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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剑是一种神秘的事业 鱼肠剑的弑君罪行 在很久很久以前，宝剑曾经是铁器时代的伟大象征。《管子》宣称，昔日在葛天卢之山上发现了最早的铜矿，蚩尤采而制之，以此作为刀剑和铠甲，这就是剑的秘密起源[1]。但《十洲记》则坚持认为，最初的宝剑并非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西方世界。当年周穆王征伐西戎，西戎不能抵挡它的强大攻势，于是就向穆王求和，献上它的镇国之宝“昆吾割玉刀”[2]。这是名剑时代悄然降临的信号。 《列子·汤问》命名此剑为“昆吾之剑”，描述它长约一尺，由精铜打造而成，剑刃呈现红色，削玉犹如切泥，锋利无比[3]。这是关于剑的物理特性的第一次定义。就在宝剑问世的时刻，锋利就成为它的评判标准。基于大规模杀戮的需要，宝剑要在切割、穿刺和砍杀方面，超越以往所有的石质兵器。宝剑大肆嘲弄了石器的愚钝和稚拙。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 但这个神秘的“昆吾”，其实并非是属于“西域”，相反，它不过是一座越国铜矿的所在地而已。《太平广记》引《王子年拾遗记》说，“昆吾”地下蕴藏着大量赤金，其色如火，当年黄帝讨伐蚩尤，曾经在那里屯兵，其用意就是要获取打造兵器的原料。相传向下掘深百丈，还没有到达水位，就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火光。采集那些矿石，就可以炼出美妙的青铜。当年越王勾践下令铸工用白色的牛马祭祀昆吾之神，采集铜石铸成八剑，其锋利的程度，切玉斩金，犹如斩削土木，甚至可以切断水流而不会合拢[4]。这些关于宝剑锋利性的记录，构成了古典剑学的根基。 先秦时期的兵器工业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以铜剑为代表的吴越世代、以铁剑为代表的楚世代，以及以铜铁弓箭为特征的秦世代。鉴于吴越地区拥有当时最大的铜矿脉，它理所当然成了第一代宝剑的摇篮，采矿业和冶铜术逐渐发达起来，铜剑开始锋芒毕露，在那些著名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它是犀利无情的屠戮者，切割那些柔软的肉体，鲜血淋漓地改变着权力政治的版图。 在吴越宝剑体系中最为著名的，是铸剑大师欧冶子的作品。《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称，越王当年聘请欧冶子铸剑纯钧、湛卢、鱼肠等五剑，开工的时候，雷神和雨神前来助阵，蛟龙捧着炉子，天帝负责送炭，连东皇太一大神都下凡来参观锻造现场，其情形蔚为壮观[5]。越王剑从此名震天下。 其中的那枚鱼肠剑，以短小锋利著称，辗转到了吴国公子阖闾手里，成为宫廷阴谋的利器。他派刺客专诸去谋杀吴王僚。当时，宝剑被隐藏在烤鱼的肚子里，最后却越过坚实的盔甲，一举刺穿僚的心脏[6]。这场著名的宫廷政变，引发了东方各国一系列的变革、强盛和征战。 在春秋战国的动荡年代，一把宝剑在手，往往就能所向无敌 但秦国的剑学家薛烛却对鱼肠剑的品质颇有微词。他无惧得罪铸剑大师的危险，向越王严正指出，宝剑的精气应当顺从它的纹理，从头到尾都不能逆乱，而鱼肠的纹理却逆行而上，所以必然是反叛伦常之剑，佩带它的人，不是臣子弑害君王，就是儿子谋杀父亲[7]。这是对古代名剑的最严厉的酷评之一，显示剑学家对剑的伦理特性的高度关注。剑的杀气、才华和品德，都统一在了剑体的内部，使其拥有了奇异的灵魂。只有真正的剑学家才能分辨其中的善恶。我们被告知，污点宝剑一旦遭到贬斥，它就丧失了价值，变得一文不名。 中国古典剑学至少包含以下四个层面：采矿、冶炼、锻打、淬火的工艺学，剑客竞技搏杀的武学，有关宝剑德行和品质的伦理学，以及研究各种宝剑奇迹的 神学，如此等等。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详细的分层早已完成。剑学是环绕宝剑形成的意识形态，它超越冷兵器的单一价值，构筑了新帝国崛起的信念根基。但薛烛的伦理学并未成为先秦剑学的主流。他的孤寂声音，被掩盖在惊天动地的杀声里。只有那种关于锋利性、嗜血性和杀气的信念，才能发育壮大起来，支配着剑客的酷烈灵魂。 泰阿剑的退兵奇迹 吴越之间的宝剑军备竞赛，引发东周列国诸侯的觊觎。当时的宝剑崇拜浪潮，已经发育到疯狂的地步，所有的国王都坚信这样的政治逻辑——谁拥有宝剑，谁就拥有权力和整个世界。为了保持霸主地位，就连以木器和油漆著称的楚国，也被吴越的狂热所感染，开始染指兵器工业，把宝剑的制造和收集视为第一国策。这种酷爱兵器的立场，经文人和百姓添油加醋，开始四处传播。 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兵器匮缺成为一种普遍的困境。而掌握优质兵器，则等同于战争的胜利。于是以争夺宝剑目标的战争，就变得频繁而嚣张起来，成为各国的家常便饭。宝剑既是战争的工具，也是战争的目的。这种两重性重塑着春秋战国的政治地理。 据说，吴王阖闾的昏聩无道，激怒了许多名士，那把由欧冶子亲手打造的名剑“湛卢”，是一件有灵魂的活物，它风闻楚王酷爱宝剑，便断然叛离自己国王，自己跳进长江，逆流而上，向楚国方向奋勇逃亡。楚王获知这个重大情报，亲自跑到江边，趴在地上行礼，举止谦卑地迎接“湛卢”的光临，表现出礼贤下士的卓越风度。这幕感天动地的喜剧，再次被目击者到处颂扬。秦王听说之后，厚着脸皮派使者向楚王索取，却遭到了严词拒绝，秦王勃然大怒，居然起兵攻打楚国，还放出话说：只要把湛卢之剑给我，我就撤兵走人。但楚王护剑心切，根本不予理睬。 野心勃勃的楚国，不仅在兵器库里收藏来自吴越的诸多青铜名剑，而且开始自行铸造铁剑，并且拥有数名顶级的铸剑大师。据《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记载，楚王派使者风胡子前往吴国，耗费巨资，聘请当时的铸剑大师欧冶子和干将，打造了三把著名的铁剑――龙渊（龙泉）、泰阿（太阿）和工布。它们的形状，寒气逼人，令人仿佛有站立高山之巅和下临深渊的感觉，剑身的装饰，气象高大而又壮盛，上面闪烁着流水般的波纹。 铸剑师干将和莫邪夫妻，奉吴王阖闾之命在越国山中铸剑，此山以后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留下剑池、磨剑处、试剑石等遗迹。 晋国和郑国得知了这个情报，都企图获取这三把宝剑，在遭到拒绝之后，就发兵围困楚国的边境城池，三年都不肯退走，导致城中弹尽粮绝。楚王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奔赴前线，手持泰阿剑登上城楼，朝着天空高高举起，仿佛举起上苍的意志。楚兵开始奋勇冲锋，而敌人的军队则迅速败阵溃退，血流成河，天地无光，连江水都为之倒流，晋王与郑王害怕得头发都变成了白色[8]。泰阿剑的威力，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而在楚王奋勇破敌之后，伟大的泰阿剑却下落不明，很久都没有它的消息，由此引发了世人的诸多猜测。据《晋书》记载，数百年之后，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吴国的上空时常有明亮的紫气出现。著名的星相学家雷焕宣称，那是剑气的精华冲向天空后形成的天象，而宝剑所处的地点，应当就在豫章郡丰城县（今江西丰城）境内。为此名士张华派雷焕担任县令，以便就地搜寻宝剑。雷焕到任之后，经过仔细勘探，在县立监狱的地基上动土发掘，于四丈深的地下获得一个石函，里面正是失踪了数百年的龙泉和泰阿。石盒打开那天的黄昏，天上的紫气突然神秘消失。这是不祥之兆，但没有任何人能够识破它的含义。 剑客一旦失去宝剑，就如同被判处死刑，失去的存在的意义 雷焕派人把其中的一把剑送给张华，留下另一把自己佩带，当作向世人炫耀的饰物。但宝剑却断然拒绝了这种命运。《晋书》记录了此后发生的连环奇案：张华遭到政治诛杀，他的剑也在人间悄然蒸发；不久，星相学家雷焕本人也离奇病故，连死因都无人知晓。他的儿子雷华继承了宝剑，而当他佩剑经过一座名叫“延平津”的大湖时，宝剑突然跃出剑鞘，砰然堕水，雷华派人下水打捞，根本不见它的踪影，却看见两条数丈长的大龙，身上布满彩色的图纹，吓得潜水员狼狈地逃走。随即，湖水掀起了波涛，湖面上放射出明亮的光华。人们相信那是宝剑精魂的最后一次亮相。从此，龙泉和泰阿在人间销声匿迹[9]。 泰阿剑的上述经历，向我们验证了宝剑所具备的非凡神性。它能够在时空里自由行走，放射出灿烂明亮的光华，甚至决定人的生死。在张华和雷焕的死亡案例中，铁剑展示出某种过于犀利的品质。求剑者并未作恶，也没有其他可质疑的行为，他们唯一的过失就是职位太低，未能企及王的尊位，却胆敢占有这神圣的宝物，他们因此被宝剑判处死刑。但在我看来，死亡并非只是责罚，而更像是一种炫示。跟铜剑相比，铁剑更夸张地重申着自己的权力和尊严。 越过材质的坚韧性，铁剑露出了高贵而残忍的表情。它的杀气就是它的形而上本性，其它一切属性都可以置之不理。铁剑对血的极度渴望，犹如铜鼎日夜思念着三牲。在帝国分崩离析的前夜，杀戮成了不可逾越的美德，在征服和捍卫领土的进程中灼灼发光。杀气也是一种严厉的兵器美学，它要在柔软的肉体面前颂扬铁血，讴歌最残忍的真理，并通过战争喋血去穷尽自身的暴力属性。 复仇少年眉间赤 尽管剑与持剑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冲突，但它们之间的亲昵，有时也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上古宝剑的军备竞赛中，他们往往是自己创造物的悲惨祭品，由此引发大量的复仇故事。为了兑现人的信念，宝剑越过器物的界线，与手结成伟大的联盟。其中聂政刺韩王的传奇，曾在汉代广泛流传，成为画像传砖上的动人题材，而另一故事则记录了干将莫邪一家的生死传奇。 据《吴地记》记载，当年吴王派干将和莫邪夫妻在莫干山（该山名即由莫邪干将而来）上铸造宝剑，采集最精良的矿材，以三百童女来祭奠炉神，但金属融液仍然不能顺畅流下。情急之下，妻子莫邪竟舍身跃入铁炉（一说是剪下指甲和毛发投入炉中[10]），以殉剑的方式感动炉神，金属液才缓缓流出，注入剑模，由丈夫干将锻打成两把宝剑，其中雄的叫做干将，雌的就叫莫邪[11]。我们被告知，殉身是铸剑工艺中最惊心动魄的环节，铸剑师的鲜血、生命和灵魂，就此与宝剑融为一体。 但《搜神记》的记载则与此有所不同，它声称干将和莫邪夫妻是为楚王而非吴王铸剑，耗费了三年时间才完成。楚王担心他们继续为他人铸剑，藉口交货期被耽误而要斩草除根。当时妻子莫邪怀孕临产，干将猜出楚王的用意，就留下妻子、雄剑和秘密遗嘱，独自带着雌剑去见楚王，果然成了楚王的刀下之鬼。 中国2021年推出电影《大铸剑师》，描述铸剑师替父报仇的故事，其中借用了眉间尺的传说。 莫邪的儿子名叫赤，《太平御览》称之为“眉间赤”，也有的典籍叫“眉间尺”，前者描述他的两眉之间长有红斑，而后者则强调眉间的宽阔距离，但也可能只是记音上的讹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品性奇异的孩子。眉间尺长大之后，向母亲问起父亲的下落，莫邪悲恸地说出了死亡的真相。依照父亲留下的线索，赤在堂前柱子下找到了雄剑，从此日夜都想要为父亲报仇。这种强烈的仇恨燃烧起来，越过连绵的群山，像闪电一样在大气中掠过，被远在千里之外的楚王所感知。他梦见一个少年，眉毛之间有一尺来宽，容貌非常奇特，说是要向他寻仇。楚王丛梦中惊醒，随即就诏告天下，悬赏千金，捕捉这个长相古怪的杀手。 赤知道自己被通缉，赶紧逃进深山，一路上还边哭边唱。一个无名的剑客看见他的样子，奇怪地问道，“你年纪小小，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赤坦诚地答道：“我是干将和莫邪的儿子，楚王杀了我的父亲，我要为他报仇。”剑客说：“听说楚王悬赏你脑袋，不妨把你的头和剑都交给我，由我来为你报仇。”天真的赤大喜过望说：那是我的荣幸。”说完就拔剑自刎，双手捧着自己的头和剑交给剑客，随后就僵立在那里。剑客起誓说：“我不会辜负你的心意。”赤的尸体这才轰然倒地。自杀的现场充满诡异的色彩。 在眉间赤的复仇故事里，无名剑客遵循自己的承诺，带着赤的头颅去见楚王，要求支付赏金。楚王为之大喜。剑客进而提议说：“这是勇士的脑袋，应当用大鼎煮烂，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患。”楚王采纳了这个建议，但煮了三天三夜，头颅还是不烂，甚至跃出水面，向着楚王怒目而视。剑客于是对楚王说：“这少年的脑袋不烂，希望大王您亲自过去看一眼，这样就一定会烂的。”楚王于是走到大锅前观看，剑客乘势拔出藏在身上的宝剑，一举砍下了他的头颅，随即又砍下自己的头颅[12]。 河南汝南县的“三王墓” 《太平御览》所引的《吴越春秋》逸文，还进一步描述二头联手于水中大战王头，彼此咬噬的激烈场面[13]。此后，三个头颅都被高温沸水所迅速煮烂，根本无法分辨其本来面目。楚国人无奈，只好打捞起三个头骨一起埋葬，命名为“三王墓”。复仇者、刺客和国王共同享受着隆重的政治礼遇，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而这对传奇宝剑则从此下落不明。 无名剑客为陌生人慷慨赴义的壮举，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精神气质。剑和人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正义审判者，痛切地维系着动乱年代的道德秩序，而剑客的威武形象，蔚成“剑学”的高亢母题。宝剑、剑气和剑客（佩剑者），就是剑学的三位一体，支撑着动乱年代的破碎信念。根据历史传说，伍子胥遭到吴王夫差赐死之后，他的佩剑在其尸体沉没的湖上经常出没，愤然漂浮于水面，仿佛是一幅语义尖锐的标语，向独裁者发出政治挑战，人取之就会生病，丢弃它则马上就恢复健康[14]。它不仅是伍子胥的纪念物，更是蒙冤者的悲痛象征，显示出对国王和民众的双重轻蔑。 先秦剑客的英雄形象，在下列故事里达到了高潮。据《搜神记·卷十一》记载，当年齐景公在长江和沅江一带渡河，一头巨鳖突然袭来，吞掉了三驾马车左边的那匹良驹，众人都十分惊恐。著名的剑客古冶子拔剑紧追，斜刺着追了五里，又逆行追了三里，一直追到那块名叫“砥柱”的礁石下，这才杀死了巨鳖。他左手高举鼋头，右手拉着沉没的马匹，飞鸟般跃起在水面上，仰天长啸，威风凛凛，江水为之倒流三百步，看见的人都以为是河神出世[15]。 宝剑与正义一起缄默 这真是英雄辈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剑客在江湖中诞生和死亡，他们的鲜血谱写了古典剑学的瑰丽篇章。最不可思议的暴力，与爱情、友谊、勇气和终极关怀一同生长。眉间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独的小树，却成为一座坚实的纪念碑，向我们昭示生命扩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坚硬的事物与最柔弱的生命，结成了神圣同盟。 电影《荆轲刺秦王》招贴，由陈凯歌导演 然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却令瑰丽的宝剑神话受到重创。一个武艺高强的侠士，居然因剑身过短而未能刺中秦王，而秦王则因为剑身太长无法拔出，失去在第一时间内反击的契机，若非属下提醒他把剑推到后背从那里拔出，他无疑会死于非命。 9 在这场关于宝剑性能的表演性叙事中，短剑和长剑的缺陷都已暴露无疑。就在文人们大肆渲染荆轲的英雄事迹之际，大独裁者嬴政开始冷落这种伟大的兵器。先秦时代的宝剑崇拜狂潮逐渐退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与其说是荆轲和游侠的悲歌，不如说是宝剑的悲歌，盘旋于周朝的光线黯淡的黄昏，言说着大帝国时代的陈旧理想。 楚国衰败之后，秦国承袭了楚国的宝剑制造传统。秦人是多元地制造各种铁器的天才，他们吸纳各国最优秀的工匠、剑客和剑学家，建立远东最先进的军工基地。铁剑面临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荆轲事件迫使嬴政修改其兵器战略，退出宝剑崇拜的迷局。秦国利用流体力学知识，设计出箭镞标准化工艺，把弓箭制造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精度。性能优良的弓箭，急剧扩大了秦人的战地。秦人是在弓箭上飞跃的民族，他们在自己射出的飞箭后面奔驰，征服着东亚的广阔土地。 弓箭的发达，令宝剑的语义发生了剧烈转换。它进入政治—宗教的象征体系，成为一枚无比犀利的符号，而它的实用性和嗜血性却迅速褪色。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类佩剑者：剑客（武士）和道士，官员和儒生。剑客的杀人游戏和道士的斩妖之术，都需要依仗宝剑的杀气，而儒生和官员则指望从宝剑那里获取等级（身份）与权力。《贾子》称，从前戴冠佩剑的年龄有严格的限定，天子为二十岁，诸侯三十岁，大夫则必须在四十岁；平民无事不得带剑，而奴隶则绝对不准佩剑。 圣人孔子带头佩剑，从此儒生都开始随身佩剑，但那不是为了战斗，而是表达士人的身份等级 《春秋繁露》还规定了佩剑的方式：按照“礼义”，宝剑应当佩在左边，以象征青龙；宝刀应在右边在右，以象征白虎[16]。所有这些规则，都旨在向世人标示权力的等级。在剑的问题上，流氓主义和国家主义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杀气在秦汉礼仪社会里消退了，宝剑逐渐蜕变为表情平和的器物。皇帝的佩剑是最高权力的标记，包含着行政、礼仪、身份、等级和征服等诸多语义。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家宝剑，应当就是汉高祖手斩白蛇的那把。据《西京杂记》记载，该剑上饰有各种珠宝，更以五色琉璃装饰剑匣，出鞘的时候风起云涌，剑刃犹如霜雪，寒光四射，照得内室犹如白昼那样明亮。流氓出身的专制者高高举起宝剑，向民众炫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白蛇则是权力挑战者的隐喻，它向皇帝吐出恶毒的舌信，挑战着刚刚得手的权力，犹如一个处心积虑的政治女巫。宝剑的护法功能从道观扩展到了宫廷，像狗一样守望着皇帝的宝座。 历史还提供了大量反证，以验证宝剑的权力特性。它们要重申，失剑是权力崩溃的恶兆。据《异苑》记载，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年），就在“八王之乱”兴起的前夜，宫廷武库失火，玉石俱焚，汉高祖曾经拥有的那柄斩白蛇剑，跟孔子的鞋子一起，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但也有人看见此剑穿屋飞去，不知所向。宝剑以失踪的方式，在历史中留下了一个鲜明的标记，藉此宣喻汉帝国的最后覆灭，而一个新的大动荡年代已经逼近。 唐代著名舞姬公孙大娘的美妙身姿 中古时代的宝剑，逐渐离开权力中心，露出纯粹的美学嘴脸，它甚至被紧握在女人的纤手里，充当歌舞伎的道具。剑术成了艺术，而剑法化为舞姿，叠映在那些斑驳的墓穴壁画上。盛唐的公孙大娘，以舞《剑器》组舞著称，她的表演令民间和宫廷都深为震惊。剑舞保留了凌厉的杀气，却与优雅融为一体，一方面惊心动魄，一方面柔美婉转，就连天地都发出高低跌宕的啸声。举止矜持的诗人杜甫看得动容，出手援写观感，笔下洋溢着难以自抑的爱怜。诗人的激情，在剑气和柔骨之间回旋。 但宝剑的最大危机并非来自美学，而是它被迫介入了庸碌的世俗生活。宝剑是铁血政治的象征，它渴求在征服中的伟大性，蔑视一切平庸的原则，拒绝与那些俗物和俗务合作。但随着杀气的消退，宝剑开始在历史中风化和锈蚀。民众接纳了它们，把它们当作厨房里的亲密用具。 唐朝有个叫做符载的剑客，文学和武艺双绝，身边的宝剑发出的神光，可以把黑夜照成白昼。《太平广记》引《芝田录》称，当年他出游淮扬之地，在大江上遭遇兴风作浪的蛟龙，客船无法前行，唐符载向大龙掷出宝剑，只见血洒如雨，随后风平浪静，客船得以安全行驶。后来在寒食节那天，符载去朋友人家吃粽子，米团过于粗大，普通餐刀不能施展，他便拔出宝剑将其切开。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实验，宝剑是内在脆弱的器物，它可以刺穿坚硬的盾牌，却无法抵御柔软的攻击。就在切开粽子的瞬间，它遭到俗物浊气的毒害，变得黯淡无光，完全丧失内在的灵气[17]。 古代的宝剑，最终成了民众广场舞的道具 符载事件是一个关于宝剑死亡的范例。而这无疑就是宝剑的宿命，它响应和平主义的召唤，远离暴力、嗜血和杀戮，逐渐介入日常生活，变成一些粗陋的废铁。在20世纪末期，它甚至跟折扇、腰鼓和红绸一起，成为退休保健体操的道具，占据了街道、空地和社区舞台的空间。而就在那些庸常生活的炽热地点，也就是在“清明上河图”式的世俗空间里，上古的精神性器物开始大规模死亡，依次退出人类的领地。正如铜鼎和铜镜那样，铁剑结束了对世界的统治，和衰老的铁血信念一起，沉入永久缄默的大地。 注解 [1] 《管子》：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 [2] 《十洲记》：昔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切玉如割泥。 [3] 《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 [4] 《太平广记·第二百二十九·器玩一》引《王子年拾遗记》：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至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牛马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 [5] 《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吴越春秋》（今本已佚）：越王允常聘欧冶子左名剑五枚，大三小二：一曰纯钧，二曰湛卢，三曰豪曹，或曰盘郢，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初造此剑，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洒道，雷公发鼓，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 [6] 《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酒酣，公子光（阖庐）佯为足疾，入密室裹足，使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既至王僚前，专诸乃擘炙鱼，因推匕首，……以刺王僚，贯甲达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杀专诸。 [7] 《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吴越春秋》（今本已佚）：薛烛曰，夫宝剑者，金精从理，至本不逆，今鱼肠倒本从末，逆理之剑也。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3 萧统《昭明文选·卷三十五》引《越绝书》（今本无）：阖庐无道，湛卢之剑，去之入水。行凑楚，楚王卧而设湛卢之剑也。秦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击楚。曰：与我湛卢之剑，还师去汝。楚王不兴。 [8] 《越绝书·外传记·宝剑》：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尝有。精诚上通天，下为烈士。寡人愿赍邦之重宝，皆以奉子，因吴王请此二人作铁剑，可乎？」风胡子曰：「善。」于是乃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干将，使之作铁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毕成，风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见此三剑之精神，大悦风胡子，问之曰：「此三剑何物所象？其名为何？」风胡子对曰：「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谓龙渊、泰阿、工布？」风胡子对曰：「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观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晋郑王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仓谷粟索，库无兵革。左右群臣、贤士，莫能禁止。于是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 [9] 《晋书·列传第六·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 [10]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越前来献三枚，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耶。莫耶，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祠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耶。阳怍龟文，阴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甚重。 [11] 陆广微《吴地记》（《古今逸史》本）：吴王使干将于此铸剑，材五山之精，合五精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橐，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铁汁不下，□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之，颖不销，亲烁耳，以□□成物□□，客女人聘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入炉中，铁汁遂出。 [12] 《搜神记·卷十一》：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刘有雌雄，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往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雠。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13] 《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引《吴越春秋》：（楚）王即以镬煮其头，七日七夜不烂。客曰，此头不烂者，王亲临之。王即看之。客于后以剑斩王头，入镬中，二头相噬。客恐尺（赤）不胜，自以剑拟头入镬中，三头相咬。七日后，一时俱烂。鲁迅小说《铸剑》即以此为原型。 [14] 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二十六》引《吴门表隐》：伍王剑，在澹台湖中，长五尺许，有伍子胥款，时浮水面，人取之必病，弃之即安。 [15] 《搜神记·卷十一》：齐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鼋衔左骖，没之。众皆惊惕；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杀之，乃鼋也，左手持鼋头，右手拔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 9 参见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秦本纪》等篇章。 [16] 《初学记'武部'剑》引《春秋繁露》：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出《贾子》）。又曰，礼之所兴也，剑之在左，青龙象也；刀之在右，白虎像也。 [17]《太平广记·第二百三十二·器玩四》引《芝田录》：唐符载文学武艺双绝，常畜一剑，神光照夜为昼。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进。掷剑一挥，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后遇寒食，于人家裹柜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剑断之讫。其剑无光，若顽铁，无所用矣。古人云：“千钩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其此剑之谓乎。 首刊《中国先锋评论》，2007年11月号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盲人们，摸着他们的眼皮，叫喊说这就是历史” ——加缪《反叛者》 1963年初秋，我以优异的测试成绩进了一所有名的小学念书。尽管班主任总是报怨我屁股上有钉子，喜欢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跟身边的同学“讲闲话”，但我仍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我总是抢先响应老师的提问，第一个说出他们期待的答案。我的捣蛋和我的成绩构成了正比关系。这使老处女的班主任深感困惑。 直到小学两年级，我才对这种自我分裂的情景有所察觉。我要在思想品德上来一次彻底的翻身。为了显示学习雷锋的决心，我决计狠狠做它一次“好人好事”。那是六月一日儿童节的日子，母亲很早就按约定把我叫醒。我跑到学校的教室里扫地，又用自己带去的抹布擦桌子椅子，搞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浑身臭汗，然后在同学进教室前悄悄溜走，躲到低年级的厕所里假装出恭，一直蹲得两脚发麻，以免让任何熟人瞧见。这场笨拙的道德练习，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可笑的偷窃行为。 擦车的雷锋：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淹没了我幼小的灵魂 第一堂课是新班主任的政治课，老师开始用戏剧性的语调表扬一位学雷锋的“无名英雄”：“他今天早上悄悄的做了好事，把我们的班级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个同学现在一定就悄悄地坐在我们中间，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我瘫痪在自己的座椅上，两眼含泪，周身融解在圣洁的狂欢之中，仿佛全世界都在仔细地注视和倾听。这是从未有过的崇高时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淹没了我幼小的灵魂。我是后宰门式的儿童，早熟和幼稚的混合体，犹如诡异的鲜花，盛开在集权主义的祭坛上。 但这场危险的道德实践随后就成了历史。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顽童本性获得了解放。只是由于过于年幼，我们被抛弃在运动的边缘。我和这场革命的唯一联系，就是为它跳过几场舞蹈。那时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所在的小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并且由于演出水准不错，有幸成为“上海幼小教造反总队司令部”的直属宣传队，奉命在各企业和学校的造反大会上演出，而得到的唯一的犒赏，就是美味的肉包子和榨菜蛋花汤。 我和另两个小男孩头戴白毛巾，鼻插假胡须，扮演热爱毛泽东的老农，在新疆风格的音乐里一步三晃，笑容可掬。由于身体肥胖，我跳得非常笨拙，但这却是我被老师选中的原因。我是那种可爱的丑角，一出场，观众便开始吃吃地发笑。在2006元旦的这个冬夜，越过40年的漫长岁月，我在书桌前回望时间的开端，看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胖孩，与无数成人一道，为酷烈的红色革命，幸福地勾勒着喜剧性的花边。 孩子们在文革中与无数成人一道，为酷烈的红色革命，幸福地勾勒着喜剧性的花边 但正是在这样的在喜剧表演里隐含着无限的杀机。派系斗争时常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有一次我们在郊外的焦化厂演出，台下两个派别突然激烈开打起来，有人当场被飞舞的铁棍打死，鲜血和脑浆一直溅到了台上。人们惊叫着四散而逃，而我们则吓得赶紧从台上溜走，由两个好心的工人带着，沿水渠逃出了暴乱的厂区。我们在路上拦车，花容失色地回到了上海。 我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传队的一个11岁小歌手，不幸死在武斗的混乱现场。她是一个面容俏丽的女孩，却酷爱风格坚硬的军装。当她浑身包裹在粗陋的制服里时，俨然一个袖珍型号的女兵。这身装束就是她被造反派误伤的原因。她是宣传队里最照顾我的姐姐。每次上车，她都给我留个位置，然后冲着我大喊：这里这里！她的笑魇就是我的安慰。我用她清亮的歌声，编织过关于音乐的初级梦想。但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犹如一株被无情践踏和揉碎的植物。她是我记忆中最温柔完美的形象。我和其它几个小伙伴一起，抱头大哭了一场，痛悼神仙姐姐的夭折。她的母亲也是个美丽的女人，她神色苍白地来到学校，又掩着脸绝望地离开。从此，她和她的一切都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文革”老照片（摄影者不详）：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犹如一株被无情践踏和揉碎的植物 但死亡却因此变得离我们很近，仿佛就悬挂在自己的前额上。宣传队被下令解散了，我回到家里，变得无所事事。在那个年份里，街上很少有我这样的胖孩。夏天出门去，老是遭到围观，甚至被人摸着胳臂说：“这个小人真好白相”（这个小孩真好玩）。害得我不敢穿短袖衣服出门。父亲见我万般苦恼，就说还是练拳去吧，练练拳，你就会瘦的。他把我带到附近的一所公园，见了一位姓何的少林师傅，请他收我为徒。从此我开始了练拳的江湖生涯。 与酷烈的文革景象截然不同的是，公园是安祥而和谐的天堂。逃避“运动”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临时的栖所。到处是练拳的人群，还有带孩子在草地上散步的端庄女人。我在这里压腿、拉韧带，练习12路弹腿、小黑虎拳和陈式太极拳。我还有一大堆师哥师弟，个个肌肉发达，拳脚坚实。而我只是混杂其中的一支滥竽，成天摆着虚浮的花架子，不肯下工夫苦练，只是每天去公园玩耍，看阳光、浮云、苍狗、拳民、幼童、老妪和变幻的大千世界。 在宁馨的黄昏，公园里人渐稀少。夕阳斜射在东正教堂的天蓝色圆顶上，似乎要关闭一个正在凋谢的童话。有个老翁兀自站着，面朝树丛，神色庄严，仿佛陷入了沉思。他的影子被拽得很长，一头在他脚下，另一头悄然爬上了我的脚面，而他的孤寂像水流一样注入我的身体。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转型成了一个感伤少年，很容易被黄昏的光线所伤害。 以后学校开始恢复秩序，我们重回课堂，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接受新体制的规训。每天早晨，我们迎着凄厉的寒风，在《东方红》的乐声里观看升旗仪式，然后是第N套广播体操。那些稚嫩的身躯，瑟缩在过于宽大的粗布衣服里，宛如一些营养不良的豆芽。操后，我们排队走回教室，先由班长大人高喊“全体起立”，班长领词叫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体跟着叫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班长大人又喊：“敬祝林副主席――”，大伙又跟着高声狂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开始集体背诵“老三篇”，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直到最枯燥乏味的《反对自由主义》。每天里最无聊的时刻降临了，我们高声吟诵，像和尚念经一般，蓄意发出古怪的拖腔，藉此改造着无聊的仪式，令它散发出油滑可笑的气味。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贴着毛泽东表情慈祥的画像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贴着毛泽东画像，他长得跟慈祥的老太太似的，终日注视着我们这群小王八蛋，发出不动声色的微笑。在画像的两边，分别贴着他老人家为我们书写的座右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个字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卑微的居心叵测的灵魂。 语文老师，一个脸蛋滚圆的高大女人，正用她的上海普通话念着课文――“王杰叔叔奋不顾身地推开了战友，扑在炸药包上……”，她表情生动的讲解，低回在顽童们发出的纷乱噪音之中。这通常是课堂偷袭战的时刻。各种粉笔头、纸团和话梅核开始在教室里四处横飞。被打痛的男孩子开始怒骂，女孩则在一旁嘻笑。老师在讲台上用力拍着教鞭，气得满脸通红。课堂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1968年的冬天，我们就这样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操场里的学生大叫大嚷起来。我们把脑袋伸到窗外，看见东边天空上出现了巨大而阴险的烟柱。所有的孩子都涌出校门去看热闹。我们沿着永加路向东狂奔，最后在陕西南路口看见了火源。它燃烧在“文化广场”的庞大建筑里。 巨大的火焰从墙垣里喷射出来，发出地狱般的酷热。我感到整个身子变得灼热起来，仿佛与那座可容纳上万人的建筑物一同燃烧起来。随着火焰的走势，看热闹的人群不时发出惊呼，狼狈地向后逃开，随后又涌回原先的地点，远远看去，仿佛是一些随着火焰舞蹈的波浪。有人跌倒了，又被其它人踩伤，发出尖利的惨叫，现场变得更加混乱。 我们中没有人加入救火行动。面对巨大的火势，甚至消防队的水龙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黑色的烟柱不断上升，伞一般在城市上空徐徐展开，遮蔽了衰弱的冬日。到了傍晚时分，上海最大的建筑物在烈焰中慢动作崩塌，化为悲壮的废墟。几根残剩的发黑的钢架，像胳臂一样固执地指向天空，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一宗隐秘的罪行。但新政府用隔离墙挡住了那些残骸，企图遮蔽这个可耻的景观。方圆十几里的地面上，到处散布着从烟柱中跌落的黑色碳灰，好些天都难以清除，犹如一些细小生命的尸骸，为那场革命作了噩梦般的诠释。 在尼克松面前跳舞的女孩：我们被是天生有罪的生灵，只有借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沾满资产阶级尘土的灵魂，才能获得被救赎的契机 第二天回到学校后，前去看热闹的学生都被要求做书面检查，因为我们没有奋勇参加救火行动。我很真诚地招认了自己的怯弱，并且发誓要向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叔叔学习，在下一场火灾里改邪归正，争当一个自我献身的少年英雄。在那个年代，这种集体内省活动有一个古怪的名称，叫做“斗私批修”，它严厉地要求孩童的精神自虐。我们被是天生有罪的生灵，只有借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沾满资产阶级尘土的灵魂，才能获得被救赎的契机。 但就像所有的灾祸那样，在这场空前的火难里，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足以让我们这些胆小鬼羞愧到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恰好是我的小伙伴Z的三哥。他的照片和因救火而英勇牺牲的事迹，被显著地张贴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成了所有红色少年的伟大样板。 Z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比我小三、四岁，长着一对黄黄的大板牙，小脸上永远挂着无忧无虑的鼻涕和笑容，他喜欢跟我这样的“大人”玩，成了我最忠实的“跟班”。三哥的死并没有影响他的玩性。火难发生的第二天，他就跑来跟我玩，好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他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他并不在乎少了一个。 但对于Z来说，这其实是他家庭失去的第三个成员。他的父亲因反革命罪，在1965那年被枪毙。他母亲是中学教师，颧骨高耸，面容丑陋，却有着惊人的生育能力，差一点就成了“英雄母亲”，但在文革的高潮里，她却因参加过“三青团”而沦为批斗的靶子。除了白天在学校里挨整，回家后还要接受全体亲生孩子的严厉批判。 Z的大姐是红卫兵组织的领袖。我至今还能依稀记得她的形象――一个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的高颧骨女人。也许因为出身不好，她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为激进，并在虐母方面显示出惊人的原创性。每天晚上，她都要率领众弟妹围攻母亲，逼迫她在家门口下跪，反省和忏悔自己的罪恶。她在子女们的“打倒”口号声里沉默，偶尔也作小声的自我辩解，甚至发出低低的哀求。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这样一直折腾到午夜，她才被准许起身进屋睡觉。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蓄意导演的闹剧，它旨在向外人宣告：她已经与反革命老妈划清了政治界线。 数天后的一个上午，人们发现了Z母的尸体。她乘孩子夜半熟睡之机，缢死在自家的厨房里。在死亡的前夕，她甚至烧掉了所有的银行存单和剩下的少量现金。让那些忘恩负义的小瘪三们饿死去吧！我猜想，她一定带着这最后的诅咒，大步逃离了地狱般的家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她热烈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向祖国最遥远的边陲进发，从此变得杳无音讯 现在，基于那场意外的大火，一个新的道德英雄终于从反动家庭里脱颖而出了。这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的非凡意义，超越了寻常的政治逻辑。新政府很乐意接管这个家庭的生活开支。他们没有成为沿街乞讨的政治孤儿，而是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面目，成为文革中最幸运的家庭之一。但大姐完全可以从世人的眼神里读出内在的鄙视。她对此的迷惘和恐惧是我们无法觉察的。几个月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她热烈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向祖国最遥远的边陲进发，从此变得杳无音讯，犹如一朵熄灭在夜空上的焰火。 她的逃亡在家里形成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但不久后，Z的二哥就接过了大姐的革命传统，继续践踏着母亲的政治遗体前行，并因此成为新一代的思想标兵，先是被提升为上海市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继而成某工业局的革委会副主任。只有那个最年幼的小弟，继续跟我在一起玩耍，下棋、习拳和看小人书，对这些热烈的家庭事变置若罔闻。 整个小学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是我一度被老师选中，参加在虹桥机场欢迎柬埔寨总理西哈努克亲王的仪式。这是一项无比荣耀的使命。我确信被选中者都是学校的精英份子，代表着革命的未来。我们每天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在酷热的阳光下操练，学习立正、稍息、向左看齐、齐步走，向后转……。我甚至要求母亲为我买一双白色球鞋，每天用清水轻轻拭去尘土，保持它的洁白，以便更好地向神圣的团队靠拢。这是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操练。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而灵魂却在剧烈地变红。 西哈努克访华：我一度被老师选中，参加在机场欢迎柬埔寨总理的仪式 但这场难苦操练的结局却出乎意料。两个指导老师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作为失败者的一方，我被无情地淘汰出局。这是我童年时代遭受的最大的心灵创伤。老师在大会上宣布参加欢迎仪式的正式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向校革委会主任申诉，他哂笑着推开我，好像在推开一件愚蠢的物体。就在那个时刻，正义在我面前崩塌了，带走我了对理想的最热切的企望。我无限痛苦地懂得，即使在最明亮的正午，我们都无法规避丑陋的阴影。 是的，在1970年的秋天，我被一架掌控人民灵魂的权力机器推开了，成了真正的精神弃儿，流浪在我自己的家园。我脱下了制服，并且再也没有穿过那双白色的球鞋。就在2006年元旦，当我在书桌前凝视童年的命运时，我才真正懂得，正是那次意外的打击拯救了我。我看见，13岁的盲人在那个时刻死掉，又在那个时刻获得了秘密的重生。 2006年3月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一个1957年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是一个生命的谶言，它宣喻着童年的饥饿主题。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不可索解的谜团。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她的长相：粗壮、矮小、性格阴郁。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那是母乳或牛奶的代用品，混合着牛奶、面粉和葡萄糖和蔗糖等成份。我在这种糊状物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亲切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细小的骨头，仿佛是遥远而隐秘的亲人。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买回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成片的小高炉：我出生于大炼钢铁的年代 可以与奶糕媲美的另一种气味来自鱼肝油。据说它是鲸鱼肝脏的提取物。母亲用玻璃滴管把这种油性液体滴在我的舌头上。特殊的气味从舌尖迅速弥漫到齿间和两颊，继而扩散到整个头腔和身躯。这是美妙而短暂的时刻。芳香慰抚剂打开了我对于气味的初始记忆。 但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F，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1960年，瘦骨嶙峋的全家摄于上海豫园：对食物的憧憬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 盛夏季节里的最高食礼遇，是4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或者八分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中午时分，尖锐刺眼的阳光直射在弄堂里，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地，被烤得无比灼热，反射着刺目的亮光。没有人在那里走动。而我的手心里则攥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四分钱，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期待着卖棒冰老太的出现。那一声“光明牌棒冰”的吆喝，犹如伟大的信号，全弄堂的小孩都欢腾起来。而在正午的短暂狂欢之后，大地重新沉陷于冗长的令人窒息的缄默之中。所有的人都在渴望着黄昏时刻的到来。只有蝉在稀疏的梧桐树枝上大声叫着。它们嘶哑而嘹亮的声音，是关于酷暑的唯一的生命礼赞。 F的外婆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老人，骨瘦如材，却贪吃成性，我偷偷送了她一个“臭虫”的绰号。她的儿子媳妇是有点级别的干部，受用着百姓所没有的特供品，但那些珍稀食品最终都化成了“臭虫”的排泄物。她每天要吃八个鸡蛋，大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幢楼房。她的快感就是邻人们的灾难。她走进公共卫生间时，我们只好放弃玩耍，赶紧逃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企图把臭气拦截在门外，但它还是不可阻挡地溜进了每家每户。后来“臭虫”因吃得太多，居然在医院里活活撑死了。我妈那时居然很严肃地教育我说，那是“鸡蛋中毒”，小孩子要是吃多了，也会死掉的。但我至今都没能从医书上找到这种古怪的疾病。 比起那些乡村孩子，城市孩子多少还有一些可怜的零食 尽管鸡蛋的“毒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糕饼渐次复活了，萨其玛、杏仁酥、油枣，糖糕，这些粗鄙而美妙的食品，像稻菽一样从店铺里生长出来，稀稀拉拉地分布在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向嘴馋的孩子们炫示着一种难以企及的存在。 孩子们的零食是一些更为廉价的物品。小学生最常见的的“波普食物”，是一分钱一包的“盐津枣”，它长得跟小鼻屎似的，混合着和陈皮以及甜、酸、咸的复杂口味，足以满足味蕾发育和口唇早操的需要，更由于颗粒众多，可以应付很长时间。它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耐人寻味”的食物。 大些的女孩，更青睐于三分钱一小包的“桃板”。它是一种连核一起对剖的桃干，用盐腌制，咸度惊人。一个桃板通常能在嘴里含上整整一天。刚搁进嘴里时，你会觉得掉进了盐缸，但随着盐分的溶解和消散，甜酸气味开始缓慢涌现，与口水一起充盈着舌尖和两腮，幸福感在桃板与齿颊的缝隙间悄然生长。有零花钱的孩子，还会用话梅、嘉应子、橄榄和西瓜子来慰问自己饥渴的胃口。每天下课之后，女孩的课桌箱里总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深褐色的果核，犹如新生代被子植物的残骸。轮到我做卫生值日时，我必须费劲地清除这些女孩嘴里吐出来的秽物。从此我鄙视所有好吃零食的女孩。 大多数男孩拒绝这种零食，因为它们是男人尊严的死敌。母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即便嘴馋，也没有消受这些美食的福份。在小学期间，男孩们的最高“食物”就是香烟，它成为反叛和标榜成熟的记号。我厌恶香烟燃烧后的气息，却迷恋烟草的浓烈香气。我收集了各种牌子的香烟壳，从“熊猫”、“红双喜”、“大前门”、“飞马”到“光荣”和“劳动”，被残留在里面的烟丝所迷恋。它们被我夹在用过的教科书里，堆叠在书桌上，仿佛是一个细小的纪念碑，渗透着我被压扁了的叛逆信念。 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重油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砺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能记住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之久，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食物匮乏的年代重新返回了大地，变得更加悲苦起来。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古怪的票证出现了，从糖、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到肥皂和草纸，所有日常食物和用品都被打上定量供应的标签。虽然粮食并不缺乏，但却都是发霉变质的陈米，淘洗时，水会因米里的大量霉菌而被染成绿色。每户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和半斤豆油，必须极其俭省地加以规划。家庭主妇的智慧被紧急动员起来。她们要从极其有限的资源中，尽其可能地榨取生活的乐趣。 文革后期凋敝的北京郊区农村：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 1971年，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开始紧急战备囤积，用积攒的票证采购了许多砂糖、盐、肥皂、草纸和火柴。这些东西后来却成了巨大的累赘。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用完。那些白糖（俗称“绵白糖”）被分别盛放在几个大砂锅里，最后都长出了黑色细长的虫子，噩梦般爬行在黑暗的壁橱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唯一的盛宴，它怒放在清教主义革命的现场，犹如来自天堂的赏赐。 文革中抢购食物的场景 春节购物成了一年中最为艰辛的工作。在大年夜的前夕，人们必须长时间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1977年，毛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厂里的同事Y特地放弃了自家的需要，陪我一起在嘉善路菜场通宵排队。由于肉摊和鱼摊过于混乱拥挤，我们只能指望从限量供应的“盆菜”摊那里获取资源。盆菜的供应方法是每个排队者一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能多得一份希缺的食物。 为了防止插队，纠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胳臂上都写了编号。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像蓝灰色的蠕虫一样，在黑夜里绵延到几里地外，场面壮观，犹如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高声叫骂，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静观。我和伙伴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缩，尽量挤在作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和无聊的笑话取暖。我的长满冻疮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只破旧的竹篮。它是菜市场抢购者的身份标志。 在阴冷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买了一大堆所谓“鱼丸”和“肉丸”胜利而归。但这些丸子的主要成份，不过是些劣质的淀粉组合物而已。这年春节，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吃这种可笑的面团，以致许多年后我看见鱼丸和肉丸，都会产生呕吐的感觉。 永嘉路一角：当年群殴的现场，现在已是面目全非 在食物匮乏的冬天，为食物翻脸和打架是家常便饭。女孩子为了多吃少占，彼此结下深仇大恨，甚至终生不再说话；而男孩则为了香烟和吃零食的女人发生分裂，打得头破血流。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发生的一场最凶狠的斗殴，就是因食物而起。一个女孩偷了另一个女孩的食物，被窃者叫来了她的男友，煽了女小偷两个耳光。女小偷哭着逃开去，并且誓言要报仇雪恨。中午放学时，打人的男孩在校门口遇到了七八个外校的流氓，被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他伤势痊愈了之后，又招来了更多的少年打手展开反报复。他们在女孩家附近的弄堂里伏击她，把她的衣服扒光，施行轮奸，然后割下她的耳朵扬长而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凶残的一次斗殴。食物变成了令人胆寒的凶器，滑行在生命的链锁上。 食物政治学就这样支配了人们的仇恨和友情。那时的女生拉帮结派，主要的拉拢手段就是食物。一枚话梅就能换来一个全新的盟友，她们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互相好得能穿一条裤衩，但转眼间就会为了另外一粒话梅糖而背叛先前的伙伴。这种零食至上主义的生活立场，构成了女生社会的古怪秩序。男生之间从不那样。他们鄙视这种小娘儿们的行径，但男生讨好女生的方式，却并未跃出食物政治学的范围。 这类弄堂口的烟纸店（杂货铺），就是我们获取零食的的圣殿 食物是偷情者彼此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付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女孩曾经住过的老宅：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手套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在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青豆、胡萝卜和黄瓜粒）和一份糖醋黄鱼，幸福地大啖起来。这是我在七十年代所能吃到的最奢侈的夜宵。 有时，我们也去位于淮海西路的上海牛奶公司门市部（俗称“牛奶棚”）去吃两毛钱一杯的“掼奶油”，那是牛奶和奶油经过高速搅拌后的混合物，在那些初秋的黄昏，在茂密的梧桐树下，在那座简陋的建筑物里，资产阶级奶香飘散于清凉的空气之中，仿佛有一种细腻柔软的爱在静静地融化，慰抚着我们如饥似渴的肠胃。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但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就在那个时刻和地点，我们被预告了毛式清教主义革命的终结。 2005年8月27日完稿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文革后期：放学后的北京孩子 文革是自由游戏的光辉年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尽其所能地嬉戏和狂欢。这个国家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孩提的庆典。教育、管制和束缚崩溃了，世界蒙上了一层诡异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微笑。越过诸多的苦难，一种新的法则在儿童的王国里建立起来，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辟游戏的伟大道路。 这是一种完全版的乡村化经验。儿童用品商店已经关闭，越过紧闭的玻璃门，可以看见空空荡荡的货架。只有那些杂货铺和五金店还在继续出售铁丝、橡皮筋、火药纸或劣质糖果。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初级材料，填补了城市顽童的空虚。 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从弹弓到火药枪、又从轴承车、滚铁圈到响铃和风筝、从猜汽车票、纸版刮片、抛接麻将牌、跳橡皮筋、跳绳、顶橄榄核、打玻璃弹子。我们无所不能，无恶不作。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缝隙里，全体儿童放射着纯洁的革命光芒。 但在游戏方面，我始终是一个弱智。在记忆里，我似乎没有成功地玩过任何一种游戏。这情形就像我的算术。考大学时，我数学仅得了两分，不过当时并未遭到异议，这是我比那个韩寒更为庆幸的地方。我在游戏方面的智商，甚至还不如那种整天坐在家门口玩鸡巴的男孩。 跳橡皮筋的女孩（1974）：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 王小八，是王八，坐在门口玩鸡巴，一玩完到十七八，鸡巴漏水都不擦。这首童谣曾经流传一时，犹如一个意味深长的咒语。在玩具严重匮乏的年代，男孩玩鸡鸡的游戏开始盛行，天生自备的玩具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利器。我们有时在弄堂僻静处举行比赛，看谁的小鸡最大。一次我们刚刚亮出家伙，就听得楼上哪家窗户开了，响起一个老女人的高声呵斥。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里弄干部老太太闻风出动，蹬着一对解放脚，在我们刚才的犯罪现场转来转去，用犀利的阶级斗争鼻子闻了半天，然后悻悻而去。我们则躲在远处的拐角后面胆战心惊地观察动静，天黑了才敢回家。后来就再也没敢在公共场合干那勾当。我们被迫收起身体的最纯真的玩具，像收起一件反动的凶器。 除了原初的身体游戏，我最早参与的公共游戏都拥有一个非常乡土化的面貌。我在楼下花园里栽了几粒玉米种籽，每天浇水，指望它们会冒芽生长，但它们都在泥土里睡着了，我终究没有见到它们的倩影。后来我又紧跟潮流养蝌蚪和小鱼。我和隔壁的伙伴相约，远足到附近的郊区，看见金黄色的油菜花盛放，田野的气息令人心醉。绿色的水面漂浮着水葫芦、浮萍和各种无名水草。我们用网打捞蝌蚪、小鱼和鱼虫，顺便也取些水草。其他人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乘机游上一会，我则在一边静观。到了黄昏，我们满载而归，裤兜里装满了对乡村的天真记忆。 外婆和她的双胞胎外孙女：童年时代的弄堂风景 玻璃瓶成了一个透亮的神奇世界，里面储存着自然的清新秘密，像一个缩微了的童话奇境，其间包含了我对生命的全部爱意。但由于水中投放了太多消毒制剂，蝌蚪每次都会迅速死去，只有水草安然无恙。后来学会了把水放养一周，让化学物挥发后再用，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作用。脆弱的生命仍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毒性。奇怪的是，我却饮着这种毒水茁壮成长，浑身是毒，结实得像头小猪。 我还一度迷恋上了养蚕。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我喜欢把它放在手里。那些缓慢蠕动的小足挠着我掌心，犹如一片窃窃私语。由于养蚕风气炽烈，桑叶发生严重匮乏。为了填饱这些宝贝的肚子，我用糖果去交换有关桑叶的情报，然后走很远的路去寻找一棵尚未被洗劫的树。 不久蚕开始吐丝。这是它们一生中最庄严美丽的时刻。我废寝忘食地看着，像观看一幕辉煌的戏剧。柔软的生物实施着自我禁锢，它们在编织一种洁白而残忍的希望。一切都显得如此从容，洋溢着我所能理解的那种诗意。我的鞋盒里逐渐塞满了椭圆形的茧子。数天以后，一些肥硕的蛾子从茧子里诞生了，它们拍打着翅膀在原地打转，却无法飞翔，像一堆残废了的零件。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使我感到绝望。我耐心等待它们的灵魂飞进天堂，然后把它们丑陋的尸体连纸盒一起扔进垃圾箱里。 他们在黑夜中展开了屠猫行动 在热爱一些生物的同时，我们也仇恨另一些生物。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嗥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于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嗥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 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争，甚至连一些长的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 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 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嗥中化成焦碳。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阿三后来为此被送进一个“学习班”关了三个月，原因是他发动的屠猫行动损害了伟大领袖的形象。他很侥幸。如果在文革初期，他将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他出来后对我说过，杀猫跟杀人一个样，大概没啥两样。他从此得了个“敌敌畏”的绰号。后来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1978年阵亡于越南战场，成了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 除了屠猫，我们也屠杀从蚂蚁、蜥蜴到老鼠的所有生物。文革就是一场全民虐杀游戏，儿童版的虐杀似乎只是它的一种美妙延伸。在爱恨交织的童年，豢养和谋杀是同样坚实的丰碑。世界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永久的欢乐。胆战心惊的狂欢把我拖向了无邪的罪恶。我们就此进行着生命的初级交易。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当然，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歌星，他在天安门上的歌唱，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怒气。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 当剪纸在民间风靡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头像和高举红旗的士兵成了最夺目的主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先到文具店买一种叫做“蜡光纸”的单面彩色上光纸。借来纸样后，把蜡光纸覆盖在上面，用铅笔平涂成拓片，而后在拓出的印痕上开始雕刻。由于拓痕模糊不清，刀片太钝，刀法又很拙劣，我从放学干到午夜，却老在最后关头刻断，前功尽弃，最后只能放弃这种过于精细的游戏。 “文革”后期北京乡村小学的课堂 文革初期的另一流行时尚，就是自制毛泽东像章。楼下的一个男人，是一家热水瓶厂的厂医，却每天躲在家里给铝质翻模的毛泽东像章毛坯上色，整幢楼房弥漫着化学溶剂“香蕉水”的浓烈气味。据说是在为工厂里的某派造反队秘制精神武器。这种工艺的神秘性令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无可名状地爱上了这种气味，甚至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在硅酸盐所工作的舅舅送我了一些陶瓷像章白坯和毛泽东头像贴纸。我喜出望外，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把贴纸用水浸湿后贴在白坯上，然后揭下上层膜纸，毛泽东头像就可“印”在上面了。此后的工序就是拿到煤气灶上去烘烤。但直到把洁白的瓷片烤黄，伟大领袖的头像还是一刮就掉。当时并不懂须用高温烧制，白费了许多时间。这一实验再度证实了我的弱智。我还试图用药铺里买来的熟石膏翻制伟大领袖的头部侧面浮雕，也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制造史上，这双长满冻疮的小手，书写过了平反而伟大的一页。 胸前佩戴大量毛泽东像章的士兵 后来，科学变得越来越时髦。按照书上的知识，我买一个纸质的线圈和一个粗大的蜡质电容器，指望从耳机里听到电台的播音。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矿石机只有沙沙的噪音。邻居小孩骗我说那就是太空的信号，我起初真的感到无限神秘，时间久了才明白，那不过是个声音的骗局，被胡乱缠绕在一堆紫红色的细铜丝上。 不久，半导体出现了，我又开始买晶体管来安装单管机，后来又逐级升到四管机。牛庄路跳蚤市场和襄阳路旧货商店里到处晃动着科技群众的身影。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购置了电烙铁，家家弥漫着焊锡与松香的混合气味。我的那个黑白镶嵌的塑料壳子里更换了多次等级，但依然品质恶劣，只能收听一个电台。除了本地国家播音员的声色俱厉的社论，就是样板戏的高亢歌唱。最后在被不慎摔了一次之后，它就永久地沉默了。后来从太原路搬家，我毫不怜惜地把它扔进垃圾箱，像扔掉一个可耻的记忆。 但许多人成功地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高手。我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台七管机，居然可以收听短波。这个伟大的科技奇迹曾经令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世界一不留神，向我们开启了一道秘门。我们开始集体偷听“敌台”，冒着巨大的危险。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电台，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点。 我们把门窗紧闭，拉上简陋的窗帘，神色紧张地从太空的杂音中辨认那些来自外界的只言片语。台湾电台最为奇怪，每一次都在新闻后进行特工寻呼，说着古怪的联络暗语，它们是一些四个一组的数字，令我们的窃听行为变得更加可怖，仿佛那些指令就是对准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出的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互相猜疑和打量，看周围有谁长得更像那个被呼叫的特务。 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人物原型：她们是国家美学体系中的经典儿童造型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这场战战兢兢的窃听运动遍及了整个中国，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最富戏剧性的后果，它是极权制度下最初的自我解冻游戏。但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个我们附近的“偷听小组”遭到检举，五个人全部进了监狱，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而为首也只有16岁，却被判了一个“死缓”，最后死在江苏劳改营里。他那个容貌秀丽、令所有男生都垂延三尺的小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据说是为了复仇。有一天警察得急病死了，我们大家都坚信那是个美丽的阴谋。我们至今都守口如瓶。 文革后期我进入中学，在科学上终于有了点细小的进步。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学小组，开始投身于天文学研究。我的老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每个周末给我们上课，讲解天文学历史，从赤道到黄道，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从天体物理学到地球物理学。我总是被他所描述的世界弄得心潮澎湃。银河与恒星散发出的魔法力量征服了我，使纯真的灵魂听到了上天的召唤。 我们每周轮流值班，爬上大楼顶部，用一架1935年的德制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和流星，并在记录表上写下结果。宇宙的美丽和令我心驰神往。暑假里的那些夏夜，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一个圆号在远处什么地方柔和而悠扬地吹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天籁。流星掉下来时，我一直渴望接住它，就像接住透明的雨滴。 我掌握着通往大楼顶部的铁门钥匙。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国度。在中学时代，上顶楼看天成了最开心的日子。天体美学启蒙了我的精神，我阅读康德与恩格斯的著作，被那些美妙的天体结构弄得心旷神怡，指望能从望远镜里看见宇宙生生死死的脉动，它超越了国家提供的精神边界，展示出宇宙法则的细小一角。微弱的光线越过透镜，抵达了宇宙的内部。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被悬挂在那里的某棵树上，像一件印满了星辰的布衫。 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 我们有时也把望远镜放低，去偷窥远处人家的窗口。光学透镜的原理改变了观察人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被倒置的图像：一个女人穿着睡衣颠倒着在房间里行走，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了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被一种青春期的想象逼得脸上发烧，心脏狂跳，仿佛看见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件奇怪的事情，一个男人从汾阳路口五层楼的公寓上爬出窗口。他站在上面很久，好像一直在犹豫。最后他掉了下去。远处的大街上很快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活生生死去。城市戏剧拉上了悲惨的一幕。 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中学毕业典礼，我结束了我的童年，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我进了一家工厂的技校，在那里学习钳工的技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那里，一年后，大街上传来了毛泽东的哀乐。在阳光底下，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则在静观。人民表情复杂地眺望着未来。我知道，一个喧嚣的时代正在动身离去。 2001年10月于上海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环。在那个地点，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象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我仍然在奔跑，但速度在逐渐减慢。后来我终于停下来了。母亲举起了痰盂。撒了一泡尿之后，我又回到了黑暗。 另一个来自两岁时的记忆也与这张大床有关。母亲的肚子高高隆起（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正怀着我的妹妹），而我在一旁奔跑和跳跃。当感到累的时候，我一屁股坐到了母亲的肚子上，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个很好的坐具。我记得母亲开始大声叫疼起来。父亲从外面赶回来了，救护车把他们带去了医院。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即刻便流产了。 我杀死了我唯一的妹妹。 佚名《梦魇》：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 这些破碎的记忆拼凑成了最初的生命景象。它首先与床有关，而后与死亡和逃亡有关。我的负罪感和对于小女孩的怜惜，从此成为伴随我的忠实的影子。 我家的房子位于上海西区旧法租界的中心，是一个西班牙式花园住宅的小区（后来被称作“太原小区”）。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狭小的窗户、拱形的门楣和光线黯淡的走廊，混杂着法国梧桐、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这些部件投影在一个孩童的记忆深处，焕发着一种经久不息的阴郁的美。 在幼儿园时代，我最美好的记忆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带我去附近的地段医院看病，踩着近午的柔软阳光，走过那些为美丽的花园而修筑的篱笆。常春藤和牵牛花在微风中摇晃，弄堂和马路上几乎寂然无人，宁馨得仿佛睡去了一般。春天散发出爱的芳香，令我融解在这白昼的温甜之中。但这幸福的岁月过于短暂，我还未来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于房租高昂，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任总统黎元洪的长子等等。只有我爸我妈是普通的中学教师。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已经念小学两年级了。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而我的一年级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对的大革命的第一个祭品。 文革的烈火突然间汹涌地燃烧起来 陶是个面容凶恶的老处女，兼教我们启蒙语文：识字、拼写和说话。尽管语文成绩全班第一，但由于喜欢上课时“做小动作”，我还是成了一个“坏孩子”。除了罚站之外，每一次家长会，她都要控诉我屁股上长着钉子，让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妈的无数“教训”。后来我心生一计，家长会刚刚举行，我就从学生的行列中飞奔而出，跑到母亲跟前狂吻她的脸颊，进行超前感情投资，以免等一会老师告刁状后回家挨揍。这一举动引得在场的家长们哄堂大笑，弄得母亲满脸绯红，很不好意思。但这计谋还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没有说我的坏话，看我的眼神甚至还有了一丝罕见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亲近的冲动。 但我终究没敢去亲吻女教师的脸。1967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批判对象。第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她就在我当时上课的教室悬梁自尽了。那教室是一幢单独的灰色小楼。她乘着夜深人静，用绳索系在楼梯顶端的木栏上，怒气冲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一个亲眼看过现场的同学告诉我，她的吐着舌头的死状，比生前更加狰狞可怖。那幢小楼以后被贴上封条，空关了数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时可以看到微弱闪烁的火光，但没有人胆敢上去探察，据传那是她的鬼魂在楼上徘徊。 小学生张贴大字报：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 班主任的自杀是一个微妙的信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紧急撤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户犹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大批红卫兵开始在我们街区出入，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抄家运动。我们全家都恐惧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楼下突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母亲赶紧关了灯，从窗帘后向楼下偷看，整条弄堂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的造反队，手持木棍，秩序井然，犹如经过严密训练的士兵。整幢房子都在恐惧中沉默着，没有人胆敢前去开门，也不知道今天该轮到谁家倒霉。最后他们敲开了大门，把底楼的那家印尼归侨的家抄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与剩下的另外两户人家则暗自庆幸：今天又侥幸躲过了一劫！ 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人能侥幸逃脱 这样的情景后来越来越像家常便饭。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机。一些人被造反者从家里赶走，而另一些人则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过狭小的窗户都能看到，殡仪馆的丑陋的灰色运尸车无声地驶入，停栖在某个我所熟悉的门牌号码面前。从房子里抬出了自杀者的尸体。其中一些死尸已经变形。越过白色的尸布，可以看见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这是一种恶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静静地围观。令人作呕的死亡的恶臭，像瘟疫般在四周弥漫。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永嘉路第二小学的操场：这棵百年大树成了岁月的证人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那群佩带红色袖章的学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过于年幼的人民群众。 母亲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就在马路对面，高干子弟居多。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其间诞生了一批极为凶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当时的造反界名声显赫。红卫兵只要一抬脚，便可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幸免于难。由于有教师检举揭发，一群表情严肃的小女生曾经来家里考察了一番，发现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国钢琴（我母亲曾经是音乐教师），就剩一些不起眼的旧家具，沙发的罩布上还打着补丁（在当时，补丁是无产者“艰苦朴素”的道德标记）。她们为此下的结论是：我母亲“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尽管后来父亲被关押审查，但有限的家产终究没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苍，留下了这架钢琴，它后来成为伴我度过漫长的少年时代的密友。 文革批斗大会场面之一：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 陈独秀的孙子比我大两岁，长相有些古怪，头颅的比例明显小于身子，因此得了一个“小头”的诨号。我们有时在一起玩耍，但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情诡诈，手脚又不干净。一天，我向他出示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结果那书转眼间就不翼而飞。父亲说，一定是他偷的，遂教了我一个妙法。我立即就去“小头”家对他说，我还有另一本好书，但须用那本童话交换。“小头”眼睛一亮，从毛线衫里戏法似地掏出了失踪的书——他居然还没来得及“销赃”！从此他被列入我们家不受欢迎者的名单。 陈独秀的这个女儿，可能是他晚年红杏出墙的结晶。她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丈夫因现行反革命罪而遭到枪决，独自领养着儿子，顶着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政治恶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这时已经得了癌症，眼见她日渐消瘦下去。她从我家门前走过，穿着灰色女式中山装，脸色发黄，表情呆滞，从不与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犹如一个孑然而行的女鬼。由于对不肖儿子的绝望，她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在外面吃着馆子，享受生命的最后大餐。在她死后，“小头”一无所有，被送到新疆与表姐一起生活，从此下落不明。 我的同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的孙女。她生下时是个阴阳人，需要动手术切除其中的一部分器官。祖父爱女心切，切除了其男性器官，希望把她变成一个女儿身，结果铸成大错。小学一年级时，她坐在我隔壁，虽然留着小女孩的短发和刘海，却喉结突出，发出成人男子的嗓音，而且皮肤黝黑，面目丑陋。这显然是对她祖父杰出的外科技术的严重嘲弄。不仅如此，她的智力只有三岁，成绩一塌糊涂。每逢下课，她就面对墙壁站着，仿佛一尊雕像。文革爆发后，她就不再来上学了。但时常还能在他们家的豪宅前看见她。她把带有湖石假山的前院的大门开个小缝，向四处偷偷观望，见有人走来，便赶紧害羞地躲到门后。后来这幢豪宅遭到查封，她们全家被赶进了汽车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 红卫兵在全国查封了大批公共机构和私人住宅 1967年红色风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邻居一夜间从空气中消失了，那些表情傲慢的小男孩和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也都相继神秘蒸发。整个街区变得空空荡荡。大量的房屋被空置起来，成为我们这些“幸存者”玩耍的天堂。一到晚上，我们就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那些黑暗的屋子，在光滑的柳桉木打蜡地板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有一个夜晚，我偷了家里的手电筒，和几个小朋友一起钻进了对面的空屋。在里面上下狂奔，乐不可支，突然看见一个朦胧的白色脸庞正在从玻璃窗外向里面凝视。我恐怖得大叫起来。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失声尖叫。那张脸随后就消失在月光里。从此，我们没敢再涉足那个“闹鬼”的房子。 到了1968年间，由于死人太多，各种鬼魂的传说一度在我们的弄堂里甚嚣尘上。我们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当酷热的夏夜降临时，我们都在外面乘凉，到午夜十二点，四周时常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乌鸦的叫声。但上海市中心根本没有乌鸦，而且那声音来自地面而非空中。它尖利地叫着，飞速地从弄堂的一端一经过乘凉者的脚边，掠向遥远的另一端，又从另一端急速折回。所有的乘凉者都感到毛骨悚然。低头寻查，竟没有任何发现。人们最后纷纷躲回家里，掩上了房门。闷热的弄堂恢复了死寂。只有昏黄的路灯在暗夜里对愁而眠。 由于无法承受政治迫害，许多人踏上以死为逃的道路 在我们对面的一排楼房的尽头，靠近太原路的一头的楼房，曾经被我们当作玩军事游戏的秘密堡垒。但其中一间屋子的我们一直未敢“占领”，因为据说那里曾经自杀过一对乱伦的父女。革命爆发的时候，女孩的兄弟们率先起来检举揭发资本家父亲的这一滔天罪行，家族的丑闻立即转变成了公开的政治罪恶。父女俩内外交困，双双开煤气自杀。人们打开房门时他们已经断气，但却保持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姿势：女儿端坐在沙发椅上，安静得仿佛入睡了一般，而父亲则跪在她的面前，凝结在一个忏悔者的姿态上。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人们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酱的结果。那扇被十字封条封住的房门，黄铜的圆形把手开始发出绿锈，深棕色的油漆也已经部分剥落，从门缝里吹出了一种淡淡的神秘气息，仿佛是陈旧地毯的霉味。我很想进去瞧瞧，但终究没敢撕掉那个盖着某某司令部图章的封条。到了文革后期，那楼住入了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畅销书《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郑念住过的小楼：文革后期的庇护所 在郑念南面的一幢小楼里，住着满脸麻子的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方平。他每天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口走过，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希望换一个环境。我为此曾经去看过方平的房子，他夫妻俩也来看我家的房子。我和母亲都很喜欢他家后花园里的那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四周盛开着丁香和桃花。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换房的协议，但我却和方平从此有了短暂的接触。那时，我是个普通的技校学生。 周恩来逝世后不久，方平从西方朋友手中得到了那幅法国记者所摄的著名的周恩来照片，如获至宝，与我一起研究它的构图和用光。周恩来病入膏肓地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伟大而孤独的人性光辉。那只白玉色的茶杯放在他的手边，里面盛放着他最后的渴望。我和方平都被这满含眼泪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在1976年，周恩来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道德偶像。他的死亡以及稍后的毛泽东的去世，终止了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革命。1977年，我家搬到了陕西南路绍兴路口的另一所住宅，与方平的交往猝然中断。那次搬家的另一更严重的后果是，我切断了与童年的联系。 越过文革岁月的苦难和欢乐，我长成了一个神色忧郁的青年。 2000年11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文革并没有摧毁一切。相反，在1967年的左翼极端主义风暴之后，一种隐形的小布尔乔亚文化在上海西区悄然流行。沉默了很久的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再度响起，它们散布在一些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式的住宅间，在太平洋季风中微弱而断续地传送着，宣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卷土重来。 文革中掌权的新兴掌权者忽略了这个信号。在实现了权力角逐的目标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助手着手建立新经济-文化秩序。商店开始营业，学校开始复课。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们从严酷的冬天里重新复苏，他们的脸上再现了希望的笑容。在1969年到1976年间，音乐成为它们寻找出路的唯一途径。由于江青热衷艺术，一些地方和军队的专业文艺演出团体急需输血来提升其演出质量。它们被迫把视线投射到了掌握着西方音乐演奏技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纯洁的革命文化与肮脏的反动文化之间，出现了秘密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却对这个乐器没有任何兴趣。在无数次挨打和眼泪滴落在键盘上之后，母亲对我开始大失所望。文革的到来，进一步粉碎了她希望我成为音乐家的打算。我重新触摸钢琴，是在几年后的一个周日。在经历了漫长而潮湿的雨季之后，阳光第一次明媚地在空气里流动。潮气开始蒸发，肿胀的门框和湿漉漉的墙壁都在恢复原形。一种难得的喜悦在树丛和红色的屋顶间流淌。所有的邻居都开始了大扫除行动，把潮湿的被褥和衣服晾晒到太阳下面。母亲给我的任务是给钢琴打蜡。我用地板蜡擦拭着那架老式的直钢丝琴，看着深棕色琴身逐渐发亮，忽然有了一种弹奏的冲动。 钢琴（朱大可摄）：文革时期，这种乐器成为家庭的灾难来源 我用僵硬的手指开始了哈农的指法练习。这是唯一没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西方“音乐”。琴声有些发闷，但很动人，像一个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突然开口说话的老人。我心中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阳光和景色竟是如此的敞亮，琴声在其中飘飞，一直传递到了很遥远的地方。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倾听。爱轻轻掠过了他们。他们感到了生活里的这个细微的变化。 手指就这样解放了音乐。 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疯狂的钢琴练习。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以“野路子”的方式，探查着隐藏在音乐里的秘密。这场手指的骚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中学时代我还尝试着写词和作曲，幻想有朝一日成为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就在我家附近。文革后期，它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时常在它的高墙外徘徊，倾听着混杂在一起的钢琴声和“啊，啊，啊”的练习音阶的歌声，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些同学先后被军队文工团招走，成为身穿四袋军装（当时是军官身份的一种简陋标志）的特种“文艺兵”，迈向这个社会最值得夸耀的阶层。而我一直在它的外面徘徊。这个梦的破灭是我童年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是音乐的永久的囚徒。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这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调。在参加学校的日常政治洗脑之后，一些学生聚集起来，举办家庭音乐会，演奏革命音乐和资产阶级作品，参加的乐器包括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和长笛。有时则只有一架钢琴和一把小提琴。没有人去检举我们的地下俱乐部。 这种艺术思潮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它内在地塑造了文革后期上海西区的流行时尚。受过良好教育的漂亮的女孩子，多身穿灰色瘦腰军装，脚踏北京的黑色灯心绒平底步鞋，走路时脚尖外撇，上身微微前倾，这是军队舞蹈演员的最常见的职业姿势和扮相。另一种更简洁的时尚，就是走在街上独自行走，手里提着小提琴盒（里面很可能是空的）。这几乎成了当时好孩子的主要识别标记。艺术的面容透过这些黑色盒子，露出了经久不息的微笑。 寒冷而潮湿的冬天来临时，我的两手就长满了冻疮。这种皮肤病象蛔虫病一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家都红肿着双手，然后看着它们逐渐破裂和溃烂，直到春天来临才慢慢痊愈。人人都把手藏在口袋里，看起来就像是要掩盖起一件犯罪事实。而对我来说，冻疮是比蛔虫更加讨厌的灾难，它使我几乎无法继续在钢琴上爬行。 在寒假里，我时常站在窗口，无聊地眺望弄堂里的风景。那些脸蛋冻得通红的邻居小姑娘不时经过楼下。见她们远远走来，我就赶紧坐到钢琴上去，开始手忙脚乱地弹奏，炫耀着可笑的虚荣。那时候，小男生和小女生之间都不太说话。我指望这声音能够击中某个小傻瓜的头脑，就像酸话梅和咸桃板击中她们的小嘴一样。青春期情欲一直蜷缩在沉默的内心深处，这时又不知所措地寻找着喊叫的方式。 但这声音好像并未打动什么人，倒是我自己受了重重的一击。我第一次暗恋的就是个钢琴女孩，身材矮小，长着一张高额头的娃娃脸，却弹得一手好琴。在我念初一时的某个冬日，她上我家来玩，这成了我记忆中的盛大节日。阳光洒在乳白色的琴键上，水仙花从它的圆形球茎上开出了皎洁的小花，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气。她为我弹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殷承宗的《黄河》。她的手指纤长而灵巧，她的容貌融解在如梦的音符里，向我展示着世界上最秀丽童真的形象。但我甚至不敢拉一拉她的小手，向她表白心中的欢欣。她成了伴随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青春偶像。 我家的后窗，一个眺望女孩和世界的通道 这是音乐激情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一个禁欲的年代，我蓬勃发育的情欲转向了萧邦、贝多芬、舒曼、莫扎特、巴赫以及柴可夫斯基。尤其是萧邦的灼热和颤栗的言说、舒曼的无限忧伤的叹息、贝多芬的神经质的宏大抱负和莫扎特的清澈纯净，都是我的精神的隐秘摇篮。我在其间长大，并指望从那些抒情的元素中找到灵魂的住所。 早期文革的毁灭性暴力，造成了大量文化产品的毁损。这时，我和伙伴们都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唱片变得像钻石一样珍贵。乐谱的情形稍微好些，因为可以用手工抄写。我耗费了大量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从乐器店里买来空白的五线谱纸，把音符一个一个写上去，但错误百出，品相丑陋。这时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少年，他练习小提琴无成，却成了罕见的抄谱天才。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为我抄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全部乐章，精美得就像印刷品似的。从此我拥有了第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完美的琴谱。 音乐把我带往一个光线柔和的家园 直到文革后期，我们的小圈子才拥有自己的录音机。那是一种上海产的编号为601的老式电子管机，使用塑胶圆盘磁带，机身极其沉重，必须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搬动。我们几个酷爱音乐的朋友就是在这样的机器上第一次倾听了贝多芬的几个交响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协奏曲和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第一次听《河》时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以后每次听这首曲子，我都无法抑制可笑的眼泪。它把我带往一个光线柔和的家园。不仅如此。对我而言，每一个来自古典时代的音符，都是爱的标记。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了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钢琴和琴谱：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衡山路林荫道（朱大可摄）：二十多年前，两个中学生曾经在这里梦游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 2000年12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上海是水性扬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经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 其实我已无法记住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在儿童读物和连环画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就在那年，一号红卫兵毛泽东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就被在天安门上挥手的老人折断了。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它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大量书籍遭到撕毁：“文革”是图书的死敌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在抄家风炽盛的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为了掩盖私藏反动书刊的罪行，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灰烬被抽水马桶反复地冲走。母亲和我则是销毁罪证的帮凶。 屠书行动整整耗费了几天时间，它看起来很像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场面：地下革命者在紧急烧毁译电码和机密文件，而其实正好相反：我们在消灭那些最危险的思想。火焰吞噬着书页，文字从空气中迅速蒸发了，脸盆里只剩下黑色而轻盈的灰烬。而此后的许多天里，屋里都萦绕着书的尸骸的焦味。书的这种易燃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胡绳的中共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辛酸的敌人。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怪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储藏室里除了浓烈的煤油气味，就是书的霉味，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的年代。微弱的灯火闪烁着，燃烧在我手里，在石灰墙上张贴着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性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与喧闹的钢琴截然不同，它是永久缄默的，恪守着家庭的细小美妙的秘密。 在迷乱的冬天，读书成为唯一的秘密乐趣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如被查禁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及《红岩》、《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由于无法进行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在我的书单里既有各种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动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16岁到19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 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无数传阅的脏手毁损了它们，令其呈现为一个衰老和残缺的面容，其上不时出现血斑、头发和污迹。这种肮脏的“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如《苦难的历程》（阿-托尔斯泰）、《静静的顿河》、《基度山恩仇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多卷巨著，在世面上就像钻石一样珍贵。通常十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许多人在书上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迹。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亮度为15支的灯光照在书页上，昏黄而黯淡，屋里漂动着感伤的气息。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 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这形成了时间上的鲜明对比。我事后躺在床上，在黑暗里回味那些热烈的意义。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那时，克利斯朵夫的天才生活就是我的明灯，我把那本只在我手中停留了一夜的书变成了自己的圣经。也许，它还是文革后期整个上海西区“音乐帮”的公共指南。书里的浪漫主义气息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把我们大家都搞得小资兮兮的，说话举止都很克利斯朵夫。这种危险的情调滋养着我们的信念。我们籍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 知青告别都市，在梦想中离开亲人：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个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在那时就已经做好迈向文化新纪元的全部准备。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学一两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的缄默的信徒。 中学两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地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本来他们想把我拎到台上斗争一番，后来因我母亲的缘故放过了我（她那时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从此我暴露了隐藏很久的“本来面目”。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象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嗜书如命，蛀虫般的贪婪。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这样，在书的道义呼声中出现了隐形的帮会。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我们得意洋洋，到处炫耀着战果。1972年，我们那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噩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而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生命的血的联盟。 上海市第二中学：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选” 的塑料封套，伪装成革命圣典。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编注者是另一个叫“朱大可”的老先生），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我从不抄书。我只抄写词和句子，在把各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加以归类后，偷偷搬到老师布置的作文里。 尽管《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和《塔里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书，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指涉了情欲。这个文革的内在动力，最终竟然成为造反者的死敌。许多人因“非法阅读”而付出沉重代价。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的心》后就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他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可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他的死是一个信号，显示书所能达到的那种摇撼人心的力度。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受死前的表情：小流氓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我们班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 残酷的青春降临了。我们被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并且要穷尽一种无望的希望。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一些令人颤栗的黑夜，城市电力不足导致的供电障碍，带来了漫长的黑暗。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试图逃到光线的最深处。世界躲藏在那里，向我们发出亲切而倦怠的微笑。读巴尔扎克《农民》的时候，我做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笔记，把它写在一个小纸卷上，看起来像支香烟，但展开后却成了思想。这份幼稚的笔记被人在圈子里传阅，犹如散布一条叛逆的真理。阶级异己份子终于走出了童年。 灵魂的对白总是在夜深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们沐浴在难以名状的激情之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切地难描述那种奇异的经验。在脆弱的冬天，我们为每本书仔细掸去历史的尘土，探求它们的诸多含义：苦难、爱欲、孤独和道德净化，如此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这是由几个男孩结成的情感与知识的坚固同盟。我们野心勃勃、因拥有内在的思想而蔑视女孩。友谊在我们中间流动，犹如温暖的呵气。 其中那个叫K的男孩，是我最亲密的兄弟。他有一个圆圆的脸和略带忧伤的眼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来我这里，我们促膝而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爱他爱得心痛。我们彼此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当我们对话时，我感到四周停顿和沉默下来，整个城市都在倾听。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雾气一样笼罩在四周。这茫茫黑夜就是我们的最高光明。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恋症候。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 2001年5月于上海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自从雅典、庞培或扬州在水流与火焰中陷落，耳语的城市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代充满那么多的声音：大街上人与人的叫喊、国家播音员义正辞严的电视宣读、卡拉OK走调得令人晕厥的歌唱、BP机害羞而固执的呼唤，以及多种混合著工业文明和传媒技术的速朽声音，它们聚集成了我生命四周的风景。 声音起源于我的倾听，也就是起源于我在黑暗中的渴望。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坐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迷失了回家的方向。父亲被羁押在郊区的一间教室里，容颜憔悴，辗转反侧；母亲在住宅的窗口急切地搜寻着我的身影；而我则在第三个地点流浪。 一群学生在旷街对面的楼房阴影里毒打一个女人，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老师。有几个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在围观，神色恐怖，仿佛是些受惊的幼鼠。我好像观看着一部童年时代的默片，暴力变得那么柔和，击打的手在缓慢舞动，而女人的躯体则无言地倒下，头颅从水泥地上反弹起来，使她的脸转向了马路对面的我──我就这样看到她无助和绝望的眼睛，以及流淌在年轻脸庞上的泪水。在她死去以前，她对我的注视构成了一种类似叹息和劝谕的微笑，尔后，她把脸颊紧贴着大地，一劳永逸地阖上了眼睛。 1967年的这个地点，一群学生在楼房的阴影里毒打一个女人 我听到一声尖锐的喊叫，从这极美丽的死亡中迸发出来，掠过孤寂的尸体和逃散的人群。它来自我的喉咙，来自一个为这满含着沉默的罪行所惊骇的小孩。法国梧桐、藏匿在叶荫下的蝉、房屋的巨大阴影和笼罩于炽热阳光中的柏油街道，所有这些影像崩溃了，只留给我那个最温存柔弱的形象，仿佛是投射到这世界里的最后一道光线。 但只有在后来我才会懂得这叫喊的意义。在正午的黑暗里，爱与正义蜷缩于城市的街巷后面，或者，隐藏于那些光线阴郁的窗户和布帘后面，甚至上帝都从这酷热的苦难中悄悄背过脸去，让时间停止在造反者用残暴修筑起来的偶像面前。然而，正是由于一种来自纯粹人性的叫喊，造反者及其偶像被有力地推了一下，而罪恶也遭受一次严厉的照亮。如果我没有弄错，就在那个短促的时刻，声音的闪电飞奔起来，成为目击者最犀利的武器，它等于在说：我看见， 并且我宣判! 很多年后的一个除夕子夜，我在静静地倾听。城市置身于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这一年一度的声音闹剧。只有我伫留在屋里，注视着那些映照窗帘和家具的五色火焰，它们燃烧在狂热的邻人们高高举起的手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喊。 1980年代的上海早晨：刷马桶的声音成为都市苏醒的号角 这其实就是人丧失叫喊力之后所掀起的一场替补运动。难以自拔的庸碌、鸡零狗碎的痛苦、逆来顺受的生活、长久缄默的意愿、对童年欢叫和嬉戏的回忆，还有对目睹人生的诸多辛苦而装聋作哑的神明的期待，所有这些理由都汇集成了叫一叫的渴望，以此使黯淡的岁月得到新的照亮。 然而，并没有什么人真的在去年的尽头动用了自己的叫喊器官。他们所做的只是花钱购买那些包在马粪纸中的黑色火药，然后点燃引线，使之发出类似叫喊的巨大声响。第二天，也就是新年阳光第一次照临的时刻，城市到处布满炸碎后的纸屑和火药燃烧过的黑色痕迹，而众生的命运依然如故。 在声音的闹剧平息后，城市回复了原先的缄默和黯淡。有时，我还能从低等酒馆闻到猜拳劝酒的吆喝，从通宵不眠的窗口听取麻将群众的笑闹，从街沿小贩那里获得叫卖商品的消息。这些日常生活埸景欺骗了我们，使我们产生如下幻觉，以为人始终拥有叫喊的力量，也就是拥有照亮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声音火焰。但所有这些聒噪都不可能向人提供心灵的真正出路。事实上，自从真理与信念死去之后，除了钱币的声音，人已经听不见他自己心里的那些剧烈的呼声。 我总是喜欢在夜晚走向街道，也总是期待声音的奇迹。也许会有某些遭禁锢的东西被黑暗解放出来，哪怕是一个女人的低低的啜泣，使我能倾听到真正属于灵魂的声音。但街道并未变更它缄默的立场。尽管被路灯或其他电光源所照亮，或受到夜行出租车和货车的惊扰，它仍沉浸在它的黑暗属性里。 黑夜中的西班牙式旧宅被梦幻缠绕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有位跟我一样酷爱音乐的朋友。每天深夜，我们都游荡在上海西南角的街道上。那些旧法租界里的西班牙式旧宅，被月光和冬青树丛的阴影所笼罩，呈现出幽秘庄严的景象。烟窗像十字架那样屹立，大三角形的屋顶下，是某架钢琴悠远的歌唱，它们来自萧邦和舒曼的灵魂，每一个音符都发出无限忧伤的气味，使我的心感到战栗与温甜。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爱的话语，从此我听见了我的诞生。 现在，越过这没有灵魂的黑夜，我停栖在回忆的深处。世界的容貌已经遭到了篡改，这使我变得非常感伤。明天我将动身前往医院，为了妻子将要承受的分娩之痛，也为了有一个男孩将要出世。像所有人都曾经历过的那样，他会发出第一声怒气冲天的哭喊，而后，在岁月的消磨中与世界达成和解。但我并不担忧这点，因为人对美妙声音的所有怀念，都是灵魂发出的内在的呼唤。 1994年2月21日午夜于上海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我是在西洋音乐的摇篮里长大的。我自幼学习钢琴，迷恋贝多芬、萧邦和舒曼，坚信钢琴与小提琴的魅力，而对所谓“民乐”充满了轻蔑。但1990年冬天在苏南的小城丹阳，我意外地窥见了古琴的力量。 小提琴把手：西洋音乐是我精神诞生的摇篮 我和作曲家刘湲蛰居在那里写作。长江里的阴寒，越过数十公里的土地向我们涌来。气温是零下六度，而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脸盆里的水结了厚厚的冰层，写作已经难以为继。刘湲跟我商议之后，打了一个电话。当天下午，一个瘦骨嶙峋的青年，携着他的法国妻子和混血儿子，出现在我们下榻的招待所里。这就是琴师陈雷激，杰出古琴家龚一的入室高徒。他的来到改变了我们的冷冻状态。 琴师把琴放在床上，用一首只有十分钟长度的《广陵散》简本做了开场白。这支古曲，相传由先秦隐士所作，因稽康受刑赴死前的弹奏而著称于世。那琴也是一件古物，据说来自明代，有数百年的历史，其形状看起来是如此弱小，却出乎意料地发出了悲怆而博大的声音。演奏结束时，两位当地的不通音律的诗歌青年，突然伏在床上嚎啕大哭。而我则泪流满面。这是一个奇怪的开场白，哭泣者事后都有些腼腆，仿佛是做了错事的孩子。后来我才意识到，在那个悲剧性的年代，只有古琴的力量才能撕开坚韧的苦痛，并给所有无望者以最高的慰藉。 第二天，我们在一栋清代老宅里举行了正式的古琴演奏会。我点燃印度的奇南香，沏上一壶由台湾制壶家赠我的冻顶乌龙，开始了虔诚的倾听。在场只有寥寥数人。窗外是呼啸而过的寒风，古老的屋子空旷而凄清，冷得犹如冰窟，却弥漫着难以形容的香气和暖意。 琴师演奏了《平沙落雁》、《高山流水》、《阳春白雪》和《胡笳十八拍》的节本。《平沙落雁》的宇宙叙事，超越了我以往的全部艺术经验。我无法描述当时的震惊：手指在七条细弦上抚动和滑行，似乎在悄然触摸着世界的边界。乐音犹如天籁，有时则发出裂帛般的声音，仿佛是世上一切事物的总体性叹息。这是唯一没有尘土的声音，勾勒出月华浩大、星光灿烂的图景。到处弥漫着无限的光线，它们推开了所有存在物的阴影，也推开了我内心的寒冷、纠缠与焦虑。 古琴：乐音犹如天籁，有时则发出裂帛般的声音，仿佛是世上一切事物的总体性叹息 琴、乌龙茶、奇南香、清代古屋和冰封的小城，这些物体就像是零散的字词和短语，被诗性的句法交织起来，重组了正在时间中湮灭的灵魂。我有了脱茧而出、焕然一新的奇异感受。没有任何一种记忆能够让我从这样的光线里离开。这是伟大的经验，它描绘了中国文化所能企及的精神顶点。 但琴的地位已经被十四弦的筝所篡夺。我们看到，古筝手成了国乐团的核心，他通常坐在舞台中央，像弹奏竖琴一样快速推动着琴弦，令它发出流水般轻盈的琶音。在世界各地的豪华演出中，筝与二胡、琵琶、阮、埙、笛、唢呐和编钟的合奏，演绎着东方国家主义的宏大趣味，但那种凌乱、嘈杂及其不和谐的声音狂欢，却掩蔽了古乐器的灵魂之声。国乐团的队伍越发庞大，其音量也越发嘹亮，但它的内在力量却变得日益轻忽，一如毛泽东所笑指的道德鸿毛。 古琴的喑哑性和孤独性从诞生时就已被注定 遗世独立的古琴已被人淡忘。2004年初，北京知识界举行了一场古琴会，两百多位学者、诗人和警察济济一堂，高谈阔论，大声喧哗，到处弥漫着喧嚣的话语尘土。陈雷激的古琴孤立无援地躺在一边。它所发出的微弱声音，淹没在鼎沸的人声里。这就是古琴的命运，它的寒伧容貌及其吟唱，遭到了人们的轻蔑。 我的一位朋友家里,也陈放着一具晚清的古琴，琴弦已经松弛或中断，琴身上的生漆也已剥落，其上布满了日常生活的尘埃，仿佛是一具收藏声音骨灰的木匣。是的，早在先秦时代，古琴的知音就已难以寻觅。伯牙和钟子期的默契，竟然会成为一种流传久远的神话，它向我们证实了琴及其乐音的脆弱。它的喑哑性和孤独性从诞生时就已被注定。但它的伟大性却依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存活于音乐学院课堂和民间琴社之间，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意识到，基于倾听者的普遍缺席，及其它沦落为附庸风雅的道具，历史正在回收这个奇迹。它向世人宣告了古琴湮灭的噩耗。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我该如何颂扬洗脚的事业呢？相传，一个著名的托钵僧从希尔山朝圣归来，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打开水来罢，我要洗脚。然后，他在沸水里洗它，面不改色地注视着它起泡和被灼伤的全部进程。现在结束了，送我去诊所吧。最后他平静地说道。那么，这个人要洗净的是什么?他想洗去的是什么?在清洗之前他是什么?而在清洗之后，他成为什么? 这是一些难以启答的问题。要求我沉思它们的契机，是一次“行为艺术”的奇异表演：把光裸的脚投入红色木盆，让水环绕和亲昵它们。这种猥亵行为是非礼、嘲弄和轻蔑的，所以我看见了诸多惊异与愤怒的目光。哦──，这真卑鄙!这是一个美术阴谋!有人奔走相告，指控着洗脚者的罪行。 是的，我承认这种行为的意图有些闪烁，甚至洗脚者自身也陷入了它在语义上的虚假性里。洗脚者说，我是傲慢的，我要用下面的器官去打击公众的上面的器官。我发现，由于一次价值的误解，脚足与眼睛产生了对抗：眼睛很疼痛，为此它付出了美学的眼泪。 中古壁画《洗脚的耶稣》：由于一次价值的误解，脚足与眼睛产生了对抗：眼睛很疼痛，为此它付出了美学的眼泪 为了拯救那些不幸的眼睛，托体僧出示了明亮的言行。他从远方的山里走来，他的脚足涉及了广阔的空间。洗脚，首先是对尘土的否决，而后是对一切取消脚足意义的企图的抵制。 在人类的逃亡中，足印的价值令人发指。远古的亡者都是真正的巨人，在时间走廊里逃遁得无影无踪，只留下稀有的足迹。越过北方的大泽，姜瑗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她躺在凹陷的印坑里，像躺在巨大而柔软的摇篮中。亡者的神性就这样进入到她的里面，使之受孕，并缔造出一个叫做“周”的英雄种族。这个奇迹足以让我们了解上古遁者及其肉足的伟大性。 由老子命名的、伟大而秘密的“道”，它在哪里?如果“道亦道”而“非恒道”，那么什么才是供我们行走的寻常(“恒”)路径?老子拒绝回答这个。他仅仅告诉我们关于“德”的知识。在老子的字汇表里，“德”就是有关“道”的走法，就是心灵对街道的全部经验。通过“德行”这个字词，我们抓住了先哲暗示的事物，就像抓住了他行走时扬起的轻柔尘土。 老子和他的脚已经逝去，却留下了“道士”──那些“走路的人”，留下了供我们行走的秘道。这是多么慷慨的赐予呵!我们用足小心地触碰它们，继而同它们交谈，说出一种音调和语言。这时，脚足是触角和舌头，是出现在道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事端，拥有一个谦卑的姿态。它向下生长，一直俯伏到了土地的高度，敬畏地倾听来自道路的伟大声音。那些声音，包含了关于走向未来的线索的秘密消息，像泉水一样涌现着，被足掌的中心所经验，那个部位，正是叫做“涌泉”。 在身体之杵的两极，头颅升上天堂，而脚足降向大地。由于这两种器官，人加入了宇宙，这就是所谓“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然而，由于脚足的谦卑性，目击者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被脚足激怒的尘土飞扬起来，覆盖并改变它们的肤色。这一情形深化了已有的误解，使人痛切地感到它们的肮脏、低贱和臭气熏天。它们不过是身体的忧伤的奴隶而已。 这种误解严重损害着脚足的事业。洗脚，乃是针对怀疑主义目光的一种自我辩解。它向公众怯懦地说道：我是干净的。由于它的请求，水带走了污秽。我注意到这种洗脚过程的卑鄙性。它向水转移了危机。接着，人的目光变得柔和了：瞧啊，它真的变干净了！人就废黜了水。 基于上述目标的洗脚，不能把卑贱性从脚足上剥离。它仅仅是与公众偏见的临时和解而已。空间的观念那么坚强，上与上的关系，被当作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这一立场甚至侵蚀了语言和称谓的领域。即使我们夸耀一只(个)“高足”、以及夸耀低贱事物所拥有的非凡高度，它仍然是在我们下面的事物，是门生、学徒、侍从、奴婢和小厮。然而，假如我向一个人发出“足下”的谦敬呼喊，那么究竟谁在谁的足下?呼叫者与被呼叫者，他们之间谁更卑下? 交际社会的言辞的这种价值指向，揭露了脚足的内在崇高性。 再没有比“足下”这个称谓更令人奇怪的了，它的语义和字义构成了强烈的对抗：它本来要表明对方身居足下的超级卑微性，而最终却成为对于足和足以下事物的敬意。交际社会的言辞的这种价值指向，揭露了脚足的内在崇高性。 脚足的崇高性的另一证据，是人对女子秀足及其鞋履的景仰，并且从这种景仰中发展出了奇怪的美学，它要制订有关脚足的尺度和形态的律法，以保证眼睛的趣味得到最充份的满足。脚足幼年的时候，漫长的布匹有力缠住和塑造了它。通过尖锐的痛楚，它最终呈现出一种无比玲珑的形态。它要凭藉这点打动人间男子的傲慢情感。我想援引杨贵妃的绣鞋作为这方面的例证。那只玲珑的小鞋，在茶妪、商贩、役吏和武士的手上辗转，像一个激动人心的谣言。 “哦，它真小。它多么小呵!”人们无限怜异惜地赞叹道。 尽管脚足的行走功能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摧毁，但美学涌现了，它以一种侵犯和迫害脚足的方式颂扬了这个器官。这是对抗自由和质朴的美学，它把脚足的尺度和力量加以消解，然后在娇小纤弱的生命气氛里，美的光辉明亮起来，向我们说出病恹的、颓废的、自我残害和自我取缔的语言。 显然，正是由于足对于逃遁的重大意义，使缠足成为最有效的抵制策略之一。封建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着人的皈依，在广阔的土地上搜罗人口，用户籍、档案和效忠哲学囚禁他们。从这样一种立场中诞生了缠足的技艺。漫长的布匹抓住女人的天足，把它们改造成一堆玲珑剔透的废物。 一对经过严密监制的美足，意味着人与地面(世界)关系的彻底变易。在无限纤小的事物上，人既不能保持身躯久立的姿势(这与尊严有关)，也不能维系住一个远足的理想(这与自由有关)。于是它最终取消了女人逃亡的可能性。 “哦，它真小。它多么小呵!”人们无限怜异惜地赞叹道 这是在表明男人的诸多自由么?正好相反。对于男人而言，女人是纠缠他的脚足的柔软布匹。女人的小足环绕着企图出走的男人，亲切和感伤到了无比残酷的地步。信笺、鸿雁、相思的眼泪、老母的针线……，所有这些弥散于古代诗句里的事物，构成了布匹的美学形态，并藉此塑造着男人的家园心情。 这无非是从一个比较不正常的角度重申了脚足的意义。而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见，脚足的内在崇高性曾如此引发着人对它的普遍思念与爱戴。 早在周朝衰微的年代，武士介子推追随太子逃亡，为喂养饥肠辘辘的领袖，竟割下自己的腿肉。太子登基之后，却并未给他必要的回报。介子推怒不可遏，永不回头地遁入清冷的山林。国王听说了这个消息，痛悔自己的过失，用放火烧山的计谋请求他的宽宥和复出。而这个满含怨屈的人竟在烈焰中抱住最后的树木，慨然逝去。为了维系一种永恒的纪念，国王命人用那株树木制成木屐，穿在脚上。每念割股的恩情，他就低首俯察，叹道：“悲乎足下!” 这与其说是对介子推的情操的追思，不如说是对脚足的最沉痛的颂扬。它回答了我们对于“足下”称谓中所包含的崇敬性的疑问。是的，我们亲眼目睹或耳闻了大量历史中的逃亡奇迹，它们要恢复脚足的本始地位，也就是促使脚足回归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上去。 这里，我们正在触及某些更深的疑虑。如果脚足的地位还不够崇高，那么什么才是它应有的位置?如果脚足受到了贬斥，那么什么才是它原初的景象? 《周易》的爻辞声称，它描述了宇宙两极间交换与对流的罕有景象 一本叫做《周易》的上古经书企图说出这点。在“泰”这个伟大而吉祥的卦体里，象征头颅的大天和象征脚足的大地是彻底颠倒的：天屈居地面而地升现于天的高度。《周易》的爻辞声称，它描述了宇宙两极间交换与对流的罕有景象。这肯定是罕有的：事物在它自身(此岸)与客身(彼岸)之间自由游走和往复，它表明了一个存在者所行走的道路的通达。 “泰”与其说它是对某种事物稳定性的判定，不如说它是对一个通达的存在的揭示。使我惊异的是，在受胎的时期，或者说在子宫的秘室里，所有人都曾经静止在这个非凡的状态上。我们头足倒立地悬浮着，像悬挂在上帝的支架上的天真蝙蝠。这个“泰”的姿势，正是人唯一正确的在世姿势。 全部的不幸在于，当我走出秘室时，我的姿态被粗暴地校对了。我的头颅被拔到脚踵的高度，而脚踵却贬窜到了头颅的位置。那么，从我最初的、为失去一种最本体的姿态的哭泣里，存在的痛苦永不回头地出发了，它将鞭我、挞我、撕我、杀我，直至我的头颅一劳永逸地垂下。死亡平息了这一争端。是的，当我目睹一具头颅与脚足处在同一水平线的尸体时，我将意识到，从此它们要受到最平等的对待：腐烂和消失。 让我回忆一下存在主义者描述存在的诸多概念吧：烦、畏、荒谬、无价值、无意义和无力性……，所有这些耳熟能详的字词，旨在给定一个共同的处境，那就是存在的阻塞性：人们无法凭藉自己的力量走向上帝，人们也听不见上帝的邀请和他所指示的道路。荒谬，就是人的存在可能性的最紧密的阻塞，它消解了存在的意向性和行动性的全部意义。而所有这些困境仅仅导源于一个错误的姿势，或者说，仅仅导源于脚踵与头颅的相对关系的倒错。 “否”(pi)，作为“泰”的对立卦，中国存在主义的核心术语，正是如此要求我们去领悟脚踵的意义的。为了纠正那个惨遭纠正了的姿势，必须练习瑜珈及其所有类似的功法。瑜珈教师宣称，头足倒立是保证灵魂重新归于平静的道路。这是真的，在古怪的倒立中，头颅的气或价值沉降着，而脚踵的全部价值则浮升起来，开始中止良久的对流。而后，阻塞和阻塞所引起的痛楚消失了，最终，我的灵魂将由于痛楚的上述消失而变得安谧。 端详一个瑜珈徒所做的倒立练习，人们将发现脚是充满表情的 端详一个瑜珈徒所做的倒立练习，人们将发现脚是充满表情的，它瘦骨嶙峋地向天空开放，像失落了树叶的枯枝，在宇宙的微风里簌簌发抖，说出一种孤苦无助的语言。这种虚假景象蒙蔽了人，使人忽略了它的内在傲慢：它并不羞怯，它只是斜睨着世界而已。 这点肯定会令我感动。一种有灵魂的傲慢的器官，洞悉了头颅的各种弱(它的笨拙性、愚蠢性和非行动性，等等，等等)。它要创造一种奇迹，使人相信逃离存在痛苦的终极可能。或者说，它要走通一切身体里面和外面的迷津，使人借助身体的循环投入宇宙的循环。 脚踵就这样启示了我的梦境，使我可以看见人们在瑜珈共产主义城邦里的行走情景，看见脚踵像和平的枪枝一样耸立，上面发育着奇怪的眼睛与面孔。人们用这个器官互相注视和问候，而头颅却在街面上谦卑地旋转着，像驱动身躯的轮子。我看见睡莲、百合、菩提和充满香气的湖泊，看见环绕众生的无上幸福，像风缠绕树一样缠绕着脚肢和以脚肢为代表的灵魂。在脚肢的树林中央，是喜悦的寺庙。我还看见神殿的净坛上陈放着第一位修习倒立术的人的脚骨，它光辉夺目，照亮了每个正在洗脚的家族。 有一支关于脚足的非常古远的谣曲，被收集在屈原的诗歌总集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支谣曲假装是在谈论头与脚的清洁性，以及沧浪江水的功能问题，而其实却向我指涉了脚的内在清洁。一个时间的匆忙过客，他会在信念的河流上洗涤他的帽带和脚足么?他将从桥上行色仓促地走过，奔赴那个被给定了的结局。只有一种从存在的残酷性和紧张性中获得解放的人，才可能驻足于所有美丽的风景，在岁月的河岸上洗濯生命的尘土，而后，唱着无词之歌，来他的来处和去他的去处。那么，这与其说是对脚足的称赞，不如说是对脚足所蕴含的更自由的逃亡精神的一种言简意赅的颂扬。 他将从桥上行色仓促地走过，奔赴那个被给定了的结局。 这种颂扬的力量是罕有的，它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存在的痛苦：我们甚至丢失了为自己洗脚的愿望。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曾经为它的街道修建过用以洗脚的喷泉和水池，以便风尘仆仆的逃亡者能够享用洗濯与嬉戏的权利。耶稣洞悉了这点。为了给出一种补救，在即将奔赴死亡的前夜，亲自为他的门徒打水和洗脚。这个仪式是奇妙的，他不仅要表达对于脚足的崇高敬意，而且要使人通过这种敬意获得灵魂的新生。 保罗主义者歪曲了耶稣的用意。教会竟然要求人们用头颅去迎接神圣之水的洗濯，以致把头颅投放到脚足般崇高的地位。假如这不是针对人民的阴谋，那么它至少也是针对耶稣的一次蓄意的悖离。 耶稣的脚足是明亮的，它拒绝卑鄙的尘土，但它不能拒绝尖锐的法利赛人的铁钉。相反，它要在从事洗礼之后接受伟大的磔刑。犹太祭师无疑注意到了脚足从耶稣那里所获得的意义，他们就指派铁钉去阻止它。而耶稣则要表明铁钉的无用性。耶稣说，看吧，我带着锈蚀的大钉，但我仍然是自由的。他的确证明了这点。在受钉的第三天，他复活，然后独自向新的乌托邦逃亡。 脚足的奇迹已然向我们无限地呈现了。在谣曲、念珠、莲花、转轮、蒲垫、木盆和鞋履的景象里，它们活着、不死、变化无端和充满喜悦。我无法清晰地讲述我目睹和经验的事物，这不仅因为它们是某种灵魂的秘密，而且也因为它们在一切言辞的外面。那么，在陈述结束和缄默开始的时刻，我将走向我的木盆和清水，并且这样恳求说： 我要洗脚。请让我洗脚罢！ 1990年9月14日夜于上海寓中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由于舍斯托夫的告诫，约伯这个姓氏的意义已经超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范围，成为上帝笃信及其疑虑的象征。此刻，我要从他的激情方面，也即他的痛苦方面接近这个人，去打量和倾听他的言说。人们被告知，由于约伯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一种赌注，他被剥夺了全部财产与儿女，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徒劳地刮削着遍及周身的毒疮。如此痛苦欲裂的景象，蕴含着灵与肉的双重苦难，它们从身外(儿女和财物)向身内(皮肤及其它所覆盖的事物)逼入，去探查受试者的信念。 《约伯记》：如此痛苦欲裂的景象，蕴含着灵与肉的双重苦难 约伯痛苦的深度，可以从目击者的反应中获得证实。它严重灼伤了其妻的眼神和心情，迫使她喊出“你弃掉神，死了吧”的绝望言辞。痛苦之神还追上了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旧约·约伯记》）而后，他们与约伯开始了有关上帝公正性的漫长争论。 这样的记载，旨在把我们引向约伯痛苦的基础。这个无辜的人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惊骇得目瞪口呆，而他所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像俄狄浦斯那样伤害着自身的器官；接着，像苏格拉底那样发出没有止境的聒噪──抱怨神的不公正和请求一种快捷的死亡。他独自囊括了欧罗巴痛苦的两种形态。 约伯的重要性就是如此显现的。在他的痛苦框架里，最初涌现的是基于财产与儿女沦丧的切肤之痛。皮肤像五官那样目击了灾变。皮肤的悲伤不可抑止。这早期的苦楚经验，发生于人与在所之间的那道边界，并足以构成一个人垮掉的理由。但约伯超出了撒旦对他的估量：他虔敬地接受了上帝对全部赏赐的收回。 这种忍受激发了新一轮的探查，那就是对约伯在其所负载的苦难方面予以追加。皮肤崩溃了，但它并未失去对于外在灾变的感受，不仅如此，这约伯之肤还要喊出自身的疼痛，使灵魂的绝望达到极限。 刮肤之手及其瓦片，正是刺瞎之手与钢针的复现，它们间相似或不相似使我惊讶。与俄狄浦斯相比，约伯更明彻地意识到言说的意义，他的诅咒和论辩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努力，他要藉此离开他正在经验的东西。正如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他要在话语家园里比较不痛苦的死去。 尖锐的感受、痛不欲生的刮削和绝望的呼告，这与其说是某种东方意识形态的范例，不如说是亚细亚框架中最非亚细亚的部份，或者说，它是唯一与欧罗巴痛苦毗邻和亲近的形态。此系罗马最终接纳放射着约伯光辉的希伯来圣经的缘故，而且由于这种接纳，犹太信念与希腊精神发生伟大的交会。从那个时刻，约伯及其痛苦退出了亚细亚舞台。 脸上的刺青：皮肤的母题，无疑是犹太哀歌中最重要的部份 在流浪于异邦的漫长历险中，约伯的心情率领着民众。他的痛苦和呼告成为难民营地的犹太哀歌。这哀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就此无限地滋育着约伯的兄弟和子孙。歌手们相继亡去，而哀歌的旋律与话语亘古常青。 卡夫卡的阴郁声音正是这样一种延续：约伯之肤成为虫的躯壳。在灵魂弃世之后，只有这丑陋的皮囊驻扎在人间，继续无望地装载存在的疾苦。在另一篇有关流放地的小说里，卡夫卡甚至为皮肤找到了真正的俄狄浦斯之针。参观者惊喜地看见了一架能将法庭判决书刺入犯人皮肤的机器。由于针的运动，罪行和痛苦被书写在皮肤上，而且人至死不能将这些毒疮般的字迹抹去。 皮肤的母题，无疑是犹太哀歌中最重要的部份，它表达了一种亚细亚种族对于痛苦的全部敏感性。皮肤总是最先受到伤害，却又总是在最后一刻里死去。它是痛苦的尽善尽美的容器。一个来自二次大战期间的传说，是哀歌在历史中的最残酷的回响。德国人挑选那些刺有花纹和毫无瑕疵的犹太皮肤，用它们制作了家庭照明的灯罩。这正是皮肤永生的证据。在人狗彘般死去之后，诗意皮肤幸存了下来，并注定要目击更普遍的痛苦，直至罪恶之灯熄灭或崩坏。 1989年12月于上海北郊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浪漫主义的险恶敌人 浪漫主义是一个陈旧而悲怆的事实。 我们不用花费太多力气就能够看出，浪漫主义的现代消解是历史的某种定数。除西方世界沉浸于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之中外，中国当代文学坚定地置弃着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情调或风格，在某种意义上，东方比西方更冷酷地打击了浪漫主义。如果说美国每年出版一千种以上的长篇科幻小说，那么我们的公众则拒绝一切提供新的想象经验的文本，这种针对浪漫主义的抵触姿态，导源于对大跃进或文革时代的国家浪漫主义的痛楚回忆。 公众的上述态度无疑构成了作家的写作律法。一方面是反浪漫主义甚嚣尘上，一方面是小市民现实主义的云蒸霞蔚，文学景象从总体上说就是如此。如果对此进行条分缕析，我们将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在消解浪漫主义诸多要素上是何等彻底。在小市民现实主义作品中，人们热衷于用市民的清淡温情取代浪漫主义的内在生命激情；用世俗的琐碎经验取代对新世界的想象性塑造；用入世的随波逐流的亲切态度取代批判社会和颂扬自然的反抗立场；用平庸和无意义的事件取代对生命本体的暗示与象征；最后，用卑下猥琐的小市民(小乡民)气质去取代英雄主义和对终极价值的崇高企望。所有这些都使全部文学事实变得黯淡而平庸起来。 俸正杰《浪漫旅程》：市民理性，这是支配时下走俏作家的头脑的最核心的事物。 市民理性，这是支配时下走俏作家的头脑的最核心的事物，它要求我们消除一切与浪漫主义有关的因素，还原为没有自我和个性的人，这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中最颓废的部份。市民理性充满了市民功利主义和务实主义的人生信条，而实际上则显示了人类日常生活中最没有生气和最卑贱的操作态度，而它竟然还要成为一种诗歌或小说美学，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进行毒害。 然而，从这样一个黯淡的风景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精神事实上并未完全泯灭，它仅仅转入了其他领域而已。例如，在全民大练气功的热烈潮流中，气功浪漫主义明亮地涌现了，对气功的想象力发育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气功激情勃然发动，古代或中世纪的奇迹大量复兴，各种气功英雄被竞相传颂。这一情形，很像是某种气功泛神论的呈现：在采集和修习“气”的过程中，神明降临了，它与“气”合二而一，给予危机状态的人们以令人惊异的拯救。 在气功浪漫主义方面，我们看到了柯云路的小说《大气功师》和大量与之相似的长篇“纪实文学”，它们对英雄和奇迹给予了罕见的热烈颂扬和描述，更重要的是，它们还给定了一个有关这个民族的辉煌的未来。 我现在还无法对气功浪漫主义作品作出准确和充份的估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些市民读者正给予这样的浪漫主义最热情的欢迎。因为这可以弥补市民现实主义的缺陷，并给毫无生气的平庸生活注入一种诡秘的色彩。此外，我坚持认为，市民现实主义和气功浪漫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都受到市民精神的滋养与浇灌，并最终都向市民文化圈作出亲切的投奔。 韩国武侠网络游戏《龙天气》： 大量的几乎是不可破解的死亡危机，织成了诡异壮丽的网络 使我深感惊异的是，一种纯正的浪漫主义精神，竟然会隐藏在台港武侠小说的市俗衣裾之后。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起初，它闪现于古龙中期和晚期的作品中，闪现于那些孤寂的“欢乐英雄”的豪情之中，闪现于饱含生命激情的刀光与杀气之中，闪现于生存与死亡的转换瞬间，随后，它进入温瑞安的世界，并急速上升到诗学的高度。 温瑞安，这是迄今为止大陆以外的最重要的当代小说家，他的“四大名捕”系列几乎包含了经典浪漫主义的全部要素：英雄的孤寂性、生命的内在觉醒和生命激情的洋溢、对于死亡的赞颂、豪情与感伤主义的充份融合、以及从每一个字词中涌出的诗情画意。 这是对古龙的人本主义英雄美学的有力推进。大量的几乎是不可破解的死亡危机，织成了诡异壮丽的网络。人被逼入毫无指望的困境，然后，他以最灿烂、最明亮和最眩目的方式纵身飞跃，陷入更严峻的危机，而后，再跃起，奔蹈、腾扑、击杀和再陷入……就在这些连续不断的生存危机和奇迹中，一个真正的英雄诞生了，他要向一切丑恶和暴虐的制度作出有力的宣战。越过悲痛愤懑的剑气，这个人还说出了他对于人类和新世界的最热切的希望。 耐人寻味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中，一种伟大的气质或精神必须借助大众认同的形式才能残存下去，或者说，必须受到货币和金融系统的赞助，也就是受到浪漫主义的真正敌人的支持。而在大陆农业社会，浪漫主义香火凭什么才能长明?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规避的。诗人海子说，我躲进了上帝的羽翼下。这是一个当代大陆罕见的浪漫主义者的解答。这个孤独的人，在北京的宅院深处沉思着存在的形而上意义，然后，用一次卧轨行为来结束这种沉思。但他还是留下了大量的诗篇，或者说，大量不朽的心灵的火焰，他要用这些字词来召回一个湮灭了的时代。 中国乡村稻田：在大陆农业社会，浪漫主义香火凭什么才能长明？ 海子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用浪漫主义语言，说出了对于最高本体的终极关怀。越过那些忧伤而明亮的希腊景象、那些质朴而阴郁的黄河风情、那些兄弟姐妹的旖旎柔肠，他直截了当地向上苍发出了呼告。这是一种怎样的呼告呵，痛切到了喘不过气来的地步。它是罕见的力度、浑浊而粗鲁的气质和对于宗教真理的强烈关切的结合，意象坚定地跳跃前行，“所指”暧昧不清，思想杂乱无章地涌现，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说出断断续续的真诚的渴望。 长诗《土地》是这样一种心情的代表。他把“饥饿”升华成了造化和梦想的巨兽，驮负诗歌高傲地飞行。但饥饿同时也吞噬了贫困的人民，他们被埋葬在不结果实的土地上，带着恬淡的笑容踅入诗人的梦里。然而，重要的不是个别意象的语义，而是从他的全体字词中跃出的激情，它像一束明亮的光线，照耀了事物的核心。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痛切地诉说着不如意的景况，向神(终极价值的指代)发出含糊不清的呼告，血和智慧从诗行的平面上混杂着生长，以怀疑主义的残剩心情爬向上帝的宝座。 这是我们面对的市民现实主义统治时代中最好的福音。那些粗俗低贱的市民诗歌、灰色小说及其从西方文本中盗取灵感的文学摹本，在它的打击下，是必定要溃退的。　　海子是一个路标，孤寂地坚立于广阔的迷津中。在这里，我不想预言他所开辟的事业，我只想回溯一下他以前的历史事件。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反传统的口号震耳欲聋时，我已经开始了这种回忆，它描述着人类某种伟大心灵的发育和生长的道路，而最终，它要告诉我们有关中国文学的全部未来。 浪漫主义的不朽景观 在海子躺卧的轨道上，我看见了一辆巨大的机车，穿过黑暗的时代，驶向最遥远的过去。这是浪漫主义的机车，奔行在西方和东方两条铁轨上。它掠过三十年代的小罗曼蒂克者的匆忙身影，掠过郭沫若和李金发的脆弱书卷，把我载回安徒生、雪莱和惠特曼的岁月。在北欧阴郁而寒冷的车站，安徒生的容貌明亮地浮现了。这个用鹅毛笔写作童话的人，是浪漫主义史上最伟大的歌者之一，所有的孩童和成人都在倾听他。在宇宙亘古不息的大雪里，他用隽永的故事点燃了人类的壁炉。 我是那么严峻地注意到了这点。在我黯淡的童年里，正是他的讲述和音调拯救了我的心情。用那些有限的、细小的语言火柴，他还照亮着每个生命的头顶，使我们看见了奇迹，看见那些奇迹像流星、雨露和瀑布一样降临。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看到奇迹是如何被阻止的。这通常是令人痛楚的，因为这阻止了我们的愿望。然而安徒生出示了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奇迹：只有他能够在阻止奇迹的同时使我们忧伤而不失望。 安徒生童话插图：在我黯淡的童年里，正是他的讲述和音调拯救了我的心情 是的，当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在雪夜里长眠时，或者，当海的女儿丢弃了刀具、融解在海洋和天空的泡沫中时，我们多么忧伤! 这无疑是一种语言的奇迹。它向儿童揭示了黑夜的属性，却没有伤害他们的信念。美丽的风景、纯净的树林和海洋、拥有人类儿童的天真目光的动物、善良的老单身汉和长着芬芳头发的女孩，它们是塑造生命信念的最初的火焰。而后，在安徒生的童话的光线里，雪莱腼腆地出现了。这个面容过于姣好的男人是羞怯的，但他的诗句却那么坚硬，激扬着金属般的回声，成为经典浪漫主义时代的不朽旗帜。 越过安徒生的忧伤心情，以及越过所有来自华滋华斯、拉马丁、缪塞和拜伦的忧伤心情，雪莱卓然独立。他的诗句如同他的头发一样燃烧：像普罗米修斯身后的巨大岩石，发出天崩地裂的轰鸣。雪莱说：我要解放那个盗火的人。然后，他就派遣他的全部强大诗句去解放他。 这其实就是一次人间情感、尊严和自由的解放运动，颓废的美学，连同“基督教的古志和严酷的形式”被“捣成泥土”。必须向人们指出雪莱的上述针对保罗主义神学和天主教会的全部反叛的意义。这个人正是普罗米修斯的永恒灵魂的化身，他要成为人及其全部属性的不屈的守护者。于是，从对朱庇特的嘲笑和轻蔑中，我们嗅到了藐视神明的浓烈气味。 雪莱，或者从雪莱以前的伟大的弥尔顿开始，诗歌精神开始了与形而上本体分离的过程。这一下降的过程最初是必要的，而它以后却导致了诗歌精神的现代消解。诗歌匍匐于污浊的泥淖中，丧失掉它的全部光辉、明亮性及其对于心灵的映照机能。一个快乐、自由和放纵的普罗米修斯，竟然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击中，最终受缚于后现代主义的更严厉的锁链。 我无意在此指责弥尔顿和雪莱，这不是他们的过失。恰恰相反，我注意到，尤其在弥尔顿的诗句里，神性的光辉如此充溢，笼罩住这个反叛的思想家的高贵头颅。《失乐园》和《复乐园》，一个对称的“福一达”游戏，隐喻着人类与终极真理的分离与重合的完美进程。这与其说是弥尔顿的浪漫主义气质的弥漫，不如说是他的内在(自我)神性和外在(宇宙)神性的一次宏大拥抱。这个英雄洞见了宇宙的最后本体。 乔托《但丁在天堂》：沿着弥尔顿的有力手臂所指引的方向，我们听到了但丁在中世纪最后时刻的呼告。 沿着弥尔顿的有力手臂所指引的方向，我们听到了但丁在中世纪最后时刻的呼告。无限谦卑而虔诚的心灵，从对一个女童的永恒恋情出发，登上了至高无上的阶梯，径直走进“上帝”里面，走进无限光明与欢乐的最高天体。弥尔顿是“看见” ，而但丁是“走进”。他坚定地越过地狱和净界，也就是越过一切“在下面”的事物，越过全部的惊眩、恐惧、忧伤和悲痛，越过肉体与灵魂的种种魔障。弥尔顿描述《圣经》故事，但丁则记录了他的思想之旅。这其实也就是人类所能企及和走越的全部心灵空间。从地狱的最深处，到天堂的最深处，那条垂直的道路是奇迹中的奇迹，除了但丁，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和战士能够开辟出如此非凡的景象。 诗篇，这是我们缅怀浪漫主义先驱的最重要的文献。在书写着《神曲》的羊皮卷的边缘，西方的轨迹黯淡了，东方的轨迹明亮起来。我们看到了住在各个王朝的衰败楼宇里的不朽诗人，用狼毛笔书写着浪漫主义的汉语文本。那些用棉絮和毛竹纤维制成的薄纸，在蛀虫和岁月的咬啮下，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碎片，然而诗篇却存留下来，像寺庙里的佛灯，映亮着无数昏暗的人群及其面庞。 漫长的诗人队列，拥有着彼此相似的“市俗浪漫主义”的动人容貌，据此与西方世界的“神学浪漫主义”进行着无言的对抗。我们听见的是一种宏伟的合唱，在豪放派的激越旋律后面，婉约派发出了柔和感伤的和声，无数著名的姓氏支撑着这个庞大的美学集团。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李白──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个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与其说弥散在他的诗歌里，毋宁说停栖在他的生命风度中。他是谦逊的，他把浪漫主义的桂冠移交给了李贺，而后，飞扬高蹈着走进民间的传说。 苏六朋《太白醉酒图》：这个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与其说弥散在他的诗歌里，毋宁说停栖在他的生命风度中 李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他的语言和意象过于高峻，使一切批评家难以望其项背，而他的生命是那么短暂，刚刚照亮了唐朝的诗坛，就急促地陨灭了，同时，留下最奇诡壮丽的诗篇。他的生命的长度和他诗歌的高度构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致他在一些小册子作家的手下成了“畸人”，也就是古怪的人、不可思议的人和逾越了古典伦理规范的人。这从反面验证了他的重要性。他本身就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奇迹。他只是没有风度而已。 李贺与李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无比痛楚的人，而后者则恰好相反。李贺的痛楚来自他的病弱的肉体和无望的灵魂。他在这种痛楚的深渊里打滚，从颤栗的舌头上滚出诡异的诗句，说出对于时间和人生短促的惊骇和惧怕。而另一方面，他又显示了对物理世界的空前绝后的敏感性，这正是他不久将要放弃的那个实在的世界。它的质地、色泽、重量、裂纹、气味和声响，穿过砚台的影像被他轻灵精微地握住，像握住他即将长辞的世界。甚至连新小说派也不能达到他对于物体及其物体内在生命的触握深度。而后，通过这样一种痛楚的触握，他把汉诗语言推进到李白根本无法企及的眩目境界。 这并不意味着，用粗疏或质朴语言写作的人值得我们蔑视。有时候，一种质朴的语言暗示了诗人心灵的质朴性，陶渊明是这方面的范例，一方面浪漫，一方面质朴。他用自己的伟大心灵统一美学的不相容的范畴，并藉此开辟着通向乌托邦的革命道路。 桃花源的景象是令人难忘的，它直接指涉了所有中国浪漫主义者所回避的事物，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真正核心。穿越桃花构成的墙垣，时间的河流把我们引向过去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要求是如此简单：田野、阡陌、屋舍、鸡犬、农夫、老人与儿童。他用这些字词概括了乌托邦里的全部事物。而当他退出后，他无法再度进入：迷津阻止了他。 王仲玉《陶渊明像》(局部)：他用这些字词概括了乌托邦里的全部事物 我注意到了这种隐喻的意义。陶渊明用一个破坏性的结构反对了弥尔顿的理想。它不是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福一达”过程，而是从得乐园到失乐园的“达一福”过程，它构成了一个比弥尔顿主义更深刻的反转的镜像。 令我惊异的还有，这个无法进入的乌托邦并未使我们绝望，它最多只能使我们为之忧伤和怅惘而已。这不仅是一个叙述技巧的问题，而且显示了浪漫主义的情感本性。在陶渊明看来，我们企及或不能企及乌托邦，它完全取决于几率和统计学的因素。这就为信念的生长提供了脆弱的理由。 正是这样的信念鼓舞了陶渊明的寒伧的田园生活──一个乌托邦的次等摹本。关于乌托邦，陶仅仅进入了一次，而关于它的摹本，陶则倾注了最大量的言辞和激情。他的喜悦和他的悲痛像稻菽一样从田园的土地生长，而最终，喜悦瓦解了，剩下的只有永久的悲痛。 乌托邦的现世化、或是浪漫主义字词的实存化，这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最严酷的敌人。历史上所有类似的努力都注定要归于失败。我们企望用手指抓住它，而我们却抓住了一个虚空，就在这样的深刻的失望中，浪漫主义精神从我们的心灵中消退了，像消退的洪水，而后，露出了光裸的、一无所有的大地。 那么，世俗浪漫主义的弱点已经显示出来了，除非他放弃一切实用主义的念头，也就是放弃在头脑之外还要用全部肉身去占有奇迹的渴望。陶渊明没有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注定要接受贫困的苦难。然而伟大性保证了他以一个隐士的姿态坚定地生活着，履行他向自己作出的承诺。正是这种坚定的生活召回了浪漫主义信念。从阴郁寒冷的病榻上，陶用悲愤的声音唱出了对于复仇者荆轲和精卫的颂扬。 这是何等熟识的声音!它曾经如此澎湃地涌现于屈原的吟哦之中，像一条怒气冲天的字词的河流，去淹没一切敌对的事物。屈原，这个人是一切愤怒的渊源，而后，一种亚洲型的明亮事物从中有力地闪现了，这就是被历代儒者诬指为爱国浪漫主义的伟大诗歌精神。 甄别这点是至关重要的。汉代的儒者，那些利用注疏和训诂从事文化阴谋活动的人，企图在“阐释”中扭转古代史的性质。屈原是其中用以篡改先秦浪漫精神的学术核心。假如他被修补成符合儒家教义的伦理英雄，那么该教义将获得更有力的传播。由于这一缘故，汉朝，成了阐释灾难大规模发生的年代。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所有的屈原研究者都在有意忽略和遗漏下列事实：对历史上的反叛者的追忆与颂扬，是这个人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母题 要清洗掉涂抹于屈原肖像上的汉代颜料，其方式是非常简单的：首先，彻底忘却有关此人的全部历史评价；其次，像对待一个无名诗人那样诵读他的作品。 所有的屈原研究者都在有意忽略和遗漏下列事实：对历史上的反叛者的追忆与颂扬，是这个人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母题。推翻夏启的“五子”、弑杀后羿的寒浞、抗灭夏桀的成汤、兴师问罪的文王，上述著名叛臣的姓氏与事业，受到屈原如此热烈的眷顾，以至成为反复吟哦的对象。 在反叛者的名册中，伍子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楚国最杰出的复仇者，因全家遭到楚平王的杀戮而逃往东方，成为吴国的重臣，并率吴兵打回祖国，将已故国王的尸身掘出，痛挞三百。对于犯有如此滔天罪愆的叛徒，屈原居然明确声称，他要追随其后以了遂自己的心愿(《悲回风》：“从子胥而自适”)。且问，他何以要追随此人?他有什么难以言喻的心愿? 我想特别指出“端午节”的原初语义。“端”，就是平反与昭正之意；“午”，就是“伍”的通假字；“端午节”，就是人民用以昭雪伍子胥的日辰。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属于伍子胥的纪念日最终却被屈原的阔大身影所掩替。这种情景在人类庆典史上是罕见的。只有一种假说能够理性地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同构叠加”：一个更有力的反叛者的历史映像将覆盖住与之同构的其他映像。“端午”，显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反叛者的节日，它蕴含了对饱受压迫的革命者的最盛大的赞美。 伏羲女娲双龙画像砖：屈原是一个真正的国王，这构成了他全部痛楚与怒的根源 屈原的反叛性，可能导源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政治事务的受挫和惨遭贬窜。他沉痛的目光看到忠臣接与、桑扈、比干和介子推的悲剧结局。他甚至警醒地指明，像申徒狄那样因屡谏君王而不被纳听、最后抱石自沉以明心志，是毫无益处的(《悲回风》：“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这是一个贰臣所能达到的较高觉悟。 然而，如果把屈原的悲愤仅仅限定于一个臣子对昏聩统治者的抱怨，那就大错特错了。屈原是一个真正的国王，这构成了他全部痛楚与怒的根源。政治失败迫使他转向诗歌，转向一个可以用隐喻语言来寄托宏大野心的场所。 让我们来倾听一下屈原对自己名字的注解吧。他声称自己名叫“正则”，叫“灵均”，这显然是一个双层字谜游戏。人们已注意到“正则”(“公正”)里隐含着“平”字，而“灵均”(灵开混沌)里隐含着“原”字，等等。但是，这组字谜还有更重要的一层解答：“正则”和“灵均”，就是要求这个人去匡正(“正”)世界的法则(“则”)，以及像神灵那样支配(“灵”)循环生息的大地(“均”)。这既是一个丧失权柄的旧部落领袖对他的男婴的期待，也预示出这个婴孩在以后的年代里所拥有的宏大野心。 正是这种不可遏止地燃烧的野心，支持着屈原的全部浪漫主义写作与吟咏进程。在《九歌》和《离骚》中，他反复地描述自己与众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等等)会晤或交往的豪华场面。他梦想自己像周穆王那样出巡西方，直抵昆仑，去访问西王母之邦，有九千辆马车簇拥着他，像簇拥着人间最高贵的君王。他还要乘龙驾鸾，在壮丽的天庭遨游，向日神、雷神、风神和云神颁布敕令，并且追逐洛神、宓妃、湘夫人和少司命，向她们表达热烈的爱慕。这样一种对神性血统及其力量的自我鉴定，难道仅仅是某种“楚地民歌风格”影响的结果么? 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人(包括李白)能够像屈原那样显示出非凡的王性、对时间与空间的征服性以及野心受挫后的愤怒。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美学态度，而是主要取决于他的政治和哲学立场。也许在征服性上，只有毛泽东可以与之比拟。“把汝裁为三截”(指昆仑山)和“风景这边独好”，这些充满独断性的句式，只能诞生于一个面对世界版图踌躇满志的王者的伟大灵魂。 卫九鼎《洛神图》（局部）：这样一种对神性血统及其力量的自我鉴定，难道仅仅是某种“楚地民歌风格”影响的结果么? 然而，在给予了屈原以诸多赞美之后，我不能隐瞒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即屈原的人格是高度分裂的。这个人同时拥有王者与仆人、贰臣与忠臣的四重特性(也许还应包括他对彭咸─巫隐传统的向往)。他像一个马不停蹄地改换着角色的悲剧演员，在不同的台词里呈现不同的面貌(当然它们不是面具，而是复杂心灵的直接映射)。他甚至能够在从事高贵的反叛与征服事业的同时，保持一个饱受委曲的忠实臣仆的卑顺气味。他是那么尽心竭力地表白着自己对于国王的无限忠诚，信誓旦旦，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见《九章·惜颂》)。 这就像马克思在浪漫主义者歌德身上所洞察到的那样，屈原，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其渺小；有时是叛逆或征服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一个竭力守护住摇摇欲坠的昏聩统治的庸人。自杀(或谋杀)结束了他的这种紊乱的浪漫主义气质，却开始了关于这个人的真相的永恒争论。如同读者所看到的，我不想加入这种争论，我只想结束它们。 浪漫主义与世界真理 以屈─陶为代表的世俗浪漫主义，和以但丁─弥尔顿为代表的神学浪漫主义，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核心部份，而在历史的尽头，或者说，在历史开始的遥远边缘，原始的宗教浪漫主义闪烁着微弱而神秘的光辉。那些不朽的传说，从残破的碑石、泥版、铜鼎和竹简中浮现出来，诉说着世界真理的诸多细节。我注意到远古神话的这个特徵。浪漫主义，它是真理最初(也许还是最完美)的表达形式。 世界真理，也就是有关世界的诞生、动力、材料、构造与历史的准确消息，隐藏在宇宙的阔大景象之中，像来自星辰的光线，可以被我们模糊地感知，却不能被我们握住。然而，从缄默无语的人群中，一个浪漫主义的头颅发出了永不停息的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而后，这种追问扩大到了太阳、月球和整个宇宙。 复活节岛上的石像：从缄默无语的人群中，一个浪漫主义的头颅发出了永不停息的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只有浪漫主义者才可能发出这样的形而上追问，只有他们才可能凭借这种追问握住世界真理的温暖灵魂。屈原的《天问》，不过是对他的浪漫祖先的一次诗学摹仿而已，但这已经足以击中那些巨大的消息。 另一方面，也只有浪漫主义者才能够保存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真理。只有他们能够提供形而上的壮丽容器，以包装真理的难以言喻的属性。这里，我们看到了浪漫主义所拥有的代码系统的有为性。从湿婆、梵天、努特和盘古的伟岸身影中，世界真理实现了它在人间的逻辑转换。 神话首先阐释了真理，而后才运载它们，并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对它们进行新的追问和猜想。 浪漫主义与真理的这种关系是耐人寻味的，它要消除一切关于浪漫主义的历史偏见。在最古老的年代，一个浪漫主义者就是一个真理的颂扬者，他越过无数的山峦和部落，把消息传递给所有沉浸在痴愚的笑意中的人群。而后，我们看到了一次巨大骚乱和觉醒。 在某种意义上，那最初的浪漫主义者正是上帝本人。当他对天堂的景象腻味了之后，他就 投入到了对人间乌托邦的热烈制造之中。上帝甚至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据《旧约》记载，“创世”，就是他用语词说出想象的乌托邦诗篇。 神说：“要有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份为上下。”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 这是真正的吟诵诗篇的过程。在上帝的字词溅落的地点，乌托邦明亮地崛现了，这是不可阻挡的，而从上帝的乌托邦里诞生的人类，难道能够回避摇篮所赋予它的这一属性么? 乌托邦的子孙们，携带着浪漫主义的天赋秉性，携带着对于真理和未来的全部猜想，携带着诸多瑰丽的意象与故事，从上帝的乐园出发，向我们走来。我们目睹了这些，就像目睹那些难以言喻的苦难一样。只要我们不放弃受难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响应这种亘古长青的号召。 1990年9月20日于上海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衰老的雨在池塘边流泪。许多年来，她不停地回忆和哭泣，双眼已经失明。雷的阴影像帆一样追随着她，成为她生命中最悲凉和幸福的部分。几十年来，有许多人知道她曾经是雷的情人，许多年前的那个冬夜，县长和某些人叩响她的屋门，告诉她雷的死讯。她当时正在一架摇摇欲坠的旧织机上织着土布。布纹中隐现的不祥征兆（也许是一块暗红的色斑）已经使她感到骇怕，但面对正式来到的噩耗，她却显示出令人费解的镇定。她一如既往地推拉着机杼，来客怏怏而去。雨织了三天三夜。在第四天清晨，人们听到她停了织机。几分钟后，她发出了凄厉的叫喊，而后，她开始了漫长、清冷、孤苦无助和经久不息的哭泣。 王居正：《纺车图》(局部)：布纹中隐现的不祥征兆已经使她感到骇怕 雨的长哭竟然持续了二十多年，这是与雷有关的许多奇迹中最后的一个奇迹。雨多天都坐在她的织机前，让眼泪滴落在带着蓝白相间格子图案的土布上，这布的名字就叫做“泪痕”，因是雨亲手织就，县城里的文人又把它称作“雨娘”，无论水洗多少回，甚至布都已起毛揉烂，那泪痕却地久天长地在着。这样，雨织的布就成为当地男人馈赠女人的定情之物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种。 雨之所以叫“雨”，是因为她在一个奇妙的雨夜与雷初次相遇。据当时的报纸和一本叫做《雷锋的故事》的虚构之书记载：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她被阻止在一个破败的长途汽车站里。雷用他的自行车载着她回家，行程二十余里。那个身材矮小、面容憨厚的年轻士兵像一道闪电，照亮了她面无人色的脸庞和未来的道路。《雷锋的故事》声称，雷在把她送到家里之后，就当即动身返回兵营，并且拒绝留下自己的姓名。 我叫雷，我二十一了。其实在雨的记忆里，雷向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雷使劲踩着自行车，越过泥泞难行的道路。他的身躯如此弱小，仿佛随时都会垮掉。雨坐在后架上，打着油布伞，要替他遮挡风雨，当他凉凉的背脊与她热气腾腾的胸脯互相触碰时，她感到了最初的晕眩和一种无限怜惜的爱意。哦，他还只是个男孩！她这样喜悦地想道。 雨是一个寡妇。在她的屋里，悬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有个面容模糊的男人。雷进屋时就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点，但他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他只是在雨的面前慢吞吞地脱下湿透了的衣服和裤子。他身上的那些丑陋的伤疤，像土布上的图纹那样在昏暗的灯光下浮现，使雨激动得浑身战栗。她用热水温存地擦拭着雷的身体，在经过每条疤痕时都禁不住呻吟一下，仿佛触到了她自己的痛处。这伤是怎么落下的？她垂着头问道。雷深深地吸了口气，隐约闻到了从雨的潮湿的发绺间散出的女香。坏人打的。他低声答道。雨像母亲那样长叹一声，看见了年轻士兵的尚未发育的下身。她不停地替他擦拭，一直到他的光裸的脚足，雷的身躯在她的抚摸中沉默和颤抖。炕被烧热了以后，她把雷安放在被褥里，然后开始仔细地擦拭自己。雷在一边注视着她，忽然开口说：“你像我的妈妈。说罢，脸颊变得通红。雨悲喜交集地听见他说，就含泪走过去熄了灯，在雷的身边睡下。两个人静静地躺着，听见雨水溅落在窗台、屋瓦和泥土上的声音。在入梦之前，她还恍惚听见雷含糊不清的呓语。 几十年后，雨还能回忆起那个奇妙的夜晚。雷在深夜里发动了他的攻势。她被雷弄醒的时候，发现他在低低地哭泣，眼泪打湿了她的面颊。她就用一只手柔柔地抚摸他的头，用另一双手拍着他灼热的背脊。雨在黑暗中说我给你唱歌好吗？雨就轻轻地唱起一支童谣。雷在她怀里抽泣得像个孩子。后来雷开始吸吮雨硕大的乳房并且渐渐平静下来，但雨却变得亢奋起来，她不停地喊着雷的名字，直到被身体里涌出的喜悦弄得筋疲力尽。雷偎依在她的身边。透过微弱的晨曦，她看见他的眼睛像小动物那样闪闪发亮。 陈秋池《种地》：他就去喂猪、挑水和清扫院子 从此，雷在每个星期日骑着自行车来探视雨，随身带两个省下的白面馒头，用手帕仔细包着，放在那只洗得褪了色的军用挎包里。把它交给雨之后，他就去喂猪、挑水和清扫院子。然后就进屋，从里边把门关上。雨就开始给他擦拭，而他就去吸吮雨的乳房并在她的怀抱里满含幸福地睡去。天黑以后，雷就动身离去，他的车铃声像一串远去的星辰。雨站在山坡上久久不动，眺望那个雷所驻扎的城市，月光像歌谣一样从她身边静静地流过。 北方干燥的季风在村庄上空呼号，寡妇雨和年轻士兵雷相好的消息在又苦又香的麦地里传递。一个暗恋着雨的农夫怒不可遏地操起斧子说：我做了他，那个杂种！他身旁的那个拣麦穗的女人格格一笑，用手指戳着他的胸膛说：你还是先把我做了吧。农夫的手垂了下来，女人的身体象蛇一样缠上了他。他们在麦地里打滚，黝黑的皮肤灼热而又明亮。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许多人抱着布满裂纹和补钉的大碗死去，许多人一如既往地相爱，麦子在他们的身下成片地死去。 但雨和雷并不知道发生在他们附近的那些细小的故事。雨只知道雷所告诉她的一切。雷说，他一生有过三个女人。第一是他的母亲，他的身影象秋千一样在雷的记忆里晃动。她是个瘦弱的女人，干瘪下垂的乳房已吸不出任何奶汁。雷狗似地叼着奶头，并且在一无所获以后哭成一个泪人。母亲说，儿啊，你来的不是地方！你敲错了门，走错了道，吃错了奶子撒错了尿！母亲坐在门槛上，拍着大腿歌唱般哭着。她解下裤带悬在梁上，刚站了上去，又怕出丑，就下来找了根草绳把裤子系结实了，这才一蹬腿，把自己弄成了一具尸体。雷回忆那个悲恸的场景时带着一种刻意的仇恨。雨后来知道雷当时才两岁，他所叙述的故事一半来自乡邻，另一半来自他自己的想象。 雷的第二个女人是他在钢铁厂的同事，梳着长长的辫子，身子结实得像双只可爱的小猪，眼睛里永远含着似怨似爱的烟雾。她每天都给雷写信，称他为“我的亲哥”，却不允许他碰她。一次雷用手碰了她的胸脯，她当即给了雷一记耳光，又躲到墙角鸣鸣咽咽地哭了很久。雷对雨分辩说，其实我没碰她，我只想从她衣服上拿下一根头发。雨听了之后就笑起来，轻拍着他的脸说：那天夜里你也想在我这里找几根头发吗？雷露出梦幻般的神情说：是的，我要从你那里找到一切。 切·威廉斯《哭泣》：雷的死带走了他的生命，她的乳房日益枯萎，像一对老得已经露出蜂窝组织的丝瓜。 雨就这样成了雷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女人。几十年后，她的头发白如皓雪，但她记住了雷对她说过的话，她曾经是雷的一切，而雷也是她的一切。雷的死带走了他的生命，她的乳房日益枯萎，像一对老得已经露出蜂窝组织的丝瓜。她双眼失明，老织机也已经朽坏。雷刚死的时候，许多人来探望她，告诉她关于雷的英雄故事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思想奇迹，雨听罢只是淡淡一笑，把那个真正的雷珍藏在言语不能到达的地方。后来她就渐渐地遭到了遗忘。当族人走过尘土飞扬的村庄时，他们还能看到一个盲目的老妇坐在池塘边哭泣。她说，眼泪干的时候，我就要走了。 这是真的。当那日子来到的时刻，雨端坐在池塘边的木凳上静悄悄地死去，阳光照亮了她干枯凋零的脸庞。空气中，有一种宁馨而寂寞的气息在浮动。人们把她埋在一株杨树下，使她能够守望那个正在迅速朽坏的家园。入殓的时候，有人拿开她的手掌，取出一张揉烂发黄的字纸，并且读到以下质朴的诗句—唱支山歌给你听，我把你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你的爱情暖我心。 那人摇着头笑了笑，手一松，纸就随风飘起来，在土墙上和树梢间翻了个身，消失在永久缄默的麦地里。 1994年9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老王为自己不能有条毫无破绽的裤子而气恼，因为它在他上学时令其困窘。在罕达，所有的女孩儿都嗤嗤地笑，狡黠的眼睛在上面溜来溜去。男孩儿则鬼头鬼脑地拍拍他的臀部，很会意地离去。只有坐在课椅上时老王才心情好转。有一次老王拍拍屁股对他爸大老王说，你看怎么办？他爸眉头一皱说，小兔嵬子，滚一边去。老王这才大声啜泣起来。坐在肮脏的板屋后思念他的母亲。那是一个模糊的女人，长着巨大的乳房，整个夏天摇摇晃晃，里面盛满了不可思议的汁水。 在去罕达的路上，老王走了很久。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少年，每天要去罕达上学，从七岁走到十四岁，八年里没有令人鼓舞的长进。这自然不是指他的裤子，而是指他的学问。他戴着拣来的工作帽，把鼻涕仔细地擦在袖子朝后的那个部位，心里充满了对罕达的仇恨。 太阳照在沥青公路上，空气明亮的睁不开眼睛。他抬起永远洗不干净的脸庞，去看一个隆隆作响的物事。大型旅游车从身边驶过，他怔了一会儿，仿佛那车开的极慢。一片尘土扬过之后，才渐渐看见有座带铁丝网的红砖围墙。青草在快颓的墙顶上嚣张的生长，一个男人冲着墙撒尿，然后周身大抖起来，好像毛鸭傲然地抖着水珠。 秦秀杰《不是疲劳也不是困倦》：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少年，每天要去罕达上学，从七岁走到十四岁，八年里没有令人鼓舞的长进 老王阴郁的心情开始有所好转。他穿越公路，顺墙根的阴影走，仿佛走在一条狭细的甬道上，这样走了下去，一直偏离了公路。墙在这里颓坏得愈加严重。有些干枯的青苔贴着，像半脱落的痂皮，老王用手指抠下好大一块，仔细瞧了一回，对这类低等生物的尸体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就弃在地上。又拔了一些野草，放在鼻上嗅，也不见那细小的花有什么香气。这样一直走下去，就看见那株半朽的榆树，树皮剥落，只露出惨白的内胆。老王站下，拍拍树干，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儿，如同祖父生前所作的那样，然后就上了树，越过一条横杈，跌跌撞撞地掉进墙的里边。 祖父，就是被众人叫做老老王的那个家伙，现在住在老王不能去的地点，多年来杳无音讯。村上有人见过他的幽灵在夜晚随风疾走，脸上血流如注，像受过无数苦痛。而他生前却过得极其快活。埋死尸时唱着豪迈的歌，力气大得惊人，可以用单臂抓住一个绞死者的脖子，平平举起，像抓一只硕大无比的阉鸡，随后仰天大笑，豪气直冲云霄。在迷宫样的曲折土墙的后面，村里的女人都给他睡过，非但没有怨言，而且私下交流有关他的好处。有位本地的画匠描下他的形貌，分给村民贴在大门上，说是极能避邪。只有老王说不像不像。 这是祖父的领地。鬼魂大量出没，多得难以计数，拥有各种寻常的姓氏。它们在月光下散步，头发飘逸，面容安详如婴。村民习以为常，时而邀到家中说说闲话。一次老王摔在鬼峦上，不省人事。祖父去公路拦车未遂，一怒之下，将孙子背回家里，反复叫喊几个姓氏，鬼魂就在夜里现身了。他苏醒的时候，看见一个窈窕女子正动身离去。第三天他就下地撤尿，痊愈如初。 老王在围墙里走动，有如一条被露水打湿的小狗，用五官嗅听一切事物。齐腰高的香蒿用粗大的茎杆缠他，绿色的蚂蚱停栖于草叶，仿佛受了极大的惊吓。他逮了几只，又听任他们狼狈逃窜。他的注意力只是在那些本地最伟岸的建筑物上：废弃的监狱、高达四层以上的灰色楼房、被几何美学所支撑的囚窗的矩阵。它们是沉闷而威严的，多么威严，放射着算术和语文的光辉！麻雀飞来飞去，在这群纪念物的顶檐筑巢，沉思它们的意义。老王朝鸟巢扔了一块石子，可它在飞行了一半后就无力地落在污水坑里，水花四溅，鸟纹丝不动。 澳洲阿瑟港监狱：它们是沉闷而威严的，多么威严，放射着算术和语文的光辉 “罕达，罕达、罕达——，”老王在野草地上打滚，朝这些伟大的楼房喊叫，直至喉咙疼痛。楼房缄默不语。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大声咳嗽，想起祖父第一次带他来此的情景。祖父说这地方才是真正的罕达。他刻满皱纹的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奶奶的，我骗了他们，那些日本崽子。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老王很迷惘地点着头，开始知道“罕达”这个词很重要，就像它的姓氏“老王”一样。那么，爷爷您叫老王，爸爸他叫老王，我呢也叫老王，到底谁是真的老王？祖父拍了 一下他的小屁股说，你爸是兔崽子，你兄弟是兔崽子，就你是真兔崽子。他奶奶的，跟你妈一个模样。 祖父的身影正在远逝。越过香蒿、野麦和青茅的头颅，他裤档肥大地走着，肩胛上停栖着一只活了百岁的老麻雀。太阳的光斜斜地击中了他，使之踉跄起来，喝醉了酒似的，这样一直走向那幢座落在草地尽头的灰色洋房。在小楼的宽大的台阶上，他吃力地转过身，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仿佛对孙子说了些什么，而老王却不能听见。当他飞奔过去时，祖父已经消失在门后，就像消失在澄明的空气之中。老王无限忧忧伤地目击了这个场景。祖父一去不返，像他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而台阶与楼房，是缅怀他们的唯一线索。 在明亮的草丛里，老王眯起了眼睛。他看见一群游客从二号楼里涌出，正穿越草地向小楼走去。裤子洁净，谈笑风生，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们侵犯了我的领地，老王愤愤不平地想。他们又什么权利？这些大笨蛋，他们居然想打听罕达的秘密！他鄙夷地望着他们，然后很阴险地垂下眼帘，露出了痴愚的表情。 他在二号楼里逛来逛去，巡视那些单调的走道和囚室。这正是他每日的功课．约定的时可尚未到来。他要走完这些长廊，清点所有的囚室．他身子挨着墙壁，食指顶住一点，在走动中拉出一条想象的直线。由于避让游客，直线不断发生弯曲，这使老王有些恼火。他必须从另—头重新开始，直至它被画得毫无瑕疵。有个女孩儿，瞅着他的动作，格格地笑起来，指给她身旁的中年女人看，两人便都笑了。老王绥缓抬臂，对准她们凌空划了一个圈，让线在她们身上打结。看着她们渐变了脸色，这才扬长而去。 辽宁旅顺日俄监狱走廊：他在二号楼里逛来逛去，巡视那些单调的走道和囚室 老王说，女人让我心烦。他果然不热爱女人。远在襁褓时代，女人就不断骚扰和袭击这个完全无辜的孩子，逗弄他的小鸡，说他必承祖志，然后就奇怪地大笑，前仰后合，乐不可支．母亲也跟着笑，奶子剧烈地摇颤，渐渐显出泪意，仿佛有些悲凉。 滚，骚娘儿们！祖父在堂屋里低低喝道。女人们尖叫着四散逃命，撇下一地葵花籽的壳儿。 祖父不心烦女人，他不过是藐视女人罢了．在荫凉的瓜棚下，祖父用一竹箩瓜籽款待末出阁的女子，跟她们讲风流鬼的故事，女人吃吃笑着，脸涨得通每股红，待缓过气来，祖父已扛着铁铲上了山岗。他的裤裆硕大无比，像风中的蓬帆。扛铲的背影被太阳照得雪亮。 客人散了之后，母亲就扫拢瓜籽壳儿，放入一只黑色陶罐，用文火煎煮，说是要煮出女人的阴津。那些汤汁略带白色，散发出淡淡的葵花香气。祖父埋完尸体回来，一甩铁器说，今天又打了五个洞！随后将倾在花瓷大碗里的汁水牛饮而尽。母亲就呆呆地看着他，脸上有了一些红晕。祖父并不看她。 父亲与兄长们出门打工的时节，逃学的老王就在日本人造的模范监狱里欢快地走动。母亲说，小东西，死出去玩吧，天不黑别回来！他便急忙用马的姿势跑开了。破竹竿在胯下发出犀利啸声。他忽然又勒住马缰，在野菊丛里排出一堆又湿又热的粪蛋。一只大肚山蛙躲闪不及，被老王擒住，用它擦了屁股。 老王在第四层楼上，越过固定于走廊地板上的铁制栅栏，可以观察到下面几层游客的动静。他们在俯视中失去脖子，胸腹挤作一团，腿像侏儒那样运动。老王集聚了一堆口水，蓄在唇齿边上，很仔细地瞄准后吐出，看它无声地坠下，依次越过几道栅格，溅落在底楼的水泥地，难以察觉地爆炸开来。老王又吐了它几口，都被三楼或二楼的铁栅挡住。开始觉得索然无味。 美国旧金山监狱：越过固定于走廊地板上的铁制栅栏，可以观察到下面几层游客的动静 要是它能掉在那些人的脑门子上就好了。老王很怅惘。知道这是一门非凡的功夫。他相识的人中，只有飞嘴略通一二。从五尺开外嘬起嘴唇，轻喀一声，将唾沫弹在人的脸上，飞嘴管这叫“赠送一个飞嘴”。因他亲嘴的人多了，就颇有名气，成为罕达学校最难缠的人物。后来不幸吻在一个过路侠士脸上，挨了一掌，辱下一对门牙，从此只能接受别人的“飞嘴”的称号。这多么可悲！老王世故地想。那个满嘴漏风的家伙，这会儿他该滚过来了。老王听着堡楼上的梆子声，觉得它的忠诚和守时无与伦比。每天开始或结束参观的时刻，它就空空而迷人地响起，模仿过去的岁月，使游客心惊肉跳。 老王转过脸去，看见走廊尽头露出一个男孩的丑陋脸庞。他忽然口唇发干，感到浑身紧张。他们遥远地对视着，目光里充满了仇恨与敌意。飞嘴手插在裤袋里，慢吞吞走过来，在离他五尺远的地方站住，装得漫不经心地问，你来啦？ 老王阴沉着脸点点头，指着离他最近的那间囚室，就这儿吧。飞嘴咽了唾沫不自然地笑笑说，好吧，随你便。他们就进了囚室，从里面把门掩上，然后，各自背靠一堵带有黑色血痕的墙壁，很戒备地互相打量，好像在掂估对方是否身匿凶器，而后，各自从兜里掏出两粒骰子。再看飞嘴的，竟是一对用白玉琢成的宝贝。老王怔了一回，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用谁的？ 飞嘴很自负地说你看着办吧。老王说本要不愿占你的便宜，也不能让你占了便宜。来锤子剪刀吧，二决两胜。飞嘴迟疑了一下，说好。老王喊一、二、三，两人就同时出手。一看，老王是巴掌，飞嘴是拳头，布里锤子，老王便赢了第一个回合。接着老王又出掌，飞嘴又出拳头，但见势不妙，中途从拳里戳出二指，做成剪刀模样。老王狠瞪了飞嘴一眼，没吱声。飞嘴狡黠地笑笑，说现在一比一。他又喊一、二、三，两人第三次出手，这回飞嘴是锤子，老王却是剪刀。飞嘴就露着嘴上的破绽笑道，你输了。老王哼了一声，怏怏地收起自己的物事。 飞嘴取了玉骰放在嘴上，吹了几口大气，往水泥上猝然一掷，凑出一个九点。老王哂笑着抓过来，随手一摔，五点加六点，竟是十一。老王就拍手大乐起来，你这笨蛋，连自家的物事都看管不住！行了，现在要由我来挑选决斗的方式，你听好了，再过一会儿，天就黑了，那时咱们就上绞刑室待着，一直待到明儿早上，谁中途逃掉，谁就是他娘的孬种！飞嘴很深地叹口气，躲一边撒尿去了。 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从前，囚犯都在这种屋子里等很长的时间，没准要等上一辈子 我们得在这儿等着，老王说。从前，囚犯都在这种屋子里等很长的时间，没准要等上一辈子。后来终于来了人，说你可以去了，他就很高兴地跟着走，唱他喜爱的曲儿，这样一直走到那里。所有的人都竖着耳朵，听见关门的声音，大家就很难受，打个呵欠说我们还得等下去，这真倒楣！ 越过高高的栅窗，老王把那幢灰色的两层洋楼指给飞嘴看。它就在野草地的东面尽头，孤零零地立着，像一幢精巧的度假别墅。就不上名儿的藤蔓植物攀援着墙面，使它看上去很幽深。只有窗户露出来，玻璃擦得很亮，反射着夕阳的光辉。 飞嘴打了一个寒噤，从凳子上跃下，使劲揉着眼睛。那玻璃窗刺痛我了，他嘟囔道。老王并不理会他。他抓住栅栏，出神地望着小楼以及楼后山岗上的大片坟地。噢，这就是罕达的灵魂、罕达之中的罕达！他心里叫道。祖父并未告诉他这点，但他很早就明白了一切。这是祖父最后的秘密，他从来不许我进去。现在我终于要进去了，我就要知道那里面的故事了。这简直像做梦一样。 其实老王并不了解，为什么打赌能够解除祖父的禁制。他仅仅这些希望着，而这就够了。这遥远的窗户后面，也就是在玻璃的光芒深处，他觉察出有一张停滞不动的脸，模糊得难以辨认。老王胜利地笑起来：他看见了他的“人”，或者，用祖父的话说，他的“灵魂”。它已经在那里了。一切都安排就绪。待会儿他只需溜进去就成了。你看见了吗？你来看呀！老王热烈地叫道，你看，它已经进去了，它在里面瞧着我！ 飞嘴坐在水泥地上，沮丧地玩着骰子，把它们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就这么来回抛着。好像没有听见，脸却变得很白。过了很久，小声说，我肚皮饿了。 老王下地来说，你小子想开溜吧？ 飞嘴辩解道，哪能呢。咱们回家吃了夜饭再来嘛。．我给你带这么这么大的一只烤红薯。老王轻蔑地撇撇嘴：这算什么。咱们家从不吃那玩意儿。咱们总是在晚上烤蚂蚱，就像串糖葫芦，把大蚂蚱的肚皮串在铁丝儿上，一烤就吱吱冒油，十里地外你能闻到它的香气。可我从不吃它的肚皮。那都是我妈吃的。我只吃它们的翅儿，脆生生的，嚼在嘴里，嘁里咔嚓直响，像老鼠啃楼板似的。 旧金山监狱牢房：飞嘴坐在水泥地上，沮丧地玩着骰子 飞嘴说这可能是很好吃，可就是吃不饱。不像烤红薯，一个下肚，可以挨上十天八日的。这个叫实惠，你懂吗你？ 老王很诡异地笑笑：其实蚂蚱吃起来没那么响，也就一丁点儿响，象鬼打个喷嚏，嘁嚓一声，耳背的人压根儿听不见。夜里出门，风吹得山响，你在道上走，听见近处嘁嚓一声，那就是了。穿很薄的白衫，鬼也要伤风的。 在黯淡下去的光线里，飞嘴的脸色愈来愈难看。我们家不怕鬼的。我们家都会飞嘴儿。我妈能飞五米远，喀嗒一声。鬼最怕这个。有一回来了个女鬼，老长老长的头发，在窗户外边招手，叫我爸出去。我妈刚好醒来，就一个飞嘴儿，像暗器一样，正中它的脸面，它大叫一声，失了踪影，从此再也不来。我爸怒极，拽过我妈，好生打了一顿屁股。 这算不了什么。老王淡淡地说。再说，现在你还有那个能耐吗?呆一边儿想去吧。 飞嘴这就恼了：我操，咱走着瞧！老王瞅了他一眼，找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把工作帽扣在地上，简单地说，好吧。两人都缄默无言。敲过最后的梆子，天大黑了起来。他们听见远处看门人吮挡一声关上大门，接着是链条发出清脆的碰撞。此后就没什么可听的了。在风的长长的响动中，忽然传来夜枭大声咳嗽的声音。 带镣铐的女人：他们听见远处看门人吮挡一声关上大门，接着是链条发出清脆的碰撞 老王慢吞吞站起来，又拍了拍裤子，走出囚室。飞嘴跟在后边。彼此都很严肃。走廊上，脚步声是夸张的，拖着很长的尾音，在光滑的墙壁之间响亮地回荡。飞嘴踉跄着循声朝前摸去，几乎看不见前面的老王，当手指与脊背触到墙壁时，它的冰凉像脚步声那样令他吃惊，把他推入一种轻度的狂乱。他开始咕咕笑起来。短促地笑了一阵，听见老王说，小子留神，我们下楼梯了。 他们就下楼梯。狭窄的梯道，逐级向下延伸，不断拐弯，长得没有尽头，仿佛要这样经直通向地狱的底部。一、二，一、二，老王走得很捻熟。飞嘴听着他对头的动静，满含怨恨地跌了一跤，额头、左臂和大腿都很疼痛。这没什么。飞嘴说道，又咭咭地笑起来。 老王对此很反感。这简直就像他邻居家的那只母鸽子。以后就叫他花鸽子好了。要不就叫他鸟人。总之这小子得换个名字了。明天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一道命令。老王这样想道，很阴险地撇撇嘴，做了个鬼脸。 你在干嘛?飞嘴在他身后满腹狐疑。黑暗吞没了双方的脸，但老王还是吃了一惊，跟阴谋败露了似的。那么好吧，你来拉着我的衣服。他停住脚步提议说，并且在说完之后就深感后悔，觉得自己真是虚伪透顶。飞嘴的手在他背上摸索起来，拽住了上衣的下摆。你小子身上真臭！飞嘴喘着气说。 敢情，要不怎么熏死你！老王就继续稳熟地拾级而下，对自己无意中获得的优势十分满意。其实我已经赢了。他想。没料这鸟人这么快就垮掉了，瞧他吓得那样！ 在楼下的野草地上，星光是晶莹的，他们抵达这里时，像从黑洞中一下子掉出来似的。飞嘴楞楞地看了看四周，扁扁嘴哭开了。唏唏嘘嘘地漏着齿风，恐惧的眼神早已没了仇恨。老王仰着脸，手插裤兜，极有耐性地等着。又低头去看挂在草尖上的细碎露珠。一队灰老鼠在附近飞快地跑过，领头的那只掉过脸来瞅了他一眼，抬了抬肮脏的爪子，算是打个招呼。老王认出它来，就“嗨”了一声，把正全神贯注地哭泣的飞嘴，吓了老大一跳。 今晚，这里的一切都很太平。老王欣快地想，被夜间的景象弄得愈来愈兴奋，忽然感到有必要劝慰一下这个往日的对头。喂，你，看见我的巡官了吗?它从这里走过，它说没事，那一定没事了。好了，听着，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关于罕达。 老王热切地说道，仿佛变了个人似的。这些永恒的秘密，自晓事以来，珍藏了整整八年。而此刻他有了一种倾吐的欲望。他需要一只耳朵，不管这耳朵属于谁。舌头很热。新月缓慢地向中天上升，罕达监狱的景象已无限庄严。 发泄了孤苦无助的感情之后，飞嘴感到哭意顿减，轻松的倦怠漫将过来。但他决定继续再哭一小会儿。于是他就把恸哭改成轻微的啜泣。涎水与鼻涕安详地流着，以便听取老王梦呓般的语音。 奥斯威辛集中营：新月缓慢地向中天上升，罕达监狱的景象已无限庄严 在地图上，你将发现罕达不过是一所学校。咱们在那儿念书，读各种可笑的东西。老师们在附近住着。他们的老婆和小孩就开铺子，卖烧饼和油条，这样就有了个镇子。老王跪在草丛里，喃喃地说，尽心竭力地回忆祖父交给他的全部机密。在古书上，罕达是一座乐园。有个人在这里发明了饶饼，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牙齿。全世界的人都上这儿来念书，把字写在烧饼上，一个一个吃掉，就识许多字。这是真的。后来罕达就消失了。皇帝们急坏了，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侦探，到处打听它的下落，却没有人活着回到京城。日本人打中国，为的还不是这个？他们找到一所学校和一座牢房，就管学校叫罕达，管牢房叫牢房。其实罕达是个骗局，奶奶的，这点没人知道。 飞嘴用草叶抹着鼻涕，做出很留神的样子，为自己被昔日的对头信任而暗自得意。我操，这是真的?这可是他妈的头号新闻！他又扯了一把草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很好玩。是很好玩。 老王仔细地看着天空，仿佛在上面寻找着某种证据。你用心听好了。这话我决不再说第二遍。罕达就在这里！很久很久以前，咱家就在这儿住着，看守罕达。因为是罕达的王，所以就姓了王，省得另找个名字麻烦。咱祖祖辈辈看着这个大秘密，要等一个叫做檀弓的人，把钥匙交给他。我爷爷没等着就死了，我爹也是。所以现在，钥匙到了我的手里。 飞嘴忽然屏住呼吸，很诧异地注视着老王，像瞅见一个怪物。他看到，老王小心翼翼地在身上掏摸着，过了一会儿，向他伸过手来，肮脏的手掌上，多了一把黄澄澄的钥匙，在月光下闪烁出诡秘的光泽。 飞嘴神色虔诚地接过来，感到它冰冷而又沉重，式样也古旧，椭圆的手柄上连着一根细长的杵体，而杵体的另一端是一个小小的矩体，其上有凹陷的小槽。 现在我要进去了。可惜你不是檀弓。不过等等，没准儿你就是那个叫檀弓的人。你们家会飞嘴儿，说不定就是一种老式的弹弓。老王死死盯着飞嘴，眼神灼热，使他很有些害臊。 越过宽阔的野草地，老王拽着飞嘴的手奔跑起来，不顾荆棘和露水，不顾旧日的仇恨，不顾深藏于夜色中的某种令人骇伯的东西。 从日式小楼的左侧，飞嘴老远就看到一道露天台阶，直接通向二楼。他们上了台阶，在那扇极普通的栗木门前站下，大口喘气，听见心脏的声音充满整个凄凉的宇宙。 老王抖着手去开那门锁，忽又停住了，憋了片刻，放出几个很响亮的屁。飞嘴格格地笑。老王红了红脸，又用钥匙去探锁孔，转了半天，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飞嘴试着轻轻一推，门竟然毫无声息地开了。两个孩子都吃了一惊。 肮脏的手掌上，多了一把黄澄澄的钥匙，在月光下闪烁出诡秘的光泽 在门的里边，事物被黑暗笼罩得很严密。老王说我一点都看不见，飞嘴说是的。他们摸了一阵，渐渐看到窗户及其栅栏的轮廓。有一种极弱的光线在上面流走。后来就稍亮了些，看见一张长椅，摆在通往里屋的门侧。这是条过道。他们就继续走。楼板空空地响，仿佛并不怎么牢靠。 进去之后，感觉更亮些了，因为有更多的窗户与光线。树的影子在地板上摇晃，要说出一种哑语，此外是一片空寂。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物。偌大一间屋子，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半。在栅栏这边，有些安装在台座上的长椅和长桌，高高踞着，像是开会或观看表演用的。离栅栏最近的，是一张孤单的椅子，使人想起司机的驾驶座，面对栅栏另一边的空荡世界。飞嘴坐上去，大失所望地说，这就是你的罕达?好笑。好笑！ 老王没有听见飞嘴。他的全部感觉都汇聚在栅栏的那边。双目熠熠，慢慢走过栅门，很敬畏地站下了，看见一个绞索从屋子上方某处垂吊下来。在微弱的光线里，绞索是黑色的，外面似乎裹着某种动物的皮革，滑腻腻地，很恶心的样子。当他走近时，它忽然就簌簌地晃动起来，像风中的秋千。 老王讷讷地说：哦，你好? 老王感到了晕眩。秋千静止着，仪态庄严，上面停栖着祖父的面容。你好。老王说，看见祖父搂住母亲，在瓜棚的秋千上晃悠悠了整整一个夏天。瓜汁饱满而香甜的夏天，父亲远行，母亲的红晕像她的笑声与尖叫那样明亮。祖父对人说，我们的规矩与众不同，我们是站在罕达门槛上的人。老王过去不明白这话的含义，现在约略有些懂了。祖父死去之后，母亲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好了，他终于去了罕达，变成它里面的人。她卸下秋千，大汗淋漓，面带忧伤。 这个秘密的绞索或者秋千，是罕达吗?或者，它只是去罕达的门，他的先人在这里相继消失：祖父、母亲；父亲、最后是他的四个长兄。他们的使命是护送那些囚徒，还是护送他们自己?他看不明白，是不明白。他用心地想道，觉得罕达是一种语文，在翻过一页之后，新的一页就涌现了、它的封面业已陈旧，而它的里面则是无限的，包含了各种算术的式子。，使他不能够读透它。 老王伸出手指，轻轻触碰着绳套。它摇篮般晃动了片断，又归于静止。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再度开始摸索，充满了无限的惊喜与怜爱。哦，它那么光滑，那么柔软，那么冰凉如水和无动于衷，简直是一个奇迹。妙就妙在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玩具，但它却决不是什么玩具，而是一种灵魂，在手指的赞叹中深不可测地缄默着。 旅顺监狱绞刑室里的绞索：它却决不是什么玩具，而是一种灵魂，在手指的赞叹中深不可测地缄默着 你在干嘛?飞嘴坐在软垫上，注视着老王，觉得事情正在顺利起来。他并没逃走，而是惬意地坐在这儿，像一个罕达的校长，这点使他感到满意。他的手无意中碰到左边的一件硬物，像汽车驾驶室里的离合器操纵杆。嘿，你瞧，这是什么玩意儿7 老王幸福地笑了。他多么幸福。他踮起脚尖，把细长的脖子和头颅一道放入绳索。它很傲慢，这是真的。但他完全能够改变它的态度。现在，粗大的绳索亲切地环绕着他的脖颈，像一条有力的围内。它终于了解我了，他想道，眼里流下了泪水。 明天。哦明天！在明天，他与世界的关系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从罕达监狱到罕达学校，他都是真正的老王，没有任何人能够推翻他。这点很重要，因为他发展了先烈的事业。明天，他要在罕达学校安装一个秋千，让飞嘴来推动它，而他自己则在上边悬坐着。当众人向他景仰时，他就在阳光和阴影里这么来回摆动，使他们无法看清他的容貌。 飞嘴全神贯注地摆弄着那个操纵杆。它使他着迷。起初，他试着向上拉它，以后又试着向前按它，最后，当他用力朝后推它的时候，它意外地滑移了，发出一声叹息般的响动。与此同时，飞嘴目瞪口呆地看见整幢楼房的灯光蓦地明亮起来，地板发出震颤，音乐从看不见的孔道里弥漫开去，是一支送葬用的悲恸曲调。当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他才发现老王被绞在一个黑色绳套里，他原先站立的那一大块楼板向下翻去，使他双脚悬空。 《美国女子监狱农场之琼丝故事》：老王并没有挣动。他只是静静地吊着。裤子掉了下去，露出白晰得发青的下身 老王并没有挣动。他只是静静地吊着。裤子掉了下去，露出白晰得发青的下身，形影相吊地垂着，孤寂到了令人心疼的程度。而他的脸始终埋在阴影里，一直看不分明。后来，当老王的身子转过一个角度，飞嘴才看到他脸上突起的眼珠和大得出奇的舌头，像是对自己所做的那种夸张的鬼脸。飞嘴满含敬畏地望着，觉得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游戏。 而后，滑轮辘辘转动起来，老王的躯体向楼下冉冉降落。越过打开的楼板，飞嘴可以看见一只竖立的木桶已在下面守候。绞索轻柔地把老王的尸体投放进去，犹如安置一个沉睡的婴孩，然后从他的脖子上退出，回升到原先的高度。有只木盖被吊车送来，一丝不苟地盖住了老王的住所。楼下的门自己隆隆开了，木桶坐在铁制的轮座上，向室外无声地滑去，沿着生锈的轨道，一直滑入无边的黑夜。很久以后，飞嘴听到山岗上传来遥远而沉闷的一声。 一切都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飞嘴伤感地想，手里攥住那枚老王遗失在楼板上的钥匙。明天，他要回到这里来看守罕达，以顶替老王的事业，一开始可能很难，以后会慢慢习惯的。 1990年写于上海 （说明：本小说为《作家》杂志约稿的同题小说，以“去罕达之路”为题。参与同题写作的，有我、诗人宋琳、小说家北村和格非。但这批小说因为处于敏感时期的缘故，未能在该刊当年发表）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我，公子毁、卫惠公的庶兄、卫懿公的伯父、卫国最新的君主，周惠王十八年春正月改元登基，现在向你们说话。 你们，以及所有丑陋的人有难了。你们在神面前行恶，看见了权，就赞美权力；看见了钱，就收集钱财；看见了女人，就想要卸裤。可是，你们见到真正美丽的东西，就嫌弃它没有实利，闭上眼睛，把它丢开。你们是一些可耻的瞎子。你们必在黑暗和贫困中爬行，必看不见光明和火焰，除非你们归向神，悔改自己的罪孽。 听着，现在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省悟。我要向你们讲述我们卫国的故事，讲述一个伟大的国王，热爱美丽的事物，为它勇敢的战斗，直到献出生命。 我首先要向你们指出卫国的来历。我要让你们知道，武王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就把朝歌一带和殷民七族分封给他的弟弟康叔，又在商的首都的遗址上建起新的城市，命它为“卫”，希望它能够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城的墙垣长六万八千尺，高五十尺，宽四十尺，巍峨入云，像天上的城池。 这是王者的梦，洁白、光明、圣穆、如泣如诉，在周朝的月光上生长。成千上万的仙鹤，远离北海的冰山、蒙古的戈壁和南方的森林，向着卫城飞行，中国腹地的天空唳声宛转，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歌唱。 宋徽宗赵佶《瑞鹤图》：这是王者的梦，洁白、光明、圣穆、如泣如诉，在周朝的月光下生长 我曾经旅居在东方齐国的宾馆，我渴望从大神后稷的血缘，从伯父对侄子的热爱、从一切可能的角度追忆他的伟大。他坐在圣城中央的王位上，像一株静穆的树坐落在树墩，用白色树冠号召鹤族。他的光使黑暗变得透明使丑恶惊退，使飞翔的事物沉静，使美学成为稻菽。 卫懿公赤、我兄弟的儿子，卫国最杰出的君主，把卫城变作鹤的乌托邦。他发出一百六十九道懿旨，要求周朝的人民团结起来，爱护和收集这一美丽的物种，并送往他的城市。这些旨意在所有的猎者间流传，像一个高尚的谣言。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非常真切的现象。洁净的鹤道，精巧的鹤舍，安有喷水装置的街心水池，这个为鹤建造的宇宙是独一无二的。鹤在瑰丽的光线里高视阔步，羽色皎白，躯体轻盈，和灿烂的阳光融为一体。尊严的红色帽子戴在头上，修长的颈腿在走动中，说出了最典雅的语言。 这条开阔的大街显示了古老的稳定，它从不转弯，而是笔直向前，连接赤的宫廷，只有鹤能自由出入他的花园，因为鹤从不颠覆政府。恰恰相反，鹤组成这个公国的中坚阶层。鹤将军与鹤大夫环绕赤的寝殿和楼台庄严地踱步，妓鹤们在几何形的大理石庭园里飞旋舞蹈，乐师们迷恋于他们的钟磐琴瑟的调性，仙乐彻夜不辍，像无数盏不可见的灯笼，企图照亮所有幸福的羽族的精灵，照亮那些流动着香气的炉鼎。 芬芳的香气、缭绕的仙乐、明亮的光线，这是构筑卫城的三个要素。还有一些次要而不可忽视的事物；大量的训鹤学校和导师、各种鹤的优生中心、一个专门审理丑陋罪的法庭、一支由鹤组成的军队，以及，一座以鹤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院。在廊柱高耸的台阶上，来自各国的学者为鹤的指甲的意义而举行集会，激烈的论辩通宵达旦。正是在这所宏伟的学院里，儒、道、墨、名，各个学派秘密地涌现，改变了周朝的风景。 焦秉贞《孔子圣迹图》（局部）：芬芳的香气、缭绕的仙乐、明亮的光线，这是构筑卫城的三个要素 所有的史官都阴险地省略掉这些场面，他们企图在无法解释的事物面前保持缄默。而伟大的赤则继续坚定地以美丽的法则统治他的公国。他不仅鼓励鹤茁壮成长，并且对丑恶充满敌意。赤颁发八十二条法令，针对各种人，动物及其学说。一个生长得丑陋的人是反道德和罪孽深重的。如果他小丑，就驱逐出境；如果他中丑，就治以刑狱；如果他大丑，就枭首示众。 我，一个小丑之人，坚持从自己的祖国出走，动身去千里之外，寄寓齐王的客馆。我把美丽的妻妾托付给我的侄子，请求他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给予必要的关怀。我孑然一身，孤苦地远眺卫城，为它的繁荣向一切神明祈祷。 赤同样很孤苦，人民拒绝向他提供支持。人民因充当鹤奴而感到羞辱。他们怒不可遏，根本无法理解超越了凡庸立场的纯粹精神趣味。这是一个高尚的人的结局，他注定要被他的大臣和国民所敌视。他们在外国密谋建立流亡政府，以推翻美丽事物的统治。 于是，当鹤群和平、安详、无忧无虑地在王国的范围里飞翔和游动时，一个信使便从东方骑玄色快马而来，越过无数个慌乱的驿站，像阳光里的黑色闪电，赤在他的宝座上不动声色。 他从怀里放下鹤妃，倾听关于邢国入侵的秘密报告。然后霍地一指，舞鹤悄然屏退，宫灯转瞑。赤把脸埋进黑暗，犹如鸟把嘴埋进宽大的羽翼。卫国一夜无语。 唐寅《吹箫图》：在翌日的曦光里，号鹤发出嘹亮的唳声 卫国的城门是这样打开的，在翌日的曦光里，号鹤发出嘹亮的唳声，报警的风筝旌旗般高飘于大气之上。五千只羽族的精灵—五千名美丽的战士—五千个高贵的生命，从拱形的城门里列队涌现，迈着骄傲的步伐，向边境迤逦进发。担任警戒的鹤兵在天空俯冲和盘旋，有力的拍击气流，为军队指引了方向。赤与他的妃后一起端坐于战车，神色安详如婴，五十头驭鹤牵引它隆隆驶向远方。 人民在大路边停足而望，农夫的表情很忧郁，商贩的表情很愁苦，劣童的表情很快乐。只有衰老的村妇毫无表情，她们仅仅用佝偻的身体组成一个敬畏的姿势。风在菜畦里追逐着干枯的作物，使他们困窘。 卫河象鳏夫的床一样平静，流水日夜不辍，越过北方的丛林爬上赤的领地，切割出它的边界。邢国的军队由一个美学家率领，已经抵达对岸，安静地等待渡河进攻的指令。赤和军队也很沉默。巨大的鹤群停栖在波纹荡漾的水边，站成漫长的散兵线，它们用瓜子抓住水底的石砾，昂起无所畏惧的头颅，长喙齐齐指向天空。血红的顶冠鲜艳欲滴。 乐官师涓，用五十弦的锦瑟操弹《离鸿》、《去鹤》、《焦泉》、《流金》、《商飚》、《吹蓬》和《落叶》，这些著名的乐曲都有由他亲自制作，从春日一直演奏到冬日，肃杀的气氛使云凝然不动。赤和着乐律击节而歌，目光里只对鸟群的留恋。接着，他的瞳仁里依次出现摇乱的邢纛、弥起的尘土，以及敌军狼狈溃退的兵马。他恬淡一笑，率领鹤兵返回它们宁静的家园。 这是卫城之战的全部真相：美丽的事物使丑陋的事物瓦解。它的容貌和品性就是最犀利的武器，它打击了入侵者的目光，像光芒四射的太阳刺灼窥测的眼睛。但历史学家断然拒绝这种解释，他们声称，一个来自苗蛮的巫师，把卫鹤变作恶毒的鹰鸷；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谣言，指责懿公以鹤为饵，以转移对方对数万精良伏兵的注意。赤的科学院再度讨论这类不合逻辑的战争，并毫无例外地支持用一种新的法则—白鹤非鹤—去理解真理的伟大形态。 赤在他的宫廷里亲自用豆粉和鸡蛋喂饲他的战士，对它们亲切地说话，颂扬它们的勇气与真诚，然后，起身走进神庙，祭拜祖先姜原和后稷的灵位，向他们的恩庇致谢。赤在蒲垫上小憩，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在梦里他回顾即位后的第一次战争。有许多美丽的鹤牺牲了，血溅在皎洁的羽毛上，英雄的脖颈苇杆一样折断，长长的喙插入大地，像用宝剑支撑伤躯的濒死的英雄。它们的双目哀怨地眺望卫国的阳光和山脉。 张龙章《胡人出猎图》（局部）：在梦里，英雄的脖颈苇杆一样折断，长长的喙插入大地，像用宝剑支撑伤躯的濒死的英雄 在所有的羽类中，只有鹤死时拒绝闭眼。但这个梦仍然使赤深感不安。他召来祭司，询问梦的含义。祭司认为它是灾祸的征兆。用犀牛的胛骨和海龟的甲版烧炙出的纹样，再度证实了这点。祭司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求把鹤驱赶出卫国，召回先王的大臣和将军，让百姓伺服兵役，建立一支真正的作战部队。赤望着祭司布满皱折的面容，柔声说，你看起来好像很丑陋呢。老祭司打了一个寒噤，垂下皓白的头颅，徐徐倒退着出了宫殿，驱车离卫城而去。 赤的信念不可摇撼。他放逐和囚禁过无数企图反对基本原则的人，或者，用苦役改造他们的思想。赤对他的书记官说，我宽恕这个祭司。对于大丑之人，我该砍掉他的首级。你要详尽地记下这点。我的梦向我显示的，是鹤对于屠夫的揭露。祭司看了出来，所以他向我说谎，要隐瞒它。你必不可效法这人，因为我只支持鹤、支持这一美丽的物种，如同支持天上的神祗。 正是从书记官的文件中我读到了伟大的侄子的事迹，并了解到他是真正的王，藐视人类，而把全部的仁爱交给了鸟类。那么，他遭受广泛的嫉恨是十分自然的。老祭司逃亡到北方，在一个叫做歧的地方遇见北狄的王，他就献出卫国的地图，报告卫国的防务，控诉卫公的玩鹤丧志，以及卫国贵族盼望改朝换代的焦渴。北狄的王笑了，就带兵去攻打卫国，祭司就在前面带路。 老祭司发出神秘的诅咒时，赤在他的宫殿里打了一个喷嚏。年轻的祭司对赤说，有人把卫国卖了。赤起身说，我已经知道了。去吧，把钟敲起来，我要对我的人民讲话。随后，他登上城郊的祭坛，神情忧郁而坚定。 成千上万的国民，那些反对赤的人，或者对赤鄙视的人，一直站到旷野的尽头，装出很恭敬的样子。赤说，你们要留心我的话。你们听到了钟声，看见了风筝飞在天上，那是神给我们的警诫。现在斧子已经砍到树根上了，凡不结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我知道你们埋怨和侵占了你们的利益，你们就怠工，向我示威。你们又打算让鹤代替你们打仗，指望着它们的笑话。可你们总不能得逞。我劝你们改悔吧。你们要求的国和义，我现在都交给你们了。北狄的两万骑兵正朝这里开拔，你们将有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选择我，或者，选择反对我。 赤走下祭坛。他的脸像太阳，白袍像云。许多鹤跟随他，像跟随远古的大神。人民向八方逃散，把头隐匿在草帽的阴影里，害怕遇见他的目光。赤的大臣也偷走他的战车，去投奔强大的邻国。只有鹤义无返顾地出征。舞鹤、母鹤、杂耍的鹤和守门的鹤，这些不同职能的鹤汇成了和平的大军，朝北方的前线推进。高高飘扬的风筝滴下血来，溅在赤的素袍上。所有看见的人都认出了这个凶兆。他们扶老携幼，更快地向远方逃离，惟恐那血滴在自己身上。 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局部）：鹤义无返顾地出征。它们汇成了和平的大军，朝北方的前线推进 赤走在军队的前列，看见一个瞎子坐在路旁哭泣。赤对他说，起来，拿你的拐杖回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赤又看见他的旧臣弘演，用粟米犒劳他的士兵，便对他说：你跟我来。他就拿起剑，跟从了赤。 赤走得乏了，骑在鹤背上。温暖的羽毛托举起他疲惫的身躯，犹如托举一个明亮的信念。鹤群向他眺望，无数对柔和的眼睛噙满泪水。他们就这样一直走到北方的大湖荥泽，在那里安营扎寨。 狄兵在黎明时分到达，他们绕过了雾气浓重的湖面。哨鹤大声惨叫，随后，所有的鹤都尖锐、凄厉、无比恐惧地唳叫着，在湖面上惊飞起来，遮住了有限的光线。赤愤怒地喊道：看哪，卖我的人来了！这是他最后的声音。雾散尽了以后，箭的呼啸，戈的打击、从岩石缝隙里冒出的粗野的狄语，都沉寂了。无数洁白的羽毛在天上漂浮打转，像无数个永生的灵魂。风把它们推向太阳，推向一个与光明对立的光明的物体。而他们的身躯却沉入湖底，使水面呈现珊瑚样的色彩。 弘演瘸着腿四处寻找大公，看见赤的书记官负了伤，坐在尸堆里低低地哭泣，手里捧着一副鲜血淋漓的脏器。他报告说，懿公死了，被砍成碎片，只有这肝大致完好。弘演拜倒在地，大声恸哭。残剩的鹤慢慢拢来，在他身后站成悲伤的队列。 《彩绘浮雕女伎乐图》：无数洁白的羽毛在天上漂浮打转，像无数个永生的灵魂 弘演说，他必须为懿公制作一具棺材，以存放他的肝脏，他就盘腿坐在地上，缓缓地唱缅怀赤的歌。完了又说，他要乘风归去，追踪大公高尚的情操。他拿起了宝剑，倒转锋刃，比划了一下位置，用力切开自己的肚皮，又要过赤的肝，把它小心翼翼地安装进去。做完这些事，他脸上现出诀别的微笑，然后，上身猛然向前仆倒，阖目而逝。洁白得耀眼的鹤羽在四周飘落，像无数个被揉碎的花瓣。 这是卫城最后一个死者。狄兵屠杀了它所有的居民，包括那些逃亡的懦夫，并轻易地摧毁了这座辉煌的城池。它此刻就在我的脚底、这片茫茫的旷野的下面。往日的奇迹像白鹤那样一去不返。我侄儿赤的坟上，树在生长、麻雀在啾啾地筑巢。我从梦里看见他骑着仙鹤，栩栩如有生前，对我说：看哪，卖我的人来了！ 去吧，你们这些卖主的人的后代，回到你们罪恶的生活里去吧。现在故事完了，而我也累了。我准许你们告退。 我想和赤单独待上一会儿。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文化先锋 | 2018-02-14 08:16 1、谷城女人 妹妹，喝酒的女人 躺在冰冷的火焰里 烧烤自己的乳房以及 蛇一样盘旋的手指 眼神平静如水，凝望我 犹如看着古老的罪恶 树叶落下来 犹如失望的眼皮 盖住了谷城王朝的视线 明亮的瞳仁，像瓷器 跌碎在惊奇的脸上 比玻璃更犀利 妹妹，你这王朝里的女人啊 你是潮湿的妖精 抓住了红肿的舌头 在雨里嬉戏和尖叫 蘑菇无畏地向上生长 超越骑手的界线 南方声讨北方 城市赞美街道 男人爱戴着女人 时间犹如汗水 流过王朝的门槛 流过我温热的尸体 2、上帝的容器 妹妹，你是上帝的容器 一枚众神的肋骨 让无花果旋转起来 从生涩到成熟 花园温暖得犹如节日 你的王朝已经降临 妹妹，你打开了嘴唇 打开封藏一万年的酒香 就在铁灰色的深冬 火焰在酒里秘密地跳跃 气息热烈，掠过神的膝盖 掠过了风情万种的天空 妹妹，你这梵高的信徒 在花与太阳之间 占有一个中世纪的床位 你的气息改造了光线的走向 你的昏迷，你的苏醒 你那写满经文的身体 妹妹啊，永远微笑的妹妹 眼睛半瞌，茫然四顾 喊出了王的名字 在山岗上，最高的男人 听见迷乱的梦呓 缓慢举起锋利的佩刀 3、王朝飞走了 妹妹，歌声里的妹妹 在语词里栖居的妹妹 你的王朝已经飞走 像一群受惊的鸽子 你是那最后的公主 守望三座乌托邦的城市 风在空寂的街上行走 向凄惶的女人问路 酒溶入了露台的空气 糖在水杯里沉默 从指尖流出的眼泪 比盐更加咸湿 妹妹啊，你不要哭泣 你的眼神散出了情欲的香气 无数哥哥在你身后 站成人民群众 那是世界的原理 那是黑夜里最壮观的消息 妹妹啊，你这无辜的罪人 你是九千年的精灵 鼻息吹开梦乡的道路 一条狐狸碎步走来 红色的毛皮闪闪发亮 犹如天神的衣裾 4、告别 妹妹，你在丽江市场上叫卖 向游客兜售假银镯子 你超越了13岁的年龄 亭亭玉立，犹如水边的植物 你的微笑就是手镯 抓住了我失神的灵魂 妹妹，那就是悲剧的开端 我住进你银色的圈套 你的气息，你的歌唱 你肆无忌惮的身体 在南方小城的夏天 到处晃动着你的乳房 妹妹，是谁捧住你的小脸 是谁在不停地亲你 是谁赠你语词的玩具 带给你凝视的音乐 是谁，是谁，是谁 是谁在向你询问是谁 妹妹啊，我已经为你死掉 像干枯在天空上的云朵 你是那樽最后的酒瓮 用来安葬我脱落的头颅 你随那人离去时 我沉入了大地的深处 5、复活的时间 妹妹，你这默默无名的公主 守望古格王朝的亡灵 祭司们走进你芬芳的房子 把美酒注入粉红色的圣杯 鬼神的哭泣惊天动地 越过你的身体，时间开始了 那个被狂欢压垮的午夜 月亮逃离作案现场 烛火在地无耻地观看 照见你纯洁无瑕的笑容 妹妹啊妹妹，你檀唇微张 接纳了最温存的献礼 妹妹啊，我鲜美可口的妹妹 你是我脚上的刀伤，头上的洞 心上的痂，骨头里的痛 你在水上摇摆，宛如梦呓 你的睡莲迎面展开 怒放在星光四溅的黑夜 妹妹，舞蹈在我心尖上的妹妹 你黎明时分离开，脚足有力 踢中世界的细小心脏 古琴断开了所有的丝弦 时间刚刚复活，又重新死去 妹妹啊，你碎步走向天涯 6、你是深不可测的谜团 妹妹的头发又黑又长 刺痛了亚细亚的眼睛 在水妖的古老纪元 你的歌声迷惑了航船 你的脖子上悬挂着时间 悬挂水手的干枯耳朵 你的牙齿像月光一样皎洁 咬住迅疾飞行的闪电 皮肤温热，上升在云端 像冬日里自燃的焰火 你的眼神比歌声更灼热 俘获了众神的命运 妹妹啊妹妹，你书法神奇 记录爱与蜜的经文 在早晨，遗忘的密码突然醒来 大地上到处布满你的咒语 世界就停栖在你的唇边 犹如来自周朝的龟版 妹妹啊，你这最后的精灵 你的指尖划过神的脸颊 大地颤栗，蜷缩在你的掌心 你是喀什米尔歌谣的根源 你是古格迷宫的尽头 你是那深不可测的谜团 7、出嫁的时刻 妹妹啊，我的小命根子 你的生命平展在我的腹部 轻盈得像绕行的凤蝶 勾出我的失魂和落魄 你用手指捆绑我的下身 从那里长出了壮硕的土豆 妹妹啊，我傻乎乎的妹妹 你要出嫁了，满脸红晕 轿夫簇拥在村庄的尽头 唢呐的赞美犹如鬼叫 信使奔走在辽阔的地头 消息的镰刀，割下我的心肺 妹妹啊，我亲亲的手足 思念像狗一样追随你 比影子更加密切 为你围起骨肉的栅栏 如今你要爬上那人的婚床 妹妹啊，我的洞房空空荡荡 妹妹啊，我的心肝宝贝 我器官深处的器官 你是我那场最后的期盼 我九死一生的疼痛 你袅袅而去，犹如天仙 面对你的摇椅，我放声大哭 8、哥哥的招魂辞 妹妹啊，丧魂落魄的妹妹 你的倩魂已经涣散 遗落在远方的九个王国 妹妹的灵魂出窍啦 妹妹的灵魂回来兮 灵啊魂啊，这一腔妹妹的香魂 东西南北的迷茫大地 指南针划开紫色的天空 世界断裂成九首诗章 呼叫着同一个芬芳的姓氏 妹妹啊，你的灵魂太轻 托不住更多的苦难 南方是豺狼的国土 北方是色狼的国土 西方是土狼的国土 东方是豺狼的国土 只有在大地的平坦中央 才有妹妹嬉戏的花园 众里寻你千百度的妹妹 风闻你的魂已经回家 门上的语词像雪莲一样盛放 掌灯的时刻月色庄严 妹妹啊，我永恒的妹妹 你就坐在枕边，笑颜如花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在文明发育早期的神话年代，中国出现过两座最古老的花园，一座属于男人黄帝（他可能是个女人），叫做“悬圃”，另一座属于女人西王母（《山海经》称其是头“豹尾虎齿”的异兽），叫做“瑶池”。但关于这两种花园的情形，仅存于《穆天子传》、《淮南子》和《山海经》等“野史”，至今没有任何考古学的佐证。根据文献提供的信息判断，悬圃的构造酷似伊甸园，它可能来自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而瑶池则更像是印度河－恒河文明的产物。这两种传说，都不能成为本土花园起源的可靠证据。 神话年代流逝之后，谣曲年代缓慢走进了历史，这是本土文明开始茁壮成长的年代，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灵台”、“灵沼”和“灵圃”的历史记载。从《诗经—大雅—灵台》（《灵台》原文：“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蒙瞍奏公。”）中可以辗转获知，为了推翻商帝国的统治，周文王急于建立与上天沟通的灵道，动员民工紧急打造“三灵”工程。其中的灵台，是用以观星和祭祀的多功能政治祭坛，而那支演奏灵曲的乐队，是灵台工程的副产品；另外两件副产品，则是著名的鱼塘“灵沼”和豢养禽兽的“灵圃”，但它们只是提供鲜活祭品（灵馔）的皇家养殖场，跟国王的娱乐事务毫无干系。现代园林学家宣称，此即最早的皇家花园。这显然是一种学术误判。周帝国的祭坛和观星台，虽然与权力密切相关，却不是皇家花园的起源，因为作为主角的女人，还没有粉墨登场。 章华宫想象图 只有楚国的章华宫，可以担当早期皇家花园的代表。公元前537年，楚灵王下令征集10万工匠在都城附近大兴土木，建造章华宫。近年来对“龙湾遗址”（1999年以来，考古人员对位于湖北省潜江市西南30公里处的“龙湾遗址”进行勘探试掘，取得重大成果。在四平方公里范围内，探出春秋晚期夯土台基22座，以及贝壳路、台阶、回廊、地下排水管道、土木结合的榫卯结构大型柱洞、土木结构夯土台基等遗迹，显露出庭院林立、湖河环抱的离宫气象。考古人员认定此即历史记载中的“章华宫”，2000 年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发掘，证实了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古文献记载称其占地四十里，中建高台“章华台”，台高三十仞，又在台周围修建了三千多间亭台楼榭，种植上千种奇花异草。建好高台后，灵王召集诸侯来出席落成典礼，从此住进章华宫，享受起了诗意的栖居生活，直到他的奢靡统治被推翻为止。 我们被告知，章华宫有宫女、园丁和奴仆三千多人，按照国王的趣味，他们必须身穿周朝初年的服饰，把腰束得很细，所以章华宫又有“细腰宫”的谑名。宫女们为取悦国王而节食减肥，多因营养不良而夭折。楚灵王还以女人的尺度衡量男人，宠幸那些细腰的官员，而腰身粗壮者弃之不用，甚至降罪责罚。这是一个典型的双性恋者的逻辑——他不仅要用细腰美学筛选女人，还要藉此开拓男同志的娇柔风尚。为赢得楚灵王欢心，楚国官员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轮减肥运动。《墨子·兼爱》描述说，他的臣子一天只吃一顿饭，并在长吸气后赶紧扎住腰带，只有扶着墙才能站起来。 “楚王好细腰，一国皆饿人”，描述的正是这种可笑的局面。 国王热爱的不仅是细腰女人，更是细腰男伴 但章华宫不是历史的孤例，它只是春秋战国园林狂潮的片断而已。查阅一下历史典籍就可以发现，仅楚国郢都附近，就有渚宫、钓台、放鹰台等皇家花园，秦国更是得意地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三百座“离宫”。晋平公听说楚国建了章华，下令打造更加奢华的“晋宫”，形成激烈的角逐格局。南方的吴国不甘示弱，修筑了著名的“姑苏台”和馆娃宫，用以陈列包括西施和郑旦在内的江南秀色。 美女如云的时代降临了。女人被不断更替的权力所征用，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动乱，以惊天动地的姿色，修改着诸侯国的凶暴容貌；而在另一方面，为了瑰集与陈放美女，诸侯们开始大规模建造花园。他们懂得，只有花园才能幽囚女人的躯体，并从那里打开性狂欢的道路。尽管花园属于女人，但女人却属于国王及其家族。在花园的深处，女人像鲜花那样盛放和凋谢，与花园的土地融为一体。她们的生死，揭示了王国盛衰起伏的节律。 这是一场席卷整个远东地区的花园营造竞赛。美女不仅是细腰的性奴，也是镶嵌在权杖上的宝石。在周王朝分崩离析的年代，诸侯的花园遍及远东地区，而美女的肉身像旗帜那样，高扬在花园中央，成为炫耀政治权力的性感标记。美女政治学和花园政治学彼此呼应，塑造着先秦意识形态的古怪特性。 然而，这还不是花园涌现之谜的最后解答。在黄金和人口（美女）被高度蓄积之后，农业文明急切地探寻着自己的美学出路。帝国花园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新文明的华丽展台。先秦的花园政治，就是农业文明的最高表达形态。种植业和畜牧业爬升起来，从经济形态跃向美学形态，繁复的政治仪式兴盛起来，高雅的趣味在宫廷里四处传染，犹如一场令人迷醉的瘟疫，猎人时代的粗鄙生活方式，成为羞于启齿的记忆。我们已经看到，被国王煽动起来的纤腰风尚，宣判了粗壮美学的死刑。它以病态的方式，重塑着新文明的秀丽样式。性情残暴的国王坐在花丛里，散发出优雅而矫情的气息。 清代皇家花园——圆明园 花园的全新意义被缓慢打开了。它孕生着哲学和诗歌，像是芬芳的摇篮。政治说客们穿梭于各诸侯之间，向国王们说出意义深奥的寓言。他们时常遭到驱赶和冷遇，但有时也会受到盛情款待，邀入皇家园林，从那里享用新美学的成果。他们在贝壳路上散步，穿过月色迷蒙的树林，采摘带露的花朵，腰间的宝剑发出欢喜的低吟。那些转瞬即逝的夜景，照亮了苦行者的思想和激情。 据说老子问世于林间，并把李树当作自己的姓氏；庄周是为楚王掌管漆园的官吏，也是杰出的园艺学家；楚国的高官屈原，先秦时期最著名的花痴，热衷于用鲜花和香草装饰自身和房屋，甚至服食菊花以及木兰花上的露水。他是以花为命的人，并且执意要从中找到坚硬的哲学。他所编织的浪漫诗歌，像月季花的尖刺，弄痛了国王的尊严。花园、花卉、花香、花果和花刺，所有这些事物环绕着思者的梦乡。正是这种人与花园（植物）的狂热互动，演绎出壮阔的历史戏剧。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中国长城俯瞰图 我们是害虫。在天空、大地、旷野、山谷、森林和市镇的诸种背景里，我们的罪孽正在显露无遗。而上帝明察秋毫。第一个制造墙垣的人，假借各种遮拦危险的名义，带给人一种自我责罚的工艺。这就是建筑和建筑师的真实意义：他模仿伊甸园的结构，在人间修葺连绵无尽的墙垣。其中，天堂的墙垣不允许人进入，而人间的墙垣则要阻止人的出走。正是从这些工匠手里开始了囚室与囚徒的历史。 但在事实的深处、历史的背面，囚墙诞生的时刻表，远远超出了建筑师所有能企及的岁月。让我们躬身反观自己吧，我们将洞悉：对于肉体，皮肤就是它的墙垣，而对于灵魂，肉体就是它的囚室。在这里，我要用一种隐喻的语言，说出囚墙的本始性和由此生发出的痛苦根基。 皮肤与肉体，这是存在的所、它的边界和它永恒的外观。只有死亡(非在)藐视着它们，死亡把皮肤和肉体从骨架上相继剥去，让赤裸的眼窝蓄满泥土与水。 此外唯一的可能性是人们最热衷于谈论的“革命”。革，许慎《说文解字》称，本义为兽皮去毛，后被引申为除旧、变更、改革之义。就这个字词（“革”）的转义而言，乃是清除人的皮肤，释放出锢闭的心灵，放它在新世界里自由飞翔。这显然就是对生命的依据的一种挑战。由于这个缘故，皮肤成了分辨人及其学说的尖锐尺度。孔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见于《孝经译注》，汪受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禅者则呵斥说：臭皮囊！从禅宗始祖达摩开始，关于身体是 “臭皮囊”的说法，不绝于耳，广为传颂，尤以临济的偈语最为著名。反革命与革命的界限一清二楚。 人民是热爱皮肤的。革命的愿望，要远离它的原初对象——我身，去搜寻一个外在的目标。这是无可非议的。那些在文化结构中矗立起来的诸多建筑，是皮肤向外映射的影子与模型，却拥有异乎寻常的质量和硬度，使脆弱的皮肤相形见绌。因此，革命的愿望最终要被转喻成语言神话，像隐匿于空气里的杳远花香。在神话的台榭上，一个女人的倩影浮现了千年之久。她的悲啼和眼泪日夜不辍，使国家的皮肤——长城颓然崩溃。 那个叫做孟姜的女人，运用非凡的兵器，完全越出了人类常识的边界，创造出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所有这些都是对墙垣残酷性的反证：由囚墙所引发的人的痛楚竟然达到如此的深度，以致它反过来摧毁了囚墙本身。这是我所能见到的对墙的最激烈的控诉。 连环画《孟姜女》中的画面：孟姜女怒骂秦始皇 必须注意孟姜氏发出恸哭的具体的理由：它囚禁了她丈夫的身体。恸哭，就是要用眼泪推翻长城，释放被土埋的夫婿。在这个传说里出现了囚徒的深刻影像：他起初是造墙与守墙的人，而最后却沦陷为墙内的囚徒，被他亲手建造的事物的宠大阴影所吞没。 但这还没有解答杞梁造墙的动机问题。像所有古代传说所昭示的那样，他的行动被逻辑地外推到另一个人物——皇帝的身上。后者是全部悲剧的第一因。正是那个暴君发出了修建长城的严厉旨意，他要藉此圈定他的人民，像牧者圈定他的羔羊。 （孟姜女的原型“杞梁妻”最早记载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描述齐国贵族杞梁出征战死，妻子要求国王亲自到家里吊唁来安抚亡灵。汉人刘向在《烈女传》开始添油加醋，称杞梁妻没有子嗣，娘家婆家也都没有亲属，丈夫死之后成了个孤家寡人。杞梁妻“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哭声悲苦，路人为之感动，十天后，“城为之崩”。该传说起初跟秦始皇无关，直到唐代被附会到秦代，以全新的叙事结构，跟暴君发生着奇妙的对偶关系） 这是那个可怜的帝王所蒙受的最大的冤屈之一。建造囚墙，它完全是人对自己颁发的指令，它最初要克服的是对世界的恐惧，而后来则趋向于对自由的厌恶。秦始皇饱经责备的原因可能在于他的墙垣超出了通常的尺度。而这不过是事物最外在的形态。真正有力的墙垣是内生和透明的。它在人的里面。 对龙的理解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的。龙，就其外观而言是长城的俯瞰图式，就其本质而言是包围着灵魂外缘的皮肤，头尾相衔，仿佛一个抽象成圆圈的套索，描述着它里面的事物的闭抑边界。如果看不到这点，一切关于龙是什么的谈论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它可能隐藏着这样一种深远用意：利用人对龙的真相的误解来捍卫囚墙与囚徒的秩序。 北京紫禁城北海的九龙壁：龙-墙二象性的代表 龙一墙二象性或是龙所拥有的空间跳跃性，这些方面揭示了墙在精神领域中的特点。龙是中间价值形态的保护神，以及前者驻扎在个人内心的丑陋代表。在龙的坚硬皮肤里装填着有关灵魂囚禁的各种律令，它们确切地告诉你：什么是信念的中心，什么是思想应当停止的地点，什么是情感所能抵达的最后界限。龙通过鳞甲模了墙的硬度，又通过利爪模仿了它的残酷性。它的经过精心拼凑的器官充满了诸如此类的功能。 （中国传统工艺品上的龙形象，唐、宋、元基本为三爪，有时前两足为三爪，后两足为四爪，明流行四爪，而清代以五爪龙为多。民间“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的说法出现于清，以此区分皇帝与臣子的服饰——皇帝穿“龙袍”，其它皇族和臣子则穿“蟒袍”，否则为逾制之举。五爪无疑比三爪和四爪具有更大的力量、权能和犀利性） 对龙的图式的容忍和欣赏表明，至少在商周之前，人的形态感受性就已经遭到严重的毒害。与此相呼应的是所谓建筑美学的繁荣。那些屹立于古希腊废墟之上的断垣残壁，旨在证实这种美学有过辉煌的历史。希腊的人民，那些明亮的肉体和睿智的心灵，云烟一般消逝于时间的黑夜，只有墙垣和它的美学永垂不朽。 建筑美学，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囚室的美学，它要我们学会用宁静的眼光去打量置身其中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并发现那些结构所具有的令人赞叹的崇高性。崇高，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它指的不是人的高度，而是墙的高度。优美，则是对墙的曲折的一种指认，它是比崇高性更重要的概念。墙的高度可以被云梯所克服，但它的曲折度却是无限的。周人对这一美学定律的了解，达到我们难以企及的深度：他们用弯曲折叠的墙修建了“功德林”监狱，没有一个囚徒能够战胜墙的优美性而获得解放。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逃遁之后，他们又返回到了最初出发的那间囚室。 在崇高与优美两个指数上都达到空前高度的是北京故宫。对此我丝毫不感到奇怪。无限弯曲的赭色高墙、墙与墙之间的冗长甬道、重檐叠盖的阔大殿宇、厚重的宫门和傲慢的门槛，这些在尺寸上被急剧放大了的乡村地主宅院的要素，构成了囚禁皇帝和他的家族的最森严的格局。 在过去的典册里，曾经有人透露出有关皇帝的梦魇。他梦见了墙的倒坍。圆梦者声称它是一个凶兆，预示着国家基业的危机。但最后的结果恰好相反：宫墙固若金汤，而皇帝却在墙后驾崩。 这就是建筑美学的真正意义。美学向建筑师提供关押人的技术要点。它只要说出这个就够了。此外，美学只能就这种拘禁本身作出适度的解答。美学家说，建筑，无论它是物质的还是灵魂的，都毫无例外地构成了对人的空间刑役。这其实就是剥夺一个自由空间的广度，把它肢解成一堆堆互相分隔的碎片。囚徒，是碎片上的居民，他要在这里面创造生存的奇迹。 微雕创造了一种向内塌陷的空间 我想我已经说出现代微雕技术繁荣的原因。在建筑美学的顶端，微雕大师使“咫尺山水”的园艺学说达到极至。他们要让已经逼仄到微观程度的空间，诞生出大数量的物品：思想、字词、人的容貌(肖像)和住宅。微雕大师用他们的操作重新阐释了空间，或者说，阐释了大空间与小空间、真空间与伪空间、开放空间与闭抑空间的一致性：如果人能够在“米空间”或“发空间”上安身立命，那么人就能够把日常囚室当作无限浩大的宇宙。缩微技术就是这样取消人与囚墙的紧张性的。 可以肯定，在上述情形中，真正被缩微的不是空间，而是寄存在空间里的囚者。囚墙及其美学塑造着卑微的人，要求他们放弃一切空间征服和反叛的愿望，并且与墙达成永久的和解。甚至，在与墙垣的美学对话中产生某种崇高的敬意。空间刑役，尽管以土地、家园、故乡、祖国和各种意识形态学说为它的墙垣，但它最终只能归结为对人的存在广度的一种严厉扼杀。 时间刑役不是这样。由于人从未与时间之神达成任何和解，他只能指望获得一个短暂的时段来安置自己的存在，并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出必要的反响。一条这样的仅属于个人的时间甬道被命名为“寿”，他在这个法则的限度内爬行。这就是时间刑役，它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类囚室，也即把生命投入一个叫做“倏忽”[6 倏忽，一种古代神灵，]6的刑具，逼迫他在它的尽头就义。而正是在速朽者倒下的地点，时间之墙高竖起来，分离着人与他的未来。 时间在王的皮肤上停顿，仿佛屈从于一个“万岁”的呼喊，而在皮肤的下面，灵魂暗无天日。 遭受时间囚室的禁闭，意味着人将永恒滞留于黑夜之中，被来自未来的明亮光线所抛弃。因此，一切坟墓都是阴冷的。水晶棺能够改变这一令人痛裂的状态吗?越过晶莹的玻璃，死者的容貌栩栩如生。人工的光线无望地照耀他的皮肤。时间在王的皮肤上停顿，仿佛屈从于一个“万岁”的呼喊，而在皮肤的下面，灵魂暗无天日。 人被告知说，只要保持存在的伟大荣耀，就能被未来的光辉照亮，藉此跃向永恒。时间就是这样出现的，它在生命囚室的绝望的墙垣上成为逼真的布景。其中有一道通向未来的假门，上面悬挂着这样的箴言： 留下你的身体和思想 这里只允许姓氏通过 这是合乎逻辑和事实的。空洞的姓氏穿越时间之墙，像子弹一样在未来的天空呼啸飞行，构筑人民稀薄的信念，并把文明的历史改造成一部精致的人名辞典。如果今天有什么被炎黄二帝或东西二施的姓氏射中，又坚持这就是他的祖先或信仰之源，我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而唯一不真实的是姓氏本身：在进入历史传说的同时，姓氏就与它的所指分道扬镳。只有一些游荡于价值空间的尘埃附上身来，成为充填姓氏空躯的僭替材料。 所有这些由人自己修葺的囚室滋育了人，我们向隅而泣，彻夜悲啼；或者依墙俏立，搔首弄姿。一种犬类的驯服面孔就是这样显现的。它们从事有关墙的伟大性的热切交谈，去推动“狱”的格局的形成。“狱”是完美的囚室，它把囚徒塑造成世界上最低贱的物种。 我面对着一幅令人愤怒的图画。犬的爬行最终结束了人的尊严和自由。它遭到造字大师苍颉的蔑视是理所当然的。苍颉看到，在仁慈的黄帝时代，监狱遍及东方大陆，囚徒缘墙而长，生生灭灭，习以为常。还有在“家”修行的囚徒，是一些顶着瓦片成长的猪豕（在汉字里，家是猪和房屋的组合），像快乐的小丑，演出有关家园幸福的喜剧。 还没有任何人像苍颉那样，只用几个简单的字形，就说出人类的全部悲剧性本质。 那些从字间的深处散发出的思想和嘲笑，使我感到震惊。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像苍颉那样，只用几个简单的字形，就说出人类的全部悲剧性本质。在“家”的格局里，人是自动的囚徒，这是比司法制度的强迫性拘役（“狱”）更为荒谬的事情。“家”隐含着囚徒的最高愿望：由他亲自来充当墙垣。 这就是我要进一步讨论的“自囚”问题。一个自囚者，或者说，一个有“家”的人，因对存在的空间和未来充满惧怕而拒斥逃亡。门是他的终点，床是他的刑具，被衾是他的号衣，躺是他的生活。我可以援引奥勃洛莫夫的例证。这个庄严的男人，囚禁于俄罗斯的苦难之中，却被逃亡的痛楚前景所惊骇，辗转床笫，沉思意义，以维系住肉体与世界的均势；同时也拥有一些细碎多余的动作，有如女人轻柔的聒噪，在躯干四周展开，去证实一个最低限度的存在。 与所有尽情慵懒的囚徒相比，西西弗是无比勤勉的。他被囚禁在与岩石有关的命运里，从事推石上山的无尽苦役。神明和人民一起嘲笑他，只有加缪表达了异乎导常的敬意：这个永不停歇的人，“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参见《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著，杜小真译） 毫无疑问，正是西西弗自己选择成为囚徒。在推石上山和弃石逃遁这两种厄运间，这个狡诈的人挑出了较好的一项。这就是苦役犯全部快乐的源泉：只要爬上山顶，他就能俯瞰一切四散逃亡的人，并为他们将承受众神更严厉的责罚而幸灾乐祸。 我们可以极其通俗地看到，比较美学支撑了西西弗的信念：只要活得不比他人更坏，我就是幸福的。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便只有一个人有理由自杀或逃亡，只有这个人座落在生命比较级的最后边缘，因境遇分配的不公正而怒气冲天，在对所有幸福者怨声载道之后，向新的境遇作殊死的一跃。 这就是悬崖境遇的临界感受，尽管只有独一无二者被投入上述境遇，却有难以计数的人在它的经验里辗转反侧，痛不欲生，自以为是人间最不幸的囚徒。从这样的自我误读里产生了极度的革命愿望。一团盲目的火焰从卑顺的大地升起，但它却出乎意料地成为洞照未来的光源。这是与西西弗的法则针锋相对的原理，它痛切地召唤我们逃遁。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胡夫金字塔和雅典卫城建筑，无疑是石质文明的最高代表。而跟坚硬的埃及和希腊文明相比，华夏文明却露出了柔软的躯体[ 与华夏文明相对位的欧洲文明，无疑是一种石器文明。仅以启蒙运动时期的共济会为例，这是一个石工组织，崇拜以金字塔为代表的石器文明，而它的会员范围最终超越了石工本身，成为所有自然神论者的精神共同体。音乐家海顿和莫扎特都是共济会员，美国的国父们也是如此。一美元钞票上所印的金字塔形象，就是共济会精神的隐秘象征。共济会的这种石器信念，不仅继承了欧洲的历史传统价值，也对近代文明产生深刻影响。（参见雅克巴尔赞著，林华译：《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越过青铜时代的纠缠，它最终以木质文明的面容，向世界发出独一无二的微笑。在所有的上古遗存中，只有华夏文明拥有这种古怪的器物特点。 埃及金字塔，石器文明的古老象征 早在周秦之后，青铜器就开始逐步退出历史。只有那些兵器和农具还在原野上灼灼发光。乡村流氓刘邦所建立的汉帝国，从铜质文明转向木质文明转移，打开了建造木质宫室的漫长历程。这是中原汉人征服整个远东地区后的最大转变，它复兴了一部分被嬴政摧毁的楚文明。木器的灵魂苏醒过来，油漆也变得炙手可热，华夏文明就此展示出最迷人的品格。 在被李约瑟先生指认的“四大发明”中，造纸和活字印刷都跟木器文明密切相关。纸的原料来自木质纤维，而活字则被刻在细木块上，它们分摊了发明的一半。第三种发明火药（火焰），则是木器文明的死敌，这意味着就在文明内部，已经预设了自我湮灭的种子，而它也确实竭力执行了自身的使命。但耐人寻味的是，文明还为自己预留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四大发明”中的第四项——指南针。这种精巧的磁石装置，全力支持文明的海上输出，从而为它的异地保存提供保障。 指南针的颤栗箭头，指出了文明的唯一出路。我们不得不承认，纸质文明的大多数优秀残剩品，都被保存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它利用了殖民时代的贪婪本性以及近代博物馆的收藏方式。这是文明自我保护的诡异策略，同时也向我们反证了木质文明的脆弱。四大发明，就是环绕木质文明核心的四种运动，它们彼此呼应，形成充分自足的体系。文明就像一个饱含生命和意识的有机体，它为自己的命运制订了游戏规则。它是它自己的上帝。 中国造纸术描绘了木器文明的柔软边界 书法、绘画、雕刻、文学、塑像和音乐，所有这些自我繁殖的符号，并未刻在石版上，而是被投放于那些木质品——织锦、棉布、竹简、纸张、家具和丝竹乐器等等，它们比石器柔软，选取和制作更加便利，也易于被收藏和传播。另一方面，用泥土（石器的腐烂样式）制造的瓷器，作为土石的代表，也加入了华夏器物文明的主流。它异常坚硬，却极度脆弱，难以永垂不朽，而华夏器物文明的这种易碎性，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让我们回到建筑的命题上来。除了少数土楼、窑洞、碉楼以外，木是中国建筑的主体，或者说，那些木、砖木以及石木的混合结构，是中国建筑的基本构架。木材不仅被用于打造门窗，而且是承重墙和梁柱，支撑着房屋的全部重量。尽管木的大规模开采导致森林的严重破坏，木材资源逐渐枯竭，但中国人的采伐激情至今没有减弱。最伟大的中国建筑师，是一位名叫鲁班的木匠，而不是什么石匠或铁匠。这种与木器的永恒纠缠，就是华夏建筑的狂热本性。 中国人酷爱速朽的木质建筑，它们要么结构松散，易于推翻和拆卸，要么面临火焰、白蚁、水浸和风化等不可抗拒的天敌。这是非常古怪的景象。热爱永生的中国人，一反常态地寻求房屋（家具）的短暂性，而那些来自石器时代的硬物，包括西方建筑的灵魂石拱，仅仅被用于那些跟家居无关的建筑物——桥梁、道路、墙垣和猪圈。有时候，石狮子会被戏剧性地摆放在家门口，俨然是朱色大门的笨重奴仆，无言地守望着那些趾高气扬的木器。 山西应县木塔，号称“中国第一高塔” 与此同时，基于金对木的“克制性”（金克木），金属被逐出了木构建筑的领地。木榫工艺坚定地反对铁钉，它是衡量木匠手艺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在帝国晚期，家具上才出现若干细小金属的身影，如铜锁、铰链和搭扣之类，它们位于木器的关键部位，却保持最卑微的表情，就像是一些悬挂在女人脖子上的首饰，衬托着质朴简洁的主体。 在整个木质品系统里，窗纸是最具象征性的物体，作为毛竹和树皮打浆后的产物，它纤薄、轻忽和一戳即破，但它却位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之间，犹如提供彼此渗透和交换的生物膜，而在它的两边，分列着截然不同的光线、温度和气息。从这窗纸里还派生出了北方剪纸（窗花），它是所有木艺中最精微的一种，在二维的维度上热烈展开，以抽象的线条临摹日常生活，把平淡的墙洞变成传递福乐的橱窗。 这场古怪的木质建筑运动，甚至蔓延到祠堂、寺庙和宫廷。在那些广泛分布的佛寺和道观里，偶像是泥塑的，其上包裹着一层易于褪色和脱落的彩绘；菩萨的居所（庙堂和宝塔）则是木质的，并且总是被历史的火焰所吞没。几乎所有寺庙都有多次焚毁的痛苦经验，但建造者从未考虑过修正这种摇摇欲坠的传统。那些荒谬的毁坏戏剧，数千年来被不断上演。对中国工匠来说，木材是不可替代的，反思也是毫无必要的，因而每一次建造，都是对前一次谬误的再现。这种造屋理念匪夷所思，完全超越了建筑理性的范围。 徽州古祠堂 只有一种哲学能够解释这种可笑的信念，那就是阴阳五行说，它暗含着建立在“风水学”名义下的“木崇拜”。在古老的宇宙定位体系中，木所代表的生命力经久不息，获得反复的重申。木是东方、春天和生命力的伟大象征。不仅如此，从汉代开始，几乎所有的儒学家和道学家都认为，龙就是木神，代表东方精神，龙来自水，代表木的生命起源，龙口吐出火焰，象征木能生火的物理本性。尽管龙没有建立独立的神学体系，但它的灵魂却以器物方式渗入日常生活，成为木质文明的隐秘核心。在某种意义上，龙与木是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表述。这就是“龙木二象性”，它迷惑了大多数观察者的视线[ 关于龙和木的对应关系，散见于儒家和道家的各种文本，其中以《黄帝内经》、朱熹《周易本义》所录《系辞传》与《说卦传》，以及邵雍《梅花易数》等为代表。]。 龙木神学澄清了中国建筑以木质品为核心的基本理念。但它还是无法解释中国民居的简陋化传统。徽州明代官僚和商人的住宅，往往用很薄的木材铺设二楼地板，走路时能体验到地板的震颤，从那些疤结造成的漏孔里，甚至可以看见楼下的情景。房间之间的板壁也很简陋，所有声响都可以彼此谛听。只有底楼使用了坚固的石料和包有铁皮的硬木门，但那仅仅是为了防范盗贼；而北方使用较厚重的砖墙，是为了保暖和应付漫长的冬季。而在那些坚固的围墙以内，所有的营造都突然变得敷衍起来，仿佛是一些可以随时拆卸的凉棚。 这显然不只是为了节省材料和降低造价。中国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和延续家族血脉的传统。它需要一个承载家族的稳固容器。它为什么要以拒绝永恒的方式来捍卫家族的生命呢？即便是木器，也完全可以选择更为坚固耐用的材料。 斯蒂芬·加得纳企图回应这个难题，他认为中国人的建筑核心是空间（Space），结构只起辅助作用，导致这种格局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把建筑当作了表演的舞台，而这种舞台需要随时进行拆卸和改装的（ 斯蒂芬·加得纳《人类的居所——房屋的起源和演变》第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这仍然不能完美解释建筑简陋性的起源。因为空间和结构并非是对抗性和非此即彼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寻找两全其美的方案，日本人在1980年代重修的琉球王宫（冲绳那坝），拥有巨大精美的木质支柱，是坚固型木构建筑的代表。更为重要的是，在近代民居内部，那些戏台往往打造得比住宅本身更完美。与宁波天一阁毗邻的秦氏支祠（建于1923~1925年）就是一个范例，它的家庭戏台使用抗朽的坚硬木料，其上布满了精美的雕刻，它的穹形藻井，由千百块经过雕刻的板榫拼成，盘旋而上，其精巧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显示出当地小木工艺的高超技巧。表演不是在削弱结构，恰恰相反，成为加固结构的重大理由。在秦氏支祠，戏台比居室更为华丽坚实。 秦氏支祠戏台：其上布满了精美的雕刻 另一种阐释的重点在于家族树（Famery Tree）的动态结构。家族的扩展、分流和官员（商人）任职地的变更，甚至是大规模的集团性迁徙，也许会导致对永恒性结构的忽视。这最初是一种理性的建筑策略，而在帝国中晚期变成了一种迂腐的习惯，并且总是以美学的面目出现。这种迁徙的策略最终成为一种建筑病毒。它腐蚀着时间，把中国建筑推向了纯粹空间的路线。民居建筑结构是宗族体系的映射。族谱（家族树）是时间的映射，而木构建筑则是空间的映射。它们分别从两个向度书写了宗法制度的端庄面貌。是的，建筑必须便于拆卸，但却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方便家族关系的重组，以及表述宗族成员的空间关系。 汉人的建筑空间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似乎是以牺牲对时间（永恒性）的感受性为代价的，但这其实是重大的文化错觉。汉人对木器的迷信几乎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坚信那种纤维质材料能够战胜时间。文天祥的著名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提供了耐人寻味的证据：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速朽的竹简（汗青）的信任，一方面却渴望进入历史。尽管这种希翼超出了竹器本性，但它还是表述了言说者超越时间的意图。没有人对这种自相矛盾的信念提出过异议，因为它是全体汉人的意志。对字词的信念，早已跟竹简（丝帛）融为一体。 这其实就是整个华夏文明体系的特性。它的所有艺术样式——音乐、文学、绘画和书法，都毫无例外地以木质品为自己的载体。它们都把自身的命运，托付给了那种速朽的物质。这是全世界最独特的景象。艺术以自我终结的方式探求不朽的道路。 紫禁城太和殿的楠木立柱：它们艰难地支撑着木器文明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罕见的悖论：一方面使用转瞬即朽的材料，一方面渴望抓住飞逝的时间。只有一种途径能够解决这种困境，那就是强韧的自我循环程序。中国人并未改变时间，而是改变了时间的算法。某座寺庙之所以能够存在千年以上，并非由于其建筑的完好无损，而是因为它在同一场所被不断焚毁和重建，而在历史的“总体性叙事”中，它的每个断裂的片断都被接驳起来，形成完整的时间长链。这最初是族谱的记载方式，而最终却演变成建筑的书写方式。华夏建筑就此握住了时间。 在这种“总体性叙事”里，实存与符号的关系昭然若揭。实存严重地依赖着符号，渴望来自符号的安慰。符号是中国人的上帝。在家族性建筑里，所有重要的居室都必须经过命名，并以匾额与楹联的方式加以标定和阐释。这就是所谓符号题写运动，它要借助精心选择的字词为建筑物下定义，判处它与人一起死亡和永生。在那些“堂”、“室”、“居”、“斋”之类的词根面前，形容词不可阻挡地繁殖着，向我们暗示主人的志趣、咏赞他的德行和风骨。这题写与其说是对建筑物的命名，不如说是居住者的自我颂扬。这不是题写者的自言自语，而是他在对时间（未来）说出简洁的絮语。 那些镌刻在木牌上的语词，融入了砖雕和木刻的符号体系，从那里确认存在的无限意义。就象人的生命周期一样，实存的建筑总是要死的，它无法战胜那些岁月的天敌，但符号的建筑却是永恒的，它战胜了遗忘，以字词的方式跃入文化记忆体系，跟龙一样永生。华夏木质建筑就此超出了脆弱的命运。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

权力与野心是一切伟大建筑的根基，反过来说，建筑就是权力和财富的纪念碑，它要在水泥、钢铁和玻璃的组合中，炫示高贵的身份。中国的公共行政建筑，尽悉卷入了这种肆无忌惮的自我夸耀之中。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正在以比自身官阶远为高级的方式，规划着辖区内的权力美学。那些矩形的、半圆形的和圆矩合体的豪华建筑，改写了中国城镇的政治景观。 在这场大地重塑运动中，圆形和矩形，一对精神原型式的几何符号，成为支配中国城市营造的基本构形。这是继木器与石器、三维与二维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三组母题。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构成了建筑事务中最难解的迷局。 圆是最高的自足和圆满。它是被神所垄断的事物。圆是世界体系的象征。圆拥有隐秘的轴心，圆周环绕它运转，唱出无言的礼赞，而这就是圆的一神教本性。从圆的形体深处，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神学光芒。 圣保罗教堂的圆形屋顶：圆的神学的建筑学表达 圆的神学，至少包含下列五种原理：1，单一中心原理：在圆的范围内只有一个绝对中心；2，平等原理：所有围绕中心的弧线上的点，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因为它们各自跟中心的距离完全相同；3，循环原理：圆是自我闭合的，而且沿着弧线任何方向行走，最终都回返回原点，这是自我无限循环的范例，符合时间的特性；4、独观原理：这条原理来自第一原理，它要证明从中心的视点（神或独裁者的视点），可以完成对整个弧圈的全能式观察；5、象征原理：圆形造型支持了对太阳、月亮、天空和宇宙、母性生殖器等神性事物的联想，并成为它们的天然能指。 正是从单一中心原理中派生出了一神教；从平等原理中，派生出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的基督教义；而从循环原理中，生成了宇宙（自然、时间）循环思想、佛教的轮回学说，以及各种关于事物圆满性的幸福信念；从独观原理中，基督教发现上帝的无所不知，而福科则发现了边沁式环状监狱的法西斯本质[ 参见米歇尔·福科《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从象征原理中，巫师们获得了最神秘的宗教灵感。圆就此成为神学话语的根基。 矩形[ 广义的矩形，应当包括方形在内的各种平行四边形。]似乎是男神的象征，它的狭长钥匙穿越母体，打开了通往父权文明的大门。矩形定义包含下列原理：1、多中心原理：在变化的矩形内部，轴心线代替了单一中心，这意味着中心点将在该轴心线上不断滑动；2、四方原理：四条边可以有各自的方向，并用方向代替中心，由此形成空间的特性；3、等级原理：矩形边线上的各点跟对称轴距离不等，由此产生了差异和等级；4、断裂原理：矩形是有折断的，这意味着矩形线上的各点不能构成自我循环，由此导致各点之间彼此否定、断裂和对抗。5、象征原理：矩形造型隐喻了阳具、人体、大地、水体（海洋与河流）和树木等等。 正是从多中心原理中诞生了多神教、祖先崇拜和帝王崇拜；从四方原理中产生了以方向和坐标为核心的风水学；从等级原理中诞生了等级制度；而从断裂原理中涌现了世俗仇恨、阶级对抗与暴力学说；从象征原理中派生出了父权社会和大地信仰。 对上述原理的确认，耗费了人类史的漫长时间。圆作为祭坛的功能，可以追溯到13,000年以上。在11,000年以前的叙利亚村庄，就已出现最古老的圆形宗教建筑。2006年10月，一支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组成的考古队，在叙利亚发现了最古老的两河圆形文明——一座庞大的圆形建筑，建于公元前8,800年，附有大量几何形彩绘，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用燧石和黑曜石制作的狩猎工具。这是有史以来组古老的圆形建筑，比普通屋舍大很多，似乎是整个村落的宗教中心。但在苏美尔时代（前4000前～2000年），乌尔城的塔庙由矩形平台构成的，而到了新巴比伦时代（前626～前539年），供奉马尔杜克大神的巴别塔，却又忽然变回了圆形。 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性建筑，在圆形和矩形之间剧烈摆动，显示上古人类的构形混乱。政客、祭司和建筑师，尚未获得这两种图式的精密知识。这种混乱是全球性的，甚至波及近东和远东地区。中国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明，那座公元前4800～前4300年的村落，出现了31座直径4～6米的圆形半地穴式民居，它们是女阴的象征，表达对女神权力的敬意，但仰韶人同时又崇拜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这是性别权力妥协的结果。仰韶是母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它的村落里出现了最早的价值冲突。这种混乱同时也现身于土耳其的加泰土丘（前6000年），但跟半坡人截然相反，赫梯人（Hittites）住在矩形房屋里，却拥有精美的女性赤陶神像。 仰韶半坡村的半地穴式圆屋 这种幅员辽阔的混乱格局，源于圆形与矩形的暧昧关系。用以供奉木星大神马尔杜克的巴别塔，就是这种两重性的代表。从天空鸟瞰的巴别塔呈圆形，充满了向心的谦卑，完全符合天体神的教义，而从底部或远处旁观，它却是矩形的，向上冒犯，充满夸耀和狂妄的权力色彩。这种两重性正是人类建筑的基本特征。矩形建筑的另外一个成因，是它严重依赖于木材，而球形建筑则依赖于石头。它们是两种建材的美学对抗。 圆形和矩形的暧昧之处还在于，罗马人按照基督教图式，把鸟瞰的简单矩形组成十字形，并据此向矩形中注入宗教语义。而当它跟时间结合并旋转起来后，就迅速转型为运动之圆，令所有静止之圆都望尘莫及。这是矩形的最高秘密，它超越了自己的世俗命运。 罗马人进一步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的暧昧，对其进行斡旋与整合，由此终结了旧时代的对抗格局。罗马宗教建筑，谋求矩形（巴西利卡式）基座（门廊）和水泥拱顶的神圣同盟。万神庙就是这类“圆矩合体”的结晶。它的前部是柱廊式矩形大门，后部是巨大的圆形空间，象征太阳神朱庇特的阳光，穿越半圆形拱顶，照射在内壁上的神龛上，把光线依次带给七位神祗。万神庙的结构妥协，显示了罗马人的建筑智慧，由此成为整个欧洲建筑的灵感源泉。“洋葱头”式的东正教堂，以及奥斯曼帝国摇篮里长大的清真寺样式，都秉承了“圆矩合体” 的伟大传统。 古典世界的崩溃，似乎没有影响基督教徒的建筑信念。大批隐修院坚守“圆矩合体”的罗马传统（如埃及的比绍科普特隐修院），修士们在其间修行、忏悔、礼拜和生活（劳作），探求质朴无邪的真理。这些遍及欧洲、北非和西亚的隐修院，为文艺复兴的圆形造型，奠定了坚固的心灵基础。 从佛罗伦萨主教堂（1436年）、到法尔尼斯府邸（1516年）和圆厅别墅（1552年），“圆矩合体”开始了向世俗生活转移的长征。18世纪的英格兰巴斯，模仿史前圆形巨石群（Stonehenge），建造一座象征太阳的圆形广场（The Circus）和一座象征月亮的皇家新月楼（Royal Crescent），其中分布着528个科学与艺术的徽记或雕塑，所有这些符码细节都企图重新设定人、现实和宇宙的三位一体关系。这是文艺复兴的夕阳，它们照亮了欧洲最后一片昏昧的土地。 只有华夏民族保持着圆形和矩形的对立状态。中国人发明了圆鼎、编钟、玉璧和风水罗盘之类的神器，继而发明了太极图（圆型宗教的标志）和八卦图之类的神符，在华夏哲学体系里，圆从原始祭坛上滚落下来，成为文人书案上的精细符码。所有这些器符都是对圆形教义的重申。圆是神性的标志。关于圆的信念，寄存在那些精细的器符上，放射出恒久不灭的光芒。 明代皇帝朱棣建造的紫禁城“天坛” 直到明成祖朱棣建立紫禁城为止，圆仍然是苍天和上帝的单一象征。祈年殿以圆形和蓝色喻天，殿内大柱及开间又分别象征4季、12月、24节气和1日12个时辰等时间元素。但天坛只是历史孤证，它是远东残剩的最后一座国家祭坛，或者说，最后一个与天神沟通的场所。而在广袤的土地上 ，基于木质文明的支持，矩形建筑已经铺天盖地。 这是一个不信神（一神教）的民族的集体性选择。矩形首先适应的是人体的形态。居住型建筑的逻辑，必须符合人体—床帏的构形。这是矩形建筑的人类学起源。而后，在国家意识形态涌现之后，矩形就被国家征用，成为国土丈量和城池设计的基本构形。现今已经出土的所有早期城池，包括殷墟在内，都流露出矩形政治的肃穆气息。 矩形政治就是专制国家的建筑信念。以中轴线为基准展开的矩形叙事，成为皇城以及各主要城市的规划模式。但这不仅是建筑美学的信念，而且是整个亚细亚帝国的行政方式。毫无疑问，几乎所有朝政都是按矩形结构推演的。在秦始皇兵马俑坑里，武士们排成了声势浩大的矩阵；而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朝堂里，皇帝的龙椅总是位列顶端，他的大臣则分列两班，拱手而立。这就是帝国的君臣秩序。 根据历史记载，左右两边的文武官员，时常发生激烈而冗长的争吵，皇帝面带微笑注视着他们的混战，对双方的意见进行仲裁，做出最后的裁决。宫廷里每天都在上演这类权力戏剧。在明代话本小说《水浒传》里，造反者重复了矩形政治的游戏：首领宋江像皇帝一样端坐首位，而众人则按“天”与“地”的名号分列为左右两班。流氓就这样无耻地克隆了国家的庄严表情[ 参见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四合院式的民居格局，与亚细亚的宫廷政治遥相呼应，因为只有矩形才能明澈地叙写家族的道德秩序。在儒家的规训下，中国人利用四合院前后左右的不同方位，确定贵贱、尊卑和长幼的人伦序列。按通常的惯例，正房由上一辈的老爷和太太居住，北房东西两侧卧室，东侧由正室居住，西侧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中型以上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楼，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除非发生内部叛乱，没有任何人胆敢逾越这种矩形礼制。 北京四合院式民居 矩形政治并非远东专制社会的专利，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全球性的语法，但它们之间的语义却变得南辕北辙。资本主义精神生长起来之后，政治理性支配了新建筑的灵魂。1649年，英国查理一世主持召开下议院议会，位于威斯特敏特的会场[ 英国议会大厦在1834年被一场大火焚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重建的新议会大厦。]就是标准的矩形体，场内中央是矩形台子，国王坐在台首的木雕王座上，台下簇拥着头戴宽檐礼帽的议员。他们分列左右，但不是为了向国王效忠，而是企图形成对抗性的政党体制。正是从这种政治矩阵中，分化出了“左派”和“右派”阵营[ 罗伯茨《世界文明通史》，陈德民等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跟亚细亚模式完全相反，矩形分列颠覆了王权的独裁，热烈地滋养着近代民主理性。 但在希特勒手里，矩形建筑却产生了令人战栗的效应。他主持设计并建造的新柏林宫，使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连续两次因恐惧而晕倒，被迫在元首办公室签署了投降协定。哈查走过空旷的广场，走过日尔曼武士雕像和纳粹的雄鹰十字旗，走过头戴钢盔、肩跨带刀步枪的党卫队员，走过没有窗户和线条强硬的大厅，走过450英尺的大理石长厅，最终，在欧洲最阴郁的空间尽头，矩形建筑以其强大的威权，压碎了那个斯拉夫人的脊梁[ 参见迪耶·萨迪奇《权力与建筑》，王晓刚、张秀芳翻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亚细亚地图并未向我们提示谁是远东地区的哈查，我们仅仅知道，天安门广场是矩形政治的最高杰作。它的所有建筑（天安门及其观礼台、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纪念堂）都是标准的矩形物，而它们又组合成更大的矩形广场。此后，第三种矩形奇迹般涌现了，那就是军队的严密方阵。天安门是领袖大阅兵的地点。士兵以惊人的肢体一致性走过广场，向城楼上的最高领袖行礼，接受他的注目和检阅。人民在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我们已经看到，建筑物、广场空间和游行人群的三重矩阵，就是国家政治秩序的卓越表演，它旨在重申领袖、士兵和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天安门广场断然拒绝圆形物的侵入。只有大会堂上的国徽和卫兵的枪口，依旧保持着圆的形态。它们是矩形政治的迷人饰物。 捍卫这种矩形政治，已经成为北京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早在八十年代，首都行政长官就颁布命令，要求新建筑严格保持矩形传统，并为所有建筑加盖琉璃瓦顶，以继承帝国美学的基本原则，即便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妇联的弧形立面，也由于得到琉璃瓦授顶，而与旧帝国密切地和谐起来。此举事后遭到建筑学界的高声谴责。但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人字巾式的“帽子”，正是矩形政治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对天安门建筑的矩形逻辑进行反思，就无法推翻帽子工程的价值根基。 为了抵抗矩形的专制和垄断，西方建筑师开始向矩形发出挑战。北京中国大剧院的设计，成为这类反叛性圆形建筑的典范。根据保罗·安德鲁的意图，在以矩形为主体的广场附近（人民大会堂西边和中南海新华门对面），安放一座庞大的蛋式建筑。这是严重的违制事件，它不仅导致矩形城市的视觉失调，而且颠覆了原有的政治等级秩序。基于大剧院的开放性和明亮性，风格闭抑的原国家主义建筑顿时变得可疑起来。国家主义建筑师为此如丧考妣。他们的哀号和怒吼，回荡在被不同几何体切碎了的京城。而距离天安门较远的圆形建筑，如世纪坛、摩天轮、中国科技馆和奥运主会场“鸟巢”，所面对的指责声浪则要微弱许多。中国建筑师业已成为坚定的天安门卫士。 北京国家大剧院，一座解构矩形城市的蛋式建筑 受到国际建筑界高度好评的“鸟巢”（北京奥运会主场馆），一种扁圆形建筑的衍生体，俨然是被狠狠踩过一脚的鸟蛋，丧失了蛋形物原有的隐喻功能；更为奇妙的是，那些沿着圆形表面编织起来的网状结构，跟中国身份证上的丝网结构密切呼应。这是被国家之网笼罩的圆形物，充满柔软、温顺与可操控性，完全符合“国家文化安全”的严厉尺度。 与正在跟圆形美学抗争的北京相反，上海出现了一系列球形建筑。从东方明珠电视塔、国际会展中心到徐家汇的美罗城等等。那些圆球被镶嵌在矩形建筑上，形成古怪的“球矩合体”，在达成工艺和美学的妥协之后，它们充当了90年代上海建筑的著名地标。 上海的权力表达跟北京不同，它更想夸耀跟世界和未来的对接，而不是同民族与历史的苟合。上海的球形建筑表面上是所谓“东方之珠”的象征，但其实是全球化和现代性的隐喻。球体就是地球的直接摹本，而复杂的钢铁结构和玻璃幕墙，则炫示着自身的高科技含量。只有上海博物馆是个例外。它是一座巨大的混凝土宝鼎，暗示该博物馆的收藏特色，同时也表述跟上古历史的传承关系。而在它的对面，上海大剧院的反拱式屋顶，则在更大声势地夸耀跟西方的密切关系。 所有这些圆形景观，都是开放时代初期的稚拙产物。进入21世纪之后，上海的球形建筑迅速老化，成为笨拙可笑的旧物，大量矩形超高建筑开始崛起，如世茂大厦和尚未完工的环球金融中心。徐家汇美罗城的圆球，只是情侣们约会的碰头地点。它无疑是夺目的地标，但缺乏内在的魅力。人们在它的底部相见之后，就迅速离开，转移到其它消费地点。球体是空心的，它没有任何灵魂的充填物。在无神论统治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圆形建筑早已丧失了原有的神学或民主语义。 新一代的圆形建筑，出现在浦东世纪大道附近，如上海科技馆和一个大型日晷式钢铁雕塑，但它们放弃了球形，转而谋求饼状，更接近于钟表的样式，流露出后发国家的时间焦虑。这其实就是对外滩海关大钟的呼应。那张威斯敏特式大钟的老脸，朝太平洋方向眺望了整整一个世纪。它的容颜早已衰老。浦东的日晷企图接管它的权力。此外，2006年建成的上海南站，成了全球最大的圆形火车站，它的迷宫样式，令刚进城的农民们茫然无措。圆形建筑的神话，正在被新建筑运动所续写。 浦东世纪大道日晷 正是这种迷乱的现实景象，迫使我们追问圆形建筑的历史本性。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既是祭神的场所，也是表达民主意志的空间。雅典人经常集会的普克尼司山谷，建有一座半圆形剧院建筑，可容纳几千人的聚会。这种从闭抑空间到开放广场的转变，令每个与会者能毫无障碍地看到他人，公共辩论就此取代了秘密的黑箱操作。旅游者究竟在这个伟大遗址上看见了什么呢？他们或许能够发现，在那些民主台阶的缝隙里，生长着市民权力的质朴小草。 不仅如此，圆形的自我循环消解了带头者、领袖和主宰，令弧线上的所有意志都彼此等同。这是平等和民主制度的符号学起源。圆桌会议起源于消解等级制的意图。圆桌及其圆形结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解构。现身于17世纪的丝带，清晰地表达了圆形政治的这一功用。当时，法国政府官员集体向国王上书陈情，其署名写在一条结成圆形的丝带上，跟陈情书一同呈递。由于丝带结成圆形，签名顺序被隐藏起来，国王无法追究联署的发起人。这就是圆形物的奇妙意义，它庇护了所有的反对声音。 中国福建西部的客家土楼，向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圆形建筑的特点。这种向心圆建筑，并非福柯所描述“规训”集中营，因为它的轴心不是那种全景式的监视岗亭，而是那些矩形的学校、戏台或办公室。土楼提供了一种反转的观察法——居民能从自家门口，观察到同层的所有人家。隐私是有限的，它融入公共生活的视界，并要接受宗族的集体管理。这是村社集体主义的迷人特点。最大的土楼可以居住千人，形成密集的人口聚落，从这种圆堡式家园里，客家人获取了心灵的平静。但这些乌托邦式的建筑，并未产生永久性的魅力。相反，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动乱，它的居民大都已经离散。土堡日益萧条破败，它的居民只剩下少许老人、妇女和幼童。那些最后的守望者，既是道具和戏子，也是热情的解说员，在黄昏的光线里为好奇的游客讲述往事。 圆形建筑的神话，引发了一种迷信，以为圆形是拯救建筑、城市景观乃至居住者心灵的最高选择。这种错误理念，爬行在设计师的头脑里，为建筑业的政治叙事指引航向。但中国圆形建筑是高度无神化的，它甚至不具备基本的人性因素，而是仅仅拥有一个球形或饼状的躯壳。在声势浩大的现代化过程中，圆形是那种被用来重申权力和财富的造型，并已成为国家主义修辞的基本手法。 但圆形建筑还暗含着某种危险的品质。在成为民主空间的同时，它也曾是暴力屠宰的现场。古罗马帝国的大竞技场（佛拉维圆形剧场Amphitheatrum Flavium，公元80年），提供了令人惊讶的例证。这种互相矛盾的逻辑，正是圆形祭坛的本性。祭坛一方面要求对神的无限恭顺，一方面要求对祭品（猎物）的极度残酷。圆形建筑的这种两重性，令无数建筑师感到困惑。 佛拉维圆形剧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屠宰式建筑，可容纳五万名观众欣赏死亡竞赛，在那里，无数失败的角斗士被畜牲般杀死，他们的鲜血涂满了剧场中央的舞台。全体罗马公民跟暴君一起在现场围观，发出醉生梦死的惊叹，形成声势浩大的集体狂欢。这是“圆形剧场效应”，它的群众聚合形态，以及看台和中央演出区的热烈互动，放大了屠杀的快感。 上海工部局屠宰场俯瞰（1933年） 上海工部局屠宰场（1933年），是佛拉维结构的历史复现。这座正在被改造为时尚场所的建筑，曾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屠宰机器，据说每天可杀掉1000多头牛。整体空间布局是巴西利卡式的。矩形辅助建筑，环绕着圆形的中央屠宰场。牛群沿盘旋而上的流水线坡道上升，到达中央屠宰建筑，在那里被宰杀，而后送回辅助建筑，进行分解和清理内脏。它的遗存，令人再度想起罗马竞技场的狂欢格局。它唯一缺乏的是大数量的观众。但它在屠杀上的准确和精密，却令佛拉维剧场望尘莫及。 圆形建筑的这种杀戮功能，就是它美学魅力的诡异之处。在圆的深部，还隐藏着某种残酷与狂欢并存的语义。这圆的复杂品质，就是“巨蛋”被接纳的内在原因。蛋形（穹顶）、水晶质地和发光体的特点，所有那些浮在表层的美妙景象，企图劝说我们忽略它的内在语义，而这是所有圆的原理中最尖锐的一项。在神性、民主性、狂欢性和杀戮性四个方面，圆形比矩形都走得更远。 原载《乌托邦》，东方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