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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5qL_4eJn-UwhUihVyHWWTg 原创 牛津中国论坛 OCF论坛 2021-10-31 16:10 01 嘉宾简介 朱大可 教授 朱大可，同济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小说和随笔作家，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批评学术研究机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首任所长。所从事的研究包括大众文化、中国文化史、中国神话史，以及中国当代美术、当代摄影和当代建筑等。 学术研究方面，朱大可从早期以《流氓的盛宴》为代表的“流氓”话语叙事研究到当代文化批评，拓展至以《华夏上古神系》和《中国神话密码》为代表的神话体系研究。在从事文化研究的同时，朱大可还从事以历史\传奇\神话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武侠小说《长生弈》（花城出版社2018）、中篇小说三卷本《古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短篇小说集《六异录》（中信出版社2020）等，此前，他还出版过小说/随笔集《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02 话题简介 朱大可教授此次专访主要就以下几个话题分享他的故事和看法： - 留学异乡的身份焦虑与“流氓”视角的诞生 - 神话研究的当代视角 - 神话中的动物形象与文化变迁 - 神话在动画电影中的再创造以及与科幻、儿童文学的结合 03 嘉宾专访 #01“流氓”的身份焦虑 孤独也是自由 —— 看起来负面的经验，最后都成了重要财富。 Q1 老师的身份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经历了很多转向，从学术上的“流氓”叙事研究到现当代文化批评、神话研究、器物研究，再到专栏作家、小说家的创作者身份，跨度非常广，是什么促使老师不断拓宽研究方向？您又如何通过所做的研究，不断定义自己的身份？ A1 你们这一代留学生和我这一代非常不同，因为我们经历过文革，见证过思想封闭，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并且曾经置身于思想解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但在澳大利亚这个“异乡”中，我成了一个漂泊的“流氓”，当然，这不是负面的司法界定，而是中性的文化隐喻，表明一种身份缺失或精神游离的“异乡人”状态。这曾经把我推向了极度的孤独。刚去澳大利亚时，我是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的访问学者，但后来为了谋生，当过清洁工，去过建筑工地。所有这些看起来负面的经验，最后都成了我的重要财富。 另一方面，“异乡流氓”的身份也提供了自由，让我打开灵魂的时空，从世界性视界去重新审视本土文化，并获得全新的认知。它甚至启发我读博时以“流氓”为关键词，去梳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流氓叙事”，以及8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和先锋美术等文化思潮。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增补成了一本叫做《流氓的盛宴》的专著，它的现场性描述和隐喻式叙事，曾经影响过一代思考者。当然，我的写作风格具有“现场性”的原因，也得益于做过记者的经历。无论如何，“异乡人”或“流氓”的身份，不仅会制造焦虑和痛苦，也能聚集自我超越的能量。 #02 当代神话研究的着眼点 共同体验、多元视角与跨学科工具——什么是“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秘钥 Q2 您认为中国神话研究现状如何，还存在着什么值得反思的问题？ A2 要想研究中国神话，必然要读袁珂先生的《中国神话传说》，这本书对于中国神话做了全面而动人的梳理，是我很喜欢的一本好书，但它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局限在“中国视角”的边界内，把中国神话的诞生和演变，投放在一个孤立、封闭和充分自足的本土语境里。这种世界观是中国学术难以国际化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我的经验告诉我，研究工具的多元化，也是很有必要的。神话研究应该从单一的叙事学框架里逃出来，纳入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音学和后现代哲学等相关学科提供的研究工具。这是我写《华夏上古神系》的一个心得，也许可以供你参考。 Q3 总体而言，您认为不同体系的神话之间是“同”更多还是“异”更多？“同”在哪里？“异”又在哪里？ A3 同和异都存在，而且都很值得研究。但在当今普遍强调“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神话终究是世界神话体系的一部分，它在叙事上同样必须遵循“原型法则”。以“灰姑娘”原型为例。中国古代贤君“舜”，他在家庭中被后母歧视和迫害的故事，就是一个有趣的男版“灰姑娘”故事，它跟《鹅妈妈的故事》和格林童话的唯一区别，是没有出现那双小巧玲珑的鞋子。 但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纠正了这点，一个名叫叶限的女孩子的故事，跟出现在欧洲的灰姑娘故事，几乎一模一样，它具备了后母、两个同父异母姐妹、虐待、化装舞会、遗失小鞋子和嫁给国王等所有叙事要素。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它意味着，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有时会拥有共同的叙事原型。神话的本质，就是为人类共同欲望，提供幻想性的故事原型。当代的神话研究，既要寻找本民族的独特故事，也要善于发现这类“共同经验”和“共同价值”。而后者才是“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秘钥。 #03 神话中的动物形象与文化变迁 “进食巫术”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大特色 Q4 为什么中国神话里有大量的动物精灵，它们在神话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A4 中国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的动物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我们现在常说的狐狸精等形象，大多出自《聊斋志异》等明代小说，但它其实源于东北萨满教“狐黄白柳灰”的“五仙传说”。据说随着金兵入关，打破了结界，这些有灵性的动物跟着南下，跟中原道教结合，成为新的神话主人公，赋予中国神话/传奇以新的活力。萨满教的核心是泛神论，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等动物，往往具有奇异的灵魂，它们可以成为人类的朋友，但有时也是危险的敌人。 Q5 您书里有句话：“九尾狐在中国历史上，时而是祥瑞的代表，时而是妖孽的代表，它的形象似乎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吃它的后果，估计也是不太稳定的”，当时读到觉得非常有意思，很好奇中国人为什么总喜欢把能不能吃和吉不吉利挂在一起，这其中体现出了古人何种欲望？ A5 《山海经》作为一本全球博物志，它界定了那些神兽的本质，它们有的是吉祥的，有的则会带来灾难，但对于那些妖兽，人可以用吃它的方式加以征服。对于中国人而言，“吃”才是最高的征服。“吃”这一行为，意味着吸收、内化和增强。通过吃，不但可以消灭对方，而且可以让对方的灵力进入自己的身体，用以治疗疾病，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进食巫术”，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大特色。当然，这种巫术的后果是不确定的，没人能保证你在吃掉九尾狐后，一定能拥有“不惑”的能力，说不定还会变得更加迷惑。 在研究《山海经》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山海经》神兽之所以已经荡然无存，是因为它们全都被人吃掉了。关于这一点，《人类简史》也有简单的表达。赫拉利说，人类是“厨师的种族”，他还说，在文明被创造出来之前，智人就已经杀掉了一半以上的兽类。当然，中国人的“进食巫术”，要比赫拉利的狩猎叙事更加复杂，它不仅是一种能量的需求，更包含了一种对生命灵力（健康、长寿和永生）的渴望。 #04 神话在当代 再创造、与科幻和儿童文学的结合——一个贪婪和想象力为零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Q6 在好莱坞电影和美剧的神话故事里，除了希腊神话，还大量出现了非希腊化的元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的多元化现象？ A6 漫威、Netflix以及DC等创造的超级英雄故事，喜欢借用地域神话的素材，比如对北欧神话、凯尔特神话和埃及神话故事的挪用，有时也会用一下中国元素，比如熊猫和花木兰从军故事。Netflix摄制的《铁拳》，男主的武功和精神源泉来自喜马拉雅山脉，跟中国和印度都有关联。好莱坞是进行这种挪用的高手。这表明神话的跨文化挪用，是新神话叙事的一个基本特征。我认为，中国的新神话创作者，应该更大胆地去吸纳那些西亚、北非和欧洲神话的素材，而不是永远盯着自己鼻子底下的那点碎片，以此来完善和丰富我们的神话作品。 Q7 您曾经提到过科幻作为未来神话这一概念。神话和科学，这是否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概念？它们会在怎样的情形下产生融合？人们是否能接受这样的融合？ A7 当代西方小说出现了一个重大趋势，那就是新神话叙事的抬头，它打破了时空界限，而且结合了旧神话和新科技与等多种元素。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科幻本身就是科学和神话的结合体，所以，神话和科幻的结合，就变得顺理成章，完全合乎逻辑。但中国文学界对此反应迟缓。在疫情期间，我以“嫦娥奔月”故事为基底，结合跨时空的叙事手法，打通神话与科技、现实与历史的界线，写了28万字的长篇小说《塔玛拉之月》，但问过两家出版社，直到今天都还没找到知音。这不仅是因为原创文学正在面临市场的寒冬，更是因为，文学编辑还无法消化这种新的叙事模式。毫无疑问，我们正在面对文学变革的瓶颈。但愿这种状况能够尽快得到改善，否则，中国文学和中国神话都将失去进化的动力。 Q8 您的工作室出版了《少年饕餮》这册图书，通过主角饕餮在“酸甜苦辣咸”国的冒险来展现传统饮食文化。是什么促使老师推广神话元素与儿童文学的结合？为什么选择饕餮和饮食文化作为这本书的主线？未来是否打算继续推广这个方向？ A8 选择饮食文化作为主线，自然是因为“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前中国人互相问候，最常见的就是说“吃了吗”，这足以证明饮食在传统文化中的首席地位。饕餮作为上古四凶之一，虽然在《山海经》等古书中的形象是凶狠和负面的，但它却是口唇欲望的最高原型。在历史演变的历程中，它摇身变成了人们可以接受甚至喜爱的“食神”。 《少年饕餮》试图响应人的这种欲望，把吃人妖兽变成了带来美食福祉的神灵，以此来描述饮食文化与精神世界的联系，帮助下一代理解饮食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信念。目前我正在写第二季的第6-10卷，主线从整合分裂的五味，变成了正义食神和非正义食神、光明料理和“暗黑料理”、屠杀神兽和保护神兽、贪婪和节制之间的对决。我也在考虑把这个故事做成动画。总之，把传统神话引入童书写作，对于培养下一代的想象力至关重要。一个贪婪和想象力为零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Q9 对近年来出现的儿童阅读和动漫作品，老师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A9 的确，我们能看到许多神话和民间故事动漫化的努力，而且有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就。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它的改编，其实已经动了整个故事的价值内核。哪吒原型源于印度佛教，所以它会有脱离世俗的一面。哪吒十分叛逆，跟亲生父母关系紧张，最终，他以剔骨还父、割肉还母、莲花重塑肉身的离奇方式，解决了他跟肉身父母之间的道德纠缠。但在新版《哪吒》里，这个核心情节被替换了。哪吒虽然是一个叛逆角色，但是他内心最重要的驱动力，依然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认可。在故事的结尾，他以舍己救人的方式，赢得了来自家庭和村民的尊重。这种改造背叛了佛教精神，却更符合儒家思想，也就是对家庭秩序和社会责任的强调。所以爸爸妈妈们很乐意带孩子们去电影院观看，因为他们看到了和解和回归，而小朋友也很爱看，因为他们看到了叛逆者寻找自我价值的成功。正因为这种改造满足各方的欲望，所以它的票房达到史无前例的49亿。因此，无论从欲望叙事还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个成功的样本。 Q10 对传统神话的改造和再创造，究竟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现象？您又如何看待这种“现代化改编”？ A10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一直处在动态的演化之中，以大家熟悉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为例，最早的宋元话本和明代《三言两拍》里，梁山伯就是典型的渣男，而法海是一个道德高僧，后来到了50年代改编的越剧中，梁山伯成了爱情暖男，而法海成了恶僧。显然，神话是被不断改写和再创造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抱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这是因为，神话是一种集体性的欲望书写，而且它所表达的欲望，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微妙变化。只要善于利用这种神话改编的权利，书写者就能从现实出发，打开封闭的古代神话，让它向当下的生活和欲望开放，让古老的故事历久弥新。 策划/ 王艺 周荣晴佳 赵奕楠 王亦伟 李子恬 黄弈云 视觉/ 赵奕楠 蔡子熙 技术/ 于佳铭 房怿宽 审核/ 范西林 韩博文 蔡子熙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自8月15日以来，羊城晚报组织“新文艺评论”系列专题报道，就何谓“新文艺评论”、新媒介环境下如何开展文艺评论等问题展开讨论，几位专家学者已相继发表看法。 日前，著名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已经到了全新转型的时候—— 1 “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化 羊城晚报： 最近羊城晚报在做一个关于“新文艺评论”的专题报道，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王兆胜发表了各自观点，您有何看法？ 朱大可：他们的见解都很有特色，但我并不全然同意，因为其中可能有一个盲区，那就是“文化批评”的问题。在几位学者的讨论中，都遗漏了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2000年前后，新兴文化市场开始成形，当时的“文艺评论”，显然无法对此作出必要的应对。这是因为，它受到了学科内涵和外延的严重局限。 于是，中国本土的“文化批评”应运而生，因为它涵盖文艺批评，又突破了文艺批评的诸多限定性。因此，我们在同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文化批评研究所”，让大众文化研究首次进入大学科研的领域。 羊城晚报： 从文艺批评到文化批评，除了批评工具层面的变化，还有什么更多的不同？ 朱大可：文化批评是放大的文艺批评，但不仅是对象和工具得以拓展，就连哲学、逻辑和话语也有很大的区别。简单概括起来，有四个变化： 第一是动态化。过去的文艺批评，面对的文本都是静态的，而且研究空间也是静止的，往往被限定于书斋、学堂和图书馆之类的学术空间，现在却能够直接进入书店、美术馆、博物馆、居民社区，甚至进入商业中心，在那里做论坛、讲座，跟大众对话，批评家面对的不仅是文艺爱好者，而且是普通居民、顾客。 他们的观念，跟摆放在现场的艺术作品，还有那些橱窗商品融为一体，形成全新的“物体系”。这个公共空间是高度动态的，批评家的身份和表达方式，都在发生剧烈变化。他们必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文艺实践，他们的支撑点不是臀部，而是勤勉的双脚。 第二是多维化。原初的文学作品是二维的，现在则发生了维度递增，可以不断地向后延伸到电影、电视、游戏，以及摄影、绘画、雕塑、文具和玩具，甚至成为主题乐园中的某个元素。文艺批评必须紧密跟随作品的维度变迁。 例如，美术批评可能会延展到收藏和拍卖，甚至延展到投资和金融领域。另外就是多元化，你不仅要涉及文艺的各个领域，还应拥有金融、科技、建筑和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知识，这对批评者而言，是一种有趣的考验。 第三是虚拟化。文艺作品本来就是符号，具有很强的虚拟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作品被视为“白日梦”。而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数码科技和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文艺的虚拟性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性加持。 与此相应的是，批评家也得到了加持，他们可以在虚拟的赛博空间里以不同形态发声，从微博微信、自媒体公号，到视频谈话节目，甚至抖音之类的短视频，即便在疫情流行的年代也是如此。 仅就技术而言，今天的批评家拥有更多的发声话筒，当然，他们的声音也更容易被公众的喧嚣所淹没。 第四是大众化。这也是文化批评所面对的一个本质化特征。自从大众消费市场出现，文艺创作从纯文本逐渐市场化，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对象。 与此对应的是，文艺批评就会有市场方面的考量，并接受市场逻辑的拷问。更加重要的是，你不但要掌握主流和普适的批评标准，还必须谙熟各种亚文化话语，包括理解新生代和二次元的流行欲望，听懂他们的言说，否则，你就只能自说自话。 批评家必须削弱自我精英化的色彩，有效介入到大众事件及其话题中去。如果只抱着“纯文本”（文学上过去叫做“纯文学”）做梦，就无法应答这个时代的复杂提问。 鉴于这四种剧烈的变化，广泛的知识、包容性的趣味、驳杂的生活经验、敏锐的触角、熟练运用多种专业分析工具的能力，以及有趣和易于传播的话语方式，就成了文化批评家的基本配置。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些的。这是一种有门槛的业务。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让“文艺批评”突破传统框架，走向“文化批评”，也就是“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化，是一种当下最迫切需要的改变。 2 “手术室效应”与“饭圈现象” 羊城晚报： 您很早就开始提倡文化批评，能否向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文化语境？ 朱大可：2000年以后，中国文化启动了市场化进程，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全民娱乐事件，例如芙蓉姐姐、凤姐，等等；而文学圈的话题，则有写下小说《上海宝贝》的卫慧，以及各种“身体写作”现象。 但传统文艺评论对此是沉默的，尤其是对芙蓉姐姐现象。这不仅因为缺乏评判尺度和工具，更因为当年的学院派保持了传统的学院式傲慢，不屑于对大众文化发声。 而文化批评就完全不同，文化批评很乐于研究这些对象。我们收容了那些“弃儿”，让它们进入研究视野，并且用《21世纪文化地图》这样的年鉴式读物，来记录和分析那些“流行故事”。 羊城晚报： 为什么这些年文化批评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反而归于沉寂？ 朱大可：原因比较复杂，这里只说文化批评的学科环境吧。文化批评目前还无法作为专业进入官方学科目录。当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不能直接用“文化批评”招硕博生，而只能假借哲学系美学专业的名义。 第二个问题是，文化批评家大多由“文学评论家”转型而来，但真正能够完成转型的为数有限，这种转型有一定难度，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趣味、知识体系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程度。 羊城晚报： 刚才您提到的批评/分析工具，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面对的是一种“手术室效应”。在手术室里，医生手里不只是一把孤零零的手术刀，而是要有一大堆可供选择的器械，以应对不同手术和不同环节的需求。 另外，无影灯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需要全方位照亮，排除对象的阴影，这意味着你必须拥有批评对象的全部信息。当然，最重要的是，医生进入手术室是为了拯救，而不是杀害。 羊城晚报： 现在正发起批评“饭圈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类现象？ 朱大可：如果仅是从道德评判角度切入，把大众文化现象全部视为垃圾，未免简单化了。这是因为，推动明星崇拜的背后，是人的欲望。欲望是人性的核心部分之一，要是不研究当代欲望的谱系和成因，就会增加引导的难度。 羊城晚报： 文化批评、文化评论，文艺批评、文艺评论，这些概念经常混用，“批评”与“评论”如何相互区分？ 朱大可：在我们使用“批评”这个词的时候，它的含义其实是阐释、解读和评判，但大多数公众会被传统的惯用术语所支配，天然地把它跟“反对”“否定”或“批判”等同起来，这就是许多批评家不愿自称是“批评家”，而更愿意自称是“评论家”的原因。 其实在真正的语义上，两者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但我个人认为，“批评”这个词，可能更具当代性，更能表达它的普适特征。 3 科技因素不应被过度放大 羊城晚报： 新文艺评论与旧文艺评论，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朱大可：我觉得两者完全可以共存。传统的文艺批评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新文艺批评对它来说只是一种更新形态的叠加，而非淘汰和取而代之。 羊城晚报： 当下这种碎片化即时化的时代，整个传播-接受的生态已经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文艺评论还有必要追求它的完整性吗？ 朱大可：整个文化世界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像这种比较完整的精英化的阅读或写作，还是有必要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金字塔的标志性顶端，那些碎片化的批评，构成了金字塔的底层，由此形成完整的文化批评体系。 羊城晚报： 您很多时间都在国外，对国外的文艺评论有怎样的观察，有可供借鉴的吗？ 朱大可：两者体制有根本性不同，但还有可借鉴之处。 西方文艺批评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多元化和多维化，一篇影评往往被写成一篇资本/金融评论，有时则是一篇哲学/政治学分析。 尽管如此，我最看重的还是专业精神。在那些非常专业的媒体或专栏上，一个批评家可以用个人趣味去判断该领域的各种现象和作品，而且只写自己专业领域的文章，由此在业界建立稳定而良好的批评家信誉。 羊城晚报： 媒体和公众对这种专业精神的尊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朱大可：是的，这种专业精神是由批评家个人、媒体和公众共同培育的。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权威媒体的专栏作家制度。一旦确定专栏作家，这个专栏就会由他（们）守护下去，直到其去世为止。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 当然，由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所有人都在发出自己的评判声音，原有的专业声音正在遭到削弱。但这未必是件坏事，就像我刚才所说，权威和大众的两种声音，完全可以互补。 羊城晚报： 在新的环境下，科技带来的未知和不可控是文艺评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吗 ？ 朱大可：科技因素虽然重要，但似乎有被过度放大之嫌。在我看来，世界文化体系主要面临的是如下三个方面的冲突： 首先是文化的全球化和区域特色化之间的冲突；其次是作为娱乐工业基本目标的欲望激励，跟民间的欲望收缩（佛系、躺平）之间的冲突；第三是管控型文化市场跟自主型文化市场的冲突。 这些冲突正在引发前所未有的剧变。文艺批评唯有脱胎换骨，才能应对这场剧变及其挑战。

文革中的文艺表演 我记忆中第一个疯子，出现在住宅附近的马路上。每天上学我都要经过他的地盘。那是人行道边的一间三平米的独立木屋，大门敞开，里面只有一块简陋的床板。这也许是地方当局向疯子所能提供的最高待遇。他穿着肮脏而宽大的衣服，瘦骨嶙峋，坐在自己的御床上，眦着发黑的黄牙向路人傻笑。我记得他叫张建华。我们喊他的名字，而他则继续用咯咯的笑声回报我们。文革开始后，由于没人监管，他被飞驰而过的卡车碾死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和善的疯子，一个用滑稽元素捏成的泥偶。他的退场，令附近的许多孩子都惘然若失，仿佛失去了一座童年的路标。 文革降临之后，中国终于成了一所完美的疯人院。在我的个人编年史里，这是迷乱的图景，浮现在脆弱的记忆里，犹如戈雅和萨德所描述的梦魇。疯子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其中一部分是由于精神错乱，而另一些人则在佯狂。对于后者而言，疯子，就是一种表情狂乱和令人迷惑的面具。 红卫兵向伟大领袖宣誓效忠：在我的个人编年史里，这是迷乱的图景，浮现在脆弱的记忆里 在1967年，我们小学有个老师疯了。她雕塑般坐在校门口，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孩子们向她吐口水和扔石子，而她则用仇恨的眼神给予回报。一次我出于好奇，拿了两颗糖给她。她表情漠然，似乎没有看见，我把糖硬塞进她的手里，却看见她眼里滴出一颗很大的眼泪。我吃了一惊，仿佛窥见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回家吃饭时，我把这秘密偷偷告诉了母亲。她赶紧摆手说，小孩子不要乱讲。一年以后，大革命的狂潮开始消退，女老师的疯病突然痊愈。我在办公室里遇见她，她马上认出了我，嫣然一笑，转身拿两颗糖给我，仿佛是一种蓄意的回报。我吓了一跳，小脸涨得通红，好像被她看穿了当时捉弄她的心思。 疯子与常人的界限是如此含混不清，充满了谜样的色彩。在文革早期，我们到处都能看见这种似是而非的疯子。发疯最初是一种逃避政治迫害的策略，而后却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身份，甚至转换成内在的本质。但他们仍被怀疑是装疯卖傻，受到严密的审查和监管，关押于各单位的临时“牛棚”，或被强制劳动，清扫铺天盖地的垃圾，而他们自身就是最令人不耻的垃圾。 政治罪犯和疯子的双重性，是文革疯癫史的重大特色。与那些“牛鬼蛇神”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相比，政治疯子遭到了双重的歧视：他们既是疯子，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悲惨对象。他们是双料的罪犯，并且要接受加倍的痛击。只有极少数人得以在佯狂中偷生。 这双重的迫害就是最致命的希望。早在魏晋时代，佯狂已经成为士人知识分子的主要自救策略，但在许多世纪过去之后我才发现，没有人能够因佯狂而摆脱死亡。我住的弄堂里有位杰出的外科专家，曾给一些北京高层干部动过手术，却在文革初期的批斗会上突然失疯。造反派在观察了很久之后，断定他不是装疯卖傻，总算放过了他。他躲在家里，吃大小便和身上搓下来的垢泥，声称是世界上最好的健康疗法。几个月之后，他坐在壁炉前，浇上煤油，把自己烧死了，犹如烤熟一头绝望的公羊。这是超越疯狂界限的叛离，它终结了全部的个人苦难。在大革命壮丽风景的边缘，这种死亡勾勒出浓重的阴影，从反面论证着核心事物的明亮。 这是超越疯狂界限的叛离，它终结了全部的个人苦难 疯子和罪犯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疯狂就是罪恶，因为它的思想是阴暗的，不能被领袖的伟大性所照亮。忠诚是最高的美德，但疯子并不理会这点，他们因而成为新伦理的危险敌人。 1969那年，安徽发生严重水灾，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市区。我家对面空置的底层车库里，住进了四个灾民。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这个隐秘家园的。我每天趴在窗口眺望那个尤奈斯库式的舞台，面对一个怪异的家庭——满头白发和两眼蒙翳的哑巴老妪，领着三个同样聋哑和满眼白翳的孙子，我们分别叫他们大哑子、中哑子和小哑子。白翳和聋哑是两个受难的记号，它表达了双重的责罚：他们既不能看清自己的面容，也无法说出肉身的悲痛。只有小哑子偶尔拿出一个破烂的课本，蘸着口水，试图阅读那些简单有力的语句：“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但他所发出的，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叫嚣。 有一天，这家的母亲突然出现了，据说是被公安释放的。她两眼长着厚厚的白翳，却能够开口说话。但这种话语权是致命的毒药。我看见的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她披头散发，在花园里高声唱歌，并不停地咒骂最高领袖，她的三个孩子把她强行押进屋子，但随后她又幽灵般溜回花园，继续从事她的反革命宣传活动。 也许是里弄干部告发的缘故，一周之后，弄堂里出现了七八个公安，要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女疯子对此毫不在意，哈哈大笑。大哑子愤怒得脸部肌肉都扭曲了起来，发出尖利而痛苦的叫声，似乎要表明她只是一个精神病人而已。但公安战士不为所动。疯狂就是罪恶，而反对领袖的疯狂，则是所有罪恶之上的罪恶。女疯子被强行带走，很快就执行了死刑。她的母亲和三个儿子也随即突然消失，变得无影无踪。在黄昏的光线里，舞台沉寂下来，只有小学课本被遗弃在花园里，被风所随意翻动，上面残留着小哑子残留的肮脏的指印。 熊宇《没有窗子的墙》：疯狂就是罪恶，而反对领袖的疯狂，则是所有罪恶之上的罪恶 邻居们终于露出了欢喜的表情。他们为除掉害虫而弹冠相庆。但人民所驱逐的，其实只是几个可怜的乡村残障者而已，他们甚至不能明晰地喊出这最无力的绝望。另一方面，真正的疯狂并未撒手离去，而是继续在我们四周大肆生长，改造着世界的图景，并且注定要对年幼的灵魂下手。 就我家楼下，住着上海儿科医院的女护士Z。在某种意义上，她是那个疯狂时代的最诡异的象征。她接管了我童年的全部欢乐。她拥有一副鲁迅笔下豆腐西施的面容，嘴唇细薄，颧骨高耸，此外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她热衷于偷听邻居的谈话，然后向里弄干部告密，说他们如何思想反动，言行下流；她喜欢在弄堂里跟踪某人，窥伺对方的举止；她也喜欢虐待邻居的孩子，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们。她还在黑夜里闯进一个华侨男人的家里，指控他是美蒋派来的特务。 直到长大之后我才意识到，女护士是典型的受迫害妄想狂，而她的举止却充满了政治迫害狂的特征。她是护士、特工、民兵、造反派和弄堂泼妇的混合物。她四处出击，精心护理着黑暗的秩序。她最疯狂的举止，是要用手术刀割下丈夫臀部的皮，拿它去做毛泽东头像的绣品。他们的半夜喧闹吵醒了所有的邻居。我从窗口看去，看见丈夫骑在花园的围墙上，企图从那里逃走，一条腿已经跨到墙外，而女护士则紧拽着他另一条裤腿，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他们九岁的女儿在惊恐地大声哭泣。 令人疯狂的仇恨病毒到处传染 我每天放学回家，只要打开楼下的大门，就能看见女护士的倩影。她总是站在邻居姚家的门口，侧身扬耳，阴险地偷听着别人的谈话。走廊上的暗淡光线，半明半昧地照亮了邪恶的表情。我的开门声惊动了女护士，她神经质地掉过头来看我，脸上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我感到毛骨悚然，飞也似地逃回家里。我还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惧怕女护士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我时常在半夜里被噩梦惊醒，大汗淋漓，但如今我只能记得其中的一个梦魇——女护士高举针筒，要把毒药打进我的屁股，而我则在大声哭泣和挣扎。父亲用力推醒我，把我拉回了温暖的家园。 但我无法摆脱这场噩梦。在10岁到13岁的时段里，我成了她要护理的主要目标。父亲在郊区0工作，每周才回家一次，而母亲则忙于管束她班上的那些叛逆少年。我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变得孤苦无助起来。女护士无数次闯入我家，对我进行诅咒和殴打，声称我弹的西洋古典钢琴曲，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货色，导致她严重的神经衰弱。有一回她又冲上楼来，怒气冲天地骂我，说我的指法练习里隐藏着黄色小调。她的玉手从空中划过，重重地落在我的脸上。就在那个瞬间，我变得狂暴起来。我从键盘前跳开，冲向厨房，操刀砍向那个女人，结果被邻居死死抱住。那年我只有13岁。 忻海洲《变动.丢失理智》：菜刀成了我童年的最高纲领，我和这锋利的器具一起，追赶着人民迷狂而浩大的队伍 菜刀被公安没收了，它是演绎疯狂的道具，也是我早熟和长大的标志。正是那个女人帮助我战胜怯懦，从惧怕转向了无畏的反抗。她的戕害就是滋养我成长的摇篮。但很多年后我才懂得，就在这反抗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毁灭的意志。我是内心暴力的同谋。菜刀成了我童年的最高纲领，我和这锋利的器具一起，追赶着人民迷狂而浩大的队伍。 在某种意义上，呆傻也许比变态和疯狂更为安全，因为它更易于被观察和解读。上中学时，每个班里几乎都有一两个傻子，他们是用来制造戏谑效果的丑角，点缀着大多数常智者的无聊生涯。本班的傻子绰号“24点”，这是因为他虽然数学成绩只有零分，但算起24点[ 24点，一种在文革后期流行的中学生扑克游戏，由3～5个人参与，每人出一张牌，所有牌的点数被加减乘除之后，其结果必须是24,最先算出者为赢。]来，却是全校无敌。有一回我策划了一场车轮大赛，邀请本年级最好的数学高手来跟他比试，结果所有人都被打得丢盔卸甲，大败而归。 24点没别的爱好，就是有点好色，曾经在厕所里偷看小姑娘撒尿，被当场抓获，就转学到我们学校，从此变得非常老实，对漂亮的小姑娘，最多只敢斜眼偷窥。他的唯一策略是终年穿着黄绿呢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他坚信这样能够得到女孩的青睐。中学毕业很多年后，我在永嘉路上遇见他，依然穿着那件洗淡了的中山装，一脸道貌岸然的样子。我叫他的名字，他却已经认不出我了。这使我感到有些丧气。24点是旧时代最坚贞的信徒，当整个世界都起身飞走了之后，他还在原地固守毛时代的美学。 傻子之傻是永久的，它不能被治愈，但疯子之疯却是可以矫正的。那时的报纸，到处刊登着毛泽东思想治愈精神病的故事。革命意识形态显露出全知全能的特点，它战无不胜，创造着各式各样的精神奇迹。从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里，我们每天都能听见新事物的诞生。 大学一年级的朱大可（1979年）：中山装是中国人永久的制服 而在疯人院墙的外面，人民正在遭受日常疯狂的困扰。中学毕业后，我在一家照相机厂做钳工。一名中年女工，因无法承受她所暗恋的年轻组长的训斥，当场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我们把她送到附近的新乐路地段医院，医生诊断说她是歇斯底里症，给她注射了葡萄糖安慰剂。组长也跑来温存地道歉。患者平静下来，脸上露出幸福的笑意，一路小跑地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从前，《人民日报》总是义正词严地形容“美帝国主义发出歇斯底里的战争叫嚣”，但直到成年之后，我才从工人阶级那里见识了这著名的疯病，它是如此的可爱，揭发着人性中最暧昧温软的弱点。 这种短暂的疯狂，在文革后期像感冒一样流行，成为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调料。我的同事兼好友Y，20岁那年突然发病，目露凶光，用货车猛撞车间的大门。医生说这是突发性精神分裂，但十几天之后，他竟奇迹般地自我痊愈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被公安吓疯的。前晚观看露天电影，邻居的钱包被窃，由于他就在现场，便成了重大嫌疑。但他无法承受公安的盘问，刚走出派出所就疯了。当时正是雷雨交加，他一把夺走陌生女孩的雨伞，在大街上疯狂地逃跑。两周之后，当他再次遇到公安时，却被突然吓醒，犹如从梦中惊醒了一般，疯病遽然痊愈，没有留下任何后患。 这是我所遇到的最奇妙的精神分裂，它起源于无辜者对权力的极度惧怕。在遭受权力的威胁之后，Y只是渴望拥有一把伞而已。这是人所能获取的唯一庇护。伞是柔软可笑的盾牌，它要向暴戾的天空请求和解。在这无疑是一个被神所精心叙写的寓言，其间囊括了各种隐喻式密码：伞、雷电、大雨、警察和逃遁等等。在Y的疯狂背后，深藏着人类无法索解的理性。 1975年，我曾通过“关系”参观了上海最大的精神病院。此举只是为了满足我对疯癫世界的好奇。那是个夏季的正午，我跟伙伴一道走进灰色的大楼，被准许在窗外观看那些正在集体进食的疯子。他们吃得如此专注，仿佛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跟我们先前想象的截然不同。我们未能看到传说中的那种场景——看守的暴力殴打和强制灌食、赤身裸体绑在铁床上进行电击，如此等等。只有一个疯子跪在地上，向我们看不见的神祈祷，自言自语和自我对话，痛责自己的罪恶。他满头白发，表情疯狂而谦卑。 精神病人的集体效忠仪式：神原谅了这个罪人。他喉咙里发出了哭泣般的笑声，然后开始泪流满面地进食 他的神起初似乎对他置之不理，而后便开始责备他，而他则不住地解释和忏悔，请求神的宽恕。半个小时之后，奇迹出现了。神原谅了这个罪人。他喉咙里发出了哭泣般的笑声，然后开始泪流满面地进食。我们转到另外一个窗口时，终于看见了疯子的神，那是贴在墙上的表情慈祥的肖像。 文革结束之后，那些曾经宣判他人为疯狂的人，被钉上了疯狂的耻辱柱。疯狂的定义被改写了。这是最具讽刺意义的价值倒置。“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恍然大悟道，仿佛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觉醒，疯狂的属性就此被外推给了那个已经流逝的岁月。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从疯狂中复苏，成长为有理性的人，并且保持了对疯狂的回忆和警醒，因为我们曾经为此付过沉重的代价。但疯狂并未消失，而是悬浮在理性世界的上空，热烈觊觎着我们恬淡的生活。 2006年8月30日完稿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童年的地理空间是无限狭小的。它仅限于我所居住的街区。在小学期间，我的夏季出游主要是为了游泳、看电影和捉鱼虫。我仿佛置身于这三种道路的中心，或者是记忆的三岔路口，面朝无法知晓的迷津尽头。 我和小朋友几乎走遍了附近的游泳池：常熟路游泳池，上海跳水池、五十一中学游泳池，等等。我紧紧揣着妈妈给的九分钱，其中五分钱买游泳票，而另外四分钱用来买棒冰。每一所泳池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五十一中学泳池是简陋的，像一个寒伧的穷人，被粗糙的水泥所包裹，消毒池散发着浓重的脚垢气味。常熟路泳池精致而不炫耀，像一个资产阶级小开，瓷砖地面光滑洁净，慰抚着我冰凉的足底。上海跳水池最为气派，看起来酷肖国家的尊贵形象，拥有宽敞明亮的淋浴室和更衣间，以及三座威仪堂堂的高大跳台，它们像伟大领袖一样，俯察着我们这些赤条条的众生。 捉鱼虫的道路比较艰辛。我们去的最远的津流，位于斜土路东段的平阴桥附近。对于我们来说，肇嘉浜以南就是荒凉的郊区了。我们需要冒着阳光，在酷暑中行走半个小时。道路两边都是破烂的工厂和仓库，路上几乎没有人迹，甚至没有卖棒冰的烟纸店。那些稀疏矮小的树木，无法遮蔽酷热的阳光。劣质塑料凉鞋被灼热的大地烤得发烫。马路上到处是溶解的黑色柏油，像狗皮膏药一样张贴在我的记忆里。 1970年代的上海街道：马路上到处是溶解的黑色柏油，像狗皮膏药一样张贴在我的记忆里 总有野孩子在河边游泳、钓鱼和打捞鱼虫。这使我对钓鱼充满了好奇，但我的出游仅限于收集那些浮游生物和长相丑陋的低级水草。那些发绿的水面下隐藏着无数不可知的事物，它们像蛇一样等待着我这样的猎物。我曾经被一种无名的水虫咬过，红肿了整整一个月。河水就这样捉弄了我，从此我成了它的叛徒。 臭气熏天的日晖港粪便码头就在附近。我们曾经好奇地沿河而上，目击到那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场：多得难以计数的驳船挤满狭窄的渡口，里面装载着城市南部的全部粪便。而那些抽粪车正在岸上排成长龙，用粗大的橡胶软管向驳船排放秽物。这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巴巴基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类的细小肛门，居然会排出那么多物体。那些黄褐色粪便簇拥在船舱里，无耻地保持着完整的条状，仿佛在出席一场盛大的狂欢。就在粪船舰队的近旁，一个女人正若无其事地在河里洗濯被单，她白皙壮硕的胳臂，汇入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场景。 父亲在浦东的学校，位于我的本埠地理学的尽头。每年暑假，父亲都带我去他的学校图书馆看书。我们乘42路到十六铺码头，买船票摆渡过江，再换乘N路郊县汽车，到达小火车站，继而改乘小火车，缓慢地行驶三十分钟后，又换乘M路郊区汽车，最后才抵达我们的目的地。路上需要使用五种交通工具，耗费整整6个小时。正是由于行路的艰难，父亲每次只能在周六黄昏回家，又在周一凌晨四点动身离去。他是我们家的匆匆过客。 这是令人畏惧的空间距离，它超越了我幼小经验所能承受的范围。但城市地图已经在我的身下悄然展开。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就此开始了超越家园的地理学实践。 父亲的宿舍是一座地主宅院，前后有四个院落，前厅、正房、左右前后厢房、耳房、库房、各种房间层出不穷，犹如一个不可逾越的迷宫。暑假时分，老师们都回家了，只有我和父亲在这个破败的院落里形影相吊。 乡村的气息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梦乡。窗口和房梁上到处是阴险的蛛网。屋里弥漫着腐物和泥土的混合气味。大黄蜂在四周巡视，发出低沉的吟唱。到了夜晚，在茂密的梧桐树和刺槐下面，在那些藤蔓纠缠的深处，紫荆、紫薇、木槿、月季、海棠、石榴与金合欢正在酷热中沉睡。它们倦怠的姿容躲藏在月色里。 江南老屋（朱大可摄）：乡村的气息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梦乡 陈旧的家具发出叹息般的声响，好像鬼魂在四处走动。父亲说，这里几年前曾经吊死过好几个被审查的老师。有一天夜里，我正在昏暗的电灯下读书，看见一条白色的影子掠过窗外。我惊惧地大叫起来。在另一个屋子睡觉的父亲跑来安慰我。但从此我一直被某种巨大的骇怕所纠缠。我的脆弱的想象力，悬挂在那些神秘的黑夜里，犹如鬼魂脖子上的系带。 南京是我童年里去过的最远之地。1963的冬天，我跟母亲坐船去了那座陌生的城市，那年我七岁，一团雾气在迷津中逐渐散开，露出世界的初始容貌。我记得熙熙攘攘的码头、冰冷而坚硬的金属船体，四等舱的简陋铺位、轻轻摇晃的船身，混浊的江水、阔大的雾气迷蒙的江面……，这些破碎的物体和景象，成为生命远航的起点。踏上南京陆地三天之后，我仍能感到大地的摆动，仿佛置身于一艘巨大无边的航船。这就是童年的南京，它持续摇晃在一个美妙而庞大的水泥盒子里。 1963年摄于南京玄武湖（左一）：那年我七岁，一团雾气在迷津中逐渐散开，露出世界的初始容貌 在船舱里，广播喇叭一直在播放歌剧《红梅赞》，这首优美的歌曲成为那次旅行的主旋律。它萦绕在我年幼的心头，成为最初吸食的政治大麻。那个伟大的女人，以绣红旗和慷慨赴死的姿容，书写了完美的母亲乌托邦。从此我总是按那个样式去衡量所有女性长辈，但每一次我都大失所望。 然而，正是在那个女人的曼妙歌声里，另一个小女孩的身影浮现了，她是我的小表姐林玉、我童年里最亲密的女性。她比我大三岁，却是我的小妈妈，搀着我的小手，把我引向了世界幸福的中心。但我却常跟她的两个弟弟合起来欺负她，跟她闹别扭，直到把她气哭为止。我们乐不可支，放声大笑，但她却并不记恨。几分钟后，她又带我走向寒冷的院落，在那里堆起了雪人。我们在雪地里撒野，塑造着洁白的形象。几天以后，我看见它在阳光下慢慢消融，像花一样发黑、变形、消瘦和凋谢。这种情景引发了我的感伤。它离我们而去，犹如一个不祥之兆。 七年以后，我再次乘火车前往南京去度暑假。小表姐已经夭折。她死于慢性肾炎引发的心脏病。她的肖像挂在墙上，像一个甜蜜的幽灵。她的纯真笑容冻结在时间的迷津里，仿佛是一个隐形的雪人，站立在我的心里，成为永久的伤痛。我去南京的秘密使命，就是去会见她的灵魂。但我跟她的永诀似乎在当年就已注定。 姨妈所在的中科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就在原中央研究院的大楼，琉璃瓦顶的民国建筑，法相庄严，金碧辉煌，但它的大理石楼梯和走廊，却散发出坚冷昏暗的气息。姨妈从抽屉里拿出三叶虫化石给我看，告诉我那是属于寒武纪的动物，此外还有石炭纪蕨类化石的残片、长着粗壮肉茎的腕足动物、以及一枚海绵动物的清晰样本。它们带着数亿年岁月的份量。我以为它们会很重，但实际上却跟普通石头一样。越过黯淡的石面，我似乎看见了时间本身的容貌。我的心变得狂乱起来。我热爱那些远古的事物。 在中山陵大台阶上的留影 表哥米郎带我到处游荡。我们去看刚建不久的南京长江大桥。它矗立在扬子江上，拥有庞大而丑陋的钢架织体，成为一个坚硬的政治奇迹。人们都说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时民间正在流行地下惊险故事《绿色的尸体》，说台湾特务装成母亲推着童车上桥，车里有具发绿的婴儿尸体，里面藏着烈性炸药……。我在桥上行走的时候，一直在留神看有没有这种推车的女人，很想抓她一个，由此成为刘文学式的英雄。可惜这种隐秘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我们去雨花台，绕过党的英雄纪念碑，在干枯的旧河床上捡了些光滑的石子。我们也去中山陵，在宽大的石阶上赛跑。圣人躺在纪念堂里的石像，诡异得像个视觉的骗局。我们还搭乘中科院车子去了紫金山天文台，在那里看古天象仪的复制品，几件造型神奇的金属制品，上面布满了绿色的铜锈。天文台的圆形屋顶在阳光下灼灼发光，犹如巨大的闭合的嘴唇。从那里下山需要几个小时。我和米郎在丛林里行走。大山很寂静，只有鸟啼和脚步的声响。蝉在高枝上集体颂扬着夏天。 玄武湖附近的明代古城墙（摄影者不详）：我去得最多的地点 玄武湖附近的明代古城墙，是我去得最多的地点。有一条僻静的小路在附近延伸。下雨的时候，窈窕的女人打着伞，像云一样行走，在湖上留下了几朵影子。米郎因尿毒症去世后，我还时常独自在那里徘徊，被城墙上的砖石和藤蔓所倾倒，成为它最年轻的朝圣者之一。14岁那年，我开始写起了散文，模仿那些无病呻吟的文体，做出咏物伤怀的姿态。我的另一灵感策源地是明孝陵。那些拱列的石人石马，在细雨里散发出化石般的气息。我的早熟的灵魂，可笑地融入了这些古旧的物体。 那时我已是开始身体发育的中学生，乘火车成了我的暑假惯例。除了去南京，我有时也会去福州，因为那里有我的另一个姨妈。但那座破烂的城市，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说它跟厦门一样，布满了台湾特务和北京的便衣。它面目可疑地蜷缩在台湾海峡一隅，焦虑不安地等着战争的飞临。 在混乱肮脏的火车上，我养成了期待艳遇的恶习，我满心指望不可告人的青春期故事，但这种浪漫事端却从未发生过。那时车速很慢，从上海到福州要耗费两天时间，木质座位很硬，上面没有软垫，出差人都自带小枕头垫着。有一回我从福州回来，四周没有可以说话的女生，沉闷得跟监狱似的，只能独自在窗前呆坐，结果臀部磨出两个大泡，很久都没有痊愈，后来终于结痂了，像是敲在冻猪肉上的一对深色戳记。 有一次，两个逃票的小流氓看上了我的座位，企图把我挤走。我起初一直没吱声，后来突然发起狠来，一拳打落了高个的门牙，再出几拳，打得矮个满脸是血。于是我们战成了一团。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小流氓被乘警赶下了车，而我则穿着被撕成碎片的汗衫，坐在乘警室里写检查。那时因练过少林拳，打架总是占了上风，却弄得吃相难看，好像每回都是我在欺负人似的。这是我毕生所写的第一份检讨书，它躺在乘警的桌上，像个可怜巴巴的孩子。下车时，我看见乘警偷着把它团成一团，扔进废物箱里。我觉得好玩，傻乎乎地大笑起来，弄得乘警很不好意思，把脸扭向一边，冲着某乘客大声叫道：“喂，你！” 为了准备与苏联的战争，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军队从1969年起开始大规模野营训练，到了1971年，全体人民被紧急动员起来，公路上到处是野营拉练的队伍。上海当局更是别出心裁，把工人和学生组合在一起，展开“结对子”式的训练。革命时代的政治创意层出不穷。 “文革”中学生野营拉练：革命地理学的逻辑，就这样戏剧性地展开了 这是少年时代最艰难的徒步行旅。我穿上全套军装和军用跑鞋，斜挎军用水壶和军用书包；被子用军用布带扎成九宫格状，也在肩上背着。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互相打量和起哄。几乎所有同学的装束都一模一样，俨然就是对方的精密镜像。这是神圣而又壮观的场面。我们是毛泽东麾下的少年军团，除了枪杆和杀气，我们几乎拥有军人的一切。 在开过气氛热烈的动员大会之后，两个年级共28个班级、1700名学生，跟徐汇区部分工厂的1200多名工人合为一个以“团”命名的编队，开始向上海郊区庄严进发。我们的路线将经过上海县、奉贤、金山、松江和青浦，绕上海西南郊走半圈，全程达800多公里，需要花费两周以上的时间。革命地理学的逻辑，就这样戏剧性地展开了。脚足和道路的关系变得亲昵起来。 我们每天需行走20—30 公里的路程，最多的一天，我们居然步行了40 公里。正是梅雨时节，我们在田埂上行走，目击秀丽如画的乡村风景。沿着铁路线行军时，火车排出的粪便总是飞溅我们一身。一个长得很傻的女生甚至失足掉进了粪缸，成为所有人耻笑的对象。这些细小的喜剧，像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政治苦旅。 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压缩饼干，宿营后还要吃生虫发霉的米饭、没有油水和烧煮过度的青菜、或者发僵的淡而无味的馒头。我的脚肿胀起来，布满了水泡，疼痛难当。在农民的宽大堂屋里，我把塑料布铺在潮湿的稻草上，像小猪一样倒头就睡。有一回，一位同学在半夜大呼小叫起来。我们都被吵醒了。他揉着眼睛说，梦见了伟大领袖，于是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中国乡村农妇（摄影者不详）：另一个伟大的领导阶级，跟报纸打造的形象毫不相干 我们的编队是按性别进行的，男生跟着男工，女生跟着女工。工人阶级们身穿藏青色工装，言行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用那些江湖口吻互相打趣，说谁谁看上谁谁，谁谁跟谁谁上了床，如此等等。起初我听得心惊肉跳，后来也就慢慢的惯了。他们还阔论时局，分析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刺的黑幕。工人的价值判断，跟主流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一个因派系斗争而失势的前造反队头头，当年曾跟党的副主席一起举事，现在沦为一个普通电工，每天都在抱怨弊政，嘲笑那个造反新秀，说他的鸡巴长得跟花生米似的。说罢朝我们挤眉弄眼。 我所遇到的农民，另一个伟大的领导阶级，跟报纸打造的形象也毫不相干。我们侵占他们的住宅，踢他们家的狗，掏梁上的燕窝，在屋旁撒尿拉屎，踩坏地里的油菜和稻子，把秸秆撒得到处都是，女生甚至把花裤衩晾在了骨灰盒边。他们怒气冲天，对我们充满敌意，却又不敢发作。一次我听见房东老太太在柴间里祈求灶王爷菩萨保佑，叫那些“假解放军”赶紧滚蛋。我心里一凛，像是发现了个天大的阴谋。 队伍驻扎在金山朱泾时，正好遭遇大雨。我们在那里逗留了整整两天。青工们结伙去了附近的古镇松隐，回来后就扬言说，他们看到了“松隐三宝”：松隐塔、松隐桥，还有一位打着油纸伞窈窕而行的美人。他们向她问路，而她用婉转低迴的声音为他们指路，眼睛忧伤得像要滴出泪来。我们第二天赶去，松隐塔依旧在细雨里兀自独立，而美人却踪迹全无，只有两个高颧骨的老妪在桥上吵架，脏话骂得惊天动地。那位传说中的美人，以后成为整个野营拉练的核心话题。那些小资青工露出了无限思念的表情。他们的浪漫梦想，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限度。清教主义革命消灭了知识界的情欲，却允许它在产业工人中蓬勃生长。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文革年代的“领导阶级”。他们的粗俗、坦率、机智、幽默、油滑、玩世不恭，跟学校里道貌岸然的“工宣队”大相径庭，彻底解构了我们心目中的政治传奇。直到毕业后加入工人行列，我才最终明白，工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种，它只是一种寻常的谋生职业而已。 工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种，它只是一种寻常的谋生职业而已 那次，我跟一位戴眼镜的小资青工成了莫逆之交。这是野营生涯的意外收获。他是松隐美人的发现者、书法爱好者和古典诗词作者，也是所有青工中最儒雅的一位。我从他那里借了《三言两拍》、《东周列国志》、《镜花缘》和《聊斋》。我们经常切磋古文到深夜。他后来找了一个女人，据说酷似松隐桥上的美女。他把下班时间都耗费在热烈的爱情之中，从此我们变得疏远起来。有一回我去他家还书，看见了他的新娘子，骨骼纤细，面容平淡。侬饭吃过啦？阿拉没啥招待你的。吃杯茶再走吧！她坐在椅子上嗑着瓜子，脸上带着亲切而世故的微笑。这是我少年地理学的最后一课。新的迷津已经展开。我离开了这位比我大整整十岁的工人朋友，走向没有诗意和美女的庸常世界。 2006年6月16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时，我只有9岁光景。父亲时常带我去外滩，看见大字报被糊上了大理石的高墙。到处是仰头观看的人群。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宣读着战斗檄文，尖锐刺耳的声音，在痛击人们的灵魂。但我所迷恋的，只是高楼上翩然降落的传单。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利用了民众娱乐的样式，成为点燃革命的导索。人们在可笑地争抢那些传单，其中一些纸片落在黄浦江上，仿佛是无数细小的纸船，在波涛上漂浮了片刻，便被浑浊的江水所吞没。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糊上了高墙 我和父亲在高楼下行走，卑微得像两条一大一小的虫子。铅灰色的天空上密布着乌云，人们的表情狂热而不安，他们的焦虑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染。而我却在传单的捡拾中，体验到了童年的狂欢。我积攒这些传单，犹如收集字词的积木。我向伙伴们炫耀这些花花绿绿的战利品，然后把它们保存起来，直到文革结束。 革命的雷声还在十多公里外的外滩滚动，但它的炽热气息却已大步逼近。沃们所居住的徐汇区小街，即将被红色风暴所吞没。66年8月9日，北京爆发造反派砸缅甸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表达对青年造反运动的政治支持。在判断中国政府失去政治控制力之后，西方开始了大规模撤侨行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家犹太和白俄侨民都悄然搬走。那个佩环叮当，花枝招展的白人老太太，浑身散发着脂粉的香气。她曾经抚着我的脑袋，把巧克力塞进我贪婪的小手。现在，她在花园里晾晒衣物的身影也消失了，变得杳无芳踪。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表达对青年造反运动的政治支持 经过最高领袖检阅的北京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社论的煽动下，开始全面南下，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破四旧”运动。他们在大街上拦截那些衣着时髦的人士，当场修剪他们的头发和衣裤，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街头暴力，一个被剪了头发的女人在高声叫骂，近乎歇斯底里，红卫兵开始痛殴她，而警察则不知去向。围观的路人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而另一派则在抨击红卫兵的粗暴行为。但资产阶级时尚最终还是遭到了彻底铲除。 第一支开进我们弄堂的，是北京和上海红卫兵的混合编队，大约三十人左右，乘坐解放牌卡车，俨然希特勒的党卫军。他们的清一色军装、鲜艳的红色袖章和严肃的表情，就是政治正确的标志。这是伟大的象征性时刻，革命终于地降临了我的家园。 首当其冲的是我家楼下的印尼华侨。来自雅加达的三个女人，被押上了“审判台”――几张凳子，她们的头发被剪成了稀疏的鸡窝，她们的脸和旗袍上都涂满了墨汁，她们家里所有的化妆品和图书被当众焚毁。就在那些日子，大规模的破四旧、街头批斗和抄家行动席卷了整个上海。资本家、中共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被挂上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当众批斗，然后跟大批抄家物资一起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许多房子变得空空荡荡，逐渐散发出霉变的气息，仿佛在验证造反者的预言。 文革中焚烧文物和书籍的场景 这是无产阶级信念支撑下的动乱，它宣告了文革元年的到来。在旧事物被彻底霉变之后，新事物开始大规模涌现。1968年（文革三年），造反者已经洗劫和销毁了所有旧文化产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卫兵失宠，而新秩序被逐步建立，清教徒式的日常美学开始支配我们。军装和军帽，这些寻常的事物，竟然成了庞大中国的最高时尚。 我对父母的最大怨恨，就是他们无法为我搞到军装。后来我自己用一只玩具狗从小朋友那里换来了一套军装上的纽扣，包括五粒大扣和两粒上衣袋的小扣。它们是一种半圆形的赭色塑胶物，正面是“八一”的阳纹，背面是坚硬的铜丝扣环。母亲把它们连夜缝到我的蓝色中山装上。这是公然用军扣伪造的制服，从此我无限自豪地加入了革命的队列。两年后，母亲又从商店里为我买了一条仿制军用皮带和一双军用胶鞋。我还曾搞到过一顶软檐军帽，但不久就被飞车党抢走了。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着军帽，然后用每顶两块钱的价格卖给跟我一样的小孩。 右一为10岁的朱大可（1970年）：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杂种，永远都无法企及革命时尚的核心 然而，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杂种，永远都无法企及革命时尚的核心。只有那些干部子弟，才拥有真正的军装及其正统造型。徐汇区的干部子弟，在1971年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帮会。他们到处寻衅滋事，向“下只角”（贫民区）的流氓群体示威。但他们最令人惊异的却并非群殴的手段，而是他们的前卫装备。他们像小说《敌后武工队》那样武装了自己：每人一辆轻便自行车，车把上安装着最时髦的双铃，身穿四个口袋的军官服，腰扎军用皮带，脚穿黑色灯芯绒面的北京懒鞋，斜挎着军用书包，里面藏匿着锋利的菜刀。他们还说一种发音古怪的上海官话（我长大了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行政方言），藉此作为彼此辨认的标识。他们出动时通常有四、五十人到上百人，不停按动清脆的双铃，在大街上呼啸而过，那种甚嚣尘上的气势，令所有的路人都目瞪口呆。 这支青年流氓军团，以后遭到了刚成立的“公检法”的严厉打击。他们的领袖被判了重刑，而下级成员则作鸟兽散，被表情严肃的家长领回家洗心革面去了，而他们所制造的军事时尚，却成为文革年代的最高典范。 军装狂欢的热潮以后逐渐消退，我的兴趣后来转向了毛泽东像章的收集。在军事美学统治中国的年代，毛章成为最高的礼物，在世人的手上制作、传递、交换和收藏着，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饰品，为每一个拥有者提供身份证件。这是文革初期的徽号，它好像在对所有的观察者说：我不是异端，我是伟大领袖的忠诚小兵。 这种像章竞赛，一度演变为以大为美的激烈角逐。我亲眼见过的最大像章，直径达到80公分，跟一只脸盆似的。有人甚至把它直接佩戴在胸前的皮肉上，藉此表达效忠的革命激情。但这种政治自虐只是少数疯子的专利而已，它并不属于寻常百姓。 毛像章的等级，不仅取决于它的材质、造型和大小，还取决于它的制造者。那些制造者的签名，被直接浇铸在像章背面，多是凸起的阳文，虽然书法低劣，却足以成为探查的依据。其中最高等级，多出自军方机构，如总参、总后和南京军区，其次是那些著名的国营企业和造反组织，最差的是那些没有任何标识的无名章。 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女学生（1974年,美国记者摄）：这是性觉醒的微妙时刻，越过那些坚硬的徽章，我第一次触摸了女人的芬芳 那时候我们总喜欢去翻检佩在对方胸前的像章，以鉴定它的品质优劣。一次我翻看邻居姐姐的胸章，无意中碰到了新近隆起的酥软小胸。她脸蛋涨得通红，而我的心也在胸腔里狂跳，却像小流氓一样装得若无其事。这是性觉醒的微妙时刻，越过那些坚硬的徽章，我第一次触摸了女人的芬芳。 但政治标识带给成人世界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父亲的朋友兼同乡Ｚ，有一次很兴奋地告诉父亲说，他从农学院下放到钢铁三厂劳动，当他穿着工装下班时，居然在公交车上被人叫了声“老师傅”。他当时觉得天旋地转，差一点晕乎过去。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自豪得像个真正的“无产者”，而父亲的脸上则流露出无限羡慕的表情。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所穿的工装，正是那种最寻常的蓝色劳动布上装，左侧胸口还印着“安全生产”四个隶体字。这是产业工人的鲜明标志，它为卑微的知识者提供了新的政治身份。 在军管期结束之后，劳动布工装开始走向它的荣耀年代。大街上到处是蓝色的“革命牛仔”，胸前扛着“安全生产”字样，而我这样的小孩却只能穿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成为庞大的无产阶级阵营的细小陪衬。军装狂潮开始逐渐消退，但那些卖春的“拉三”（上海人对卖淫少女的称谓，来自英语“lassie”，原义为少女），却是女式军便装的最忠实的粉丝。我家隔壁有一位“拉三”，每天穿着军便装从窗下走过，扭动着与其16岁年龄完全不符的硕胸和肥臀，而我和伙伴们则在楼上窗口窃笑和吐口水。她有时不予理睬，有时却抬头向我们伸出中指骂道：小赤佬有种下来？不过侬还是先摸摸自家的卵泡，看长毛了没有！说罢，表情轻蔑地撇下这些十多岁的小屁孩，扬长而去。 1974年北京工人的衣着：清一色的军装和蓝色 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女式军便装的无可争辩的象征，因为这种服饰领子开得最低，腰身收得更细，足以彰显其夸张的性感身段。上了中学之后，本班的两位“拉三”，居然也穿上了军便装，从一年级一直穿到了毕业。这种惊人的相似性使我更加坚信，女式军便装就是“拉三”的集体制服。在大革命的时代，它是展览情欲的唯一合法的容器。 女人永远是时尚的第一触角。大革命并不能矫治她们的这种天性。在最严酷的日子过去了之后，她们开始了玻璃丝（一种彩色塑料细绳）编织的潮流，用各种颜色的玻璃丝编成小金鱼之类的钥匙圈饰物，继而又掀起了钩针运动，用小铁钩编织袜子、桌布和围巾，最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毛线大编织运动，全中国的女人被总动员起来，成为各种奇妙织法的创造者。工厂基本停工了，男人们在打牌聊天，而女人在为自己和家庭打毛衣，不倦地编织着关乌托邦的廉价梦想。 70年代初某年夏季到来的时刻，一种俗称“的确凉”的人造纤维面料，突然开始盛行起来，取代了稀缺的棉织品，成为八亿中国人民的最爱。人们竞相穿上白色“的确凉”上衣招摇过市。越过半透明的布料，男人隐约可见女人的胸罩，女人隐约可见男人的乳头或背心。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晾晒着女人的月经带，犹如成片黄白色的海带。这是文革时代女体的奇异标志。它们像旗帜一样，高高飘扬在文革中国的上空。 跟那些缝补的旧衣服相比，的确良衬衫就是我们的幸福源泉 “的确凉时代”就这样出乎意料地降临了，它的特征就是夺目的洁白，似乎暗示着主体灵魂的纯洁性。但它在多次洗涤后很容易泛黄，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漂白剂，被用以捍卫这种脆弱的白色。但大多数穷人是穿不起“的确凉”的。念中学期间，我从未享受过这种光鲜时髦的服饰。我唯一的“的确凉”财产，是两件用“的确凉”碎料拼凑成的假领。母亲教我在毛衣外翻出这种假领,俨如出示一件高贵的华服。它的白得耀眼的色泽，照亮了无限灰暗的少年时代。 这种文革时期重现的假领主义，是“的确凉时代”的副产品，这种假领又叫“经济领”或“节约领”，是殖民地时代上海贫民的伟大发明，文革中从上海扩散到外省各地，有效地维系着中国人民的面子。另一项类似的发明是领圈，一种六到八寸长，两寸宽的毛线织品，两头缝有揿钮，围在脖子上后，可以有效抵御风寒。寒冬时节来了，女孩们戴着露指的绒线手套，围着彩色的绒线领圈，露出纤纤玉指和皎洁的小脸。她们梳着刘海的姿容，是我旧时记忆中最纯真的影像。 我们躲藏在革命的假领和领圈里，度过了寒冷的政治冬季。而在夏天，冻疮跟缺少衣物的困窘一起消失了，大多数男孩恢复了尊严，并且竭力要重塑自己的形象。“小瘪三”们喜欢剃个板刷头，光着肌肉鼓胀的膀子，穿着人字海绵拖鞋，在弄堂口成群结队地站着，从国际时政一直议论到女人的身体，并且冲每个过路的女孩发出淫笑。情欲在悄然滋长，而铁腕政府坚定地看管着他们的肉体出路。 穿裙子的毛泽东夫人江青：面对军装绿、工装蓝和中山灰的单调世界，就连它的始作俑者江青本人，似乎也忍无可忍起来 面对军装绿、工装蓝和中山灰的单调世界，就连它的始作俑者江青本人，似乎也忍无可忍起来，在革命样板戏大获成功之后，革命样板服变得迫在眉睫。1974年（文革九年）秋天，江青授意设计师制出新款连衣裙，作为“国服”在天津展出，尔后向全国推广。这是第一夫人为中国人民准备的厚礼，它的上半身是小圆领（俗称和尚领）唐装，而下半身是苏式布拉吉。但这种中西元素的简单拼贴，却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抵抗。绝大多数女人反感这种没有翻领和腰带的僵硬式样，更没有足够积蓄去迎合江青的服饰美学。忙于阶级斗争的新政府，也无力资助革命样板服运动。服装店橱窗里陈列的国服，无人问津，逐渐积满了尘垢，变得黯淡无光。 但推行“江青服”的一个意外后果，是连衣裙款式被政治解冻，从而刺激了革命女青年的布拉吉热潮。到了第二年夏天，各种非江青化连衣裙在街头悄然出现，大多带有可爱的白色小翻领和飘逸的腰带，我家周围的邻居姐姐们，都穿着这样的裙子上街。这是文革晚期的服饰骚乱。沉睡的小资美学苏醒了，向城市审慎地推行推销着女人的风情。 就在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华。她身穿白色耸肩露背装，向毛泽东举止优雅地伸出了玉手，而动作迟缓的毛，出乎意料地用嘴唇行了一个吻手礼，弄得小伊梅尔达热泪涟涟。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到处播映。伟大领袖的绅士派头，令广大民众顿时心猿意马起来。 来自高层的信号导致了误判，以为西方时尚即将得到解放。就在一周之后，马科斯夫人的性感露背装出现在上海西区。一位聪明美丽的神仙姐姐，穿上按报纸照片剪裁的伊梅尔达服，裸露着性感的玉背，袅袅地走在从五原路到乌鲁木齐路的马路上，身后尾随着上千个看热闹的行人。十五分钟后，巡逻的武装民兵把她带走了。当我和伙伴们闻讯飞奔到现场时，只剩下大批围观者在交头接耳。他们的表情是如此兴奋，犹如亲眼目击了外星人的入侵。 毛主席行吻手礼：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到处播映 这是我毕生中所遇到的最富于勇气的时尚女人。在民兵指挥部，她里因“流氓罪”而遭到残酷的拷打，随后被“公检法”判刑，从上海西区彻底蒸发，成为文化革命的最后祭品之一。就在她离去之后，有关她的传说开始在坊间流传。有人说她在狱中上吊自杀，有人称她被一位地方官员救出后去了香港。还有更为离奇的说法，说她是某高官的私生女，盛装出行的目的，是要蓄意传递出某种特殊信号，如此等等。这是关于时尚女子的神秘传奇，它奔行在最高领袖日渐衰老的年代，像一首美艳而凄凉的歌谣。 2006年5月15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盲人们，摸着他们的眼皮，叫喊说这就是历史” ——加缪《反叛者》 1963年初秋，我以优异的测试成绩进了一所有名的小学念书。尽管班主任总是报怨我屁股上有钉子，喜欢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跟身边的同学“讲闲话”，但我仍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我总是抢先响应老师的提问，第一个说出他们期待的答案。我的捣蛋和我的成绩构成了正比关系。这使老处女的班主任深感困惑。 直到小学两年级，我才对这种自我分裂的情景有所察觉。我要在思想品德上来一次彻底的翻身。为了显示学习雷锋的决心，我决计狠狠做它一次“好人好事”。那是六月一日儿童节的日子，母亲很早就按约定把我叫醒。我跑到学校的教室里扫地，又用自己带去的抹布擦桌子椅子，搞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浑身臭汗，然后在同学进教室前悄悄溜走，躲到低年级的厕所里假装出恭，一直蹲得两脚发麻，以免让任何熟人瞧见。这场笨拙的道德练习，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可笑的偷窃行为。 擦车的雷锋：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淹没了我幼小的灵魂 第一堂课是新班主任的政治课，老师开始用戏剧性的语调表扬一位学雷锋的“无名英雄”：“他今天早上悄悄的做了好事，把我们的班级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个同学现在一定就悄悄地坐在我们中间，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我瘫痪在自己的座椅上，两眼含泪，周身融解在圣洁的狂欢之中，仿佛全世界都在仔细地注视和倾听。这是从未有过的崇高时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淹没了我幼小的灵魂。我是后宰门式的儿童，早熟和幼稚的混合体，犹如诡异的鲜花，盛开在集权主义的祭坛上。 但这场危险的道德实践随后就成了历史。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顽童本性获得了解放。只是由于过于年幼，我们被抛弃在运动的边缘。我和这场革命的唯一联系，就是为它跳过几场舞蹈。那时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所在的小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并且由于演出水准不错，有幸成为“上海幼小教造反总队司令部”的直属宣传队，奉命在各企业和学校的造反大会上演出，而得到的唯一的犒赏，就是美味的肉包子和榨菜蛋花汤。 我和另两个小男孩头戴白毛巾，鼻插假胡须，扮演热爱毛泽东的老农，在新疆风格的音乐里一步三晃，笑容可掬。由于身体肥胖，我跳得非常笨拙，但这却是我被老师选中的原因。我是那种可爱的丑角，一出场，观众便开始吃吃地发笑。在2006元旦的这个冬夜，越过40年的漫长岁月，我在书桌前回望时间的开端，看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胖孩，与无数成人一道，为酷烈的红色革命，幸福地勾勒着喜剧性的花边。 孩子们在文革中与无数成人一道，为酷烈的红色革命，幸福地勾勒着喜剧性的花边 但正是在这样的在喜剧表演里隐含着无限的杀机。派系斗争时常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有一次我们在郊外的焦化厂演出，台下两个派别突然激烈开打起来，有人当场被飞舞的铁棍打死，鲜血和脑浆一直溅到了台上。人们惊叫着四散而逃，而我们则吓得赶紧从台上溜走，由两个好心的工人带着，沿水渠逃出了暴乱的厂区。我们在路上拦车，花容失色地回到了上海。 我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传队的一个11岁小歌手，不幸死在武斗的混乱现场。她是一个面容俏丽的女孩，却酷爱风格坚硬的军装。当她浑身包裹在粗陋的制服里时，俨然一个袖珍型号的女兵。这身装束就是她被造反派误伤的原因。她是宣传队里最照顾我的姐姐。每次上车，她都给我留个位置，然后冲着我大喊：这里这里！她的笑魇就是我的安慰。我用她清亮的歌声，编织过关于音乐的初级梦想。但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犹如一株被无情践踏和揉碎的植物。她是我记忆中最温柔完美的形象。我和其它几个小伙伴一起，抱头大哭了一场，痛悼神仙姐姐的夭折。她的母亲也是个美丽的女人，她神色苍白地来到学校，又掩着脸绝望地离开。从此，她和她的一切都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文革”老照片（摄影者不详）：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犹如一株被无情践踏和揉碎的植物 但死亡却因此变得离我们很近，仿佛就悬挂在自己的前额上。宣传队被下令解散了，我回到家里，变得无所事事。在那个年份里，街上很少有我这样的胖孩。夏天出门去，老是遭到围观，甚至被人摸着胳臂说：“这个小人真好白相”（这个小孩真好玩）。害得我不敢穿短袖衣服出门。父亲见我万般苦恼，就说还是练拳去吧，练练拳，你就会瘦的。他把我带到附近的一所公园，见了一位姓何的少林师傅，请他收我为徒。从此我开始了练拳的江湖生涯。 与酷烈的文革景象截然不同的是，公园是安祥而和谐的天堂。逃避“运动”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临时的栖所。到处是练拳的人群，还有带孩子在草地上散步的端庄女人。我在这里压腿、拉韧带，练习12路弹腿、小黑虎拳和陈式太极拳。我还有一大堆师哥师弟，个个肌肉发达，拳脚坚实。而我只是混杂其中的一支滥竽，成天摆着虚浮的花架子，不肯下工夫苦练，只是每天去公园玩耍，看阳光、浮云、苍狗、拳民、幼童、老妪和变幻的大千世界。 在宁馨的黄昏，公园里人渐稀少。夕阳斜射在东正教堂的天蓝色圆顶上，似乎要关闭一个正在凋谢的童话。有个老翁兀自站着，面朝树丛，神色庄严，仿佛陷入了沉思。他的影子被拽得很长，一头在他脚下，另一头悄然爬上了我的脚面，而他的孤寂像水流一样注入我的身体。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转型成了一个感伤少年，很容易被黄昏的光线所伤害。 以后学校开始恢复秩序，我们重回课堂，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接受新体制的规训。每天早晨，我们迎着凄厉的寒风，在《东方红》的乐声里观看升旗仪式，然后是第N套广播体操。那些稚嫩的身躯，瑟缩在过于宽大的粗布衣服里，宛如一些营养不良的豆芽。操后，我们排队走回教室，先由班长大人高喊“全体起立”，班长领词叫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体跟着叫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班长大人又喊：“敬祝林副主席――”，大伙又跟着高声狂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开始集体背诵“老三篇”，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直到最枯燥乏味的《反对自由主义》。每天里最无聊的时刻降临了，我们高声吟诵，像和尚念经一般，蓄意发出古怪的拖腔，藉此改造着无聊的仪式，令它散发出油滑可笑的气味。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贴着毛泽东表情慈祥的画像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贴着毛泽东画像，他长得跟慈祥的老太太似的，终日注视着我们这群小王八蛋，发出不动声色的微笑。在画像的两边，分别贴着他老人家为我们书写的座右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个字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卑微的居心叵测的灵魂。 语文老师，一个脸蛋滚圆的高大女人，正用她的上海普通话念着课文――“王杰叔叔奋不顾身地推开了战友，扑在炸药包上……”，她表情生动的讲解，低回在顽童们发出的纷乱噪音之中。这通常是课堂偷袭战的时刻。各种粉笔头、纸团和话梅核开始在教室里四处横飞。被打痛的男孩子开始怒骂，女孩则在一旁嘻笑。老师在讲台上用力拍着教鞭，气得满脸通红。课堂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1968年的冬天，我们就这样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操场里的学生大叫大嚷起来。我们把脑袋伸到窗外，看见东边天空上出现了巨大而阴险的烟柱。所有的孩子都涌出校门去看热闹。我们沿着永加路向东狂奔，最后在陕西南路口看见了火源。它燃烧在“文化广场”的庞大建筑里。 巨大的火焰从墙垣里喷射出来，发出地狱般的酷热。我感到整个身子变得灼热起来，仿佛与那座可容纳上万人的建筑物一同燃烧起来。随着火焰的走势，看热闹的人群不时发出惊呼，狼狈地向后逃开，随后又涌回原先的地点，远远看去，仿佛是一些随着火焰舞蹈的波浪。有人跌倒了，又被其它人踩伤，发出尖利的惨叫，现场变得更加混乱。 我们中没有人加入救火行动。面对巨大的火势，甚至消防队的水龙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黑色的烟柱不断上升，伞一般在城市上空徐徐展开，遮蔽了衰弱的冬日。到了傍晚时分，上海最大的建筑物在烈焰中慢动作崩塌，化为悲壮的废墟。几根残剩的发黑的钢架，像胳臂一样固执地指向天空，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一宗隐秘的罪行。但新政府用隔离墙挡住了那些残骸，企图遮蔽这个可耻的景观。方圆十几里的地面上，到处散布着从烟柱中跌落的黑色碳灰，好些天都难以清除，犹如一些细小生命的尸骸，为那场革命作了噩梦般的诠释。 在尼克松面前跳舞的女孩：我们被是天生有罪的生灵，只有借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沾满资产阶级尘土的灵魂，才能获得被救赎的契机 第二天回到学校后，前去看热闹的学生都被要求做书面检查，因为我们没有奋勇参加救火行动。我很真诚地招认了自己的怯弱，并且发誓要向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叔叔学习，在下一场火灾里改邪归正，争当一个自我献身的少年英雄。在那个年代，这种集体内省活动有一个古怪的名称，叫做“斗私批修”，它严厉地要求孩童的精神自虐。我们被是天生有罪的生灵，只有借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沾满资产阶级尘土的灵魂，才能获得被救赎的契机。 但就像所有的灾祸那样，在这场空前的火难里，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足以让我们这些胆小鬼羞愧到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恰好是我的小伙伴Z的三哥。他的照片和因救火而英勇牺牲的事迹，被显著地张贴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成了所有红色少年的伟大样板。 Z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比我小三、四岁，长着一对黄黄的大板牙，小脸上永远挂着无忧无虑的鼻涕和笑容，他喜欢跟我这样的“大人”玩，成了我最忠实的“跟班”。三哥的死并没有影响他的玩性。火难发生的第二天，他就跑来跟我玩，好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他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他并不在乎少了一个。 但对于Z来说，这其实是他家庭失去的第三个成员。他的父亲因反革命罪，在1965那年被枪毙。他母亲是中学教师，颧骨高耸，面容丑陋，却有着惊人的生育能力，差一点就成了“英雄母亲”，但在文革的高潮里，她却因参加过“三青团”而沦为批斗的靶子。除了白天在学校里挨整，回家后还要接受全体亲生孩子的严厉批判。 Z的大姐是红卫兵组织的领袖。我至今还能依稀记得她的形象――一个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的高颧骨女人。也许因为出身不好，她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为激进，并在虐母方面显示出惊人的原创性。每天晚上，她都要率领众弟妹围攻母亲，逼迫她在家门口下跪，反省和忏悔自己的罪恶。她在子女们的“打倒”口号声里沉默，偶尔也作小声的自我辩解，甚至发出低低的哀求。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这样一直折腾到午夜，她才被准许起身进屋睡觉。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蓄意导演的闹剧，它旨在向外人宣告：她已经与反革命老妈划清了政治界线。 数天后的一个上午，人们发现了Z母的尸体。她乘孩子夜半熟睡之机，缢死在自家的厨房里。在死亡的前夕，她甚至烧掉了所有的银行存单和剩下的少量现金。让那些忘恩负义的小瘪三们饿死去吧！我猜想，她一定带着这最后的诅咒，大步逃离了地狱般的家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她热烈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向祖国最遥远的边陲进发，从此变得杳无音讯 现在，基于那场意外的大火，一个新的道德英雄终于从反动家庭里脱颖而出了。这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的非凡意义，超越了寻常的政治逻辑。新政府很乐意接管这个家庭的生活开支。他们没有成为沿街乞讨的政治孤儿，而是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面目，成为文革中最幸运的家庭之一。但大姐完全可以从世人的眼神里读出内在的鄙视。她对此的迷惘和恐惧是我们无法觉察的。几个月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她热烈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向祖国最遥远的边陲进发，从此变得杳无音讯，犹如一朵熄灭在夜空上的焰火。 她的逃亡在家里形成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但不久后，Z的二哥就接过了大姐的革命传统，继续践踏着母亲的政治遗体前行，并因此成为新一代的思想标兵，先是被提升为上海市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继而成某工业局的革委会副主任。只有那个最年幼的小弟，继续跟我在一起玩耍，下棋、习拳和看小人书，对这些热烈的家庭事变置若罔闻。 整个小学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是我一度被老师选中，参加在虹桥机场欢迎柬埔寨总理西哈努克亲王的仪式。这是一项无比荣耀的使命。我确信被选中者都是学校的精英份子，代表着革命的未来。我们每天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在酷热的阳光下操练，学习立正、稍息、向左看齐、齐步走，向后转……。我甚至要求母亲为我买一双白色球鞋，每天用清水轻轻拭去尘土，保持它的洁白，以便更好地向神圣的团队靠拢。这是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操练。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而灵魂却在剧烈地变红。 西哈努克访华：我一度被老师选中，参加在机场欢迎柬埔寨总理的仪式 但这场难苦操练的结局却出乎意料。两个指导老师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作为失败者的一方，我被无情地淘汰出局。这是我童年时代遭受的最大的心灵创伤。老师在大会上宣布参加欢迎仪式的正式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向校革委会主任申诉，他哂笑着推开我，好像在推开一件愚蠢的物体。就在那个时刻，正义在我面前崩塌了，带走我了对理想的最热切的企望。我无限痛苦地懂得，即使在最明亮的正午，我们都无法规避丑陋的阴影。 是的，在1970年的秋天，我被一架掌控人民灵魂的权力机器推开了，成了真正的精神弃儿，流浪在我自己的家园。我脱下了制服，并且再也没有穿过那双白色的球鞋。就在2006年元旦，当我在书桌前凝视童年的命运时，我才真正懂得，正是那次意外的打击拯救了我。我看见，13岁的盲人在那个时刻死掉，又在那个时刻获得了秘密的重生。 2006年3月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到鸡血疗法。“老军医”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殚精竭虑，寻求健康长生的道路。他们的事迹开始越出神秘的兵营，成为引导民众生活的伟大指南。 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亲是从街上一毛五分钱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的。该手册宣称，鸡血疗法是某解放军医院的伟大研究成果，它具有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胃溃疡、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妇科病、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和阳痿等的神奇疗效。 张仃《公鸡》：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 父亲长期受慢性肝炎困扰，对这些神秘偏方，表现出无限浓厚的兴趣。他从学校附近的农民手里，买下一只长相漂亮的小公鸡，并且亲自动手，从鸡翅根部抽出鲜血，打算注射到自己的胳臂上。但鸡的奋力挣扎打破了父亲的阴谋。玻璃针筒跌成碎片，到处是狼藉的鸡血，看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而鸡仍在地上顽强地扑腾，发出尖利的叫声。虽然鸡血疗法失败了，但传统的鸡肉疗法依然有效，于是那只反抗的小公鸡，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进餐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觉到小翅膀的颤动，仿佛是一次最后的呼救。但它最终只是轻轻地抚慰了我的肠胃而已。 自我注射失败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冒险的实验，但民众的热情此刻已经变得不可遏止。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 然而，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民众的血崇拜来自嗜血的文化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鸡血无非是人血的某种代用品而已。自从鸡血疗法盛行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无限亢奋起来。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鼓吹鸡血疗法的小册子到处流行 但随后就有大量的传单在街上飞行，上面说鸡血免疫疗法弊端很多，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等等。各种消息有名有姓，说得跟真的似的。这种传闻后来愈来愈多，像野草一样疯长，恫吓着嗜血的民众。最终，那些小公鸡的性命得以延缓，鸡血疗法的热潮迅速平息，但它却打开了民众养生的强大欲望。各种新的疗法蜂拥而至，成为对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的奇妙诠释。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死亡，一方面却是民众强烈的养生和长寿欲望，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才是“文革”最真切的图景。 比打鸡血风潮稍晚一些，一种更加诡秘的“681卤碱疗法”也开始兴盛起来。油印的传单和小册子上都宣称，它在治疗癌症方面具有神效。许多人卷入了这场新的医学神话，就连许多高级医院，都用这种据说来自某个内蒙水塘的卤碱治病，它的代码之所以叫“681”，也许是因为它被“政治鉴定”的日期，就在1968年的1月。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一份研究报告，称文革中因政治生态恶化而引发的癌症患者，人数一度达到历史的高点。这是间接性迫害致死的证明。在一个死神横行的时代，“681”是那些挣扎在病痛里的人的脆弱信念。 京剧《白毛女》剧照：在漫漫大雪的黑夜，盐卤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 盐卤是底层“卑贱者”所创造的“新生事物”，曾经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其间蕴含着“以毒攻毒”的古老信仰。在样板戏《白毛女》里，在漫漫大雪的黑夜，它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而在文革初期却成了拯救众生的圣药。我家的隔壁邻居，一个落魄的格格，据说是溥仪的侄女，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地行走在弄堂里，脚下悄然无声，犹如一个白昼的幽灵。人们都说她得了肺癌。我只记得她总是用枯槁细长的指爪，紧抓着一打黄纸包的中药，像抓着几根救命的稻草。 她是街坊中第一个大量服用“681”的病人。她从民间圣药里索取生命的希望，却一直向邻居抱怨这种药弄得肚皮很痛，屎也拉不出来。她在诉说时用手帕抹着眼泪，随后又神色凛然地走开。但一个月后，她却被人裹上白布从家里抬走了。卤碱并未治愈她的肿瘤，反而提前杀死了她，把她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她死了后只有几天功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就上门揪斗了，在获悉她已经死掉之后，带队的男生沉吟了片刻，用标准的京腔嘲笑道：妈的，这老娘儿们死得好！说罢，率众扬长而去。我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少数最成功的逃匿者之一。面对普遍的政治迫害运动，及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无意中超越了自身的噩运。 我的全家福：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 由于毒性太大，跟鸡血疗法一样，卤碱疗法的闹剧也迅速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但随着新政府接管权力，新的红茶菌疗法开始蔓延全国。这是所有革命疗法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在文革后期的严酷岁月里，犹如悬挂在政治枯枝上的一片绿色残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柔软的物体，居然成为家家户户五斗橱上的主要摆设。它漂浮在大型玻璃罐里，像海蜇和水母那样缓慢生长，其间蕴含着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它的大小和形状，成为邻里间互相炫耀的母题，而它的暗红色的浸出液，则很像是被稀释了的血液，令人想起了生命的图腾。在昏黄黯淡的光线里，它法相庄严，散发出宁静而诡异的气息。 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每天要喝那种甜酸味的“丹药”，但我并不喜欢它的味道，那股酸劲儿跟醋完全不同，隐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气息。但父亲却孜孜不倦地喝着，想象这药水会像打点滴那样慢慢注入肝脏，清除着那些卑鄙的微生物。父亲意志像磐石一样坚硬。他藉此藐视着病毒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并且要在最的元素中找回真正的生活。 但红茶菌的生命有时比人类更加柔弱，它在滋养人类之前，必须首先接受糖份的滋养，并且惧怕有毒的自来水，否则它会悄无声息地死去，把药液弄成了一罐臭水。我们家的红茶菌宝贝已经为此屡遭不幸了。我和母亲不得不上邻居家，讨要一小块红茶菌组织，以此作为种子，开始新的培养历程。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几乎所有能买到的白糖，都成了制作红茶菌液的材料。 这似乎是一种漫长的期待。每一次饮用都会激发隐秘的企望----指望父亲的肝病能够就此终结。但红茶菌没有创造出任何奇迹。它只是一种自制的饮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慰藉着我们日益衰退的味觉。它是所有文革异端疗法中最安全的一种，直到文革结束，它才被新的“醋蛋疗法”所代替，恋恋不舍地退出了历史。 但文革期间我们家吃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公共流行物，而是有“仙草”称号的野生灵芝，它长着坚硬的冠盖和根茎，俨然是上帝业余制作的小型木雕，拥有流畅的年轮般的线条和纹理，向人们暗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们生长在闽西的深山里，被药农采集后私下贩卖给熟人。每隔一段时间，乡下亲戚就会按父亲信中的要求，收购一批这样的灵芝邮寄到上海，以致我们的供货源源不断，有时也称为馈赠亲友的重礼。我的任务是用剪刀艰难地把它切碎，然后浸泡在低度的劣质黄酒里，成为父亲和母亲临睡前服用的仙液。据说它有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和肝炎等无限众多的功效。 灵芝草：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 父亲跟我讲述过乡下关于灵芝的传说。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她出没在山林里，以拯救那些好人的性命。他说他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经在深山里赶路时被一只豹子咬伤，送到家里时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家里有一枝数百年的灵芝，用它磨碎了敷在伤口上，另一半煎成汤药喝了下去，第三天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家族的传说严重鼓舞了我们。但这种数百年的灵芝，其实无处可求，能得到这些大株的野生仙草，已经足以令人宽慰。 我们全家都是“灵芝教”的信徒，生活在这种神秘植物的阴影下长达数年之久。但在我的记忆里，灵芝并未治愈母亲的失眠症，也没有给父亲的肝疾带来任何好处。它的暗褐色碎片，漂浮在暗褐色的酒液里，满含嘲讽地眺望着一个渴望健康的家族，却拒绝交出传说里的巫力。直到父亲去世为止，它都没有向我们显示过任何神迹。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我们就废弃了灵芝，把它扔进垃圾桶，就像扔掉一个被粉碎了的神话。 因为从小喜欢游泳，每年6月到11月都在泳池里泡着，我九岁时就耳膜内陷，经常出现严重失聪，而且还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鼻炎。为了治疗耳聋，我做过耳膜穿刺；为了治疗慢性鼻炎，我打过金针，还吸过好几年鼻烟，差一点弄成个少年瘾君子；为了治疗气管炎，我也做过文革流行的“羊肠线疗法”，让医生把羊肠线埋在肚脐下的穴位里，至今还留有淡淡的疤痕，但所有这些疗法都毫无效果。当我开始发育时，青春痘开始在脸上大规模涌现，而所有的慢性病似乎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不战而胜的经验是奇异的，它更改了我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就在屠杀思想犯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同时，我们却在各种疗法中茁壮成长，而正是从这些疗法中我们获取了存在的证明。吃药，就是要在专制制度内部探求生命的契机，以劝慰那些朝不保夕的个体。在这种疯狂的民间药疗中，隐含着政治反讽的信念，它旨在消解人们对于迫害和死亡的恐惧。 奇怪的是，随着文革临近尾声和“新时期”的开启，各种“神奇物质”逐渐退出了全民养生浪潮，而那些更加安全、简便甚至无添加物的疗法，开始成为人民选择的主流。它们包括醋蛋疗法、饮水疗法、甩手疗法和逆行（倒走）疗法等等。人民要藉此穷尽各种养生的道路。 饮水疗法显然是其中最风靡的一种，因为它把养生的成本降到零的地步。它仅仅要求参加者每天起床后空腹喝掉三杯凉水，据说能治疗各种消化道和尿路疾病，甚至有预防感冒、中风、减肥和长寿的功效。而甩手和倒行不仅成本为零，并且没有任何风险，甚至无需频繁上厕所。跟鸡血、盐卤和红茶菌相比，它们丧失了生命探险的想象力和刺激性，但却更符合大众的平庸口味。 饮水疗法显然是其中最风靡的一种，因为它把养生的成本降到零的地步 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久，母亲也从一所中学的教师职务上退休，开始了甩手和饮用冷水的长征。她每天清晨大量饮水，然后不停地上卫生间，要么就站在窗前永无止境地甩手，仿佛执意要甩掉身体内部的隐秘的秽物。她露出了对于疾病的内在的焦虑。 由于遗传性肾炎的缘故，死亡成了缠绕家族的最大噩梦。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母亲的兄弟姐妹，就依次弃世而去。最初是她的三个年幼的妹妹，而后是她17岁的大弟弟，文革期间，我在福州的三姨和她的儿子乃东也先后辞世，最后是我南京二姨的三个孩子和她本人，至少有10个家族成员死于这种阴险的肾炎，犹如被一个恶毒的咒语所控制。只有我母亲古怪地超越了家族的命运。她今年89岁，还在与一位74岁的老头恋爱，每天在客厅里弹着钢琴，高唱那些三四十年代的老歌，一起缅怀流逝的黄金岁月。她的走调的羊叫般的咩咩声，低低回荡于阳光明媚的春天。 而在20世纪70年代，她甩手的姿态却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在我的记忆里，她退休后的主要行为就是甩手，这个单调的动作从早晨一直延续到晚上。她的手臂有节律地前后摆动，像一个走时准确的机械钟摆。时间从她身后悄悄地溜走，而她的失神的目光却停留在记忆深处。她的影子投射于油漆龟裂的墙上，随着光线静谧地移动，与革命的喧嚣图景形成尖锐的对比。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更加狂热地甩起手来，她的激情感染了周围的人们。她们彼此交换心得，为这种简易的体操而欢欣鼓舞。 1947年的母亲黄佩英：在20世纪70年代，她甩手的姿态却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 这个据说由苏格拉底传授给柏拉图的秘密疗法，经过长达两千年的孕育，终于在远东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大批老年男女在清晨的阳光下甩动着手臂，在街角、弄堂口、门洞和树荫里，到处是甩手者的身影，他们表情呆钝，无处不在，像梦魇一样弥漫在城市里。甩手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时间体操，并且注定要成为柔软的国家钟摆，诠释着“一万年太久”的激进主义时间表。而甩手疗法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一种初级课程，为日后气功在中国的大面积泛滥开辟了道路。 然而，成人养生游戏对儿童的健康没有任何精神暗示作用。他们照样生病，感冒、发烧咳嗽，笼罩在流感和肺炎的阴影之下。在药物匮乏的年代，廉价的四环素和土霉素，成了救世的良药。它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但它所携带的色素却严重腐蚀了幼童的牙齿，在上亿人中制造出无数颗“四环素牙”来。这种牙齿在阳光照射下呈现明亮的荧黄色，以后便逐渐变成棕褐色或深灰色。奇妙的是，正是我们所高声颂扬的阳光，促进了牙齿的这种色相转变。 在四环素泛滥的时代，我已是十多岁的少年。鉴于它只对6岁以下大量服用者产生作用，我侥幸躲过了它的腐蚀。我满含妒意地目击着60年代出生的弟妹们的成长，他们比我们更健康，有着更多的食物和玩具可以选择。时代匆匆掠过他们，给他们留下一个鲜明的记号。如同电影纪录片镜头所呈示的那样，年轻的人民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昂首阔步，露出了幸福的笑颜和一嘴坏牙。 2006年3月12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一个1957年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是一个生命的谶言，它宣喻着童年的饥饿主题。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不可索解的谜团。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她的长相：粗壮、矮小、性格阴郁。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那是母乳或牛奶的代用品，混合着牛奶、面粉和葡萄糖和蔗糖等成份。我在这种糊状物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亲切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细小的骨头，仿佛是遥远而隐秘的亲人。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买回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成片的小高炉：我出生于大炼钢铁的年代 可以与奶糕媲美的另一种气味来自鱼肝油。据说它是鲸鱼肝脏的提取物。母亲用玻璃滴管把这种油性液体滴在我的舌头上。特殊的气味从舌尖迅速弥漫到齿间和两颊，继而扩散到整个头腔和身躯。这是美妙而短暂的时刻。芳香慰抚剂打开了我对于气味的初始记忆。 但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F，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1960年，瘦骨嶙峋的全家摄于上海豫园：对食物的憧憬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 盛夏季节里的最高食礼遇，是4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或者八分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中午时分，尖锐刺眼的阳光直射在弄堂里，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地，被烤得无比灼热，反射着刺目的亮光。没有人在那里走动。而我的手心里则攥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四分钱，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期待着卖棒冰老太的出现。那一声“光明牌棒冰”的吆喝，犹如伟大的信号，全弄堂的小孩都欢腾起来。而在正午的短暂狂欢之后，大地重新沉陷于冗长的令人窒息的缄默之中。所有的人都在渴望着黄昏时刻的到来。只有蝉在稀疏的梧桐树枝上大声叫着。它们嘶哑而嘹亮的声音，是关于酷暑的唯一的生命礼赞。 F的外婆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老人，骨瘦如材，却贪吃成性，我偷偷送了她一个“臭虫”的绰号。她的儿子媳妇是有点级别的干部，受用着百姓所没有的特供品，但那些珍稀食品最终都化成了“臭虫”的排泄物。她每天要吃八个鸡蛋，大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幢楼房。她的快感就是邻人们的灾难。她走进公共卫生间时，我们只好放弃玩耍，赶紧逃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企图把臭气拦截在门外，但它还是不可阻挡地溜进了每家每户。后来“臭虫”因吃得太多，居然在医院里活活撑死了。我妈那时居然很严肃地教育我说，那是“鸡蛋中毒”，小孩子要是吃多了，也会死掉的。但我至今都没能从医书上找到这种古怪的疾病。 比起那些乡村孩子，城市孩子多少还有一些可怜的零食 尽管鸡蛋的“毒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糕饼渐次复活了，萨其玛、杏仁酥、油枣，糖糕，这些粗鄙而美妙的食品，像稻菽一样从店铺里生长出来，稀稀拉拉地分布在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向嘴馋的孩子们炫示着一种难以企及的存在。 孩子们的零食是一些更为廉价的物品。小学生最常见的的“波普食物”，是一分钱一包的“盐津枣”，它长得跟小鼻屎似的，混合着和陈皮以及甜、酸、咸的复杂口味，足以满足味蕾发育和口唇早操的需要，更由于颗粒众多，可以应付很长时间。它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耐人寻味”的食物。 大些的女孩，更青睐于三分钱一小包的“桃板”。它是一种连核一起对剖的桃干，用盐腌制，咸度惊人。一个桃板通常能在嘴里含上整整一天。刚搁进嘴里时，你会觉得掉进了盐缸，但随着盐分的溶解和消散，甜酸气味开始缓慢涌现，与口水一起充盈着舌尖和两腮，幸福感在桃板与齿颊的缝隙间悄然生长。有零花钱的孩子，还会用话梅、嘉应子、橄榄和西瓜子来慰问自己饥渴的胃口。每天下课之后，女孩的课桌箱里总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深褐色的果核，犹如新生代被子植物的残骸。轮到我做卫生值日时，我必须费劲地清除这些女孩嘴里吐出来的秽物。从此我鄙视所有好吃零食的女孩。 大多数男孩拒绝这种零食，因为它们是男人尊严的死敌。母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即便嘴馋，也没有消受这些美食的福份。在小学期间，男孩们的最高“食物”就是香烟，它成为反叛和标榜成熟的记号。我厌恶香烟燃烧后的气息，却迷恋烟草的浓烈香气。我收集了各种牌子的香烟壳，从“熊猫”、“红双喜”、“大前门”、“飞马”到“光荣”和“劳动”，被残留在里面的烟丝所迷恋。它们被我夹在用过的教科书里，堆叠在书桌上，仿佛是一个细小的纪念碑，渗透着我被压扁了的叛逆信念。 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重油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砺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能记住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之久，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食物匮乏的年代重新返回了大地，变得更加悲苦起来。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古怪的票证出现了，从糖、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到肥皂和草纸，所有日常食物和用品都被打上定量供应的标签。虽然粮食并不缺乏，但却都是发霉变质的陈米，淘洗时，水会因米里的大量霉菌而被染成绿色。每户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和半斤豆油，必须极其俭省地加以规划。家庭主妇的智慧被紧急动员起来。她们要从极其有限的资源中，尽其可能地榨取生活的乐趣。 文革后期凋敝的北京郊区农村：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 1971年，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开始紧急战备囤积，用积攒的票证采购了许多砂糖、盐、肥皂、草纸和火柴。这些东西后来却成了巨大的累赘。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用完。那些白糖（俗称“绵白糖”）被分别盛放在几个大砂锅里，最后都长出了黑色细长的虫子，噩梦般爬行在黑暗的壁橱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唯一的盛宴，它怒放在清教主义革命的现场，犹如来自天堂的赏赐。 文革中抢购食物的场景 春节购物成了一年中最为艰辛的工作。在大年夜的前夕，人们必须长时间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1977年，毛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厂里的同事Y特地放弃了自家的需要，陪我一起在嘉善路菜场通宵排队。由于肉摊和鱼摊过于混乱拥挤，我们只能指望从限量供应的“盆菜”摊那里获取资源。盆菜的供应方法是每个排队者一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能多得一份希缺的食物。 为了防止插队，纠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胳臂上都写了编号。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像蓝灰色的蠕虫一样，在黑夜里绵延到几里地外，场面壮观，犹如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高声叫骂，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静观。我和伙伴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缩，尽量挤在作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和无聊的笑话取暖。我的长满冻疮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只破旧的竹篮。它是菜市场抢购者的身份标志。 在阴冷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买了一大堆所谓“鱼丸”和“肉丸”胜利而归。但这些丸子的主要成份，不过是些劣质的淀粉组合物而已。这年春节，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吃这种可笑的面团，以致许多年后我看见鱼丸和肉丸，都会产生呕吐的感觉。 永嘉路一角：当年群殴的现场，现在已是面目全非 在食物匮乏的冬天，为食物翻脸和打架是家常便饭。女孩子为了多吃少占，彼此结下深仇大恨，甚至终生不再说话；而男孩则为了香烟和吃零食的女人发生分裂，打得头破血流。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发生的一场最凶狠的斗殴，就是因食物而起。一个女孩偷了另一个女孩的食物，被窃者叫来了她的男友，煽了女小偷两个耳光。女小偷哭着逃开去，并且誓言要报仇雪恨。中午放学时，打人的男孩在校门口遇到了七八个外校的流氓，被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他伤势痊愈了之后，又招来了更多的少年打手展开反报复。他们在女孩家附近的弄堂里伏击她，把她的衣服扒光，施行轮奸，然后割下她的耳朵扬长而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凶残的一次斗殴。食物变成了令人胆寒的凶器，滑行在生命的链锁上。 食物政治学就这样支配了人们的仇恨和友情。那时的女生拉帮结派，主要的拉拢手段就是食物。一枚话梅就能换来一个全新的盟友，她们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互相好得能穿一条裤衩，但转眼间就会为了另外一粒话梅糖而背叛先前的伙伴。这种零食至上主义的生活立场，构成了女生社会的古怪秩序。男生之间从不那样。他们鄙视这种小娘儿们的行径，但男生讨好女生的方式，却并未跃出食物政治学的范围。 这类弄堂口的烟纸店（杂货铺），就是我们获取零食的的圣殿 食物是偷情者彼此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付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女孩曾经住过的老宅：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手套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在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青豆、胡萝卜和黄瓜粒）和一份糖醋黄鱼，幸福地大啖起来。这是我在七十年代所能吃到的最奢侈的夜宵。 有时，我们也去位于淮海西路的上海牛奶公司门市部（俗称“牛奶棚”）去吃两毛钱一杯的“掼奶油”，那是牛奶和奶油经过高速搅拌后的混合物，在那些初秋的黄昏，在茂密的梧桐树下，在那座简陋的建筑物里，资产阶级奶香飘散于清凉的空气之中，仿佛有一种细腻柔软的爱在静静地融化，慰抚着我们如饥似渴的肠胃。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但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就在那个时刻和地点，我们被预告了毛式清教主义革命的终结。 2005年8月27日完稿于上海莘庄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文革后期：放学后的北京孩子 文革是自由游戏的光辉年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尽其所能地嬉戏和狂欢。这个国家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孩提的庆典。教育、管制和束缚崩溃了，世界蒙上了一层诡异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微笑。越过诸多的苦难，一种新的法则在儿童的王国里建立起来，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辟游戏的伟大道路。 这是一种完全版的乡村化经验。儿童用品商店已经关闭，越过紧闭的玻璃门，可以看见空空荡荡的货架。只有那些杂货铺和五金店还在继续出售铁丝、橡皮筋、火药纸或劣质糖果。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初级材料，填补了城市顽童的空虚。 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从弹弓到火药枪、又从轴承车、滚铁圈到响铃和风筝、从猜汽车票、纸版刮片、抛接麻将牌、跳橡皮筋、跳绳、顶橄榄核、打玻璃弹子。我们无所不能，无恶不作。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缝隙里，全体儿童放射着纯洁的革命光芒。 但在游戏方面，我始终是一个弱智。在记忆里，我似乎没有成功地玩过任何一种游戏。这情形就像我的算术。考大学时，我数学仅得了两分，不过当时并未遭到异议，这是我比那个韩寒更为庆幸的地方。我在游戏方面的智商，甚至还不如那种整天坐在家门口玩鸡巴的男孩。 跳橡皮筋的女孩（1974）：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 王小八，是王八，坐在门口玩鸡巴，一玩完到十七八，鸡巴漏水都不擦。这首童谣曾经流传一时，犹如一个意味深长的咒语。在玩具严重匮乏的年代，男孩玩鸡鸡的游戏开始盛行，天生自备的玩具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利器。我们有时在弄堂僻静处举行比赛，看谁的小鸡最大。一次我们刚刚亮出家伙，就听得楼上哪家窗户开了，响起一个老女人的高声呵斥。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里弄干部老太太闻风出动，蹬着一对解放脚，在我们刚才的犯罪现场转来转去，用犀利的阶级斗争鼻子闻了半天，然后悻悻而去。我们则躲在远处的拐角后面胆战心惊地观察动静，天黑了才敢回家。后来就再也没敢在公共场合干那勾当。我们被迫收起身体的最纯真的玩具，像收起一件反动的凶器。 除了原初的身体游戏，我最早参与的公共游戏都拥有一个非常乡土化的面貌。我在楼下花园里栽了几粒玉米种籽，每天浇水，指望它们会冒芽生长，但它们都在泥土里睡着了，我终究没有见到它们的倩影。后来我又紧跟潮流养蝌蚪和小鱼。我和隔壁的伙伴相约，远足到附近的郊区，看见金黄色的油菜花盛放，田野的气息令人心醉。绿色的水面漂浮着水葫芦、浮萍和各种无名水草。我们用网打捞蝌蚪、小鱼和鱼虫，顺便也取些水草。其他人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乘机游上一会，我则在一边静观。到了黄昏，我们满载而归，裤兜里装满了对乡村的天真记忆。 外婆和她的双胞胎外孙女：童年时代的弄堂风景 玻璃瓶成了一个透亮的神奇世界，里面储存着自然的清新秘密，像一个缩微了的童话奇境，其间包含了我对生命的全部爱意。但由于水中投放了太多消毒制剂，蝌蚪每次都会迅速死去，只有水草安然无恙。后来学会了把水放养一周，让化学物挥发后再用，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作用。脆弱的生命仍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毒性。奇怪的是，我却饮着这种毒水茁壮成长，浑身是毒，结实得像头小猪。 我还一度迷恋上了养蚕。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我喜欢把它放在手里。那些缓慢蠕动的小足挠着我掌心，犹如一片窃窃私语。由于养蚕风气炽烈，桑叶发生严重匮乏。为了填饱这些宝贝的肚子，我用糖果去交换有关桑叶的情报，然后走很远的路去寻找一棵尚未被洗劫的树。 不久蚕开始吐丝。这是它们一生中最庄严美丽的时刻。我废寝忘食地看着，像观看一幕辉煌的戏剧。柔软的生物实施着自我禁锢，它们在编织一种洁白而残忍的希望。一切都显得如此从容，洋溢着我所能理解的那种诗意。我的鞋盒里逐渐塞满了椭圆形的茧子。数天以后，一些肥硕的蛾子从茧子里诞生了，它们拍打着翅膀在原地打转，却无法飞翔，像一堆残废了的零件。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使我感到绝望。我耐心等待它们的灵魂飞进天堂，然后把它们丑陋的尸体连纸盒一起扔进垃圾箱里。 他们在黑夜中展开了屠猫行动 在热爱一些生物的同时，我们也仇恨另一些生物。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嗥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于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嗥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 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争，甚至连一些长的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 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 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嗥中化成焦碳。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阿三后来为此被送进一个“学习班”关了三个月，原因是他发动的屠猫行动损害了伟大领袖的形象。他很侥幸。如果在文革初期，他将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他出来后对我说过，杀猫跟杀人一个样，大概没啥两样。他从此得了个“敌敌畏”的绰号。后来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1978年阵亡于越南战场，成了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 除了屠猫，我们也屠杀从蚂蚁、蜥蜴到老鼠的所有生物。文革就是一场全民虐杀游戏，儿童版的虐杀似乎只是它的一种美妙延伸。在爱恨交织的童年，豢养和谋杀是同样坚实的丰碑。世界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永久的欢乐。胆战心惊的狂欢把我拖向了无邪的罪恶。我们就此进行着生命的初级交易。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当然，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歌星，他在天安门上的歌唱，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怒气。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 当剪纸在民间风靡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头像和高举红旗的士兵成了最夺目的主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先到文具店买一种叫做“蜡光纸”的单面彩色上光纸。借来纸样后，把蜡光纸覆盖在上面，用铅笔平涂成拓片，而后在拓出的印痕上开始雕刻。由于拓痕模糊不清，刀片太钝，刀法又很拙劣，我从放学干到午夜，却老在最后关头刻断，前功尽弃，最后只能放弃这种过于精细的游戏。 “文革”后期北京乡村小学的课堂 文革初期的另一流行时尚，就是自制毛泽东像章。楼下的一个男人，是一家热水瓶厂的厂医，却每天躲在家里给铝质翻模的毛泽东像章毛坯上色，整幢楼房弥漫着化学溶剂“香蕉水”的浓烈气味。据说是在为工厂里的某派造反队秘制精神武器。这种工艺的神秘性令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无可名状地爱上了这种气味，甚至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在硅酸盐所工作的舅舅送我了一些陶瓷像章白坯和毛泽东头像贴纸。我喜出望外，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把贴纸用水浸湿后贴在白坯上，然后揭下上层膜纸，毛泽东头像就可“印”在上面了。此后的工序就是拿到煤气灶上去烘烤。但直到把洁白的瓷片烤黄，伟大领袖的头像还是一刮就掉。当时并不懂须用高温烧制，白费了许多时间。这一实验再度证实了我的弱智。我还试图用药铺里买来的熟石膏翻制伟大领袖的头部侧面浮雕，也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制造史上，这双长满冻疮的小手，书写过了平反而伟大的一页。 胸前佩戴大量毛泽东像章的士兵 后来，科学变得越来越时髦。按照书上的知识，我买一个纸质的线圈和一个粗大的蜡质电容器，指望从耳机里听到电台的播音。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矿石机只有沙沙的噪音。邻居小孩骗我说那就是太空的信号，我起初真的感到无限神秘，时间久了才明白，那不过是个声音的骗局，被胡乱缠绕在一堆紫红色的细铜丝上。 不久，半导体出现了，我又开始买晶体管来安装单管机，后来又逐级升到四管机。牛庄路跳蚤市场和襄阳路旧货商店里到处晃动着科技群众的身影。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购置了电烙铁，家家弥漫着焊锡与松香的混合气味。我的那个黑白镶嵌的塑料壳子里更换了多次等级，但依然品质恶劣，只能收听一个电台。除了本地国家播音员的声色俱厉的社论，就是样板戏的高亢歌唱。最后在被不慎摔了一次之后，它就永久地沉默了。后来从太原路搬家，我毫不怜惜地把它扔进垃圾箱，像扔掉一个可耻的记忆。 但许多人成功地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高手。我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台七管机，居然可以收听短波。这个伟大的科技奇迹曾经令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世界一不留神，向我们开启了一道秘门。我们开始集体偷听“敌台”，冒着巨大的危险。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电台，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点。 我们把门窗紧闭，拉上简陋的窗帘，神色紧张地从太空的杂音中辨认那些来自外界的只言片语。台湾电台最为奇怪，每一次都在新闻后进行特工寻呼，说着古怪的联络暗语，它们是一些四个一组的数字，令我们的窃听行为变得更加可怖，仿佛那些指令就是对准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出的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互相猜疑和打量，看周围有谁长得更像那个被呼叫的特务。 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人物原型：她们是国家美学体系中的经典儿童造型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这场战战兢兢的窃听运动遍及了整个中国，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最富戏剧性的后果，它是极权制度下最初的自我解冻游戏。但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个我们附近的“偷听小组”遭到检举，五个人全部进了监狱，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而为首也只有16岁，却被判了一个“死缓”，最后死在江苏劳改营里。他那个容貌秀丽、令所有男生都垂延三尺的小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据说是为了复仇。有一天警察得急病死了，我们大家都坚信那是个美丽的阴谋。我们至今都守口如瓶。 文革后期我进入中学，在科学上终于有了点细小的进步。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学小组，开始投身于天文学研究。我的老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每个周末给我们上课，讲解天文学历史，从赤道到黄道，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从天体物理学到地球物理学。我总是被他所描述的世界弄得心潮澎湃。银河与恒星散发出的魔法力量征服了我，使纯真的灵魂听到了上天的召唤。 我们每周轮流值班，爬上大楼顶部，用一架1935年的德制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和流星，并在记录表上写下结果。宇宙的美丽和令我心驰神往。暑假里的那些夏夜，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一个圆号在远处什么地方柔和而悠扬地吹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天籁。流星掉下来时，我一直渴望接住它，就像接住透明的雨滴。 我掌握着通往大楼顶部的铁门钥匙。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国度。在中学时代，上顶楼看天成了最开心的日子。天体美学启蒙了我的精神，我阅读康德与恩格斯的著作，被那些美妙的天体结构弄得心旷神怡，指望能从望远镜里看见宇宙生生死死的脉动，它超越了国家提供的精神边界，展示出宇宙法则的细小一角。微弱的光线越过透镜，抵达了宇宙的内部。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被悬挂在那里的某棵树上，像一件印满了星辰的布衫。 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 我们有时也把望远镜放低，去偷窥远处人家的窗口。光学透镜的原理改变了观察人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被倒置的图像：一个女人穿着睡衣颠倒着在房间里行走，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了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被一种青春期的想象逼得脸上发烧，心脏狂跳，仿佛看见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件奇怪的事情，一个男人从汾阳路口五层楼的公寓上爬出窗口。他站在上面很久，好像一直在犹豫。最后他掉了下去。远处的大街上很快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活生生死去。城市戏剧拉上了悲惨的一幕。 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中学毕业典礼，我结束了我的童年，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我进了一家工厂的技校，在那里学习钳工的技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那里，一年后，大街上传来了毛泽东的哀乐。在阳光底下，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则在静观。人民表情复杂地眺望着未来。我知道，一个喧嚣的时代正在动身离去。 2001年10月于上海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上海是水性扬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经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 其实我已无法记住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在儿童读物和连环画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就在那年，一号红卫兵毛泽东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就被在天安门上挥手的老人折断了。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它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大量书籍遭到撕毁：“文革”是图书的死敌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在抄家风炽盛的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为了掩盖私藏反动书刊的罪行，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灰烬被抽水马桶反复地冲走。母亲和我则是销毁罪证的帮凶。 屠书行动整整耗费了几天时间，它看起来很像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场面：地下革命者在紧急烧毁译电码和机密文件，而其实正好相反：我们在消灭那些最危险的思想。火焰吞噬着书页，文字从空气中迅速蒸发了，脸盆里只剩下黑色而轻盈的灰烬。而此后的许多天里，屋里都萦绕着书的尸骸的焦味。书的这种易燃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胡绳的中共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辛酸的敌人。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怪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储藏室里除了浓烈的煤油气味，就是书的霉味，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的年代。微弱的灯火闪烁着，燃烧在我手里，在石灰墙上张贴着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性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与喧闹的钢琴截然不同，它是永久缄默的，恪守着家庭的细小美妙的秘密。 在迷乱的冬天，读书成为唯一的秘密乐趣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如被查禁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及《红岩》、《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由于无法进行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在我的书单里既有各种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动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16岁到19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 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无数传阅的脏手毁损了它们，令其呈现为一个衰老和残缺的面容，其上不时出现血斑、头发和污迹。这种肮脏的“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如《苦难的历程》（阿-托尔斯泰）、《静静的顿河》、《基度山恩仇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多卷巨著，在世面上就像钻石一样珍贵。通常十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许多人在书上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迹。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亮度为15支的灯光照在书页上，昏黄而黯淡，屋里漂动着感伤的气息。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 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这形成了时间上的鲜明对比。我事后躺在床上，在黑暗里回味那些热烈的意义。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那时，克利斯朵夫的天才生活就是我的明灯，我把那本只在我手中停留了一夜的书变成了自己的圣经。也许，它还是文革后期整个上海西区“音乐帮”的公共指南。书里的浪漫主义气息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把我们大家都搞得小资兮兮的，说话举止都很克利斯朵夫。这种危险的情调滋养着我们的信念。我们籍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 知青告别都市，在梦想中离开亲人：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个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在那时就已经做好迈向文化新纪元的全部准备。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学一两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的缄默的信徒。 中学两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地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本来他们想把我拎到台上斗争一番，后来因我母亲的缘故放过了我（她那时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从此我暴露了隐藏很久的“本来面目”。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象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嗜书如命，蛀虫般的贪婪。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这样，在书的道义呼声中出现了隐形的帮会。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我们得意洋洋，到处炫耀着战果。1972年，我们那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噩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而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生命的血的联盟。 上海市第二中学：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选” 的塑料封套，伪装成革命圣典。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编注者是另一个叫“朱大可”的老先生），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我从不抄书。我只抄写词和句子，在把各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加以归类后，偷偷搬到老师布置的作文里。 尽管《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和《塔里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书，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指涉了情欲。这个文革的内在动力，最终竟然成为造反者的死敌。许多人因“非法阅读”而付出沉重代价。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的心》后就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他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可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他的死是一个信号，显示书所能达到的那种摇撼人心的力度。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受死前的表情：小流氓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我们班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 残酷的青春降临了。我们被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并且要穷尽一种无望的希望。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一些令人颤栗的黑夜，城市电力不足导致的供电障碍，带来了漫长的黑暗。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试图逃到光线的最深处。世界躲藏在那里，向我们发出亲切而倦怠的微笑。读巴尔扎克《农民》的时候，我做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笔记，把它写在一个小纸卷上，看起来像支香烟，但展开后却成了思想。这份幼稚的笔记被人在圈子里传阅，犹如散布一条叛逆的真理。阶级异己份子终于走出了童年。 灵魂的对白总是在夜深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们沐浴在难以名状的激情之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切地难描述那种奇异的经验。在脆弱的冬天，我们为每本书仔细掸去历史的尘土，探求它们的诸多含义：苦难、爱欲、孤独和道德净化，如此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这是由几个男孩结成的情感与知识的坚固同盟。我们野心勃勃、因拥有内在的思想而蔑视女孩。友谊在我们中间流动，犹如温暖的呵气。 其中那个叫K的男孩，是我最亲密的兄弟。他有一个圆圆的脸和略带忧伤的眼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来我这里，我们促膝而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爱他爱得心痛。我们彼此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当我们对话时，我感到四周停顿和沉默下来，整个城市都在倾听。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雾气一样笼罩在四周。这茫茫黑夜就是我们的最高光明。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恋症候。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 2001年5月于上海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文革并没有摧毁一切。相反，在1967年的左翼极端主义风暴之后，一种隐形的小布尔乔亚文化在上海西区悄然流行。沉默了很久的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再度响起，它们散布在一些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式的住宅间，在太平洋季风中微弱而断续地传送着，宣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卷土重来。 文革中掌权的新兴掌权者忽略了这个信号。在实现了权力角逐的目标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助手着手建立新经济-文化秩序。商店开始营业，学校开始复课。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们从严酷的冬天里重新复苏，他们的脸上再现了希望的笑容。在1969年到1976年间，音乐成为它们寻找出路的唯一途径。由于江青热衷艺术，一些地方和军队的专业文艺演出团体急需输血来提升其演出质量。它们被迫把视线投射到了掌握着西方音乐演奏技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纯洁的革命文化与肮脏的反动文化之间，出现了秘密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却对这个乐器没有任何兴趣。在无数次挨打和眼泪滴落在键盘上之后，母亲对我开始大失所望。文革的到来，进一步粉碎了她希望我成为音乐家的打算。我重新触摸钢琴，是在几年后的一个周日。在经历了漫长而潮湿的雨季之后，阳光第一次明媚地在空气里流动。潮气开始蒸发，肿胀的门框和湿漉漉的墙壁都在恢复原形。一种难得的喜悦在树丛和红色的屋顶间流淌。所有的邻居都开始了大扫除行动，把潮湿的被褥和衣服晾晒到太阳下面。母亲给我的任务是给钢琴打蜡。我用地板蜡擦拭着那架老式的直钢丝琴，看着深棕色琴身逐渐发亮，忽然有了一种弹奏的冲动。 钢琴（朱大可摄）：文革时期，这种乐器成为家庭的灾难来源 我用僵硬的手指开始了哈农的指法练习。这是唯一没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西方“音乐”。琴声有些发闷，但很动人，像一个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突然开口说话的老人。我心中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阳光和景色竟是如此的敞亮，琴声在其中飘飞，一直传递到了很遥远的地方。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倾听。爱轻轻掠过了他们。他们感到了生活里的这个细微的变化。 手指就这样解放了音乐。 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疯狂的钢琴练习。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以“野路子”的方式，探查着隐藏在音乐里的秘密。这场手指的骚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中学时代我还尝试着写词和作曲，幻想有朝一日成为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就在我家附近。文革后期，它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时常在它的高墙外徘徊，倾听着混杂在一起的钢琴声和“啊，啊，啊”的练习音阶的歌声，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些同学先后被军队文工团招走，成为身穿四袋军装（当时是军官身份的一种简陋标志）的特种“文艺兵”，迈向这个社会最值得夸耀的阶层。而我一直在它的外面徘徊。这个梦的破灭是我童年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是音乐的永久的囚徒。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这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调。在参加学校的日常政治洗脑之后，一些学生聚集起来，举办家庭音乐会，演奏革命音乐和资产阶级作品，参加的乐器包括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和长笛。有时则只有一架钢琴和一把小提琴。没有人去检举我们的地下俱乐部。 这种艺术思潮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它内在地塑造了文革后期上海西区的流行时尚。受过良好教育的漂亮的女孩子，多身穿灰色瘦腰军装，脚踏北京的黑色灯心绒平底步鞋，走路时脚尖外撇，上身微微前倾，这是军队舞蹈演员的最常见的职业姿势和扮相。另一种更简洁的时尚，就是走在街上独自行走，手里提着小提琴盒（里面很可能是空的）。这几乎成了当时好孩子的主要识别标记。艺术的面容透过这些黑色盒子，露出了经久不息的微笑。 寒冷而潮湿的冬天来临时，我的两手就长满了冻疮。这种皮肤病象蛔虫病一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家都红肿着双手，然后看着它们逐渐破裂和溃烂，直到春天来临才慢慢痊愈。人人都把手藏在口袋里，看起来就像是要掩盖起一件犯罪事实。而对我来说，冻疮是比蛔虫更加讨厌的灾难，它使我几乎无法继续在钢琴上爬行。 在寒假里，我时常站在窗口，无聊地眺望弄堂里的风景。那些脸蛋冻得通红的邻居小姑娘不时经过楼下。见她们远远走来，我就赶紧坐到钢琴上去，开始手忙脚乱地弹奏，炫耀着可笑的虚荣。那时候，小男生和小女生之间都不太说话。我指望这声音能够击中某个小傻瓜的头脑，就像酸话梅和咸桃板击中她们的小嘴一样。青春期情欲一直蜷缩在沉默的内心深处，这时又不知所措地寻找着喊叫的方式。 但这声音好像并未打动什么人，倒是我自己受了重重的一击。我第一次暗恋的就是个钢琴女孩，身材矮小，长着一张高额头的娃娃脸，却弹得一手好琴。在我念初一时的某个冬日，她上我家来玩，这成了我记忆中的盛大节日。阳光洒在乳白色的琴键上，水仙花从它的圆形球茎上开出了皎洁的小花，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气。她为我弹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殷承宗的《黄河》。她的手指纤长而灵巧，她的容貌融解在如梦的音符里，向我展示着世界上最秀丽童真的形象。但我甚至不敢拉一拉她的小手，向她表白心中的欢欣。她成了伴随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青春偶像。 我家的后窗，一个眺望女孩和世界的通道 这是音乐激情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一个禁欲的年代，我蓬勃发育的情欲转向了萧邦、贝多芬、舒曼、莫扎特、巴赫以及柴可夫斯基。尤其是萧邦的灼热和颤栗的言说、舒曼的无限忧伤的叹息、贝多芬的神经质的宏大抱负和莫扎特的清澈纯净，都是我的精神的隐秘摇篮。我在其间长大，并指望从那些抒情的元素中找到灵魂的住所。 早期文革的毁灭性暴力，造成了大量文化产品的毁损。这时，我和伙伴们都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唱片变得像钻石一样珍贵。乐谱的情形稍微好些，因为可以用手工抄写。我耗费了大量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从乐器店里买来空白的五线谱纸，把音符一个一个写上去，但错误百出，品相丑陋。这时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少年，他练习小提琴无成，却成了罕见的抄谱天才。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为我抄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全部乐章，精美得就像印刷品似的。从此我拥有了第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完美的琴谱。 音乐把我带往一个光线柔和的家园 直到文革后期，我们的小圈子才拥有自己的录音机。那是一种上海产的编号为601的老式电子管机，使用塑胶圆盘磁带，机身极其沉重，必须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搬动。我们几个酷爱音乐的朋友就是在这样的机器上第一次倾听了贝多芬的几个交响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协奏曲和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第一次听《河》时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以后每次听这首曲子，我都无法抑制可笑的眼泪。它把我带往一个光线柔和的家园。不仅如此。对我而言，每一个来自古典时代的音符，都是爱的标记。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了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钢琴和琴谱：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衡山路林荫道（朱大可摄）：二十多年前，两个中学生曾经在这里梦游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傻逼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 2000年12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环。在那个地点，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象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我仍然在奔跑，但速度在逐渐减慢。后来我终于停下来了。母亲举起了痰盂。撒了一泡尿之后，我又回到了黑暗。 另一个来自两岁时的记忆也与这张大床有关。母亲的肚子高高隆起（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正怀着我的妹妹），而我在一旁奔跑和跳跃。当感到累的时候，我一屁股坐到了母亲的肚子上，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个很好的坐具。我记得母亲开始大声叫疼起来。父亲从外面赶回来了，救护车把他们带去了医院。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即刻便流产了。 我杀死了我唯一的妹妹。 佚名《梦魇》：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 这些破碎的记忆拼凑成了最初的生命景象。它首先与床有关，而后与死亡和逃亡有关。我的负罪感和对于小女孩的怜惜，从此成为伴随我的忠实的影子。 我家的房子位于上海西区旧法租界的中心，是一个西班牙式花园住宅的小区（后来被称作“太原小区”）。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狭小的窗户、拱形的门楣和光线黯淡的走廊，混杂着法国梧桐、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这些部件投影在一个孩童的记忆深处，焕发着一种经久不息的阴郁的美。 在幼儿园时代，我最美好的记忆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带我去附近的地段医院看病，踩着近午的柔软阳光，走过那些为美丽的花园而修筑的篱笆。常春藤和牵牛花在微风中摇晃，弄堂和马路上几乎寂然无人，宁馨得仿佛睡去了一般。春天散发出爱的芳香，令我融解在这白昼的温甜之中。但这幸福的岁月过于短暂，我还未来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于房租高昂，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任总统黎元洪的长子等等。只有我爸我妈是普通的中学教师。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已经念小学两年级了。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而我的一年级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对的大革命的第一个祭品。 文革的烈火突然间汹涌地燃烧起来 陶是个面容凶恶的老处女，兼教我们启蒙语文：识字、拼写和说话。尽管语文成绩全班第一，但由于喜欢上课时“做小动作”，我还是成了一个“坏孩子”。除了罚站之外，每一次家长会，她都要控诉我屁股上长着钉子，让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妈的无数“教训”。后来我心生一计，家长会刚刚举行，我就从学生的行列中飞奔而出，跑到母亲跟前狂吻她的脸颊，进行超前感情投资，以免等一会老师告刁状后回家挨揍。这一举动引得在场的家长们哄堂大笑，弄得母亲满脸绯红，很不好意思。但这计谋还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没有说我的坏话，看我的眼神甚至还有了一丝罕见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亲近的冲动。 但我终究没敢去亲吻女教师的脸。1967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批判对象。第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她就在我当时上课的教室悬梁自尽了。那教室是一幢单独的灰色小楼。她乘着夜深人静，用绳索系在楼梯顶端的木栏上，怒气冲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一个亲眼看过现场的同学告诉我，她的吐着舌头的死状，比生前更加狰狞可怖。那幢小楼以后被贴上封条，空关了数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时可以看到微弱闪烁的火光，但没有人胆敢上去探察，据传那是她的鬼魂在楼上徘徊。 小学生张贴大字报：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 班主任的自杀是一个微妙的信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紧急撤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户犹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大批红卫兵开始在我们街区出入，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抄家运动。我们全家都恐惧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楼下突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母亲赶紧关了灯，从窗帘后向楼下偷看，整条弄堂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的造反队，手持木棍，秩序井然，犹如经过严密训练的士兵。整幢房子都在恐惧中沉默着，没有人胆敢前去开门，也不知道今天该轮到谁家倒霉。最后他们敲开了大门，把底楼的那家印尼归侨的家抄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与剩下的另外两户人家则暗自庆幸：今天又侥幸躲过了一劫！ 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人能侥幸逃脱 这样的情景后来越来越像家常便饭。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机。一些人被造反者从家里赶走，而另一些人则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过狭小的窗户都能看到，殡仪馆的丑陋的灰色运尸车无声地驶入，停栖在某个我所熟悉的门牌号码面前。从房子里抬出了自杀者的尸体。其中一些死尸已经变形。越过白色的尸布，可以看见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这是一种恶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静静地围观。令人作呕的死亡的恶臭，像瘟疫般在四周弥漫。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永嘉路第二小学的操场：这棵百年大树成了岁月的证人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那群佩带红色袖章的学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过于年幼的人民群众。 母亲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就在马路对面，高干子弟居多。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其间诞生了一批极为凶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当时的造反界名声显赫。红卫兵只要一抬脚，便可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幸免于难。由于有教师检举揭发，一群表情严肃的小女生曾经来家里考察了一番，发现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国钢琴（我母亲曾经是音乐教师），就剩一些不起眼的旧家具，沙发的罩布上还打着补丁（在当时，补丁是无产者“艰苦朴素”的道德标记）。她们为此下的结论是：我母亲“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尽管后来父亲被关押审查，但有限的家产终究没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苍，留下了这架钢琴，它后来成为伴我度过漫长的少年时代的密友。 文革批斗大会场面之一：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 陈独秀的孙子比我大两岁，长相有些古怪，头颅的比例明显小于身子，因此得了一个“小头”的诨号。我们有时在一起玩耍，但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情诡诈，手脚又不干净。一天，我向他出示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结果那书转眼间就不翼而飞。父亲说，一定是他偷的，遂教了我一个妙法。我立即就去“小头”家对他说，我还有另一本好书，但须用那本童话交换。“小头”眼睛一亮，从毛线衫里戏法似地掏出了失踪的书——他居然还没来得及“销赃”！从此他被列入我们家不受欢迎者的名单。 陈独秀的这个女儿，可能是他晚年红杏出墙的结晶。她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丈夫因现行反革命罪而遭到枪决，独自领养着儿子，顶着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政治恶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这时已经得了癌症，眼见她日渐消瘦下去。她从我家门前走过，穿着灰色女式中山装，脸色发黄，表情呆滞，从不与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犹如一个孑然而行的女鬼。由于对不肖儿子的绝望，她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在外面吃着馆子，享受生命的最后大餐。在她死后，“小头”一无所有，被送到新疆与表姐一起生活，从此下落不明。 我的同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的孙女。她生下时是个阴阳人，需要动手术切除其中的一部分器官。祖父爱女心切，切除了其男性器官，希望把她变成一个女儿身，结果铸成大错。小学一年级时，她坐在我隔壁，虽然留着小女孩的短发和刘海，却喉结突出，发出成人男子的嗓音，而且皮肤黝黑，面目丑陋。这显然是对她祖父杰出的外科技术的严重嘲弄。不仅如此，她的智力只有三岁，成绩一塌糊涂。每逢下课，她就面对墙壁站着，仿佛一尊雕像。文革爆发后，她就不再来上学了。但时常还能在他们家的豪宅前看见她。她把带有湖石假山的前院的大门开个小缝，向四处偷偷观望，见有人走来，便赶紧害羞地躲到门后。后来这幢豪宅遭到查封，她们全家被赶进了汽车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 红卫兵在全国查封了大批公共机构和私人住宅 1967年红色风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邻居一夜间从空气中消失了，那些表情傲慢的小男孩和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也都相继神秘蒸发。整个街区变得空空荡荡。大量的房屋被空置起来，成为我们这些“幸存者”玩耍的天堂。一到晚上，我们就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那些黑暗的屋子，在光滑的柳桉木打蜡地板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有一个夜晚，我偷了家里的手电筒，和几个小朋友一起钻进了对面的空屋。在里面上下狂奔，乐不可支，突然看见一个朦胧的白色脸庞正在从玻璃窗外向里面凝视。我恐怖得大叫起来。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失声尖叫。那张脸随后就消失在月光里。从此，我们没敢再涉足那个“闹鬼”的房子。 到了1968年间，由于死人太多，各种鬼魂的传说一度在我们的弄堂里甚嚣尘上。我们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当酷热的夏夜降临时，我们都在外面乘凉，到午夜十二点，四周时常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乌鸦的叫声。但上海市中心根本没有乌鸦，而且那声音来自地面而非空中。它尖利地叫着，飞速地从弄堂的一端一经过乘凉者的脚边，掠向遥远的另一端，又从另一端急速折回。所有的乘凉者都感到毛骨悚然。低头寻查，竟没有任何发现。人们最后纷纷躲回家里，掩上了房门。闷热的弄堂恢复了死寂。只有昏黄的路灯在暗夜里对愁而眠。 由于无法承受政治迫害，许多人踏上以死为逃的道路 在我们对面的一排楼房的尽头，靠近太原路的一头的楼房，曾经被我们当作玩军事游戏的秘密堡垒。但其中一间屋子的我们一直未敢“占领”，因为据说那里曾经自杀过一对乱伦的父女。革命爆发的时候，女孩的兄弟们率先起来检举揭发资本家父亲的这一滔天罪行，家族的丑闻立即转变成了公开的政治罪恶。父女俩内外交困，双双开煤气自杀。人们打开房门时他们已经断气，但却保持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姿势：女儿端坐在沙发椅上，安静得仿佛入睡了一般，而父亲则跪在她的面前，凝结在一个忏悔者的姿态上。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人们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酱的结果。那扇被十字封条封住的房门，黄铜的圆形把手开始发出绿锈，深棕色的油漆也已经部分剥落，从门缝里吹出了一种淡淡的神秘气息，仿佛是陈旧地毯的霉味。我很想进去瞧瞧，但终究没敢撕掉那个盖着某某司令部图章的封条。到了文革后期，那楼住入了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畅销书《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郑念住过的小楼：文革后期的庇护所 在郑念南面的一幢小楼里，住着满脸麻子的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方平。他每天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口走过，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希望换一个环境。我为此曾经去看过方平的房子，他夫妻俩也来看我家的房子。我和母亲都很喜欢他家后花园里的那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四周盛开着丁香和桃花。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换房的协议，但我却和方平从此有了短暂的接触。那时，我是个普通的技校学生。 周恩来逝世后不久，方平从西方朋友手中得到了那幅法国记者所摄的著名的周恩来照片，如获至宝，与我一起研究它的构图和用光。周恩来病入膏肓地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伟大而孤独的人性光辉。那只白玉色的茶杯放在他的手边，里面盛放着他最后的渴望。我和方平都被这满含眼泪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在1976年，周恩来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道德偶像。他的死亡以及稍后的毛泽东的去世，终止了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革命。1977年，我家搬到了陕西南路绍兴路口的另一所住宅，与方平的交往猝然中断。那次搬家的另一更严重的后果是，我切断了与童年的联系。 越过文革岁月的苦难和欢乐，我长成了一个神色忧郁的青年。 2000年11月于悉尼 原载《记忆的红皮书》，花城出版社，2008

欲望机器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的重要属性 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文化史都是欲望史，它向人们揭示了欲望生长的进程、表达形态，以及欲望发生机制和原因，人处理欲望的各种手法，等等。跟传统文化史相比，欲望史将更明澈地展示文明的历史本相。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笔下，欲望是因缺失而形成的负性精神反应，具有匮乏、收缩和否定性的精神特征，甚至是镜像或语言中的骗局，拉康坚信，欲望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链而已。但德勒兹则把欲望视为创造、生产、膨胀和肯定性的要素，具有解放和革命的力量，应当得到充分鼓励。后现代哲学的这种严重分歧，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母题的重大意义。 借用德勒兹的概念，也许可以把华夏农业文明，视为一架古老的欲望机器，它按二十四节气的节律生产农作物和欲望，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性能量，大幅度修改田野与城镇的面貌。这种机器通常拥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来自物质或语词的驱动力，以及一种有效的刹车机制（德勒兹对此不以为然）。正是基于这样的驱动/制动机制，欲望的运动，总是在放纵和压制之间摆动，而它的运动踪迹，勾勒出文化史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 跟猎人社会相比，“食草型”的农业文明，并未大幅提升生活资源的数量，但改善了食物的储备能力。在仓颉造字的年代，“仓”就是粮食的象征，而在日神统治的年代，舜曾因修缮粮仓而遭到家人的谋杀，差一点被烧死。另一方面，硕鼠偷盗仓粮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到来自民谣歌手的抨击（《诗经·魏风·硕鼠》）。这些神话和历史叙事证明，“仓”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事物，这种粗陋的建筑容器，大幅提升农夫的储备能力，搭建出“丰衣足食”的幻象，进而膨化消费欲望。对于粮食及其肉类的饥渴，从胃和口腔的深处涌出，炽烈地燃烧在殷商和两周的鼎器之中，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岁月。 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热衷于制造“欲望灭国”的反面神话。在妹喜、妲己和褒姒的祸国传说背后，是对末代国王的色欲的道德谴责。人们被反复告知，正是王的欲望吞没了他自己的国家。据说，为博得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妺喜一笑，桀王不惜大量撕毁绢帛。这是精神分裂的美学现场，器物的灵魂在惨叫，其间包含着欲望破裂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是解忧和欢愉的源泉。裂帛就此超越了物的限定性，跟女人一起，成为情欲和罪恶的担当者。 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欲望之仓”的储备已经完成，它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区域战争。先秦诸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在权贵层面上触发了第一次欲望大爆炸。他们深知，“周礼”必须加以销毁，以便为欲望的生长开辟道路。 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 为扑灭或加持这场大火，诸子百家被紧急动员起来，。思想在权力的压迫下出现分裂：士大夫要么站在欲望的对面，如墨家和道家，要么站在欲望一边，如法家和名家，或者维系着某种暧昧的摇摆立场，如儒家和“黄老之学”。在纷杂的“百家争鸣”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人的欲望。墨翟赤脚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皮肤黝黑，神色坚定，向世人示范低度欲望的生命状态。但在欲望大爆炸的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倾听那孤寂的声音。 从先秦时代到北宋为止，欲望表演的主要舞台，基本位于“东轴线”上，也就是从长安、秦岭沿汉水（包括邻近的河南洛阳和开封一带）连通襄阳。这条轴线是西戎人的战地，也是孕育帝国文明和欲望的早期摇篮。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的主要成果，除了贡献诸子百家，还贡献出著名的欲望暴君——始皇帝嬴政。营造长城的意义，不仅是在阻止北方蛮族的入侵欲望，而且要阻止本土农夫们的造反欲望。长城是农业时代最严厉的“欲望围城”。不仅如此，在征服六国之后，皇帝竟然下令销熔天下兵器而铸成十二铜人，放置于宫庭之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用暴力征集民间的欲望（铜），并且垄断它们，把它们变成皇帝本人的私人典藏。嬴政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欲望独裁者，他垄断了权力、制度、思想、言语、人民、女人、消息、简册、土地、物资和道路，直至世界上最奢华的坟墓。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欲望独裁者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 经过两汉和魏晋的挣扎，被打压的欲望开始重新生长。“竹林知识分子”躲藏于距京城洛阳四百里之遥的乡野，在纵酒、服药、操琴、吟诗和佯狂的同时，向道家索取抵抗欲望的秘方，却无法避免死亡的危机。嵇康临刑前演奏的《广陵散》，让世人听到了悲愤的裂帛之音，它宣告了欲望躲避策略的失败。 在唐宋两朝，农业种植技术已经渐趋成熟，长安街上行走着不同肤色的居民，制造出全球化或半球化的繁华景象。在那些意乱情迷的青楼上，狎妓咏词成了时尚潮流。文人的风情在吟诵中被放大，在此后的上千年里，持续地引发缠绵而哀怨的回响。不仅如此，说书人在坊间大量涌现，他们讲述的故事（情爱、神鬼、武侠和探案），不断刷新欲望空间的宽度。而在后宫深处，皇帝和妃子的爱情也在秘密展开。这场最高等级的爱恋，虽然要面对着史官的谴责，却受到文人白居易的喝彩。作为一种宫廷样本，它向草根民众示范了情爱所能企及的深度。 中国古代的缠足女人 第二次欲望大爆炸的最大成果，就是“缠足美学”的确立。据说，是南唐舞女窅娘的纤足，因受到后主李煜的青睐，而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恋足癖风潮。这是一种欲望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规训女人的脚足、乳房和灵魂，一方面要鼓舞男人的情欲。女人必须缓慢而小心地低头行走，竭力压抑自身的欲望。但小脚女人的窈窕身姿，反而向男士们发出秘密的召唤。肉欲在三寸金莲上燃烧和跳跃，犹如千万枝蜡烛，照亮了他们的迷狂表情。 跟“缠足美学”遥相呼应的，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它是欲望的大脚，为底层士人提供进入社会高层的便捷方式。它还确立了欲望的联动逻辑：只要“金榜提名”，就能“洞房花烛”。这是权力、情欲和家庭欲望的一揽子实现方案。没有任何书生能对此无动于衷。 中国是个具有高度持续性的道德国家，它接受了儒家、佛家和道家伦理的三位一体管理。男人在科举中题写严肃的政治理想，而女人则在女红中绣入柔媚的情欲。不仅如此，在宋代理学那里，欲望管理在严苛性方面达到了历史高潮。理学家洞察了欲望爆炸的现实，试图阻止它们的快速生长，他们提出“灭人欲”的口号，从反面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泛滥的现状。表情忧戚的道德家，就此向世俗欲望宣战，但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欲望并未被阻断，而道德家却赢得了显赫的名声。 忽必烈家族统治下的元帝国，知识分子的欲望叙事，面临着严重的种族主义障碍。士大夫无法发挥自己的叙写能力，逐渐沦为沉默的一代，只有少数下层文人混迹于勾栏和酒肆，为“低俗喜剧”（杂剧）撰写脚本，并以这种方式向民间欲望致敬。但大多数农夫的理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欲望旅行路线，甚至无法逾越村头社戏舞台的边界。 第三次欲望大爆炸 明代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越过蛮族统治的岁月，汉人指望重新召回北宋的文化幽灵，由此引发了第三次欲望解放的浪潮。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权力中心向东部转移，形成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轴线（也即东轴线，跟西轴线遥相呼应）。它紧邻太平洋西岸，衔接大陆和海洋，营造出人口和器物流转的全新地理格局。 我们已经看到，工匠及其手工艺在太湖流域得到令人惊讶的勃兴，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器物制造、贸易和消费中心。木造、织造、瓷造、铁造、酱造和书造等风起云涌，超越了古老丝绸的物种限定，器物的谱系已经大致完备。城市里到处悬挂着商号的五色旗幡。在这个浪潮中，郑和下西洋带回的器物、珠宝、木料和香料，为中国工匠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 郑和舰队远征带回了大量珍宝、香料和高级木材 就在这个年代，鉴于海上非法贸易的兴盛，各种薯类和蔬菜被广泛引入，令中国人的食谱变得更加庞杂。不仅如此，围桌合食的餐饮制被广泛采用，酒与茶的对偶制也已经确立，形成席卷所有餐桌的美食革命。所有人都加入了争夺佳肴的桌面之战。而这种餐桌上的模仿和竞争行为，成为推动食欲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人在面对大饥荒的同时，也经历了食欲大爆炸的蛊惑时刻。 这里要特别提及来自美洲的辣椒。作为一种最犀利的欲望激素，它从江浙一带登陆，而后在全国迅速蔓延，成为民众厨房的核心香料。没有任何一种调味料能像它那样，如此价格低廉而品味锐利，侵入每一道菜肴，刺痛并愉悦舌头，奋力改造着中国人的口味。辣椒是燃烧在身体内部的幽暗火焰。而另一方面，甜味作为富有的象征，占据了太湖流域的餐桌，它傲慢地推开辣味和重咸味，企图判处它与穷人为伍。在味觉的层面上，欲望发动了争夺口唇的暗战。 江南私家园林，是第三次欲望浪潮的最高成就。它是欲望表演的精致摇篮，是器物陈列的展室，是家园、戏台、花园、山水和避难所的复合体，是所有欲望及其投射物的百科全书。它以退休官员的名义，向文士、戏子和名妓发出了迷人的召唤。 在道德禁忌瓦解之后，市民社会的风尚开始发生巨变。欲望叙事的2.0版，是小说从说书话本文向文人小说的进化。各种内容嚣张的艳情小说被书写出来，在坊间无耻地流传。已经衰败的佣书业重新兴旺起来。抄书匠奋力疾书，用工整的字体，传播饱含欲望的文艺病毒。其中最典型例子就是《金瓶梅》，它被如此广泛地传抄和阅读，成为明代情欲解放的重大标记。潘金莲女士的身影出现在临街的窗框里，犹如一幅迷人的艳情风俗画，鼓舞着市民阶层的犯禁冲动。 帝国晚期的欲望叙事迅速成熟起来。那些流行小说拥有欲望的各种原型——《水浒》的造反欲望，《三国演义》的忠义欲望，《西游记》的超人欲望，《红楼梦》的恋母欲望，以及《聊斋志异》的变形欲望，如此等等。在经历了三千多年岁月之后，华夏农业文明的欲望叙事谱系，得到空前完备的呈现。 小说红楼梦里的场景：它表达了中国富有阶层的诸多欲望 不仅如此，六种中国欲望获得定型化的处理：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功名利禄，富贵荣华，长寿永福，岁岁平安。这些被祝辞固化的欲望模式，最终凝结为福禄寿三神的亲切图像。幸福、官禄和永寿，这是中国化的神圣三位一体，是所有欲望模式的人格化结晶，他们以叙说、题写和镌刻的方式，进入说唱、书卷、音乐和浮雕等各种媒介，带动庞大的“欲望语词体系”，喊出华夏农业文明的最高理想。直到今天，这些欲望祝福图式，还在不倦地指导着世人的日常生活。 欲望出口是丝绸贸易的副产品，也是晚期华夏文明最耐人寻味的成就。在热烈而短暂的瓷茶丝国际贸易中，三位一体的欲望机器秘密出征了。由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功绩，丝绸台布、景德镇瓷盏和福建红茶汤，被组织成“皇家下午茶”的典雅场景。而后，它在世俗中产阶级那里扩散为全民消费风潮。尽管英国人最终找到中国瓷茶丝的廉价代用品，并补充了三种新零件——奶液、蔗糖和小甜饼干，但他们无法抵抗“中国式欲望机器”的入侵。英国人用炮舰击败了东方帝国，而中国人则用欲望征服了受过清教运动洗礼的英国，把它拖入东方式消费的陷阱，直到今天，英国人还没有从这场欲望战争的挫败中醒来。◎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文化先锋公号）

——2018年2月25日在哈佛沙龙上的演讲 1外部文化原型的三种进入方式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了徐星、郝建，还有吴思，感谢罗小鹏先生从纽约驾车带我至波士顿，也感谢唐小兵能担任我的主持人。据说在座的许多朋友是从各州开车赶过来的。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哈佛大学的这个文化团契，承担着中国文化守望、文化改造和文化重建的重要使命。 今天我的讲题，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外部原型”。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在国粹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那里，这是一个不能讨论的话题，有“历史虚无主义”之嫌，但我还是要努力说出我所看到的真相。 我们都知道，战国晚期的最后对垒，在于秦楚之间。楚国极为强大，至少在冷兵器的军备竞赛上，占有绝对优势。当时铸造青铜剑的最好工匠，全在吴越两国中，尤其是越国，我们都知道越王铸剑的故事，这些年出土的越王剑，证明了传说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事实。 越王勾践剑，距今大约2500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1号楚墓出土，现藏中国湖北省博物馆 吴、越灭国后，这些铸剑师全部被掠夺到楚国，替楚国铸剑，所以楚国在剑的铸造工艺上，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令楚国没想到的是，秦国另辟蹊径，使用大规模的弩箭战术，可以实施远程攻击，令楚国的短兵器失效。而秦国的弓弩战术，就是从波斯那里学来的。 楚国接受了波斯文化，采用了它的政教合一制度，吸纳它的神话传说，甚至在楚辞里，如屈原的九歌和天问，大量出现阿维斯陀经（萨迦）的神祇和句式，这使得楚国文化变得强大而灿烂起来。 但文化低弱的秦国更加狡猾，走了一条军事捷径。它引入高精度的弓箭生产工艺和大规模弓弩战术。秦胜楚亡的关键，其实就在于两者对外部文明吸纳的成分不同。两国都师从波斯，但楚国的选择，造成了它最后败给秦国的逆转式结局。 印伊文化，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尤其是波斯，波斯帝国灭掉邻国米底，吸纳了米底王国的宗教——密特拉教，从中诞生了祆教，也就是俗称的拜火教。这个密特拉教非同小可，它是全球所大多数宗教神秘主义的源泉，其中包括印度后期的吠陀教、基督教诺斯替派、中西方的炼金（丹）术、占星术、算命术等等，是重要的人类精神资源。密特拉教对于中国的影响，目前还在研究之中，但我们至少已经发现，在上古时期，以印伊文化为核心，出现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它在整个古典时期，都在发挥巨大作用。 中国接纳外部文化原型的方式，粗略地分，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进入方式是全盘插入，当然有可能是被迫植入，看起来比较粗暴，如三星堆文明，它强行插入在四川盆地，没人知道它的来历，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知道三星堆文明来自何处。但经过器物和图像比对，可以初步认定跟两河文明有关。但中国学者到现在都不承认三星堆是外来的。四川的朋友更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点我完全理解。但我还是要给他们泼点冷水：三星堆文化跟四川土著文化，其间没有任何本质性关联。 三星堆文化进入中国文化的方式，是不经过修饰和本土化的直接插入，形态比较粗暴，虽然它跟商文明有过技术性交流。三星堆带入的生命树概念，影响了中国的神话叙事，直到战国的《山海经》里才出现有关记载。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金杖。中国没有权杖这种器物，中国帝王权力是用印章表达的，而不是权杖。权杖来自于西亚。苏美尔地区，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根权杖。 第三个例子是“眼睛崇拜”。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它在宗教上引申出“瞪目仪式”，实际上是用眼睛跟神做沉默的交流，在中国后来发展出“远望”，也即通过占星和望气来观察国情，预测政事的未来。在三星堆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纵目面具，还出现了大量眼形器，这是跟神交流的重要工具。这些东西都不是中国本土的，跟同时代的商周文化也没有什么内在关联。 第二种进入方式更温和一点，是经过改造、变形和本土化的。比如说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以后，骑青牛经流沙之地西归了。那么老子到底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你无法回答这个古老的疑问。到了汉唐以后，道教徒解释说，老子是去化胡，也就是去指点落后的印度人了，这完全是胡扯。无独有偶的是彭祖，彭祖修炼的基地在徐州，那时候叫彭城，彭城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彭祖也是奇人，他在春秋时候已经800多岁了，他自己宣称，早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时，他们全家就被戎人带往西方，在那里住了很久，后来又从那里回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我想应该就是老子来去之处。彭祖带来了炼丹术，一个是盘腿打坐和调息观想，这叫内丹；一个是把各种植物、动物脏器和矿物放在锅里炼制，这个叫外丹。据说彭祖最后跟老子一模一样，也去了流沙之地。所谓流沙之地，无非是通过河西走廊，穿过新疆，抵达印度一带，道路非常艰难，但他们有办法逾越这个地理障碍。玄奘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这点。 第三种是隐形进入，润物无声，这个比较难分辨，需要更多时间来讨论，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2 三棵树和三位圣人 我们不难发现，先秦时期不仅发生过波斯化，而且还发生过印度化。胡适曾经说，中国文化有一次重要的印度化过程，也就是魏晋到汉唐之间的佛教传入。但实际上中国有三次印度化过程。第一次在先秦，是道家思想的引入；第二次是魏晋到汉唐，佛家思想的进入；第三次在当代，瑜珈术大规模进入，在各大城市掀起瑜珈风潮。现代中国人一方面鄙视印度，一边却在偷着学习，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 我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在印度-中国文化共同体中，出现了有趣的“三棵树现象”。 第一棵树叫菩提树，树底下坐着佛教创始人，叫释迦摩尼，他在树下见证到了无上大觉，实现了道成肉身的伟大理想。菩提树是印度独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棵树就是李树，树底下坐着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李树主要原产地是西南亚，而不是中国，有几百个品种。李树有两种，一种是灌木，比较矮小，还有一种是小乔木的，最高可达8米左右。 李树跟菩提树最大的区别是，李树会结果，所以你会有果子吃。 第三棵树叫桫椤树，树下坐着另一个伟人——大雄，他是耆那教的教主，弟子们尊他为摩诃毗罗，即“伟大的英雄”的意思，简称大雄。这三个人都是从大树下诞生的，他们的生命模式一模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三棵树就像三个摇篮，分别哺育了三个圣人和三种伟大的教义，我称之为“神树效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需要我们把记忆拉回到公元前600年的轴心时代。在那个年代，印度被吠陀教所统治。吠陀教有一本规定非常繁缛的法典，叫做《摩奴法典》，里面对信众的个人生活方式，有极其详尽的规定，比如说，一个人过了50岁，头上长白发了，脸上布满皱纹了，你就必须滚蛋了，必须放弃一切社会资源，离家出走，到树林里待着去。这是古印度社会处理老龄化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美其名曰是“修炼”。 日本人的解决方案，据说是把老人放进箩筐扛到悬崖顶上去，有一部电影叫《楢山节考》，说的就是这类事情。中国有的地方会把老人放进山洞，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印度在这方面做的比较“人性化”，婆罗门教规要求你自动离家出走，走进树林，成为“林居者”，也就是找一棵适当的大树，然后坐在树下修炼，直到老死为止。 要是修炼一段时间你还不死，你的树屋也得让出来，因为还有更多人要退休，也要进林子找树生活，那你就得“升格”，变成“遁世者”，也就是彻头彻尾的叫花子，走出林子，以四处乞讨为生，直到饿死病死和老死为止。 读佛教经典《金刚经》，你会发现它开篇就讲述世尊拿着饭碗进城乞讨，讨到食物之后，回到住处，吃完了，收起饭碗，洗干净脚，然后盘腿而坐，开始谈经论道。这里描述的就是“遁世者”的生活方式。释迦摩尼最初是一名“林居者”，证觉大悟之后，则“进化”成了“遁世者”。 问题是，公元前600年前后，印度各地出现一个伟大的叛教运动，叫“沙门运动”。沙门指的是一群从事宗教变革的修士，他们要革除婆罗门教的繁文缛节，去寻求新的真理。 怎么改革呢？就拿释迦摩尼来说吧，他29岁就出家了，还有的说法是25岁。我们都知道，这个年龄正是为社会服务、奉献家庭的大好时光，而你竟然离家出走，抛弃社会责任，无疑是严重的违反教规行为。 第二种情况是老子，他跟释迦摩尼不同，一直活到了50岁以后才出家，所以道教典籍《抱朴子》说他是“生而皓首”。什么叫“生而皓首”，生下来就已经白发苍苍了嘛。这在日常生活里根本说不通，完全不合常理。所以历史上很多学者都质疑这点，说不可信。但假如你把它看作一个隐喻、一种象征性说法，故事就能说通了。在这里，老子的“生”不是肉体的诞生，而是一次精神上的重生。也就是说，他获得世界真理的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了，所以才满头白发。 虽然老子出家的时间，比较符合摩奴法典的规定，但他创立的学说，却充满了对婆罗门原型教义的批判和解构。婆罗门教认为50岁以后人就废掉了。因为老、弱、病、残这些状态，都是很坏的状态，是应该被鄙视和抛弃的。但老子在李树下悟出的真理，却彻底颠覆了这种陈腐的教义，赋予它们以崇高的意义。 《道德经》向我们严正指出，老的、弱的、病的、残的，还有柔的、阴的、小的、寡的、无用的，无欲的、无为的，甚至“无”本身，所有这些事物的属性，拥有最高的本体论价值，是需要加以赞美、推崇和呵护的生命状态。这就彻底颠覆了婆罗门教的世界观。如果不看到这个神学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老子思想的根源。 3 “老人哲学”的传与变 下面，我们不妨就老子的学说本身，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刚才已经表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老人哲学”，明确讲就是对婆罗门教的一次颠覆和解构，通过这种方式，他证明所有被鄙视和抛弃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主宰性价值。到了庄子手里，老弱病残这些哲学观念，就得到了进一步的美学化。庄子反复告诫我们，病残就是美，无用就是美，这些在世俗生活里遭到鄙视的事物，被庄周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他的逍遥游和齐物论，是“老人美学”的最高代表。 《道德经》向我们提供的，首先是“道”，而它的概念原型，出自印度吠陀哲学的两个基本语词，一个是“梵”，指终极实在，也就是那种超越和不可规范的唯一实在；另一个是“哩多”，跟混沌相对，指宇宙、人和德性的普遍规律，它是有序和周而复始的。这跟今天中国人对“道”的解释极为相似。这两个语词合成了老子之“道”的基本范畴。 第二，吠陀经，包括奥义书，已经出现了“有”和“无”，所以，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吠陀经里。吠陀经提供了“太一”和“气”之类的原型概念。印度四元素“地水火风”中的“风”，其实就是古希腊人说的“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元素。中国“五行”概念来自波斯祆教的五个神，所有没有“气”，战国以来的中国人，整合了这两组概念，把气放到比五行更高的位置。另外，吠陀经里很早就出现了“经络”概念，今天在瑜珈术里被翻译成“脉轮”，因为它拥有一个轮式结构。印度是七个脉轮的互相套叠，而《皇帝内经-素问》把脉轮打开，改变了它的轮式结构，让它沿肢体自然行走，看起来不像轮子，而是一种树形结构。 吠陀经文：道家思想的印度原型 此外，吠陀经注重聆听，它是人跟梵、哩多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吠陀文化重视耳朵的价值。老子也是如此，他不仅指李树为姓，还给自己起名叫“耳”——“李耳”，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字号，叫做“老耽”，这个“耽”就是大耳朵的意思。老子还教导我们说，“大音希声”。你看，他在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揭示谛听的伟大意义。 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因为同样源于吠陀经，所有也很强调听的意义。这种观念影响了所有汉传佛教的造像范式。我们看到的佛像，把耳朵都塑造得很大。佛、道是同门兄弟，有共同的耳朵崇拜，使用相同的盘腿、调息、观想等修炼方式，两者出自同一个宗教母本。过去对这种现象无法解释，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昭然若揭。 道德经里出现的关于车轮中毂和辐条的比喻，曾经被各种《奥义书》所大量使用，这也是老子直接搬用《奥义书》的一个明证。 还有就是老子出走的方式，史记说他骑青牛而西归，为什么牛是重要的？只有在印度教里，牛是神兽，它受到长期的礼遇，不能杀戮。但在中国，牛虽然很重要，却是可以杀戮和食用的，它只是农夫用来耕地的工具而已，没有神学价值。 老子对吠陀哲学又传承的一面，但也有强烈的改造意向。道德经已经不是原来的吠陀经了，而是在原型基础上，融入了大量再创造的元素。这就是先秦思想的“传”（传承）和“变”（变革）的二元特征。 4 墨家的犹太思想原型 先秦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先秦人吸纳了大量的外部思想文化原型。除了道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墨家。墨子学说，还有所谓的“宋学”，在先秦时代就像是天外来物，跟当时春秋五霸之另外四霸，文化道统截然不同，所以成为各国嘲笑的对象，什么“守株待兔”、“拔苗助长”、“趾高气昂”等成语，都是用来嘲弄宋国人的。毛专门写了文章，嘲笑宋襄公的愚蠢，宋襄公在战场上居然不杀受伤者，不抓老年人，抓住俘虏后，一看头上长有白头发了，立马放掉，叫做“不擒二毛”。要是打了一半，对方战车突然坏掉了，就必须等对方把车修好在继续打。这种贵族精神，在流氓风起云涌的东周，就是一个道德异数。 这个国家的贵族像墨翟，当然也就成了一个异数。作为宋国文化（宋学）的精华，墨家在中国土壤里是难以生存的。它的基本主张，像“兼爱”、“尚同”(平等)、“节用”、“非攻”等等，都是今天的人类共同价值，但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终究还是被儒家干掉了。 先秦思想家墨子，可能拥有犹太拉比的背景 我曾经做过一个文本比较，把墨子的文本拿来跟新、旧约做比较，把墨子讲的“天”跟基督教的上帝比较，会发现两者之间极其相似，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在这里一一陈述。 当年，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了以色列，犹太人向全世界逃散，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离散”事件。其中有一支携带古犹太教的信仰到达远东，应该就在中国河南一带。墨子的行为方式跟犹太人的教派极其相似，比如法利赛人，早期的古犹太教生活方式简朴，而且纪律极其严明，犹如地下帮会组织，主要成员大多是下层小生产者，如工匠、农夫和渔夫等等，墨子的团队也是如此。他的墨家组织，可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会组织。 更有趣的是，墨翟的“翟”，上古拟音叫rag，而rag跟犹太的Rabbi非常相似，墨家组织的领导人叫“钜子”，Rabbi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巨大”，语义上也完全一致。这些都是很好的语言考古的证据。我们知道，考古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考古学主要针对实物，而广义考古学还应包括语言考古、文献考古和生物考古，等等。 5 十二金人的神秘来历 下面我再花点时间，讲一下波斯制度对秦帝国的影响。秦跟波斯帝国有着非常暧昧的关系。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00—300年之间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著名的皇帝如居鲁士和大流士，曾经是世界上领土最广阔的超级帝国，不幸的是，它遇到了一个死对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个战争天才灭掉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覆灭之后，它的贵族和骑士阶层。也就是上层祆教徒，开始向四处逃迁，其中一部分向远东地区逃迁，这里面又分为两支，其中的北支，经新疆和河西走廊，进入甘肃和陕西一带，它的大本营位于今天甘肃临洮地区，中国历史上称其为“狄人”。它的南支经过印度、泰国、缅甸等地区进入中国，聚居于楚国南部，也就是今天湖南衡阳一带。祆教的先知是琐罗亚斯德，因为崇拜火焰所代表的光明力量，被中国人误以为“火神”，叫他为“祝融”，他的主祭神庙，就在南岳衡山的主峰祝融峰上。 逃迁到秦国的那些波斯人，成为秦国的政治幕僚和工匠，完全融入了本地生活。虽然波斯帝国在300年前就已经灭亡，但这些侨民还是向秦始皇和李斯提供了很多它的政治管理经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明结构——“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还有人工水渠和豪华陵墓。有的学者提出，烽火台也是从波斯学来的，秦始皇造的长城，真正连接起来的非常有限，大部分是孤零零的烽火台。史书上描写的“烽火戏诸侯”，是说西周就有了烽火台，但那不过是小说家的演绎。真正的烽火台，应该从秦才开始出现。陕西省考古队的研究还发现，就连秦代青铜水禽的铸造技术，也是从西亚和地中海一带学来的。 秦始皇通过居住在秦国一带的波斯难民，吸纳了大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治管理经验 秦始皇陵考古队长段清波，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秦的出土文物来源做了进一步考证，证明秦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更小的实物细节，比如箭形壶、凹形槽板之类。 秦帝国学习波斯的核心证据，是“十二金人”。为什么秦始皇“消天下之兵”，铸造了十二个巨大的铜人？为什么是十二个，而不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 “五数”模式？中国人不是信奉五行吗？中国本土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二神体系，唯一关于十二神的记载，出现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里，他们有一些非常古怪的神名，一看就不是本土的东西。 在亚洲文化共同体里，只有波斯拥有类似的神祇组合，那是祆教的十二月神体系。袄教的崇拜体系是按月份排列的，每个月一位大神，加起来总共十二位。十二金人，就是十二位波斯祆教大神。东汉学者皇甫谧对《史记》做了很仔细考证和注释，说那十二金人，是照临洮地区的“长狄”模样铸造的，而这个所谓“长狄”，指的就是个子比较高大的波斯侨民。秦帝国居然使用这样的“狄人”模特儿作为“金人”的原型，这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文献佐证吗？ 为什么秦始皇要用波斯众神来震慑自己的国民呢？因为波斯文明太强大了，一旦背后有强大的波斯帝国支撑，六国贵族就没有翻天的胆量。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恫吓。毫无疑问，秦帝国没有吸纳祆教的内在教义，也没有学到大流士的宽容大度，它的金人，充其量只是一些玩偶而已。它们无法捍卫这个本性残暴的政权。 6 文明发生的三项基本原则 下面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重申文明发生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无论是世界上哪一种文明，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发生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明的交互原则”。先秦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性跟伟大性之间是成正比的，越是开放，就越是伟大，反之，越是闭关自守，就越是孱弱和空虚。任何一种自我闭合的状态，都不可能诞生老子和墨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 就中国宗教史而言，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发展势头明显不如佛教，这是因为佛教不断从海外输血，不断有新的圣徒进入，一会儿是迦叶摩，一会儿是达摩，一会儿又是谁谁谁，真是前赴后继。不仅如此，中国还不断有僧人去西天取经，像法显和玄奘，他们都成了人人传颂的文化英雄。佛教并不避讳这些外部输血的过程，相反，他们对此无限自豪。但在道教那里，这种外部关联却成了忌讳。道教拒绝谈论它的教义源头，也拒绝从异域吸纳新的血液，结果只能不断衰退和萎缩。道教跟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而这是道教界人士应当反思的问题。开放性而不是自闭性，将是中国未来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此外没有其他任何捷径。 第二是“文明的模仿原则”。华夏农业文明已经死亡。当年鸦片战争给了它第一刀，后来又从农业精英、土地制度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给了它致命的几刀。农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了农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把大门打开，让西方文明以投影的方式，重新投射到这片废墟上来，这样的文明，我称之为“投影文明”。投影文明的本质属性就是山寨、拷贝和模仿复制。中国制造业的基本语法，都是山寨的语法，而这无疑是由文明的本性所决定的。 第三是“文明的转化原则”。山寨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你足够开放，即便你从山寨开始，总有一天会转向原创，就像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吸纳过如此多的优秀思想，但最后都转化了。中国人的聪明天性里，有极强的转化能力。 五行的原型是波斯的五个神，而波斯神系则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神系 “五行”最初来自波斯的五个神，分别叫做金神、木神、水神、火神和土神，但邹衍把它们转变成五种哲学元素，这是从神学到哲学的重大转型。阴阳说也是如此，人家早就有了，但在阴阳家手里做了更大的升华，成为解释宇宙的基本模型。经络说来自印度，但我们在七脉轮能量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富创造性的穴位说。所有这些异域文化原型，都在本土得到了有效的转化，证明中国人有很强的文化消化能力，它们是在原型基础上的二度创造。外部原创能够制造强大的激励效应，点燃中国文化的再创造激情。 在哈佛的短暂时日里，我听到的最具启示性的是哈佛校训：“追求真理，如人饮水，至死不渝，日日清空。”其中这“日日清空”四字，正是哈佛大学得以雄踞全球大学榜首的奥秘。对于身负数千年文化包袱的中国人来说，唯有不断清空历史，清空各种文化垃圾，不断追求人类真谛，我们才能负起改造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重任。 谢谢大家的倾听。（全文完） （感谢王开元先生提供现场录音速记稿。本演讲稿系根据速记稿整理修改而成）

1 给三星堆王国画像 在探索三星堆之谜的进程中，东晋人常璩编撰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往往率先跃入人的视界，成为大多数巴蜀文化研究者的主要文献依据： 《华阳国志》 “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在这段文字中，恐怕只有关于“纵目”记忆可以落实，其它似乎都不甚可靠。问题的关键在于年份。“周失纲纪”，这应是平王东迁洛阳后的事情，此时蜀候率先独立称王，那最快也是公元前770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时间段，跟活跃于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三星堆王国，应该没有太多干系。 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华阳国志》弄错了时间。这个原住民政权，也许就是活跃于前1250年至前650年的金沙王国，并按蚕丛、柏灌、鱼凫和开明的顺序形成传承序列，所存在的时间，比《华阳国志》的说法提前了300—400年。在望帝杜宇之后，《华阳国志》才逐渐走向信史，而此前的69个字，都是《山海经》式的“道听途说”。这显然是包括《史记》在内的所有“正史”在溯源上的共同困境。 鉴于文献记录无法作为主要研究依据，我们便只能倾听那些出土文物的沉默的自白了。它们试图告诉我们，尽管三星堆文明成分驳杂，却是典型的外来文明，向我们展示出高度开放的成都盆地的“全球化”特征。 青铜纵目人面具 顺便提一下，文字是公认的文明衡量标准之一，而“巴蜀图语”到底是图是字，有待仔细甄别，因而，三星堆究竟属于“文明”还是前文明的“文化”，暂且还没有定论。只是基于对这一壮丽的青铜文化的敬意，本文冒昧在此使用了“文明”一词。 根据现有文物推断，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土著期（前2800－前1300年）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属于新时期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 第二期为插入期（前1100年-前900年），又可称为“王国期”，大量青铜器突然闪现，毫无征兆，器型诡异，风格跟第一期截然不同，显示有外部先进文明强行插入。 第三期为后焚毁期，插入式文明遭到解体，但本地余韵犹存，而且在百里以外的金沙村一带，有被轻度沿袭、模仿和复制的迹象。 现有的研究报告，试图抹除三个时期、尤其是“土著期”和“插入期”的迥异之处，将其视为一种连续的自我继承关系。而在我看来，真正值得谈论的，恰恰是那个短暂的“插入期”，它跟原住民缔造的第一期文化有本质差异，而非基于华夏文明的“次生文明”。 我们已经发现，三星堆可能是政教合一的王国，其统治阶层来自异乡，其人类学表征为窄脸、大眼（平目或纵目）、高鼻（鹰钩鼻或蒜头鼻）、大耳（招风或贴颅）和阔嘴（延及耳根），脸部轮廓具有显著的凹凸风格。 那种认为此类造型属于“艺术夸张”的说法，似乎不足为信。任何浪漫主义的神话想象，无法超越本地居民的日常审美框架。在一个平脸、小眼和低鼻的世俗世界里，祭司们凭什么要去塑造一种跟本民族体征背道而驰的形象？他们为什么认定这样做是对的？在已知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印度河文明中，从未发生过如此不合逻辑的怪事。 三星堆博物馆网站对上述头像的细致描述，颇值得我们玩味—— 戴发髻青铜像 这是二号坑C型人头像中的戴发簪头像，系采用浑铸法铸造。人像整体造型优美，神完气足。其头型为圆头顶，头上似戴头盔。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两端有套固定发饰。人像面部特征为蒜头鼻，阔口，其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原应为彩像。一般认为，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一般平顶头像所代表的地位高。 这段文字绘形绘色地告诉我们，该造像所依据的，正是常见的写实主义原则，它借助面部结构特征、发型和头饰的尽悉刻画，再现了现实人物的原貌，甚至可以据此推断出原型人物的社会地位——三星堆王国的领导阶层，从而令“浪漫主义夸张想象”的说法变得有些尴尬。 我要在这里重申这样一种观点：从公元前4000年到前600年的轴心时代，从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存在着一个地域广阔的西亚/埃及文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亚文明共同体”），其特征就是“巴别神系”及其对应的神庙和祭拜体系、人口聚集的城市、青铜铸造技术、发达的海陆两栖贸易，还有基于象形文字的抽象字符（如楔形字），以及狂热的黄金崇拜（埃及尤甚）。 电脑复原的乌鲁克城 神鸟生命树、黄金面具和权杖、南亚象牙和印度洋贝币，所有这些三星堆出土物品，足以证明它跟“西亚文明共同体”的同质性（参阅拙著《华夏上古神系》下卷第七章）。亚述帝国对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的全面征服，强化了这种共同体的内部联系。 该共同体涵盖古埃及人、苏美尔人、闪族人和印欧人等，并拥有（或部分拥有）近似的人类学体征：长方脸、大目、高鼻、大耳和阔嘴，以及由此形成的凹凸分明的面部轮廓 即便如此，这个盆地小国的民族结构仍然是多元的。它的王族、祭司和铜匠，正如青铜雕像和面具所塑造的那样，属于西亚人种，并以筓发为辨认标识，但人数有限；而它的民众则是以辫发为标识的原住民，他们是聪明的蚕农，为数众多，在国王和祭司指导下勤勉地劳作。蜀锦成了这种跨文明合作的伟大成果。我非常乐意向公众描述这样的乌托邦场景，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体多元”的社会组织结构。 三星堆是青铜和丝绸的双料文明，由外来的青铜人和本地的蚕桑人所共同打造，软（丝）硬（铜）兼具，阴阳互补。三星堆也是杂交文明的一个历史范例，它以强行植入金属文明的方式，推动了本地丝绸文化的飞跃。 与此同时，它的文化形态也展示出“一体多元”的特征：以“西亚文明共同体”为内核，以当地宝墩文化为基底，以长下游文化（良渚文化）和黄河文明（殷商文明）为补充或环衬，形成耐人寻味的拼贴结构。 尽管三星堆王国跟西亚共同体有高度同质性，但人们始终无法确定它的具体来历。它的遗产跟其它文明考古遗存截然不同，没有文字和人类尸骨，似乎有人在蓄意隐瞒其真实身份。它显得如此神秘，突然涌现，却仅存活了两三百年，而后突然退场，犹如一颗灿烂的文明流星，只为我们留下有关纵目神的记忆。 四川地形图 2三星堆王国的丝绸贸易 目前正在清理的编织物若真的是丝绸“绮”（亦有发掘者从中识别出了蚕丝蛋白），便证实了我几年前的断言：三星堆王国是早期东亚丝绸业的主要组织者，而且是华夏丝绸文明的真正源头。 四川盆地的北方和东方强敌环伺，充满各种危机，而西部人口稀疏，不足为患。但正是险峻的山川地形壁垒，令其成为一个优良的生物庇护所。就在公元前1500年—前1200年前后，一群来自西亚某地的逃迁者，基于某种我们无法获知的原因，携带先进的青铜文明，从南方通道进入成都盆地，在那里定居，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无名氏”王国。 这个王国发现了蚕丝的秘密，进而将其培育成一个庞大的丝绸制造业，形成桑树种植、采桑、养蚕、缫丝、织造和运输等完整的生产序列，全面开放了南向的贸易口岸。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条丝路，经云南、缅甸、泰国而跟印度次大陆（孟加拉）发生直接对接，并通过印度跟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叙利亚和埃及保持间接贸易的关系。所谓间接贸易，今天叫做“转口贸易”，它具有一个类似田径接力赛的结构。 考古人员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 三星堆王国的势力范围，不仅扩展到印度次大陆，而且也跟临近的黄河文明（青铜尊和罍）、良渚文化（玉琮）以整个东亚文化（牙璋）保持着有限的贸易往来。这种沟通并非全面开放，不会因此瓦解三星堆文明的精神内核。封闭是王国得以续命的重要保障，一旦向中原开放，它就会被骁勇善战的黄帝族迅速吞灭。 对它而言，也许只有南方边境才是唯一安全的，那里居住着氐羌土著和来自北方的东夷族人，他们是矿工、商贩和脚夫，不仅提供丰富的东川铜矿石，还是三星堆王国的拱卫者。正是这条畅通的贸易通道，为三星堆带来短暂而辉煌的繁荣。 印度无疑三星堆丝绸的首个受益者，据吠陀教文献描述，大神湿婆酷爱黄色丝织品，而且在他的无数雕像上，都留下了穿戴丝绸织物的清晰印记。但全球丝绸贸易的最早实物证据，却来自一具埃及古城底比斯国王墓地的木乃伊，死者是一名30-50岁的妇女，在她的头发中意外发现了公元前1000年的丝束。而这个年份，跟三星堆王国的生命周期密切呼应。 此前曾有记载称，公元前一世纪，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的性感内衣，使用了质地紧密、手工精巧的丝绸面料。但这似乎只是一个孤例。埃及直到公元后四世纪才普遍使用丝绸，由于这个缘故，埃及学者对这一发现心存疑虑。但经过显微技术，红外光谱分析以及化学成分分析，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确认，木乃伊上的纤维材料就是丝绸，而且“几乎肯定是中国制造”（参见John Noble Wilford：New Finds Suggest Even Earlier Trade on Fabled Silk Road，纽约时报，1993年3月16日）。 大多数中国和西方研究者，受张骞“凿空西域”说（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的误导，认为早期丝绸之路，是一种由骆驼商队描绘的道路网络，从中国西安起始、经过中亚诸王国、绿洲贸易站，抵达西亚、欧洲和北非，涵盖了沙漠、戈壁和欧亚大草原等多种地貌。但历史事实却是，公元前1500—1000年前的丝绸贸易，是由三星堆王国独立推动的，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直到这个王国覆灭，东亚的丝绸的主要输出渠道，才转向较晚形成的北方网络。 在输出丝绸的同时，三星堆王国从南亚大量购入南亚象牙，这是目前唯一能够证实的舶来品。象牙饰品是“西亚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流通品，同时也在东亚的饰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河姆渡遗存到殷墟妇好墓，都有它们的高贵身影。它还因具驱魔作用而被用于祭祀仪式（见《周礼注疏》）。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 但东亚本地大象在商周两朝被大量杀灭，需要由外部输入加以补充。三星堆王国囤积大量象牙，主要不是自身需要，而是作为“转口贸易”重要物料，通过长江和北部山区秘道输出，为黄河和长江文明“锦上添花”。正是这个缘故，应该把这条贸易通道的名称，由“南方丝绸之路”（一种单边贸易的错误提法）改为“丝牙之路”（silk-ivory road），尽管它听起来有些怪异，却更符合双向贸易的商业本性。 3 三星堆文化的异乡神 既然三星堆王国的领导阶层，来自“西亚文明共同体”，那么它一定会随身携带该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识别工作充满难度，但还是能从中辨认出某些有趣的埃及元素。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眼形器。除了那些直线菱形结构的青铜眼睛，还有一只半残的左眼，前端有鸟嘴式的眼眦结构，尾部残缺，可能是一个上翘的眼尾—— 青铜眼形器 下图是埃及“荷鲁斯之眼”的流线型结构，它拥有一条跟上眼睑平行的眉线、一个垂直的泪滴，以及一条尾部卷曲的飘线，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它跟“三星堆之眼”的“异质同构”。 荷鲁斯之眼 荷鲁斯（Horus）是负有盛名的天空之神和法老守护神，人的身体，带有猎鹰或游隼的头部。后跟日神拉（Ra）发生合并，叫做拉-荷鲁斯。由于荷鲁斯被沙漠之神赛特挖出左眼，只剩下一只左眼（右眼为日神拉的眼睛，又称“拉之眼”），所以祂是“独眼神”，世称“荷鲁斯之眼”，代表太阳的崇高价值，并具有强大的巫术力量，象征牺牲、治愈、康复和庇护。直到今天，他都是全球时尚设计界的灵感源泉。 现在还无法断言的是，三星堆出土的纵目神，究竟是荷鲁斯的东亚变体，还是另有其神。但无论如何，由荷鲁斯崇拜引发的眼睛崇拜，由眼形器扩展到纵目神面具，成为三星堆神学的重要标志（参见拙作《三星堆文明的眼睛巫术——纵目神的崛起》）。 无独有偶的是，三星堆还出现了荷鲁斯母亲伊西丝（Isis）的象征物——五芒星盘，她是最受埃及人崇拜的金星女神。不幸的是，它被中国考古人员误认为太阳的标志—— 太阳轮形青铜器 这种看起来很像车轮的五芒星盘，虽然具有“普遍价值”，出现于几乎所有文明的图像体系中，但其最早现身的地点，还是古代埃及—— 古埃及墓葬浮雕图像 在第二幅墓葬浮雕图像中，代表伊西丝的五芒星盘高悬上方，她是亡灵和幼童的保护神。星盘下方为象征重生的圣甲虫，再下方的圆盘（带有向下的芒刺）是太阳，它的左右分立着两位狗头人身的阿努比斯（Anubis，冥界守护者），它们相向而立，手里分别托着日神“拉之眼”和“荷鲁斯之眼”，它们被一起召唤到墓穴，以庇佑死者早日获得重生。 金星女神伊西丝和儿子荷鲁斯的联袂现身，正是埃及神学渗入三星堆神学的图像证据。 跟荷鲁斯相伴的另一名神祇，是古埃及最活跃的侏儒神贝斯（Bes，Besu）。他长有一副丑脸，戴羽冠，大耳，蓄须，罗圈腿，还喜爱把两手放在膝盖上。他是战神和分娩神，特别擅长保护妇女儿童，并常与青年荷鲁斯出现于同一场合，以保佑他茁壮成长。荷鲁斯和贝斯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以后演化为一个复合神，叫做“霍贝斯” （Horbes），一望而知是荷鲁斯和贝斯两个名字的叠加—— 埃及贝斯神像护身符 正是鉴于贝斯跟荷鲁斯之不可分割，所以他也成了三星堆神话中的成员，混迹于祭祀坑的葬品里—— 三星堆贝斯小雕像 上图中的三星堆贝斯小雕像，跟埃及贝斯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怒目圆睁的狰狞丑脸，戴羽冠，大耳，罗圈腿，两手置于膝上。所不同之处是，羽冠发生折叠，而且省略了胡须（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造像普遍放弃了西亚的蓄须传统）。 我们就此面对着一个来自埃及的异乡神家族——荷鲁斯（荷鲁斯之眼）、伊西丝（五芒星盘）和贝斯（雕像），他们三位一体，构成三星堆神话的埃及板块。这种来自埃及的“文化渗透”，不仅发生在中国西南地区，还发生于东部沿海的良渚和齐鲁，为东夷族的少昊崇拜提供精神原型。而那是海上丝路和转口贸易的必然结果。 然而，由异乡神构成的埃及日神崇拜板块，只是三星堆神学的一小部分，这个驳杂的多神教体系，似乎还应包括苏美尔-亚述、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印度河诸文明的各种疑似片段，但对它们的确认，有待于新一轮考古提供更多的实物证据。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K3（3号坑）出土的部分文物 4 一场残酷的神学战争 三星堆遗址从未发现实用兵器，一、二号坑的61把铜戈过于单薄和柔软，无法投入实战，只能是用于祭祀的象征性礼器。这种零兵器状况似乎在向世人暗示，王国既无外部入侵之虞，也无内部造反的危险。它看起来如此富庶，国泰民安，没有暴力维稳的政治需要，呈现出和平安详的容貌。但这只是考古场景所营造的错觉。 三星堆王国的覆灭原因，始终是史学界难以索解的悬谜。鉴于险峻的地理优势，可以排除盆地外“敌对势力”的因素。它的敌人只能来自两个方向，第一是王国内部的下层原住民；其次是分布四周的酋邦（例如宝墩文化区发现的六个城市聚合体）；其三是上述两种力量的内外夹击。 这种假设促使我们对其结局做进一步推论。也许是因为财富引发的权力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它在晚期出现了政治危机，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没有实战兵器的王国卫队，无力镇压叛乱。而更大的可能是，毗邻的酋邦诸国日益强大，由绵羊变成虎豹，觊觎邻国的财富，里应外合地把它灭了。 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知道实施大规模“燔祭”的主体究竟是谁，是那些成功的入侵/造反者，还是落败逃亡的王国领导人？而后者显然是主流研究者所希望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三星堆和金沙之间建立承继关系，描绘巴蜀文化自我延续和线性演进的完美图式。 但令人生疑的是，三星堆王国领导人为什么要进行如此激烈的“燔祭”，将本国的治国重器全部砸坏和焚烧？而且逃亡本应是仓猝之举，但“祭祀坑”的方位和朝向却有悉心规划的迹象，实在令人费解。仅仅为了准备大量焦炭，就须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此种逃迁前的祭祀行为极不寻常。 有一种解释称，这是因为逃亡无法随身携带重器，只能就地毁灭。假如这是真的，那么逃亡者为什么还要抛弃便于携带的丝绸织物和小型玉器？不仅如此，黄金是逃亡中进行临时交易的重要资本，居然也被主人轻率地焚毁埋葬，其行事方式显得殊为可笑。 一个繁荣的王国无端烧掉自己的全部神器，搬迁到一百华里以外的新居（如此短近的距离，令搬迁的意义变得非常可疑），同时患有严重的健忘症，在保存黄金制作技术的同时，丢失了自己的纵目神信仰及其发达的青铜技术。这种快速自我退化的行径，不符合国家生存的基本逻辑。 几乎可以断言，“燔祭”只能是造反/入侵者的手笔。由于惧怕前政权的神灵，必须举行一个精心策划的仪式，用木炭点燃上千度高温的火焰，砸烂和焚毁它的全部神器，包括属于神学体系的黄金面具。那些带圆孔的黄金饰片和丝绸织物，可能源于国王和祭司的袍服，所以也同样难逃厄运。最后，开挖跟王国宫殿朝向完全一致的矩形土坑（这是同构巫术的一种，可以强化巫术的感应力量），将那些令人生畏的事物彻底销毁。 毫无疑问，只有极度强烈的宗教恐惧，才能迫使胜利者放弃物质贪欲，拒绝黄金的诱惑，而将敌人的宝器尽悉毁灭和掩埋。 耐人寻味的是，燔祭运用了中原常见的朱砂巫术。这种朱砂往往被涂抹在尸骨/人像/面具的五官孔窍、还有箱体/棺椁的内侧等。它的语义无疑是双向和自我悖反的，它既能庇护死者得以重生（红色犹如鲜血，是生命力的重要象征），又能阻止心怀怨恨的亡灵从冥界溜出来，侵扰在世亲属的日常生活。这种巫术起始于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延续至青铜和铁器时代，并泛见于整个东亚/泛太平洋地区（包括美洲的玛雅文化和印加帝国）。 朱砂 朱砂巫术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神学体系，而跟三星堆王国的“三观”严重不合。西亚文化共同体的神学，只支持黄金美学，并不支持朱砂巫术（例如在巴比伦，朱砂仅用于绘画颜料，参见《旧约·以西结书》）。这种分化景象也支持我的推论，即烧死“诸神”的主凶，并非三星堆王国的祭司们，而是那些原住民群体，只有他们才擅长使用朱砂这样的“辟邪”毒物，对前朝神器进行焚毁前的涂抹和抛撒（其中有的可能仅用于人像着色，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甄别）。显然，这不是在为已经溃败的移民政权祈福，而是要封杀那些神灵的法力，以免它们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击碎胜利者的政治梦想。 这是一场典型的神学战争，而且还呈现出古怪的拉锯战形态。考古人员发现，各“祭祀坑”的年代其实并不一致。只有一种原因能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在第一次战败后，那些异乡移民东山再起，击溃本地土著权力，实现了文明的复苏。又过了若干年，土著权力再次发起攻击，并进行新一轮的圣器焚毁。没有任何文明能够经受住这种绞肉机式的反复摧残。三星堆王国几经起伏和挣扎，终于消失于历史记忆的缝隙之中。 从金沙遗址提供的文物证据看，新政权只接管了三星堆王国的小部分事务，如黄金美学（如黄金面具与神鸟箔片）和象牙贸易（如大量象牙原料及其半成品），并拥有来自良渚的罕有宝器——十节玉琮等等，此外，它保留了作为地缘经济基石的蚕桑技术，此后好像还开发出筇竹杖和甘蒟酱之类的农副产品，如此等等。但三星堆王国的神学重器，以及支撑该体系的青铜铸造/焊接的先进技术，都已荡然无存。 金沙青铜“小立人” 目前仅有的金沙青铜“小立人”（高度仅为6.2厘米），面部扁平，眉弓突起，颧骨高耸，蒜鼻，戴冠，脑后为仔细梳理的发辫，其容貌、装束和气质，都完全融入当地原住民社群，而跟三星堆造像出现了质的区别。成都平原的造型美学，终于排除异端，接驳本土的浓郁“地气”，重归纯正的蜀人文化血统。 迷你“小立人”显然是一位祭司，他手握活蛇的姿势，是对“大立人”的刻意模仿，显示其拥有祭祀的最高权力。他试图告诉我们，在金沙王国，蚕农出身的辫发族，已经翻身做主，过上了坐拥权势、财富和名望的理想生活。 受到高调张扬的“太阳神鸟”金饰，外缘直径12.5厘米，厚度0.02厘米，还不到一只巴掌大小，充其量只是一件小型饰物，连普通祭器都谈不上，更遑论核心神器，跟三星堆重器——通高396厘米的生命树、通高260.8厘米的“大立人”、高66厘米、宽138厘米的铜纵目面具、以及新发现的预计重500克的大黄金面具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虽然制作精美，但仅凭这种细小而轻薄的体量，似乎难以承担日神崇拜的符号学重任，更不能成为新王国的信仰核心。它不过是三星堆神学残留的碎片而已。 “太阳神鸟”金饰 为营造祭祀现场的视觉冲击力，神器应当具备宏大尺度，这是构筑神圣宗教仪轨的第一要素。正是基于这个原理，小箔片被博物馆放大30倍，做成了大型圆雕，最终升级为成都市的形象标识。但这是时隔三千年后放大体量的结果，它制造了“重器”的错觉，却跟“太阳神鸟”的原型相距遥远。 我要在此重申，由于成都地区严重缺乏日照，当地居民渴慕阳光，金沙王国有限吸纳了三星堆的太阳信仰，甚至部分祭祀仪轨的形式，却彻底抛弃它的崇拜核心——纵目神，摧毁了原有的神学框架，由此制造了“买椟还珠”的逆向效应。无论在文化的性质、体量和等级上，金沙都不是三星堆的真正继承者。 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历史场景：那些无畏的古蜀战士，挥动发辫，手捻朱砂，焚烧神像和“洋货”，驱赶或处死“西方传教士”，经过许多年的顽强斗争，终于推翻“殖民者”的统治，终结“西方文明”，实现了本土宝墩文化的“伟大复兴”。 三星堆王国覆灭的原因，至此已经昭然若揭。

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纵目面具 眼睛巫术：纵目神的崛起 广汉遗址的“成果”，全部出自“祭祀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文物是诸多形态的“眼睛”，它们包括：铜面具上的“纵目”（最长达30cm）；青铜面具上的杏形大眼；数十个成对的“眼形器”，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物理形态，周边有榫孔，以便单独悬挂或组装。如果再加上历史上马明王神像、灌口二郎神像和川主神像之额上的竖眼，那么这些所谓“纵目”，实际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水平状态并向前作圆柱式突起的凸目；2.垂直状态但与脸部处于同一平面的竖目；3.占据面部四分之一的巨目；4.各种自由状态的散目。所有这些眼形器物，构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眼睛崇拜。 眼睛崇拜在上古文献中业已初露端倪。《海外北经》记有“一目国”，并称“一曰有手足”。《海外西经》描述“一臂国”，还说它“一目而一手”，所谓手足，疑是对蚕虫外形的一种误判，正确的记法应为“一目一蚕”形，而这正是甲骨文“蜀”字的写法——等。而关于“目”的最具特色的解释，是认为此“目”并非人眼，而是野蚕头部的一对眼形黑斑（眼斑）（1）。 这一观点试图勾连蜀人跟养蚕业的密切关系，却并不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只有家蚕才能吐丝结茧，但它却没有这种必须的眼斑。养蚕者没有必要撇下自己饲养的家蚕，而去崇拜一种关系遥远的野生物种。还有学者由望远镜得到启迪，认为纵目是某种测量距离的仪器（2），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在没有安装玻璃透镜的前提下，任何拿着两根空管子去观看天文地理的，都是以管窥豹、坐井观天的可笑之举。那种关于纵目是“甲亢患者表征”的说法，更是令人目瞪口呆。甲状腺亢进可能是一种遗传学病态，它可能存在于极少数人群（如一个家族或一个近亲结婚的村庄）之内，但泛化为整个大数量种群的遗传表征的概率，几乎为零。只有《华阳国志》说法比较符合人的常识，它声称“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甚至其墓葬亦称之为“纵目人冢”。这就意味着“蜀”字里的“目”字，非但属于人类，而且还属于一个神话中的伟大国王（包括他的子民）。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分歧，它逼迫人对此做出必要的回应。 三星堆眼形器：它们到处涌现，镌刻在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上，仿佛是一枚简洁而易于辨认的神徽，向世人昭示一种明亮的存在。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眼睛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器官。金文如此描述位于社会最低等级的“民”的形象的——。这是眼睛被一柄锋利的针（锥）形物所刺瞎的场景。它意味着“民”就是盲眼的失目者，并需要来自伟大领袖的引领。但这场景的更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民”并非天生的盲者，而是被蓄意刺瞎的。权力制造了“民”的盲目性，并且判决后者永远与黑暗为伍。而国王或祭司却完全不同。他们拥有大而明亮的眼睛，并藉此洞察尘世的所有细节。眼睛即权力，大眼睛更是强大权力的象征。但在汉字中，除了“蜀”和“夏”以外，人们找不到用眼睛来描述或形容帝王之伟大性的先例。对眼睛的毫无节制的颂扬，是古蜀国（广汉文明）或夏酋邦的独特属性。它们到处涌现，镌刻在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上，仿佛是一枚简洁而易于辨认的神徽，向世人昭示一种明亮的存在。 在前面罗列的蜀王世系表中，权力的命名往往跟眼睛有关。“蜀山”之“蜀”，是一条蜷曲的生物（蚕虫或爬蛇）顶着一只硕大的眼睛；杜宇死后的谥号“望帝”之“望”，是个典型的眼球动作，在民间传说中，它要表达对失去的生命、权力与爱情的无限留恋，而事实上，“望”却是一种登山望远的巫术，它要通过眼睛的眺望来控制远方的敌人（“异族”），削弱其力量，并最终达到消灭的目的（3）；由此可以推断，“开明”一词，就是对这种远程巫术所行使的反击巫术，通过“回望”与“开明”（以“日月之辉”来祛除“眼光”），击退前任国王的魔法进攻。这些由统治者制造的“眼睛语词”，暗示出一个重要事实：眼睛是施行政治巫术的核心器官。 在蚕丛所管理的版图中，有一个叫做“瞿上”的城市，据说是蚕丛的都城（4），而“瞿”字在甲骨文中即为两对眼睛状；而在长江中游的楚国地界，还有一个叫做“睽”的小国，也以眼睛为自己的神徽，似乎是古蜀国的一个东侧支脉，它们延展了眼睛巫术的战地。 假如从更大的全球范围观察，眼睛从来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宗教器官，它代表了伟大的日神，它是日神的标志物。而这种眼睛，出现在商人发明的甲骨文字“日”字里——；也出现在古埃及日神荷鲁斯和拉的形象里——太阳是荷鲁斯的一只眼睛，而拉的女儿哈托尔则是拉的眼睛；它还出现在印度日神苏里耶的形象中，成为祂额头上的“第三只眼”（四川灌江口二郎神的原型），甚至出现在战国和秦汉关于舜的“重瞳”（两个瞳孔）描述之中，这种重瞳性是日神的重要隐喻。舜是一位彻底世间化的日神，尽管被汉儒做了精心包装，祂最终还是露出了很大的“马脚”。 在广汉出土的珍宝里，出现了不少跟日神崇拜密切相关的器物，它们包括三株生命树、树上的十只太阳鸟（一说为九只）、莲花形花苞，以及一对五幅轮形器和高柄豆圈足上的“臣”字纹章（内含显著的鸟形大眼，估计可能是戎夏的族徽，因为在二里头二期也曾出现）（5）。在亚述，日轮战神阿淑尔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形象被描述为长有羽翼的太阳圆盘，这一形象显然受到来自埃及太阳神拉、阿吞和鹰头神荷鲁斯的影响。在埃及太阳神庙或莎草纸绘画上，到处是这种诡异的眼睛标志—— 荷鲁斯之眼 这种眼睛最早被称为荷鲁斯之眼（EyeofHorus），是鹰头神荷鲁斯一对日月眼中的一只，以后因其形象跟太阳神拉（Ra）混合，所以该眼睛也成为拉的象征物。该符号包括眼珠、眼眶及其后端水平延伸线、弧状眉毛、眼下垂直短线和向后的卷曲弧线，滨因其神秘而富有压迫感的装饰风格，在现代首饰设计中被广泛引用。 眼睛偶像的诞生 但更为诡异的是，眼睛并非只是日神的标志物，作为一种洞察和照耀一切的器官，它还要从日神那里分离出来，成为近乎独立的巫术器官，那就是“眼睛偶像”（Eye idols）。英国考古学家在挖掘两河流域北部（今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遗址（Tell Brak）时，发现了极其古老的宫殿遗址（4000 B.C.），内部还套有一座皇家寺院，从中发掘出数千个各种形态的眼睛偶像（3700~3500 B.C.）。该寺院因而被称之为“眼寺”（Eye Temple）。 这些“眼睛”显然是用以实施巫术的重要法器。人们至今还不清楚这种巫术的具体含义，但它无疑是卓有成效的，鼓舞着来自各地的魔法师在此朝觐和学习，以致“眼寺”可能是一座眼睛巫术的训练基地，而数千个眼睛法器则充当了某种“教学用具”。这些形态各异的巫具，可能分别代表着功能不同的巫术。这场大规模培训的结果，是眼睛巫术的广泛兴盛，并对整个西亚宗教产生深远影响。 美索不达米亚的布拉克遗址中发现的部分“眼睛偶像” 由于眼睛偶像的面部结构类似蜻蜓，故有人将其称为“蜻蜓眼”（Dragonflyeye）。眼睛的具体形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是在8字形上以阴线刻出眉毛和眼眶，并在眼眶中央刻出圆形凹坑来代表瞳孔，而另一种更为抽象的图式，则是在一个圆锥体两边做出一对圆柱体，并在圆柱体上打前后对穿的圆孔来表示眼球，后者跟广汉青铜纵目面具上的圆柱形瞳孔颇有神似之处。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中一部分的石料，居然跟“中国玉”如出一辙，显示玉雕在古叙利亚有悠远的历史，跟中国最早的玉器文明聚集地——凌家滩遗址（约3600~3300 B.C.）大致相当。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东方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伊拉克阿斯玛尔（Tell-Asmar）地区，发现一座叫做“广场寺”（SquareTemple）的古庙遗址，在其地板下的一个小洞里，发现了12尊祈祷者的小型雕像：他们都微微仰脸，瞪大眼睛，双手紧紧交握，男女皆头发卷曲，穿着裙子，其中男性蓄有卷曲的长须，而女性则带着圆形软帽，似乎在向神灵发出热烈的祝祷。这组奇特的雕像、尤其是男性雕像的“甲亢式”的瞪视，成为4700年前最令人难忘的人类表情。 阿斯玛尔的祭祀者的石膏像群，平均高度42厘米，美索不达米亚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750年至2500年，发掘于伊拉克迪亚拉地区。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及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在通常情况下，人类眼睛的表现形态，是上下眼眶是跟眼黑融合，仅露出左右两侧的眼白。但男性雕像的眼睛，眼黑部分的四周都是眼白（6），只有两种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形：要么天生眼黑过小，要么因愤怒而瞪大眼睛。但在所有对西亚人种的研究报告中，从未有人提到这种瞪目张眼的巫师群体；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整个肢体语言，显示其正在做虔诚的祈祷，而跟愤怒毫无关系。因此，对于这种“瞪视”，鉴于神的眼睛洞察一切，它至高无上的权柄的象征，我只能从巫术的角度切入，将其视为一种跟神灵交流的极端状态。 张复《山水图》（立轴，绢本，设色，161.5×89.5cm，烟台市博物馆藏）：通过对星相和云气状态的观察和辨认，可以推断王朝及人事的吉凶祸福 “瞪视”的巫术 在与神的对视中，众巫的眼睛也变得大而明亮起来，世俗的眼睛，就此从神祇那里获取了类似的权力。“瞪视”即一种夸大的凝视，也就是要展示权能移交的过程。眼睛巫术似乎是一种静穆式的巫术，它无须声音的赞助，而跟人们此前所熟知的聒噪式巫术——祈祷、念咒、诵诗和歌舞，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这种瞪视的独特仪式推动了神力的传递，将太阳神的宏大力量，移布到祭司、国王乃至贵族身上。他们是被神拣选的群体。与此同时，人们也已从商代甲骨文的“民”字中，看到被神抛弃的“贱民”的盲眼性。这刺瞎之眼，成为反面的寓言，展示出神对被弃者的蔑视——他们被剥夺了使用眼睛巫术的权力，由此丧失从神祇那里获取力量的管道。 从武丁年代开始，殷人就热衷于一种叫做“郊望”仪式，也即观看境内名山大川的动静（气象）并加以祭拜（7），这种手法被大量使用于战争进程之中，而且跟女巫、咒语、大铙和铜鼓一起使用（8），静穆式巫术（“看”）和聒噪式巫术（“喊”）发生了戏剧性的组合。在殷商之后，周人还启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张望事务”，那就是所谓的“观星”和“望氛”，也即通过对星相和云气状态的观察和辨认，来推断王朝及人事的吉凶祸福。据说周文王为此专门营造“灵台”来解决登高远望的问题，而此种风气，在春秋时期成为各诸侯国自我检视和彼此“偷窥”的基本手法（9），由此打开了占卜和预测的全新道路。 阿卡德第三王朝国王的头像（2000~2050 B.C.）：这种瞪眼的独特仪式推动了神力的传递，将太阳神的宏大力量，移布到祭司、国王乃至贵族身上 正是这眼睛/瞪视巫术的出现，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宗教事务，它要伴随整个移民进程，而成为缅怀祖地老神、从中获取征服力量的源泉。同时，各种便于携带的小型眼睛巫器（小雕像和首饰）被发明出来，成为神的代用品，庇佑携带者的生命，鼓舞其迁徙、征战和寻找新的家园。 眼睛巫术的浪潮，此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其一向上行走，以眼睛神学的名义，它成为支撑一种政治/宗教权力架构的基石。埃及人、巴比伦人、伊兰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波斯人和印度人，都是“广义眼睛民族”的成员。它们从“神的眼睛”里获取了永恒的力量及其宗教合法性。眼睛巫术甚至引发了古怪的数量竞赛，在佛教的历史记载中，释迦牟尼有五只眼睛，除了正常的双眼，祂还拥有智慧之眼、理解之眼和全知之眼（10）。在佛教造像里，眼睛有时还以“手”为衍生物，并在掌心上出现神圣之眼，而在此意义上的菩萨“千手”法相，显然就是“千眼”的重要隐喻。在中国世俗政治体系里，眼睛神学还是“古蜀国”的坚固轴心，只要再次重温“夏”和“蜀”的甲骨文/金文形态，人们就能确切地看出，夏与蜀都是典型的眼睛民族，并拥有一个共同的人类学祖型。 腓尼基时期（1300~1100 B.C.）在地中海沿岸流行的琉璃蜻蜓眼 全球美学和蜻蜓眼风尚 眼睛巫术的第二路线就是向下行走，构成迷人的眼睛美学，在时尚的层面上，传递关于辟邪、趋吉和寻求神祇庇佑的信息。它最初是人跟神交流的微型中介物，而后则趋向于对发达文明的想象，最终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共美学趣味。从公元前4000~前500年期间，对眼睛偶像的崇拜浪潮，在全球缓慢而持续地勃兴，成为广泛流行的饰物时尚。由于腓尼基人的强大的贸易能力，各种以玛瑙、等材料制作的眼形首饰，遍及西亚、北非、欧洲、中亚和东亚，成为重要的辟邪吉祥物，其中最著名的是蜻蜓眼琉璃珠子，它由西亚和埃及提供原型，随后在地中海沿岸、波斯和印度等地广泛流传，并于东周年代大量涌入中国，成为当时贵族狂热收藏和佩戴的首饰，其时尚风潮一直延续到西汉，它们是眼睛巫术拓展后的最大世俗成果。 这些洋溢着“波西米亚风格”的“眼珠子”，分别出现在河南固始县侯古堆春秋遗址、无锡鸿山春秋（越国）贵族墓、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夫妻墓室中出土的蜻蜓眼琉璃珠，多达200颗，为所有墓葬之最）、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山东曲阜战国（鲁国）墓遗址、河南洛阳战国王陵（金村）遗址、湖北江陵望山安国战国一号墓、湖南衡阳公行山五号墓等地，它们看来跟广汉文明无关，而只是一些漂浮在历史表皮上的华丽尘土。但它们终究都是眼睛巫术的孓遗，折射着上古神灵眼瞳里的微弱余辉（11）。 中国出土的东周时期（770~256 B.C.）的琉璃蜻蜓眼，大英博物馆藏 在五官意识形态的演化时间表上，眼睛神学只是某种中间形态。在它之前，是耳朵神学，它由吠陀诸经、摩奴法典和道德经所推崇，要求人展开热烈的谛听事务，以获取关于“大音”的信息；而在它之后则是口唇神学，它旨在把头部器官运动引向形而下的领域。口唇的意义并不限于获得言说的权力，而是倡导一种饕餮式的肉身生活，以超量和广谱的进食，去寻求日常生活的喜悦。这是由殷商帝国及其鼎锅文化所点燃的欲望，它持续地燃烧在东亚大地，成为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在主体性下降和信仰崩溃的当代中国，口唇崇拜彻底取代了精神性器官，带动庞大的餐饮业进入全盛时期。耳朵崇拜→眼睛崇拜→口唇崇拜，这是东亚五官崇拜的三部曲序列，它提供了脸上的文明转型标记。 但口唇崇拜违反了先秦神学的精神信念。据刘向《说苑·敬慎》记载，老聃的老师常枞生病，老聃前往探视。常枞张嘴给老聃看，并且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答：在呀。常枞又问：那么牙齿还在吗？老聃答说：没了。常枞于是再问，你现在明白了吗？老子答道：这舌头的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的柔软，而牙齿的，难道不是因为它的坚硬吗？常枞满意地答道：是的，正是如此。但在上述对话中，老子仅仅解开了这个公案的一个局部小扣而已。常枞谜语隐含着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舌头主持言说，所以它常在，而牙齿主持咀嚼和进食，所以它速朽。这则两千年前的秘密预言，宣告了饕餮者的精神死亡。在“耳朵神学→眼睛神学→口唇神学”的三部曲进程中，这是唯一而必然的结局。 注： （1）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P4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王红旗《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 （3）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P50，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版。 （4）《路史前纪》卷四：“蚕丛纵目，王瞿上”。 （5）参见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P84，巴蜀书社，2002。 （6）中国面相学如《麻衣神相》称其为“四白眼”。传统相学对长有此类眼睛者的道德评价甚低。 （7）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P6，东方出版社，1996。 （8）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P51-57，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版。 （9）晁福林《先秦民俗史》，P219-228，P492-49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0）参见摩诃那摩《大史》第三章：第一次结集，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P102，商务印书馆，1998。 （11）本文关于眼形饰物的研究，包括上述表格的内容，均参考了署名“古生物”的文章《古代蜻蜓眼纹饰的来源探讨》。该文以互联网罕见的方式，详尽探讨了琉璃蜻蜓眼的起源和发展，网页地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29/20/1470002_1443321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