1992年就已嘎然而止。这是因为该年10月30日，中国加入了UNESCO管理的《世界版权公约》，而当时所有已经面世的译本，都未获得作者的授权。而按该公约的规定，没有经过作家本人授权，公约国无权出版该作家的作品。这意味着中国翻译出版业的“盗版”格局，从此将受到严格管束。
但基于此前大量出现的盗版状况激怒了马尔克斯，他拒绝向中国出售版权，甚至扬言说，即使在他死后，中国也休想得到他的授权。他的版权代理商则声称，除非中国方面偿还盗版造成的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马尔克斯对中国的这种敌意，还与其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不仅如此，老马还迁怒于其他汉语地区，包括拒绝把版权授给台湾。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本，面临严重的“断流”危险。只有少数民营书商，还在购买边缘出版社的书号，继续从事盗版的营生，以粗劣的翻译水准，满足着中国“马粪”（马尔克斯粉丝）的阅读饥渴。
中国作家的仿写运动
尽管马尔克斯汉译本面临浓重的版权阴影，但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自由译介之后，马尔克斯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高中语文课和部分大学中文系，均已将《百年孤独》列为教材。三联书城最近发布的“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书”名单中，《百年孤独》赫然在列。此外；《博览群书》杂志选编的《读书的艺术》，向读者推荐“近20年来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的20本书”，也列入了《百年孤独》。这些迹象都向我们验证了马尔克斯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意义。
但仅有这些表面的热烈场面是远远不够的。马尔克斯的灵魂，已经渗透到中国作家的语法里，并与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米兰·昆德拉一起，对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是喝着盗版马尔克斯的精液长大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家清单，他们包括莫言、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
《百年孤独》成为中国文学从伤痕叙事转型转型的教科书。一种“马尔克斯语法”在作家之间流
行，犹如一场疯狂的西班牙型感冒。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仍会想起他的祖父带他去见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个《百年孤独》的开卷句式，出现在许多作家的笔下，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和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等。
这是时空的双重移置，即从当下作家的书写场景移置到奥雷良诺上校的场景（空间），以及从行刑场景移置到“遥远的下午”（时间），由此造成了一种鲜明的他者化效应。他者为主语的书写，制造了作者和叙事对象的疏隔，由此跟此前的以“我”为主语的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划清界限。这是中国文学整体性转型的时刻。马尔克斯的“他者叙事”，帮助中国人跟幼稚抒情的状态决裂，蹒跚学步地走向后现代的前沿。与此同时，他的“拉丁美洲魔幻”，他的传说、神话、童话、巫术、魔法、谜语、幻觉和梦魇的拼贴，都令那些被“现实主义”禁锢的中国作家感到战栗。
莫言小说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
然而，中国的前线小说家始终面临“抄袭”的指责。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过大量批评声音，称先锋小说对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有过度模仿之嫌。而在2007年初，网友黄守愚与老英子，又在天涯等论坛联合发布题为《余华〈兄弟〉涉嫌剽窃》的帖子，将矛头直指余华的新版小说《兄弟》，认为他的《难逃劫数》与《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模仿和剽窃了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子》和《百年孤独》。甚至《兄弟》的开头，也仍然笼罩着“马尔克斯语法”的浓重阴影——“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地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
“马尔克斯语法”对中国文学的渗透，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不是丑闻，而是文学成长的必然。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其中莫言的“高密魔幻小说”，强烈彰显着马尔克斯的风格印记。但只有少数人才愿意承认“马尔克斯语法”与自身书写的亲密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难以启齿的秘密。
老人的乌托邦
马尔克斯与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长期以来都将对方视为仇敌。1976年的某天，在墨西哥的一家破旧影院里，两个南美汉子曾大打出手。但这坚冰最近似乎有望消融。70岁的略萨已经同意为纪念版的《百年孤独》提供序言，而即将80岁的马尔克斯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戏剧性安排。
但这种表面的和解，不能遮蔽两人间的政治分歧。巴尔加斯·略萨是著名的右派，曾经作为右翼派别候选人参选过秘鲁总统，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是坚定的左派分子，并且是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的支持者和密友。这种长期的政治友谊，对一个自称“百年孤独”的作家构成了尖锐的讽刺。显然，这只是一种有限的孤独，它在古巴境内得到了超越。
只要探查一下马尔克斯的简历我们就会发现，他担任过古巴拉丁通讯社的记者。又在去苏联旅行后写下不少激情洋溢的游记；他还公开发表过大量政治宣言，声援卡斯特罗的“雪茄社会主义”运动。
马尔克斯获1982年度诺贝尔奖的场景
《百年孤独》出版后，立即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赢得多种国际性文学大奖，成为几十种语言的畅销书。瑞典文学院也破天荒地放弃右翼立场，盛赞马尔克斯在政治上坚定地站在穷人和弱者一边，反抗压迫与经济剥削。在诺贝尔受奖词里，马尔克斯坚信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要实现。他宣称，那是“一个新的、真正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方式，爱情将变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里，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将最终也是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
但当时就有人断言，这个奖项无异于给本已声名过高的马尔克斯的创作生命下达了“死亡判决书”。1985年，马尔克斯发表了他获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此后的10年间又出版了《迷宫中的将军》、《爱情和其他魔鬼》和《绑架轶事》等，但都反响平淡。在身患淋巴癌之后，他便基本丧失了书写的能力。直至2004年，马尔克斯才推出一部只有114页的小说《回忆我忧伤的妓女》，描述一位九旬老人的心灵愿望，暗示老年人的衰老其实就是心灵的衰老。这似乎就是他最后的自白。在精神大幅度衰退之后，他在试图寻找跟世人道别的方式。
在一个被左翼势力环抱的空间，作者的书写生命，似乎受到了强烈的诅咒。马尔克斯的有限创造力，跟中国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无疑是杰出的作家，但他的文学生命力却只有10多年之久。这是马尔克斯的“阿喀琉斯脚踵”。他呼吸在脆弱的乌托邦里，最后就连自己都无法维系这种梦想。《回忆我忧伤的妓女》向我们揭示一个重大秘密，那就是他的心灵迅速衰老，正是缘于内在信念的瓦解。马尔克斯一直在向世界说谎。他的灵魂背叛了他的言辞，而他则靠可恶的美国医学，维系着日益衰竭的肉身。但早在1990年代，这位空心的老人就已悄然死去。
原载《审判》，东方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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