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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脚、下跪和磕头的闹剧，从旧帝国一直上演到民国，始终没有终止的迹象，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它逐渐遭到人们的唾弃。但今天，在道德全面沦丧，而普世伦理又无法推行的背景下，那些发霉的旧风俗开始卷土重来，成为转型中国的“亮丽风景”。 央视播放的“给妈妈洗脚”公益广告 只要翻检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不难发现，洗脚和磕头之类的江湖事迹，散布在历史的各种缝隙里，犹如芳香四溢的牛粪。光绪二年，徽州官府组织数百个良家媳妇给公公洗脚，场面壮观，而情形却相当暧昧和诡异；民国二十五年，山西某地曾闹过一场磕头喜剧，三百名守寡贞妇，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 最近，广东某实验中学首创“青年礼”，要求初二学生在操场集体“下跪”，以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5月8日母亲节前夕，江西某小学100名学生在操场上给妈妈洗脚以示孝心；北京170名外来务工者为并排而坐的父母洗脚；武汉洪山看守所内的少年嫌犯为母亲洗脚表达感恩和忏悔，如此等等。下跪洗脚的光荣事迹，有如雨后春笋。 无独有偶， 7日下午，台湾屏东举办“为妈妈洗脚”活动，计有3724位母亲同时被洗，创下同一时空里最多人洗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人不仅善于制造各种制毒和使毒记录，也在孜孜不倦地营造新的道德奇迹。 这场洗脚闹剧的源头，是一则央视进行“感恩教育”的“公益广告”：一位年轻母亲睡前给母亲端水洗脚，幼子为此深受感动，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自己母亲洗脚。至此，“洗脚模式”成了推行感恩精神和孝道伦理的样板。各类职业和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人群，均被要求给自家父母洗脚，并且从家庭内部发展到大庭广众，又由坐洗推进到跪洗和磕头洗。上海某中学甚至给学生颁发洗脚日历卡，每洗一次脚，父母就在卡上签字，而该卡将在学期末成为评定道德分数的主要依据。 为了复辟这种旧帝国的道德风范，长沙当局计划打造“孝道”文化街，建设“孝”文化广场，有关部门还专门设计“孝道试卷”，以测试市民的“孝道指数”。这场闹剧正在愈演愈烈，规模盛大，成为遍及全国的集体道德秀。 但国人的孝道传统，往往表演甚于实绩。父母死后，大肆操办丧事以示孝心，而其生前，则往往百般虐待与摧残。目前的洗脚狂潮，不过是这种“秀孝传统”的变种而已。正如一些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向长辈表达感恩之情，最终只剩下“下跪”或“洗脚”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老师应向学生告知“孝即爱心”，而非组织此类哗众取宠的街头活报剧。 在中国，一切动机良善的事物，最终都会扭曲变形，正如我过去曾经预言的那样，春节已经沦为美食节，元宵节沦为汤圆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而中秋节则蜕化为月饼节。在所谓“亲情经济”的浪潮中，母亲节一方面转型为“洗脚节”或“磕头节”，同时也被强大的市场之手弄成了鲜花节或蛋糕节。似乎没有什么节日能摆脱这种庸俗化的厄运。 中国人的孝道，无非是专制主义在家庭结构中的映射。它从未承载过真正的爱与亲情，而仅仅重申长辈对晚辈的微观权力。它拒绝家庭成员的人际平等，无视晚辈的人格尊严，进而摧毁主体的独立建构，由此导致服从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壮成长。家庭孝道，是帝国规训其政治顺民的逻辑起点。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受到表彰的著名孝行，大多散发着浓烈的自虐和互虐气味。在作为道德范本的《二十四孝图》中，三分之二的事迹尚在可以理喻的范围，而约三分之一的故事则可以划归荒谬可笑之列，诸如“戏彩娱亲”（70岁老头假扮婴儿逗老母快乐）、“埋儿奉母”（为了省下口粮给老母，竟然打算活埋幼子）、“卧冰求鲤”（在严冬以裸身融化河面冰层，钓取鲤鱼供继母食用）、“恣蚊饱血”（在夏季用自己裸身吸引蚊子而保护父亲）、“尝粪忧心”（亲尝父亲的粪便以了解病情）之类，所有这些被大肆宣扬的事迹，不仅洋溢着SM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满着杀子恋母或自残恋父的古怪情结，却被裹上儒家伦理的庄严外衣，放射出经久不息的道德光芒。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人们大肆鼓励孩子以各种形式“孝敬”父母时，广州市少年宫和《都市人·成长》杂志，公布了名为“关于家长和孩子对感恩的理解”的调查结果，它显示，在孩子的心目中，“帮父母做家务”和“等长大了赡养父母”最能表达感恩之情，而“帮父母洗脚”和“给父母磕头”，则最令人反感。这项调查表明，中国的孩子，并未丧失价值判断的基本能力。而企图把这种腐朽样式强加给他们的成人，反而暴露出可疑的行藏。 如何阐释“孝”的含义，这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首先应当建立在人格平等的价值观上，任何一种下跪和磕头的行径，只能把“孝”引向“顺”，也即表达谦卑和顺服的语义，这种所谓孝道，背离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本主义价值基线，跟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关系。但中国专制主义就利用这种自阉式“孝道”，对家庭成员间的人伦之爱进行偷换，以期从这种被扭曲的伦理关系中训练奴性，进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和的关系之中，以捍卫王权设定的永恒秩序。 母亲节源于希腊，人们藉此向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意；现代母亲节则源于一名叫做安娜贾维斯的美国女士，她力主设立纪念日来劝慰那些在战争中丧子的母亲，同时创立母亲节来表彰全球母亲的伟大成就。美国国会为此于1913年通过议案，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法定母亲节。母亲节至此诞生并在全世界流行，成为地球上所有母亲的共同节日。 母亲节的这种世界性起源，刻画了它作为普适价值载体的基本容貌。全世界的儿女都知道，我们应在这一特殊的节日里重申母爱的伟大，学会对母亲报以更为炽热恒久的情感，学会倾听她们的教诲，尊重她们的抉择，跟她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并学会在她们老去之后，照料其衰弱的身体和安慰其孤寂的灵魂。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下跪和磕头来表演各类滑稽的“孝行”。母亲珍爱并引为自豪的，不是那些磕头虫和软脚蟹，而是有尊严地站着的孩子。 原载《孤独的大多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上海丝：申博背后的秘密 2002年12月3日，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国际展览局第132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赢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而该次成功申博的原因，跟一种叫做“辑里丝”的器物相关。在中国申博委员会的报告里，含有一条重要的申办理由，它源自那份叫做《北岭徐氏宗谱》的文本，其间记录着商人徐荣村携“辑里丝”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获奖的史实。 19世纪的帝国晚期，上海成为中国生丝的主要出口地。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提出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江南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单，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更在于它接近“辑里丝”（湖丝的另一称谓）的产地——浙江湖州南浔七里村，后者距上海外滩仅80英里之遥。中国人把七里村所产生丝的名称，雅化为“辑里丝”，而英国人则干脆把它叫做“Shanghai Silk”，也就是“上海丝”，因为它来自帝国在远东的头号殖民地。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出现了一万八千名商人，展出约10万件稀奇古怪的产品。中华帝国参展的器物，包括丝绸、旗袍、茶叶、瓷器和植物蜡等等，但这些事物跟昏聩的清政府无关，它们是机敏的中国商人私自行动的结果。 辑里湖丝 在最后的工艺奖项中，中国丝商徐荣村选送的辑里丝“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两项大奖。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奖，赏赐“翼飞洋人”执照，批准“湖丝”进入英国市场销售。女王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在温莎堡接见了徐荣村及其妻妾。当时的英国媒体宣称，徐荣村一家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受到如此隆重礼遇的中国家庭，而女王接见徐氏一家的原因，是为了鼓励那些女人克服“不能离开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几位小脚的中国女人，意外地扮演了器物交换的历史性主角。而她们曾经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且最终成为中国生丝在欧洲的“文化模特儿”。 时逢帝国与“太平天国”的殊死决战，南京等地丝织业全面瓦解，民众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陷入穷困境地。国内生丝需求急剧减少。丝商于是被迫向海外市场寻求出路，由此引发新的出口浪潮。而另一方面，“辑里丝”在世博会上的表现，强烈刺激了西方买家的欲望，“世博会效应”开始发动。根据《北华捷报》记载，就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当年，上海出口的生丝仅有20631包，第二年就升为54233包，1858年甚至达到85970包的历史性高位。绵长柔韧的“辑里丝”越过江南水网，不仅缠住上海，也缠住了世界的身躯。 黄道婆的布艺 缠住世界的另一种器物，是乌泥泾（在今上海市区内，元属上海县，明归松江府）出产的棉布。宋元代以来，东部沿海乡村成为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地，其纺织技术因一个叫做黄道婆的女人而发生巨变。这位年逾六旬的老妪，在蒙古人统治的年代，从遥远的涯州（海南岛）返回故里，带来了黎族女人的先进工艺。她率先使用搅车剥离棉籽，继而使用四尺绳弦的强力弹弓，变单锭手摇纺车为三锭脚踏棉纺车，甚至大幅推进棉织的提花技法，陶宗仪在《《辍耕录》》中形容说，她所织出的棉布，“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 松江棉布 陶宗仪的笔记还宣称，黄道婆因心力交瘁，返回乌泥泾数年后便猝然谢世，村民“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而在她身后，松江棉布制造业开始走向兴盛，到了清代前期，其产量估计达到了5600万匹左右，俨然成为农业时代的中国纺织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此后发现，这种被称为“南京布”的松江棉布，质量远胜于印度布，于是开始大规模采购，其额度在19世纪初就达到20万匹，随后继续上升，仅在1819年这一年里，英、美、法、意等国就进口了3300多万匹，几乎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曾在伦敦博物馆展览的19世纪英国绅士时装里，赫然列有以松江紫花棉布缝制的裤子。美国学者摩尔斯在其著述中称赞道：“中国土布给了我们祖先以衣料。” 耐人寻味的是，黄道婆所在的乌泥泾镇，早已消失在岁月的迷雾之中，但据《辍耕录》称，它位于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应当就在现今世博园区的围墙之内。黄道婆的亡灵跟松江棉布一起，为世博的建筑群落，提供了柔软而坚硬的地基。 坦洋茶和景德瓷 李约瑟关于“四大发明”的说法，始终是本土民族叙事的关键词，并且成为中国人自我夸耀的资源。出现在上海世博开幕式上的礼花，正是源自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而早在公元1122年，它就已出现于宋朝皇帝赵佶主持的庆典，一举照亮了帝国的憔悴容颜。但“四大发明说”并未囊括华夏民族的重要贡献。它忽略了另外“三大发明”，那就是瓷、茶、丝——奇妙的日常器物的三位一体。它们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活发明，并因郑和七次远航的缘故，在16~19世纪形成最强大的文化传播势力。 景德镇成为外销瓷生产的唯一基地 中国瓷器出口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1729—1794年，仅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4300万件。而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总数达6000万件以上，直到19世纪，这场贸易狂潮才因欧洲瓷的兴起而趋于平息。 在19世纪，中国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取代了昔日瓷器的隆重地位。早在中英战争之前，中国茶就已影响世界，并且是全球唯一的茶叶出口国。中英战争后，茶叶出口量继续大幅爬升，在80年代进入巅峰状态，仅1886年一年，中国就出口了286万担，创造出历史的最高纪录。据统计，在1880到1891年间，茶叶关税收入总计为5338.9万两，年均达到449万两。这是帝国器物体系所放射的最后光芒。 福建坦洋功夫红茶 而就在19世纪，大英帝国也爬升到了它的历史高点，逐渐成为世界主宰。但它的日常生活，却被另一古老帝国所支配，那就是大清帝国。后者向英国输出的不仅是生丝、丝绸和棉布，还有芳香的茶叶和精美的瓷器。它们共同改变了英国乃至欧洲的日常生活场景。 在雾气弥漫和昏然欲睡的下午时分，穿着中国丝绸缝制的服饰，品尝用中国红茶泡制的奶茶，把玩“克拉克瓷”（景德镇风格）的东方雅趣，这是大英帝国的最高时尚。它起源于王室贵妇的趣味，最后却演成一场大规模的时尚潮流。为维系这种奢靡的嗜好，大英帝国几乎耗尽了自身的白银储备，于是它开始在印度殖民地种植用鸦片以支付远东的货款，这就是所谓“鸦片贸易”的逻辑起点。 鸦片贸易引发了英国当局跟中国清政府的激烈冲突 中国器物的大规模输出，导致了一个灾难性后果。正当大清王朝为高额收入而洋洋得意之际，鸦片在中国涌现了，它迅速毒化和腐蚀着古老帝国的脏腑，并导致白银库存的急剧下降。林则徐在广州焚烟，关闭东印度公司代表处等各家商号，切断中英贸易的主要路径，企图藉此改变中英贸易的畸形格局。 然而，当时的瓷器、荼叶和生丝，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中国钦差大臣的行为若不加以制止，势必引发帝国的通货膨胀，进而制造银本位的财经体系的危机。英国当局孤注一掷，向它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宣战，点燃了历次中英战争的炮火。“维多利亚女王”的精锐海军，击败了“慈禧女王”的陆军。但这与其说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白银战争，不如说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器物对决。 鸦片战争的真正后果，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屈辱，而对于英国，则是一种崭新的器物发明激励。它放弃向中国的进口，转而谋求独立自主地生产这些日常必需品。耶稣会士率先从景德镇学到了磁石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英国人在此基础上添加动物骨粉，并以自己的釉料，烧制成全新的皇家骨瓷，击破了景德镇的垄断地位；英国以蒸汽纺织机击败印度和上海的手工土布，转而大规模输出价格低廉的高支棉纱、棉布和呢绒，由此构成近代工业化的起点；东印度公司从福建坦洋（一说为武夷山）移植小种红茶并聘用中国茶工，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在锡兰和印度进行大面积种植加工，并逐步减少从中国购买浮梁/祁门红茶的订单。这是19世纪下半叶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中国器物统治世界的历史。 帝国器物体系的崩溃 慈禧太后领导的大清帝国，忙于镇压南方客家人的叛乱，并打造宏大华丽的夏宫，根本无暇改良本国制造业的技术管理。在经历了漫长的发育、繁荣和衰弱之后，华夏农业器物体系开始崩溃。 晚清时期的茶叶作坊，一副凋零景象 传统的乡村手工缫丝制度，严重阻止了生丝的进化。丝商固步自封，不愿开办现代工厂，以新型机缫来改良旧制，于是，面对条纹粗细不匀和丝质不净的质量问题，辑里丝错失了自我改良的时机，而与此同时，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采纳科学养蚕方法、机械化缫丝工艺、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推出条纹匀细的现代机丝，逼迫中国退出世界生丝市场。 清代的中国茶叶经济，一度获得畸形发展的契机，但它在简单沿袭明制的同时，就已丧失了必要的原创精神。中国茶业采用小规模个体种植方式，而茶商因须大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便在茶中渗假，导致茶叶的质量无法控制。到了19世纪90年代之后，茶叶出口由盛转衰。1890年，中国茶在世界贸易总量里还占一半份额，而到1900年便降至三成，到1919年就只剩下了区区一成。 与丝和茶的命运完全相同，乾隆末年（1794年），浮梁县政府担忧过度采集高岭土有伤地脉，危害区域生态，下令严禁瓷工继续开采，同时，周边地区的松柴燃料日益稀缺，导致瓷器制作成本上升，而瓷匠的工艺与趣味也日趋保守，产品陈旧乏味，丧失了国际市场竞争的品质和价格优势。景德镇瓷器开始坠落，破碎在帝国的黄昏。 徐光启、洋务运动与“万国旗” 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出现在北京、天津、上海和福州等地。在传统器物体系崩溃之后，它企图通过克隆和复制西方器物，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中英战争爆发15年后，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上海诞生，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起点。它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分为十几个分厂，用以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机器，同时附有翻译馆和广方言馆等文教机构；1949年后被改造为江南造船厂；在21世纪初叶，它又被规划为上海世博会的浦西场地。在那个黄浦江的沿岸地带，分布着十几家殖民地时代的工厂，它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曾国藩和李鸿章选择上海作为洋务运动的堡垒，首先因为该城市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殖民地，其次是基于它拥有器物地理学（抵近丝帛、棉布和茶叶产地）的强大优势，此外，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秘密原因，那就是它跟徐光启的密切关联。明清的改朝换代，迫使部分士大夫逃避政治，转向研习西学与基督教，其中少数人成为现代性思想的先驱，徐光启就是其中的范例。他以研究和翻译的方式，在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农学和几何学等科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徐氏的文化遗产，成了翻译馆乃至整个制造局的精神源泉。 但徐光启的光泽仅仅开启了科学的门缝，却未能照亮通往现代生活的道路。在旧器物体系颓败之后，新的体系正在迅速崛起。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视为中国现代化诞生的摇篮，而事实上，上海是更重要的文化策源地，因为它从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完成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启蒙。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外滩俯瞰 这场风情万种的新生活运动，依赖于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太平军攻陷南京，围攻并掠夺江南各大富庶城镇，导致民众大规模死亡与流徙。而因受到西洋雇佣军保护，上海租界成为优良的避难所，大批富人携金钱细软寻求庇护，导致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租界内华人人口增至30万，到1862年更增到50万。至此，上海取代了沦为废墟的苏杭两城，从“小苏州”的附庸地位，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商业城市。 那些富有的战争难民，不仅是现代器物的消费群体，更是它们的转卖者和制造者。他们迅速接纳了来自西方世博会的各种新奇物品，从电灯、电话机、收音机、汽车、钢琴、肥皂、香氛，到咖啡、罗宋汤、大百货公司和性感美女，并且发展出洋泾浜英语和中西合璧的旗袍。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历次世博会展示的新器物取代了乡村体系，散发出蛊惑人性的气息。 洋务运动和上海租界短史，制造了一种半吊子的现代市民精神，那就是所谓“海派文化”，它要把上海绑在世界航船的桅杆上。但150年以来，它一直在追踪和学习西方，却迟迟没有进入原创时代，去发明足以影响人类生活的全新器物。在闭合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的创意基因还在沉睡，甚至上海世博会都无法将其唤醒。 而对于那些记忆深刻的上海居民来说，黄浦江景观最大的秘密，在于那些张挂“万国旗”的洋轮。这种代表殖民地繁华的昔日景象，奇迹般再现于开幕式的烟火晚会。透过电视转播人们可以看到，无数小舟高擎用中国布制成的各国国旗，在黄浦江上奋力游行，重演“万国旗”飘扬的盛大场面。但这场“万国旗秀”跟百年前截然不同。“万国旗”在旧朝意味着征服，而在本朝则似乎代表了朝觐。这是历史逻辑的秘密转换，它无视自己未能提供原创性器物的事实，而要向全世界出示一个梦想：中国在大步走回中央帝国的坐席。 原载《孤独的大多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从死亡的方向看总会看到/一生不应见到的人/总会随便地理到一个地点/随便嗅嗅，就把自己埋在那里/埋在让他们恨的地点…… ――多多：《从死亡的方向看》 在上海飞往广州的客机上，一位上海白领女孩正在座位上翻阅惊悚小说《死鸟》。坐在他身边的陌生男子对她说，“那本小说是我写的。”女孩不屑地斜睨了他一眼，以为这个人脑子有病。但富于戏剧性的是，这位身材短小粗壮、看起来很像拳击手的男人，恰恰就是这本小说的作者本人。事件的结局很像是一部大团圆的庸俗喜剧：经过一番曲折的交往，迷人的上海女孩终于嫁给了她所邂逅的军旅作家。而这正是李西闽的真实故事。他的生活和小说一样充满了传奇的意味。 但李西闽新近的小说《死亡之书》，却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异。他改变了自己的视角，不再从惊悚的角度看，而是直接从死亡的方向看。死亡不仅令人惊悚，而且也包含着它的反面――温情、友谊和伟大的母爱。 《死亡之书》拥有19个死亡故事，它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或说是一份客家生命的年表，记载着不同样式的死亡案例。小说的主角分别是农夫（及其耕牛）、船夫、寡妇、乡村教师、哑巴和盲人、孩童、知青、士兵、老妪和基层小吏等等；其叙事是彼此断裂的，却又散漫地衔接起来，仿佛是一个自我闭合与循环的村庄式环链，不仅维系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挂念，而且成为心灵史中最坚硬的部分。它们属于童年的记忆，模糊得丧失了细节，需要用文学之笔去加以充填，却又如此真切，与我们每个阅读者的经验息息相关。 作者这样写道，“在他18岁离开水曲柳乡村之前，死亡的气息笼罩着忧郁的黑子。他成长的过程就是一部心灵的历史。”从“黑子”的方向看，世界就是永无止境的死亡的总和。该小说没有魔幻和浪漫主义悬想，只有一些记忆和梦境的碎片，被拼凑成完整的死亡肖像。我们看到，死者的面容迥然不同，却又非常相似，仿佛来自同一个祖先。但只有从远处观察这些死亡肖像时我才发现，它们最终汇聚成了一幅有关本种族的生命拼图。越过那些脆弱的死亡记忆，我们握住了对生命的感知。我们被告知，在大多数情况下，死亡是终结苦难和切换生命的最佳方式。 从死亡的方向看，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恐惧无疑是其间最本质的经验。李西闽是“惊悚小说家”，他没有放弃对恐惧场景的描述。无论是专司勒索的小流氓老四和以殉身勒索赔偿费的李文魁，还是由于悍妻而蓄意累死自己的李来福、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王时常，他们的存在和死亡，都引发了一种巨大的灵魂惊骇。它揭发了种族历史中那些最阴郁的细节，令其散发出浓烈的罪恶气息。但死亡的属性是多元的，它有时是含泪的悲剧，有时则是解脱和逃遁，有时甚至是严厉的审判――它判决那些无罪和有罪的事物一同死亡。 这部小说保持着乡村叙事的传统，同时又隐含着一个童子的更为天真的单面审视方式。那些乡村女教师和女知青，是黑子青春期的暗恋偶像；对母亲的温情叙写，看起来更像是作者所举行的秘密恋母仪式；小说中最重要的形而上象征是赤毛婆婆，她是大地祖母的象征，代表着人间最后的正义、仁慈及其对黑暗的超越，她的圆寂就是一次赎罪的典礼，在大洪水之后，她用自己的爱定义了此前所有的死亡。小说作者利用她制造了一次虚构的灵魂升华运动。她是大地上最后的救赎者。 黑子考上大学，为小说提供了另一种明亮的结局。但这无疑只是一种虚妄的希望。黑子在这种希望里逃遁，企图越出“水曲柳村”的严酷命运，但母亲却还要送他盛满谷粒的荷包，其功能是让黑子不要忘了乡土，并不断充实其生命。但在我看来，这细小布囊所装载的，其实就是逃亡青年的全部祖先和邻人。他将背负着那些死去的亡灵在他乡行走。他无法超越自身的命运。在死亡之书的最后一页，我们看见了种族的坚硬宿命。 《死亡之书》意味着李西闽的跳跃式书写。在长期的“恐怖小说”写作的同时，他也会绕过类型小说，进入更纯粹的文学叙事，去叙写死亡及其所有跟生命相关的事物。尽管刚刚涉入这个新领域，但他已然扩展了我们对乡村经验的感知空间。在死亡叙事的某个终端，文学的生命正在艰维地苏醒。 2005年3月5日写于上海莘庄

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 如何描述殖民地上海的基本面貌，这个论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一部模仿本雅明隐喻式批评的《上海摩登》一书中，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按月份牌、张爱玲和施蛰存、刘呐鸥以及戴望舒的感受重新题写了上海。他的寓言化叙述流露出对殖民地情欲的无限感伤的悼念：作为当时全球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电影院、舞厅、大百货公司和咖啡馆，那些充满性感和官能性的“摩登”事物，正在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怀旧基点（见《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八月号·第五十四期：李欧梵《上海的世界主义》）。而耐人寻味的是，除张爱玲出生太晚以外而未能与鲁迅相遇，这些被怀念的殖民地精英，几乎都成了鲁迅的宿敌。 在鲁迅谢世之后，小女人张爱玲从租界的法国梧桐下现身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点：自私、贪婪、爱美和爱自己都到了骨头深处，风骚的话语在石库门社区的弄堂里低低回荡，混合著巴黎香水和城隍庙脂粉的双重气息。尽管张的小资文学才华遭到了某些汉学家的肆意夸大（而非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但她无疑就是殖民地情欲的一个微妙象征：有节制的放荡、对现代化时尚的狂热追捧、以及包藏在优雅旗袍下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肉欲，这些都可以被用来充份言说“后殖民时代”汉学家的怀旧话语。 由于鲁迅的死亡，张得以在九十年代优雅地复活，并且成为后资讯时代的一个新的殖民地寓言。而她的情欲甚至滋养了上海的一干女作家（如卫慧之类），令新世纪上海文学重新涣发出肉感的后殖民气息。 （毛尖小姐在《一种摩登的批评》一文中援引了李欧梵的非常感官性的描述：“这张月份牌属于相对传统的那种类型，做的是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其绘画技法是1930年的特殊的「擦笔淡彩画」，这种技法由民初画家郑曼陀最早使用。画中女郎的身体没有像有些长画面那样被拉长。她临水而坐，水上有一对天鹅游过，画的右上方和右下方画着传统风格的草和枝桠……她穿着简单但颇有品味的浅色旗袍，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满族裁式」……她别在襟上的花带着模糊的激情，一种因可怜和悲哀而变得酸苦的激情……我发觉女郎的脸令人忆及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在1930年左右声名鼎盛，是一个伟大的偶像和一个激情女子，但最终因爱自杀。”） 对于这种迷人的殖民地情欲，中年鲁迅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漠。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时而去豪华戏院观赏好莱坞和上海自产的言情电影，鲁迅拒绝发表任何公开赞美的言辞。“伤逝”时代的小布尔乔亚精神，并未在殖民地获得新生，相反，它遭到了严厉的冻结。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显然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尽管在此前，鲁迅已经与许广平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暧昧关系。许广平入住鲁迅家中，为两人私通款曲提供了便利。据许广平本人撰写的剧本的暗示，正是在那些暧昧的夜晚，自己的她对鲁迅的爱欲，获得了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从东北来上海投奔鲁迅的女作家萧红 许是性格极其强悍的女人，在鲁迅死后和上海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施以严酷鞭打和电刑，甚至被全身剥光进行羞辱，企图从中得悉抗日者的名单。据她自己描述，她始终守口如瓶，俨如东方的圣女贞德（如此一种壮烈的英雄事迹，居然没有受到当局的褒扬，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1 参见倪墨炎《许广平在遭难前后》，《中华读书报》1998.12.09.]1。但许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象一堆八股文章，而整天抱着儿子周海婴的公共形象，暴露了知识型女子在进行道德献身方面所付出的昂贵代价。 鲁迅在此期间的唯一情感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奇怪的是，当鲁迅对绝大多数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时，萧军萧红几乎是唯一受到接纳的，鲁迅的这一“例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鲁迅最初对两萧的态度极为冷淡，直到收到萧红的“抗议书”才发生戏剧性突变，他的回信充满了罕见的、《两地书》所没有的挑逗性暗示，从此他对萧氏“青眼有加”，百般关照，直到死前数月，还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云云，毫不掩饰对她的一片怜惜和钟爱。甚至萧军也因爱屋及乌而受到大师的另眼相待。在对尘世极度绝望的时刻，鲁迅依然保持了对于一个年轻女子的内在柔情，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 （注：冯奇《萧军萧红与鲁迅的初次会面》：这里，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指出，真正使鲁迅对两萧的印象产生飞跃性变化的，看来是基于萧红的一次天真的“抗议”。鲁迅曾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表示不满，她坚决反对鲁迅这样称呼她。这一“抗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一直保持的礼貌拘谨的态度，气氛似乎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在下一封信里，鲁迅便半开玩笑地问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从现在起，鲁迅开始用调侃的语调来写回信了，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当时萧红所提出的“抗议”，是真的属于幼稚，还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机敏？看来我们无需对此进行深究了，其中有一点是确凿不移的，那就是萧红的“抗议”，使鲁迅对这位女性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他似乎已经发现了这位尚未晤面的青年女子身上有着某种可爱的品质，否则，他便不会在信的末尾，继续制造出一个“俪安”的小花样，并打上箭头问萧红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中华读书报2000.1.19） ]2 但鲁迅那时已经丧失了滋养这种内在温情的动力。令人失望的是，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并未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直到他匆忙谢世为止，鲁迅都继续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仇恨的话语句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 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 鲁迅的遗容 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遗言”简洁得犹如墓志铭，仿佛是针对家族的最高指示，展示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以下简称“鲁七条”）： １、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２、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3、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4、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5、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6、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尽管“鲁七条”未能指涉所有领域，但它已经就仇恨政治学的主要方面作出了扼要的规定。其中第7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重申复仇（报复）仇恨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表明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第二序列”特征：你先恨我（第一序列），我再恨你（第二序列）。这是复仇型政治学的基本立场。由于仇恨的被动语态，它充分展示了暴力的道德正义性。这与马克思的暴力学说（你先剥削压迫我，然后我才反抗）以及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训诫，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2、6、8三条则显示了其消解家庭人伦的非凡努力：呼吁妻子迅速埋葬其肉身并且彻底“忘记”他，同时，要求儿子放弃父亲毕生经营的事业。这无非是以隐喻的方式宣判家庭人伦的死亡。经过红卫兵时代的阐释，这一原则成为文革时代家庭成员互相检举、揭发和仇恨的最高样本。 第1、3、6条款彻底否定建构亲善政治学的全部可能性。消解纪念话语和吊唁传统，同时彻底否决人间承诺的真实性，暗示普遍存在的骗局，为日后的政治怀疑主义开辟了道路。 （注： 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订立如下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在我看来，鲁迅提前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它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这种充满绝望的爱语在“野草时代”曾是鲁迅的基本话语姿态），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利用“个人遗言”的话语策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文献中，鲁迅巧妙地规避了他过去一直赞同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鲁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这一事实）。显然，任何对以爱恨交织并饱含着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学说的爱戴，都将令鲁迅从这种极端和无爱的仇恨立场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由于受到周扬等中共知识分子的围攻，鲁迅的政治乌托邦迅速幻灭 至此，越过这一“临终遗言”，鲁迅已完全实现了对殖民地乌托邦（也许还应当包括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傲然行走在形而上的级位上，以死的意志，为二十世纪中叶及后半叶的广泛蔓延的中国政治仇恨与暴力，开辟出无比犀利的文学道路。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仇恨政治学发轫于由清政府煽动起来的义和团运动，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引入，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后期，已获得了最初的理论形态。到了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南京和延安构成的罕见的三角型政治战争，推动了这一学说的全面发育。但只有在鲁迅那里，它才远离爱语，并获得一个类似文学文本的个人化外貌。 一方面是由肆无忌惮的嘲笑和酣畅淋漓的痛骂构成的杂文体话语暴力，一方面是冷漠绝望的遗书体话语仇恨，这两个要素便是殖民地鲁迅精神的基石。在国共展开殊死的政治角逐的年代，这种极端的仇恨和暴力呈现为 “历史的愿望和要求”（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恶的历史作用”），并成为实现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奇特的话语动力。 上海语境塑造了“鲁迅精神” 而令人费解的是，当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与殖民地上海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时，鲁迅却成了它的头号死敌。人们的疑惑在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逼迫鲁迅，在一个情欲横流的殖民地语境而非延安式的战争语境里，放弃抒情和叙事的权利，转而成为政治仇恨和暴力的化身？ 鲁迅在上海日租界山阴路上的故居 不妨让我们来温习一下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故事。我们被告知，鲁迅当年首先奔赴北平，寄望于中国文化的北方复兴，而且他的确在那个中国历朝旧都写下了他的主要叙事作品并获得了巨大名声。但战争却逼迫他向南方逃窜，在广州和厦门再次饱受了政治惊吓，而在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合作都告败之后，他才在年轻妻子的拥戴下转向了殖民地上海－－当时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公共避难所。他在日租界里结婚生子，在他所“激烈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过着“传统的伦理生涯”。 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的收入，这时已经超过他作为京师公务员的两倍，他的生活优越，阔绰得象一个豪绅。他经常在新雅等各种中西菜馆请客，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招待当地名流以及来自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使徒，俨然是殖民地中产阶级的中坚。从设宴款待作家泰戈尔、萧伯纳、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夫人的情景，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主宰殖民地的文化领袖的风范。 旗袍与毡帽、电影与社戏、乌蓬船和黄包车、自由租界和宗法乡村、都市殖民主义和乡村民族主义，这些对立的元素之间开始了短暂的蜜月。这是租界自由主义向知识分子提供的最迷人的礼物。 日本人开办的内山书店，是鲁迅常去的地点 此外，鲁迅还在这里遇到了罕见的近代革命情境：地下革命家集会、狂喜的政治冒险者和商业投机份子、左翼暴力革命与社会主义风潮。到处充满了危险和激动人心的阴谋。左翼分子利用不同国家的租界实施都市游击战，从一个租界逃往另一个租界。警察、巡捕、密探和杀手猎犬般在身后追逐，死亡通缉令惊心动魄。每个人似乎都有上百个截然不同的面目和化名；每个人似乎都会突然冒现，然后又神秘的失踪，变得杳无音讯。各种革命学说像风筝一样在租界的气流里放肆地飘飞。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号召，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呐喊（注：我曾经在最黑暗的文革年代里读到一本由四十年代上海出版商印发的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传》，它散发出的革命和小布尔乔亚的气息，令我浑身颤栗）。那时，我只是中学两年级的学生）所有这些混乱的国际化意识形态，都令那些外乡人心旌摇荡，热血沸腾。 租界自由主义、狂热的革命情境，加上浓烈的殖民地情欲，汇聚成了殖民地意识形态的现代话语背景。或者说，这是殖民地上海最迷人的三个部分，并且已经成为当代怀旧思潮所关注的三个焦点。 合影中除了鲁迅，还出现了英国剧作家萧伯纳、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等人的身影 但经过短暂的文化蜜月之后，性情多疑的鲁迅才怒气冲天地发现，上海是一个诞生骗子、低劣商品（人品）和诽谤文化的摇篮。就鲁迅而言，这是殖民地意识形态的一个真切面貌。这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的俚语，组成殖民地上海的劣质性语境，它们试图为这个高度现代化的都市提供一种负面估量。 （注：隐藏在当代上海俚语中的那些近代隐语记号，无疑是我们对殖民地鲁迅进行精神分析的一个文化语言学的主要依据。我注意到,那些描述商品和人性低劣性的语词在上海俚语占据了重要地位：“蹩脚”（BILGE，船底污水，引申为肮脏的、下三滥的、劣质的）、“大兴”（DASHY，浮华的，华而不实的，引申为假的、冒牌的、劣质的）以及“肮三”（ON SALE，二手货贱卖，引申为垃圾货、形容人的品质低劣）、“瘪三”（BEG SIR，乞丐先生，用来形容叫花子、难民、逃荒者等各式穷人，后引申为最广泛的骂人用语之一。为了推销劣质文化和劣质商品，某种相应的欺诈文化应运而生了,这导致了那些用以描述欺诈事件的语词的连锁涌现：“赤佬”是英语“CHEAT”（欺骗）和中文“佬”的混生词语，一个鲁迅时代最流行的洋泾浜俚语（隐语）；另一类似的名词是“小（老）开”（小（老）KITE，小（老）骗子之意，以后竟引申为对有钱人的泛称），加上“门槛精”（MONKEY精，猴子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戆大”（GANDER，傻瓜，呆鹅，糊涂虫，引申为受骗者，现被北方人读若“港都”）、“混枪势”（混CHANCE，混机会，引申为浑水摸鱼）等等。这些古怪的华洋双语式隐语，汇聚成了殖民地上海的欺诈性语境） 这种殖民地欺诈遍及商业,文化和政治领域。仅以鲁迅经常出入的内山书店为例，早在一九三四年间，上海《社会新闻》七卷十六期上就有署名“天一”的作者撰文揭发称，“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但该店店主内山完造，却是鲁迅的少数几个密友之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鲁迅被内山利用来作为情报主要来源，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甚至鲁迅本人也成了内山的同谋：“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同前文）。以多疑著称的鲁迅本人的面目都遭到世人怀疑，表明殖民地上海的骗局形势，已到了十分严酷的地步。 基于骗局的普遍存在，某种专门揭发骗局和隐私的“花边文化”被创造了出来，同时，诽谤和中伤也蔚成风气。租界小报为了取媚读者，大量散发此类文字，成为中国新闻史的一大奇观。这是近代自由主义赐给殖民地上海的一项古怪礼物。洋泾浜英语“出蹩脚”（出BILGE，清出船底污水，原为黄浦江水手用语，后引申为向人泼污水，诽谤中伤）和上海本地土语“放野火”（用来形容某人到处诽谤中伤他人）就是两个范例，它们是殖民地上海的诽谤性语境的话语标志。 这种欺诈性语境、劣质性语境和诽谤性语境的三重复合，描述了“殖民地综合症”的大致外观。它是对殖民地情欲、租界自由主义和革命语境的最激烈的价值消解，并把鲁迅逼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 除了殖民地语境，鲁氏仇恨政治学的建立，还有赖于一种文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我要在此特别指出“亭子间”在殖民地上海的非凡意义。二十年代在上海兴起的建筑群落，通常为二或三层，由主房和左右两边的厢房组成“凹”字形结构，底部为一个狭小的天井，前部是高耸的围墙，黑漆大门带有的一对大铁环，正是乡村地主大宅的建筑记号的挪用。其中底层的建筑材料多为石料或仿石的混凝土预制块，使之拥有一个防守严密的仓库式的外观，“石库门”的诨号由此而生。 作为乡村宅院和都市里弄的结构和功能的一种古怪混合，“石库门”响应着那些乡绅背景的新市民的渴望。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鲁迅本人，均选择这种住宅作为“农村”包围城市的基地，这一巧合似乎充满了宿命的色彩，它成为来自绍兴小镇的“文学战士”孤身奋斗的坚固堡垒。在那些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岁月里，石库门藏匿起了文学大师矮小的身影。 拥挤的石库门建筑鸟瞰 陡峭的楼梯、光线黯淡的走道、狭窄的空间、巴掌大的顶楼晒台、遍布着油腻和房客们争吵声的厨房，每一个隙缝都弥漫着罪恶和亲情的混合气味。更为重要的是，巨大的“亭子间怨恨”开始象阴险的雾气一样弥漫。 在空间逼仄的石库门内部，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了争夺话语权力，作为石库门楼主的鲁迅，与他四周的亭子间租客展开了殊死的口水战争。后者构成殖民地鲁迅最重要的批判语境。 石库门建筑内部，阴暗陡峭的楼梯 是的，只消查一下鲁迅敌人的黑名单就会发现，落入这个庞大系列中的许多人物，都曾是亭子间的自由租客。除了北平时期的胡适，章士钊，陈西滢（1926）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以外，施蜇存、苏雪林、高长虹、冯乃超、钱杏村（笔名阿英）、成仿吾等人均在这里发迹，向大师发出严厉或含蓄的话语挑战。他们野心勃勃，企图在中国唯一的自由主义避难所里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力。 而另一方面，鲁迅党人也在这里茁壮生长。萧军萧红初到上海时，首先租住在法租界拉都路北段“元生泰”杂货铺后楼的亭子间里,以后又搬至北四川路西侧的永乐里,再迁至霞飞路上的霞飞坊（许广平在鲁迅死后也迁至那里）,自始至终都处在石库门壁垒的荫庇之下。阴郁的建筑成为各种势力孕育仇恨的温床，同时，它也是一个殖民地话语暴力的坚硬的隐喻。 性情自闭的鲁迅、坐在信念秋千上的鲁迅、于轻信和多疑之间大幅摆动的鲁迅，就此陷入了上海的圈套。他亲手为自己套上了殖民地的话语绞索。这绞索缓钝地勒杀着江南文学奇才，把他扭曲成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话语刀客，独自开辟着“仇恨政治学”的险恶道路。 “毛语”和“鲁语”胜利会师 仇恨政治学在话语和建筑的摇篮中脱颖而出。其中鲁迅无疑是它的主要缔造者。此外，还有大批作家、文人和左右两翼的政客，均卷入了这场浩大的运动。在寒冷的北方窑洞，毛泽东无比喜悦地注视着这一上海石库门的话语革命。正在全力构筑“毛语”的延安领袖，以非凡的热情，欢呼着与“鲁语”的胜利会师，因为后者提供的仇恨与暴力，正是毛泽东推行民族主义革命的精神纲领。 是的，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乡村知识份子，出生于破产的乡绅家族、在乡下有一个怨妇式的妻子，热爱文学和天才横溢，热衷于建立话语权力体系、对都市（殖民地）充满乡怨与恐惧，他们也都抱着大革命情结，流露出对红色暴力的无限热爱，如此等等。 毛泽东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但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进行实验，以完成对一个理想的道德中国的建构，充满农民式的乐观信念，并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的爱意；而鲁迅自从抵达上海以后，便日益陷入恐惧、仇恨和绝望之中。他和殖民地都市迷津产生了严重失调，而他又无法改变这个格局。鲁迅在石库门里迷失，完全丧失基本的道德辨认的能力。他性格中的黑暗面开始强烈浮现，并且支配了他的灵魂。 他的骂人絮语从反面揭发了这个可悲的事实。他灵魂中的全部恐惧和怨恨，只有在口水暴力中才能得到短暂的平息。他杀机日炽，心力交瘁。晚年的鲁迅犹如陷入受虐妄想症的精神病人，充满恐惧和仇恨，靠话语海洛英苟延残喘。他死时仅五十六岁，体重只有七十六斤，象一具被仇敌彻底抽空的躯壳。但他的仇恨意志却象磐石一样坚硬。在置弃了爱和文学性（小说、散文和一切叙事性或抒情性的）写作之后，借助临终遗言和死亡絮语，他发出了二十世纪最冷酷而又动人的战斗呐喊，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但耐人寻味的是，鲁迅面对的并非全然是他个人的受迫害幻象。他曾写信给初涉上海滩的两萧，称“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萧军事后审慎地回忆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这段陈述不仅是在描述国民党特务的凶险，而是还要暗示那些左翼阵线内部的对手。后者才是鲁迅最恐惧的势力。 在鲁迅死后，他的左翼敌人以哀悼的方式出席了他的葬礼。上万人尾随在鲁迅尸体后面，去埋葬殖民地都市最强大的敌人，其中许多出席者无疑就是与鲁迅为仇的人，这景象构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骗局，似乎鲁迅已经获得了最广泛的敬意，所有的仇恨皆随风而逝。鲁迅党人们（如抬棺的胡风和萧军等）长吁一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却终究不能逃脱殖民地对手的复仇式追杀。鲁迅的敌人，才是仇恨政治学更为忠实的弟子。 以胡风为首鲁迅余党，在1949年以后都遭到毛泽东的清算，将其逮捕入狱 在毛泽东执政时代，鲁迅党人遭到了毛泽东、陆定一和周扬等人的严厉整肃或“报复”，最终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深陷牢狱。鲁迅本人若未抢先弃世，无疑将面临完全相同的下场。南方殖民地的历史恩怨，终于在北方京城里得到了严厉清算。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鲁迅亲手创建的仇恨政治学，结束了鲁迅党人的文化生涯。同时，毛和鲁的仇恨政治学同盟，却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兵话语的共同摇篮。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迷人的仇恨”的残酷性被掩藏在文学和社会正义呼声的后面。而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知识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机构，才是流连于鲁迅神殿的最虔诚的香客。不仅如此，在经历过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甚至在彻底放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他们也依然保持对鲁迅的刻骨铭心的忠诚，全力捍卫这一二十世纪最坚硬的道德偶像。只有一个理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那就是这个民族对于仇恨和暴力的永无止境的热爱。另一方面，在“正义”的召唤下，只要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公正和腐败的涌流，鲁迅的殖民地遗言就会继续成为鼓舞知识分子憎恨和挑战现实的楷模。 写于2OOO年5月 改于2OO1年2月 原载《书屋》杂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晚年巴金 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应当为巴金祝贺什么？如果祝贺他百岁寿辰，祝贺他的生命以致延续到了百年之久，那么谁来分享他在病榻的肉体痛苦？如果我们祝贺他的伟大文学成就？那么除了一些歌功颂德的散文，他在建国后几乎没有任何有分量的作品问世，其写作生命早已终结，这究竟是值得祝贺呢，还是令人痛心？如果祝贺他曾经力主“讲真话”，那么他那段不讲真话的时光，我们是否也要一并加以祝贺？ 在巴金百岁诞辰降临之际，上述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所有读者面前。与其在媒体炒作下盲目加入百岁狂欢，不如仔细盘点巴金为我们留下的“遗产”，以便从这位文学老人那里获得有意义的训诫。 巴金的第一遗产就是对自由的高度渴望。他的《家》、《春》、《秋》三部曲曾经是三四十年代青年的案头圣经，激励他们走出闭抑的旧家族的道德阴影，去创造自由的新生活；男主人公觉新的出走成为一个行动暗号，为当时广泛的精神出走开辟了话语道路。他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以优美的文笔，转达了一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精神的热切向往。对专制国家主义的失望，点燃了他对一个非国家化乌托邦的信念。尽管他最后放弃了这种社会空想蓝图，但他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却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薪火，递送在前赴后继的人们手里。 巴金的第二遗产是对政治暴力的痛恨。他描述“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他的沉痛声音至今仍然萦绕在人们耳边：“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巴金对文革暴力的痛恨和抨击，就是对国人发出的严重警告。当互联网上到处飞扬着赞美“文革”的“小字报”时，巴金的这种痛切警告变得尤为惊心。 巴金翻译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自传 巴金的第三遗产是忏悔和反省。十年文革中，不仅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互相迫害的暴徒，而且逼迫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参与了罪恶，卷入对老友的政治揭发。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巴金语）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类似的忏悔，还曾发生在女作家戴厚英和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身上。 他们是巴金的勇敢的同道，尽管组织或参与过更为激烈的罪恶，却担当起了历史的重负，为自己的行为而痛悔。在缅怀巴金遗产的同时，我想顺便提及这两位早已谢世的作家。他们和巴金组成一起的“忏悔小组”，是20世纪中国涌现的最可珍贵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之一，尽管数量稀少，但他们的存在，还是令现代史获得了道德的深度。因为正是道德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有可能转入更符合人性的运转轨道。 对巴金的精神遗产的关注，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缺失的一种曲折的表达。它不仅传递了人们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也投射着对各种非正义暴力泛滥的忧虑，以及对通过道德忏悔来改造社会的诉求。但巴金并不是神明，我们既不要刻意贬损他的历史过失，也不要企图把他变成一个文学和道德神话。正如巴金本人所陈述的那样，面对一个强大的专制体制，巴金曾经如此软弱和怯懦，以致丧失了正义书写的力量，并被迫成为思想检举者。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杰作”。 巴金曾经在1986年撰文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我看来，巴金本人就是一座微型博物馆，在他的履历中，记录了中国知识精英曲折痛苦的思想道路。他的故事，就是一部缩微的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手册。巴金百年诞辰纪念，与其说是为一个在病榻上痛不欲生的老人做寿，不如说是一次岁月的沉痛回溯，它请求我们返回那些非人的时代，对历史进行审判，宣布它的有罪和死亡，并藉此重新审视和设定我们的（明亮）未来。

2001是个奇怪的时间里程碑。文化的惊蛰突如其来地降临，八十年代的先锋老狗们争先苏醒，跃出了“寂灭”状态。他们的吠叫令人感伤而欣悦。我注意到，莽汉主义的李亚伟和万夏重新开始写诗；柏桦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成为教授后的马原，以访谈和思想随笔的方式重见天日，时间正在以奇怪的方式回旋。 作为一个前先锋诗人和现行出版家，张小波最近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重现之时》，同样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正如小说标题所意指的那样，这个“旧文物”的“重现”事件，对当下的文学景观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反讽。 这篇小说写成于90年代初期，而首次现世，是在一部名叫《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的个人集子里。1996年，该小说集作为刘心武主编的《城市斑马丛书》之一悄然出版，就象一个半夜里被扔进河里的儿童。此后它也没有获得外界的任何反响，仿佛淹死了一般。而它实际上只是被安装了一个延时器，《花城》发表《重现之时》激活了它的生命，然后它就复苏了，发出一声不合时宜的沙哑的叫喊。 《重现之时》究竟向我们“重现”了什么？而《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又到底淹死了什么？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些混合着卡夫卡冷漠、加缪荒诞、冯尼格幽默和迪伦马特绝望的文本，弥漫着现代主义的梦魇气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它还使人想起北村的迷津小说（《逃亡者说》）：制造了一大堆叙事的语障，令那些被90年代通俗文学宠坏的读者们目瞪口呆，但它们所拥有的内在的痛苦却是北村所缺失的。审讯、刑罚、黑牢、死亡、恐惧和绝望，所有这些真切的体验，构筑着隐形的苦难，并从事物的反面发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召唤。 毕加索“格尔尼卡”：审讯、刑罚、黑牢、死亡、恐惧和绝望，所有这些真切的体验，构筑着隐形的苦难，并从事物的反面发出了对社会正义的召唤。 这就是《法院》所拥有的形而上基础。叙事本身的荒谬性和司法秩序的荒谬性发生了融合。一个受到性侵犯指控的“罪犯”，竭力要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却由于司法程序的技术错误而被法庭中断诉讼，予以释放，成为一个所谓的“自由人”，但其身上仍然带着隐秘的“国家罪犯”的标记。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由于这种伪造的“自由”，他完全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正如小说所表达那样，“被告是这样一种动物，它只是为审判及判决的执行而精心培养出来的”。在“罪犯”与法官和检察官的冗长对话中，集权主义制度的荒谬性遭到了犀利的揭发。 正义是无数现代主义作家所经常指涉的沉重命题。但经过所谓后现代主义的颠覆，它已经被90年代的作家们所彻底抛弃。作家的生存境遇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而作家的立场已经完全变性。当“国本主义”、“家本主义”大肆流行的时刻，人本主义却在大步退行。人们面对的是下列文学事实：一个名叫迟莉的女作家在市侩精神中尽情沐浴、而另一个名叫潘军的男作家无耻地宣称“2001年是潘军年”，如此等等。汉语文学在遭受“流行病毒”的侵袭，散发出矫情、妥协和自我炫耀的庸俗气息。 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张小波的不合时宜的小说露出了一副古怪的面目，他的个人经验与苦痛与这个时代的风尚格格不入，仿佛是闯入狂欢年代的一匹悲恸的老驴。但它无疑就是八十年代人本主义的遥远回响，犹如一个话语的标本，屹立在文化迷津的入口，挑战着这个浮躁、功利和没有正义的世界。 回望张小波的小说，就我而言是一种痛彻心扉的记忆。我曾经多次去狱中探望一位与小波长得很像的医生，看见他白皙而浮肿的脸庞在蓝灰色的囚衣后面浮现，忠厚的嘴唇无言地蠕动，像一个精神上彻底破产的农民。他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商人，他的秘诀就是在交易中成功地模拟了国家司法程序，并把写字楼变成法庭或监狱的镜象。这个匪夷所思的事迹，展示了控制世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它不是正义，而是正义的一种逼真的代用品。 《检察大员》是我在其中最喜欢的一篇小说，混合着欧洲哥特小说和中国公案小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体，并由于这种混合而产生了一种叙事的魅力。正义在这样的叙事里忽然变得暧昧起来。检察大员和典狱长之间的亲密合作最终变作一场猫鼠游戏，而结局是个卡夫卡式的圈套：典狱长为检察大员精心准备的程序，却成了绞死他本人的最阴险的机器。这是对司法程序的一种近乎恶毒的赞美：绞肉机是如此“公正”，它在绞死它的创造者时也毫不留情。 审判和监狱：走向正义的道路是何其遥远 这难道就是正义在行走时所展示的形象吗？在我看来，这正是正义缺失的迹象。监狱的程序是制度与法律的衍生物，它充其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动装置，执行着处罚敌人的峻酷使命。这里没有正义，有的只是权术和机变的原则，以及迫害与受虐的游戏。只有在严厉的司法程序中生活过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正义的非在，并从中唤起对于正义的无限渴望。 是的，走向正义的道路是何其遥远，它隐藏在小说的最深处，四周环绕着话语的阔大迷津。阅读小波的这些小说就是一次道德和美学的双重冒险，一方面需要小心辨认被邪恶包裹着的正义，一方面则需要“与多种层次的话语迷津搏斗”，走出“无底的棋盘”。道德原则和文学原则共同制造着这种阅读的悲剧。这很像是小波为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所设定的命运：尽管与那些错乱的话语布局展开了搏斗，读者仍将被小说的迷津所可笑地谋杀。然而，正如该小说集的序言所说，无论寻找正义的话语道路多么曲折，至少，“我们心中的恐惧已被唤起。” 写于2001年5月

索尔仁尼琴与普京大帝热烈握手 仅剩的文学巨匠之一、东正教堡垒、“俄罗斯良心”和“政治恐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弃世而去，留给世人一个形迹可疑的背影。 作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氏先是丧失了官方“作家”的称号，继而又丧失伟大祖国的国籍。这种身份的双重剥夺，正是这个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在20世纪，还没有任何作家获得过如此奇特的荣耀。 197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偷窥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越过“内部资料”的栅栏，他的反面乌托邦叙事令我感到震惊。一位从未听说过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击着中国人昏睡的灵魂，让我们闻到了浓烈的叛徒气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索氏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触须，率先感应着某种巨大的威胁，喊出民族苦难的真相。他擅长用最细小的字形写作，而后把这种蚂蚁天书卷起来塞进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隐藏和传递。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古怪的游戏，他不仅要叙写故事，还要发展出一种中世纪异教徒的生存异能，以便其作品能够在超越被捕和失踪的命运，在尘世间继续流传。这种苏联版的猫鼠游戏，为铁幕国家的思想传播学，提供了卓越的样板。 我们看到，小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自身黑牢经验的语言总汇。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青年军官在前线被捕，头戴所谓“反苏”罪名，在劳改营里度过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他从此获得了反抗性叙事的动能。 从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索尔仁尼琴坚定地揭露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临，他打开的嘴再也没有闭上。在豪华的雅尔塔疗养院里，到处挤满了表情谄媚的歌德派作家，他们像苍蝇一样赞美着自己所寄生的体制。而像索氏那样甘冒生命危险的作家，只有几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他们是支撑民族文学的坚实基石。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托举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而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作家的中国，这样的作家，据说一个都没有。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症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索氏的终极关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辙。他们的三位一体，勾勒出俄罗斯文学的近现代轮廓。这是东正教文学的巨大光芒。在某种意义上，索氏就是两位先贤的翻版——不仅叙写反抗黑暗和寻找光明的先知话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叙事（尽管索氏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前辈，甚至不如同时代的纳博科夫）。他是孤独的民族祭司，怒气冲天地审判着这个问题辈出的世界。 正是基于一种政治抗争的立场，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点丧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后，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国境，移居美国的偏远村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价值重建社会伦理。这种左右开弓的先知立场，令他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激变。他把俄罗斯的衰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错误，同时盛赞克林姆林宫的现任主人，能够令俄罗斯重修强国地位。索尔仁尼琴甚至为“独裁者”普京辩解说，西方民主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不应对此草率模仿。索氏就这样背弃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为捍卫威权的政治神父。普京对此大喜过望，亲自到索氏府上造访，授予他联邦国家勋章，还把先知衰老而愤怒的容貌，张贴到全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场古怪的联袂演出，塑造着一对互相取暖的国家英雄。从索氏到普京，俄罗斯艰难轮回了100年，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阴影。 索尔仁尼琴遗孀告丈夫遗体 但在自己的故乡，国家主义先知遇到了比专制更阴险的敌人——它从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们。在索氏批判市场之后，市场对他实施了反审判。富裕起来的“新俄罗斯人”主宰了这个自我更新的国家。索氏著作的销售量急剧下滑，他的短篇小说集《崩解的俄罗斯》只卖出区区5000本，甚至不到一个平庸的畅销书作家的百分之一。人们在书店里已经很难闻到他所散发的气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偶尔也闪现于电视屏幕上，犹如一件沾满尘土的古董。在全球娱乐时代，先知早已丧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2008年，他和反抗文学一起中风，死与人类狂欢的午夜。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年8月

海子：《饥饿的仪式在本世纪》（《土地》选章） 面对一个难以破译的诗篇，人们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就是弃之不顾、扬长而去。但是在这首诗中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吸引了我。它是一种罕有的力度、浑浊而粗鲁的气质，以及对于宗教真理的悲痛的关怀。意象坚定地跳跃前进，所指暧昧不清，思想杂乱无章地涌现，仿佛灵魂已急不可待。被“饥饿”久困的人想象着他的“食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断续地说出真诚的渴望。 这是公共法则的严重消解。公共的意象、公共的句法、公共的信念，都被私人化的字词、被辞不达意的自言自语所笼盖或置换。符码充满歧义与谜性，破坏一切明晰而精细的诠释企图。例如，我们所面对的中心意象“羊”及其派生意象“羊毛”与“羊皮”，都是缺乏确定性的。由于“饥饿是上帝脱落的毛”，那么上帝就是那头奇怪的羊。这是令人费解的隐喻，我不知道这两者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我也不知道羊毛与饥饿的内在关系。羊毛的温暖性对抗了饥饿的冷酷性，它根本无法成为标定“饥饿”状态的代码。唯一的可能性是羊毛的物质性，它与饥饿的对象重合了，于是有幸成为饥饿的喻体。几乎每一个诗行都充斥着这种牵强附会的修辞结构，提出一个喻词，同时又取消喻词的对象。它们是一些虚假的隐喻，制造着一些虚假的语象结构。 粗莽的灵魂在价值的荒原上呼喊，像一团风驰电掣的火焰。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虚假的、不合神话原型规则、背离了人类深层联想结构的意象，却表达着最人类的思想。粗莽的灵魂在价值的荒原上呼喊，像一团风驰电掣的火焰，说出原始的生命意志的力量。它像一个言词的独裁者，用皮鞭抽打和驱赶零散的意象，对它们强行编组，逼迫它们产生价值与意义，犹如逼迫奴隶交媾和生殖。或者，令其排成符码的纵队，向无限饥馑的灵魂献祭。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饥饿”啊！刚一个被称作“上帝”的物体，脱落了它的微渺的器官，在漫长的岁月里分批抵达尘世，制造永恒的令人疲倦的饿荒。它们是“上帝”的影像，被教士尊奉为“父”、“王”，或被唯物主义者谦卑地叫做“物质”，它们是生命欲望（精神）和欲望的对象（肉体）这两者的二位一体。它们下降到土地的水准，像一个隆重的集体仪式。但贫瘠的土地不能满足它们复杂的渴求。土地产生了龙——一种畸形的世俗神祇，由九条河流上的九种生物的灵魂整合而成。但它只是某些凶恶的兽性的容器。人的器官和容貌、人的智慧和内在精神性，被轻易地省略掉了。这是土地的责任。土地，作为种族的象征，它加剧了我们在精神信念方面的危机。 对土地或种族的指责，表明了一种个人化的哲学立场，即一种真正的精神饥馑，只能从个人的昏暗中产生，并因个人的努力前达到完美。完美的饥馑，这其实就是指个人精神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的无限性，以及，这种危机的不可解脱。于是，人只能收藏起传统的思想武器，在虚妄的低等的神祇身边住下来，倾听因饥饿而狂怒的诗歌，以此代偿不可遏止的生命渴望的无限对象。 有几种生物，在海子的诗篇里进进出出。虎豹，暗示着肉体化的欲望，它们曾经以人类自己的方式生存，以后又在神灵的恩泽和关怀中退化；公牛，中国乌托邦的象征，曾在“牛郎织女”神话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它的虚妄性使那些企图退回种族家园的诗人受到严厉的打击；只有羔羊，代表牧歌和诗、或者一切皈依的传统，躺卧在灵魂的山谷深处，啜入酒神的饮料，继续诵读书写于皮肤之上的诗歌，申辩着自身存在的理由。 这一切都迫使诗人的理性（太阳意象）分裂，像软弱的羔羊一样逃遁，向着遥远而无名的远方盲目行进。与此同构和并列的景象是：饥饿，也即原始的生命愿望，被囚禁于故乡的货车上，向历史的终端辘辘而去。而这就是诗歌：燃烧着的饥饿、饥饿的节奏、和囚禁饥饿的种族栅栏。 诗是火色的酒液，抵达灵魂最黑暗的部位，照亮它们。诗又像锋利的斧子。屠戳优美（天鹅意象）和一切既定价值（果园意象）。诗歌甚至像一块粗硬质朴的石头，杀死了代表家园和故乡的羊。这样，囚禁诗歌的种族精神和被种族精神囚禁的诗歌，都在这个时刻里获得最后的解放。饥饿升华成了造化和梦想的巨兽，驮负诗歌明亮地飞行。但饥饿同时也吞噬了贫困的人民，他们被埋葬在不结果实的土地上，并且带着惨淡的笑容进入诗人的梦里。诗人是最后的凶手，他将蘸着死亡的汁液书写瑰丽的诗章，藉此完成他的伟大业绩。 阐释这样的诗歌（在价值饥渴中辗转号叫的记录以及这种记录的片断），是一种批评界的禁忌。游移不定的意象（如“羊”），则仿佛阴险的陷阱，使阅读者受困，但重要的不是个别意象的语义，而是从全体字词中跃出的激情，它像一束明亮的光线，照耀了事物的核心o藉此我们看到，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痛切地诉说着不如意的景况，向上帝（终极价值的代码）发出含糊不清的呼叫，血和智慧从诗行的平面上混合生长，以怀疑主义的姿态爬向神的宝座。这是一个充满饥馑与灾难的种族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福音。那些粗俗而低贱的市民诗歌、或者那些从各种知识文本中偷窃灵感、使写作变成毫无激情的符号转贩助诗歌，在如此有力的生命的打击下，是注定要急速溃退的。 海子：《农耕之眼》 “农耕之眼”。谓农耕文化的精要之处。“眼”既是事物的精核，又是弈棋者在枰中所留的空隙，“眼”使对立的城市文化不能“下手”和插入。这一标题借用了围棋的规则，却企图标出文化的规则；农耕文化，或者说是自然文化、原始文化，是不可侵犯的，它守护着自身的永恒疆域，用土地、谷仓、葵花、阳光和雨水的语汇，说出针对宇宙的宏亮赞颂。“眼”也是历史的视界，它吁请一切被现代技术景观迷惑的视线，重新返回到对质朴、粗犷和典雅的原生状态的关怀上来。此外，还有一只诗人怀旧的眼，无限迷恋和伤感地叠印在了农耕的风景之中，像导引我们的风标。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企及农耕文化最本质的问题，生与死。它的基调是反讽的，以戏谑的态度谈论出生与死亡、它的简单、低贱和苟且性。“我生下来时哭几声，我死去时别人又哭”，在生与死的所有仪式中，还有什么比哭泣和眼泪更经济而有效的呢？卑贱地生息着，像一根树枝、一枚梨子，或者，一头混杂于大小家畜中的猫，坚持在“生硬的黄土”上呼吸，浑噩无知、世代更替，没有任何作为个人的尊严与意义o但它却证实了农耕文化的强大的生殖力。大数量的卑贱的生灵以农作物的方式生长与腐烂，低劣的种族人丁兴旺、蒸蒸日上。 《浑曲》和以下的诸篇，显示了与此全然不同的立场。从现在开始，讽谕、嘲弄和批判的调子快速地转向它的反面，转向一种咏叹和怅恋的情境。一声声“妹呀”的粗野快乐的呼喊，间歇但不停顿地涌现，仿佛是乡村少年的情歌，从浑噩的人群里质朴地跃出，结构与章句完全仿照民间谣曲，使我们听到一种真正富于生命力的原始的激动。这样，“农耕之眼”便缓缓旋转和展开，遮蔽了先前阴沉的图景。 波提切利《春》：这个伟大的女人，被柏拉图赞为第十位缪司女神。 《给萨福》，紧接着《浑曲》，却拒绝发展“农耕之眼”的命题，而是把对现代乡村的共时性关怀，变换成了对古代城邦的历时性追忆。从乡下妹子的背影里浮现出萨福——古希腊贵族诗人的美丽容貌。这个伟大的女人，被柏拉图赞为第十位缪司女神，同性恋的大师，拥有无限芬芳的嘴唇和火焰般炽热的诗章。她对人类自由精神的贡献，逾越了漫长岁月的墙垣、中古基督教会卑鄙的焚书毒焰，向着怀古伤春的中国诗人开放。“萨福萨福，亲我一下”这种热烈的召唤构成了罗曼缔克的经典性场面，仿佛一个失恋的骑士，在贵妇的花园里弹奏六弦之琴，唱出无限的倾慕。这是对所有逝去的美丽生命的叹惋，它拓展了“农耕”宇宙的空间深度，并通过富于质感和触觉的诗句，创造出一个想象性的感官世界。 《死亡之诗（之三：采摘葵花）》，陈述死亡的秘密经验，却并没有直接涉及死亡过程。这里只有沉睡的人，并通过睡眠模仿了死亡。睡眠还引发出梦和一个魔幻的故事。在这个叙事的 梦里有两个奇怪的角色，身子上开放彩葵的做梦者和雨夜偷牛的人。这些葵花是画家凡·高最著名的作品中的植物，它们在画中像火焰一样燃烧。偷牛的人，我还不知道他的来历，但他似乎是一个盗窃各种生命力能的异贼，他不仅偷取动物和植物的灵魂，而且企图运走睡眠者的生命。其实这正是诗人精神内部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的一次博弈，全部故事都模仿了自我冲突的经验，而且，它再度表达了凡·高式的对生命的热爱和眷恋。 《我请求：雨》，是一次真正的针对死亡祈祷，灵魂从梦里退出，向自然宇宙说出最后的请求。这是双重的索取；索取死和死亡仪式的必需物品——雨。而雨的功能也是双重的，它结 束着腐败的时间，同时又孕育着新的生命形式。雨是一种转换器，它保证一个农耕或自然的世界在生与死的更替中恒动和永生。于是死亡就在这里变成某种再生过程的欢乐的启端，为伟大的新事物的诞辰奠定了基础。 短小的呼喊性或警策性的句子、明快畅达的语调、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对爱与生的强大的激动，这些都在《农耕之眼》里获得了必要的显示。只要与《饥饿仪式在本世纪》加以对照，我们就能发现，本诗缺乏的是强悍的力度，但它的风格的清丽绝尘，则构成了另外一种旨趣。它的怀旧性无法掩藏关切人类未来命运的急切眼神。 欧阳江河：《乌托邦》 《乌托邦》，一首无法窥测全貌的长诗，第二、三章已经散佚。没有人读过。所以第一章“我们”，姑妄就是“乌托邦”的一个完备模型，它独立遗世，诉说着对政治桃花源的难以言喻的情感。 乌托邦，指称完全乌有的邦域，从中可观察到两个彼此友爱的人种。“我们”是被践踏的众生，是颓废的人民和献祭的牺牲者，如同所有的奴隶，“我们”谦卑地映衬着另一人种的伟大性。“我们”天性和平，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服从外在权威，保持永久的缄默。在“乌托邦”里，“我们”冷漠和无动于衷地旁观着针对自身的令人震惊的暴力。 另外的人种是“他”，一个神秘威严的单数，像上帝那样孤独地君临宇宙。“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唯一和不可复制的。“他”占有了独裁者所应具有的全部属性，并把这些属性的意义推广到“我们”身上。《乌托邦》诗，就是关于独裁者神圣权力所涉及的范围的现象学描述。独裁者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他”用刀重新分离或组合“我们”的头颅和器官；“他”的饥渴或寥寥数笔操纵着人类的气象、季节和景观，而“他”的另一些言语则安排了光与真理；“他”的阳具或令三千女子终生不孕，或使万民迅速繁殖，以致浓荫蔽日；“他”病时世界雪白犹如医院，“他”睡时所有的夜晚不敢点灯，“他”睁大的眼睛永恒监视“我们”的言行，“他”的阴影笼盖大地、永不褪色。 “他”，一个神秘威严的单数，像上帝那样孤独地君临宇宙。 从对万民头颅的屠戳开始，在“我们”的子代不敢降生的时刻终止，诗的内在层次尽管有些紊乱，但欧阳江河对《圣经·旧约》语言的仿制仍然是卓有成效的。作为以色列民族的英雄传说，《旧约》第一章涉及到上帝的权能和造物业绩。从《旧约》中，我们目睹了人类主宰者的伟大性与崇高性。但《乌托邦》在仿作中微妙地放弃了颂扬的立场。它的史诗场面充满中立和灰色的调子，宏大暴戾的事件的震慑性，被竭力掩盖于冷淡的叙事态度之中。 这里已经隐含了某种来自种族或人类的巨大骇怕。乌托邦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巨人的逻辑、从A形态到B形态的荒谬转换，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刀→头颅、饥渴→作物、笔→天气、器官→春天、影子→太阳、版图→人烟……，这些在寻常世界里彼此无关的事物，在“乌托邦”里组成了严密断线性因果。这就是巨人意志强悍的力量。巨人根据一种事物去任意地审判所有的事物，命令它们存在或者缺席。“乌托邦”是一个不容置疑和不可抗拒的法庭，它的全部面貌都必须由巨人亲自加以塑造。而后，这个非凡的恐怖主义的祭坛，又被巨人用来塑造“我们”的灵魂。 但“乌托邦”的真正意义不是这个。“乌托邦”必须向人交付存在的幸福。乌托邦应当是炮制和出售幸福的超级工厂。欧阳江河的《乌托邦》，至少拥有下列两种幸福：统治的和被统治的。其中，受虐的、遭迫害的、被牺牲的幸福，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它由“我们”快乐地加以垄断。这种快乐甚至超出了骇怕的程度，以致“我们”最终能够无比平静地接受这个残忍的现实。我看到，在“乌托邦”的温床里，受虐人格正在茁壮成长，构成了上述美妙社会的真正核心。 这就是人类（种族）没落的征兆和起点。欧阳江河可能忽略了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谁是“乌托邦”的内在主宰？难道那个孤寂的单数（“他”）拥有支配最大量复数的力量是正常的么？ 不，这肯定被弄错了，它只是一个诡异的文化假象。对人类的理解应当穿越“人”这个词缀而抵达“类”这个词根。“乌托邦”的秘密本质在于它必定是一个由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世界。这一定理决定了“乌托邦”的一切逻辑，并为独裁者权力的无限性找出了最有力的解释。“我们”，或者干脆说人民，乃是“乌托邦”的真正主人。“我们”推出了权力的符码和玩偶（“他”），阴险地操纵它，像操纵一具伟岸的傀儡，把人民的全部功绩或罪责诿卸于它，并在必要的时刻将其轻易地推翻和替换掉。正是通过这种隐名于幕后的策略，人民实现了主宰世界和历史的伟大理想。 我所面对的是一座这样的乌托邦，它实存于真实的时空，并被我的精神与肉体所亲切地感知，像接受一件不可拒斥的悲惨礼物。“乌托邦”事物空气般渗入种族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经验的构成部分。谛听和向往乌托邦，响应它的召唤，为它而英勇战斗，从一个乌托邦奔赴另一个乌托邦，最后，在它们之中像忠实的狗一样卑贱地死去，带着对更遥远的乌托邦的憧憬。 “我们以镜为家”，这个诗句表明“我们”正住在一组完全虚妄的价值里。揭露这种存在的真相需要足够的勇气。 不仅如此。欧阳江河的勇气甚至包括与恶毒的世界共存。由于洞悉了逃亡的毫无意义，他最终出示了听天由命和超然情外的立场：“静如植物，根部以下埋进土地。”以世外高人的角度 静观暴力，大智慧的精神漠然注视自身肉体的痛楚，这个生命对策强烈地显现了东方文化的个性。在这种文化的个性中，诗人审慎地掩藏起了自己的反讽个性，而这正是“乌托邦”力量的一个最亲近的证据。 翟永明：《静安庄》 这是一个关于濒临死亡的种族的庞大寓言，凡十二章，以月份为各章标题，构成有序的读数，暗示种族时间的循环与轮回。在寓言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名叫“静安庄”的村落，干枯、颓废而恐怖，充满死亡的预兆。“静安”一词，描述了它的鸦雀无声、它的冷寂、以及它被现代文明所悬置的孤单状态。 静安庄，或者说某个溃烂的种族，是一部古老的文本，它必须获得一个现代阅读者，正确地读它，转述它的意义。而不是像传统的读者，错误地翻转着读，并且在转述时加入美丽的谎言。有一自称十九岁和“一无所知”的女人，承担了这项工作。她是乡村游荡者，从这个世界的边缘而来，于一九七四年遇见了这个村庄，并开始在村庄里游荡，花费“一年”时间阅读它的各个部分，然后从那里逃走，或者说，关上这本恐怖的书。 翟永明，也就是那个在书中游荡的胆战心惊的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她为什么会遇见静安庄，又有什么必要在那里居住，探询它的各个细节？是她自己陈述了这方面的理由。在“第四月”、“第七月”和“第十二月”里，喊出“愤怒的声音”的母亲、“使生命变得粗糙的”异姓兄长、“人神一体”的祖母和“群居的家族”，这些人界定了游荡者的性质，向她呈现家园和故乡的形态，刻着她出生日期的老榆树、结满她父亲年龄的旧草绳，这些先验的物事则企图提供进一步证据。这就是静安庄的意义，它以母体的名义召唤异乡之客，劝谕她回归，然后，用“永恒的脐带”把她“绞杀”。 这不正是关于种族本性的真切喻示么？一个属于它的子民，将面临严重的二难困境，在它的外面阅读并诘难它，或者，进入它并成为其中的角色。翟永明不可能克服这种存在的两重性，在《静安庄》里，她一方面被读着，一方面又读着自己。她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人。 这种混乱和怪异的精神分裂气质，对她读解静安庄的方式作了心理学的规定，使那个败落的村庄看起来愈加凶险而颓坏。正如女诗人所自我表露的那样，她“发育成一种疾病”：当内在生命力蓬勃涌现的时刻，被死亡的境遇所惊骇。这时，死亡本能开始生长，呼应着黑暗的存在之所。巨大的死亡涌流在灵魂的外面和里面同时起伏，构成诗人的转述方式的破碎性和盲目性。《静安庄》拥有史诗的规模，却没有它的逻辑、连贯性和语句完备性。它是十二次噩梦经验的残忍片断，它们之间的唯一联系是静安庄这个地点。在所有依稀的梦境里，静安庄永恒兀立，像一座被历史废弃的古堡，向那些致病的飘游者开放。 在所有依稀的梦境里，静安庄永恒兀立，像一座被历史废弃的古堡，向那些致病的飘游者开放。 所有这些都先验地决定了我们视界中的“静安庄”的容貌与气质。它首先是有罪的。它的每一个段落都充满罪行或犯罪的气味，到处是陷阱与杀机、透明而不可经见的凶器、露出杀气的月亮、穷凶极恶的荒屋、练习杀人的男孩以及死鱼，已遂或未遂的谋杀在墙垣后发生，犹如影子在太阳下行走，并因不可知而变得神秘与恐怖起来。像《旧约》那样，它是种族溃解神话的一个导言，原始罪恶从这里推进成悲怆的历史。 “静安庄”是古老的，这构成了它罪行谱系的一个核心部分。时间是无底的容器，隐匿了无数丑行和“盛朝年间的传说”。尽管古代诸侯的床第早“已被白蚁充满”，它的腐朽气息仍然感染了还未丧命的人、“脸上盖着树叶的人”、在“漆黑的日子”里分娩和生殖的人、以及各种人，使他们拥有一个颓废的神态。这正是我们从秦始皇陵的兵俑的嘴脸上所读到的表情，它像一架坏钟表的指针，使西安地面的行人失去进化的契机。这个现存的例子有助于我们读解《静安庄》所企图传播的旨意。 那么，一切被家族或者岁月所谋杀的人有难了，他们的死尸毒化了乡村景观、风俗和事务，并且用白骨的风标描绘了“静安庄”毫无指望的未来。新娘服毒、婴儿被溺杀，乌鸦在祠堂头顶上说出绝望的神谕。于是这个后来写诗的女人，这个守望着干涸的麦田的人，被死亡的经验压垮，看见了“根彻底消失”的毁灭性遭遇。 从这部启示录式的预言书里，可以搜索到两个最古老的意象或“词根”：太阳与水。它们是支配“静安压”死亡和再生的秘匙。首先是炫耀火的太阳，它并未使“漆黑的日子”消解，相反，它的光线暴力使水井干枯、仰脸望天的人成为石头。干旱的风在物种生长的季节里飞旋、散布死亡。水是富于耐性的失败者，它隐匿在土里，隐匿在木的深处，甚至隐匿于金的缝隙之中，这样直到九月，它才云雨一番，使“静安庄”重新进入生的轮回。水提供了一个奇迹，它改写了“静安庄”这部存在之书的结局，使它以活着的形态死亡，或者，以死亡的形态活着。 有一个孩子站在树下，为“静安庄”命运的魔术而惊讶。他试图思考这些生生灭灭的事物的因果。这个出现于《静安压》尾部的男孩是翟永明的化身，在经历了十二个月的精神历程之后，她的灵魂疲惫而又平静，迷狂的转述被引向一个沉思的态度，其中包孕着对种族之书中全部丑恶符码的缄默和让步。这就最终消解了我们最初发现的那个二难困境，书缓缓合拢，裂变的灵魂安详地走向睡眠…… 何小竹：《人类最初用左手写字》 还原主义，倡导对事物的本始或本元形态的回归，把繁复的事象推回到它们共有的源头或根基上，然后，从那里握住世界的几条最基本的线索。这其实就是绘画领域中从具象简化为抽象的过程，无限众多的线条在其中消退，所剩的是世界最古老原始的元素、描绘世界存在的那个唯一和不可缺略的轮廓等等。还原，就是切开世界诡异的皮肤，将它的灵魂纳入人的视野。 何小竹在这首诗里放弃了他的巫术气质而变成了一个实证的还原主义者。他把世界的构成元素设想为沙、虫、风、树、鸟、云和鱼，然后按照东方还原主义模式，进而把它们分别投放到“动一静”二元组合的结构之中；虫（动）与沙（静）、风（动）与树（静）、鸟（动）与树（静）、鱼（动）与云（静），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一“动一静”结构是不断运转和变化的，犹如老子的操作态度。这样，我们就目睹了一种同时兼有静穆与生动两种气质的无意象的诞生。 沙与虫：两种都具有运动性的物体，像古老的计时器一样缓慢爬行流走，越过无数个白昼与黑夜，标定着时间的意义，这里隐含着一个方向性的命题、一个对运动属性的简单思考，沙虫、白昼以及人类书写的方向是同构的，诗人声称它们都是从左到右，并且作了人类最初用左手写字的推断。这没有什么理由，或者说，完全不需要什么理由，因为逻辑本身在这里也被还原了，变得像原始人类一样稚拙而固执，只须一个简单的信念，世界的特征就被洞悉无遗。 风与树，这组命题与上一组有着微妙差异。风是自动的事物，而树最初是静穆的，它仅仅在风的吹气下才摇动起来，响应风的激情。风的运动方向与虫也完全不同，它不是从左到右地作线性爬行，而是在树皮上亲切地缠绕，描述着一系列弧圈，这主要因为树是圆形的事物，并且座落于空间的核心位置。树的运动方向则是暧昧的，它把舞蹈的使命委托给了敏感的树叶。树叶离开树，发现了风，它就像风缠绕树一样缠绕住了风，又像声音缠绕树一样缠绕在了声音上。这构成了元素们互相搂抱的场面，它使世界保持了运动的优美形态。 树的运动方向则是暧昧的，它把舞蹈的使命委托给了敏感的树叶。 鸟与树，这组命题是组诗中最复杂的段落，它既包含了过去的元素（比如“风”和“树”），又加入了新的因子。这就是鸟——一种最机敏活泼的事物。它使凝固的宇宙生机盎然起来。鸟群停栖在树上，具有异常的重量，使树枝垂向地面。鸟的沉重感预示了它的飞翔。果然后来它利用树叶的反弹性离开树、离开它所依凭的事物，这同风对树的纠缠全然不同。鸟拒绝了家园对它们的央求和挽留。离树的瞬间的情态是两个互相存靠的事物发生分裂的情态，它的意义和情趣被凝定在一个由何小竹制造的象形字里。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处置方式，但它是适度和可以读解的，像某种微观的插图，或者，一个片断的句号和停顿。 接着是树的态度。树与鸟相反，它是一种静谧的巢室，具备飞翔的动机，却不具备飞翔的可能性。它注定要受孤寂，然而它看起来对此十分害怕，并对鸟无限羡慕。于是它就“很注意鸟的去向，很注意鸟的动向”，这两个句子的语义是完全同一的，它们的重叠强调了树的依恋。树是功利主义者，它像鸟一样梦想获得羽毛和用羽毛来飞翔。其实树叶就是树的羽毛，但树叶不能托起沉重的树躯，它只能弃树而去，作为树的愿望的代表，去和天空会面。树深知这点，所以它在晚上叫喊，说出对风的恳求，让它带走树叶，“树离开树”句中的第一个“树”，指的正是这样的树叶。但风很沉默，于是树就只能想念鸟，并在对鸟的怀恋之中寄托对飞翔的向往。这其实就是静止对运动的向往、定物对活物的向往，以及大地对天空的向往，等等。 云与鱼：这是两个完全无关的事物，把它们放在一个结构里，与其说是因为它们都拥有“弯弯”的形态，不如说是由于它们拥有类似的习性，游动、在雨后显形、怯懦的性情、对气候 有所选择，并且随机应变。这里出现了一系列很精妙的对比性事态，云的好高骛远和鱼的深入浅出，云的按部就班和鱼的静止不动，它们被钉在成语的框架上供人们观赏，语感在这里达到它的最良好的状态，宇宙物体间的差异性被描述得纤毫毕现。 这是何小竹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拙朴而短促的句子，洗炼的意象或事态，对隐喻的拒斥，形而上的风度，这些都在表明，适度的还原技巧完全可以建构出新的诗歌——宇宙空间。诗歌还原的终点不是词素，而正是上述单个的元意象。何小竹的另一首《太阳》，企图把诗还原到对词素“太”和“阳”的字义分析，便消解了诗，也最终消解了诗人自身，因为诗人只能靠语象（事态）、而不是靠孤单的字活着，难道不是这样吗？

200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再爆冷门，让二流的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抱走了高额奖金。品特过去一直靠纽约百老汇和伦敦牛津街的演出报酬度日，如今他的钱袋再次变得饱满起来。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乔伊丝·卡罗尔·奥兹和南美作家略萨，再度与桂冠失之交臂。他们是世界性作家，被各国作家和媒体人所普遍推崇，却仍然徘徊于“文学神殿”的门外。 某份中国专家提供的问卷调查，向我们展示了20名被诺贝尔先生错失的大师名单，其中包括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哈代、昆德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易卜生、普鲁斯特、契诃夫、里尔克、高尔基、左拉、瓦雷里、劳伦斯、曼杰什坦姆和阿赫玛托娃等等。这份冗长的黑名单，成了诺奖的奇耻大辱。 但诺贝尔先生的过失还远不止于此，仅以戏剧为例，在这个最敏感的样式里，它竟对迪伦马特（1921～1990）视而不见。这位易卜生和布莱希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拥有《老妇还乡》、《物理学家》、《罗慕路斯大帝》、《天使来到巴比伦》等一系列杰作，其成就令品特之辈所望尘莫及，就连他的小说《隧道》、《抛锚》、《诺言》和《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其水准都远在诸多诺奖得主之上。迪伦马特毕生至少有40次与诺贝尔先生相遇的契机，却遭到令人震惊的长久的蔑视。迪伦马特的案例，再度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神圣奖项的世俗本性。 人类的文学需要一种最高仪式来表述其信念。斯德哥尔摩承担了这项使命。一百年来，它成为权威的文学教会，订立出世界文学的统一准则，从无限荣耀的角度审判作家，用坚实的奖金雕刻文学使徒的伟大石像。它的那些颁奖词洋溢着对事物伟大性的迷恋。它颂扬永垂不朽的话语业绩，并且企图建立文学的崭新纪元。所有这些举止都为诺贝尔先生描绘了一个神圣性的轮廓。 但对近年来诺奖的观察结果表明，它的结局越来越出人意料，也就是超出了文学的普遍经验的范畴。品特作为戏剧家的出线，隐喻着诺贝尔奖程序日益戏剧化的过程。从提名、猜测、期待、悬念、突转、在爆出冷门中走向高潮，期间还有人高声抗议，或中途退场，整个过程充满冲突和戏剧性变化。多年以来，很少有人能按诺贝尔公布的尺度去预言它的评奖结果。斯德哥尔摩的每一次颁奖，都是对文学朝圣者的智力嘲弄。导致这种情形的只能有两种原因：要么是文学公众过于愚笨，要么是诺贝尔文学奖出了严重纰漏。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来自于诺奖自身的蜕变――迫于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巨大压力，它放弃了自己的冠冕堂皇的文学承诺，并且日益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它的娱乐属性正在急剧扩张，变得更加扣人心弦。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是一次庄严的仪式，不如说是一副华丽的文学纸牌，洋溢着浓烈的博弈色彩。这就是我命名的“斯德哥尔摩游戏”。人们总是以为老K以上的角色才能称王，但在这类牌局里，一个普通的“J”往往可以成为赢家。所有这些结果都取决于某种内在的游戏规则。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游戏”的最高规则？那就是某种精英主义的平衡哲学：皇家评审人不但要在不同的文学样式（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之间寻求平衡，还要在性别、种族、语种、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确立平衡，甚至还要皇家文学院委员之间达成权力均势，如此等等。诺奖犹如一架世故的外交天平，在皇家文学院打造下，表面光滑如镜，而内部则日趋精细微妙，充满各种韬略、策略、斡旋、利弊轻重的算计，把文学价值引向一个高度中庸的状态。权力游戏的技艺在无限上升，但文学的基本原则却在急剧下降。文学不仅丧失了对世界的预言能力，而且也丧失了自我审判的能力。它是人权奖、种族奖和国家奖，却唯独不是文学奖本身。文学的天堂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 我已经说过，所有这些变化并非只是瑞典皇家学院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游戏就是注定要被人玩弄的。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资讯资本主义修订了人类价值体系，根据市场的准则重新分配精神资源，大规模削弱文化精英的权力，并把大众趣味提升到不可逾越的高度。瑞典皇家学院作为精英主义的大本营，最终无法抗拒这种全球图景的剧变。 全世界民众每天都在打造自己的娱乐偶像，为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他们对文学本身漠不关心。而在精英主义历史进程的尽头，斯德哥尔摩游戏出现了，仿佛是文学神殿的最后幻象，摇摇欲坠地座落在斯堪的纳半岛的岩石上。它面对一个摧毁文学的世界，并要为这种文学重新下定义，判处它不可阻挡地衰败下去。 西方文学的无力、病弱和孤独，向我们暗示了世界价值的悲剧，边缘民族的文学，也不能摆脱相似的命运。2005年，中国作家余华经过长达十年的分娩，再次诞下他的文学婴儿――长篇小说《兄弟》，由此引发文学爱好者的激辩，他们要对这部小说的价值作出判定，并藉此为中国文学的亡灵招魂。这个事件犹如一个古怪的镜像，映射出少数人近乎绝望的激情。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个职业作家所编织的话语花环。在文学死亡的现场，每一次艰辛的书写都是一场沉痛的悼念。

苏州昆山市阳澄湖建筑：对螃蟹造型的拙劣模仿 自从上世纪90年代爆发新建筑浪潮以来，庸俗象征主义、又称具象主义的趣味，就已经走出儿童乐园，操纵城市建筑设计，并制造出大批恶俗的具象建筑，由此形成古怪的建筑丑学浪潮。台湾设计师李祖元，一位被媒体赞誉为以“具象设计、微物放大”的手法、打造“讲中国语言的世界级建筑”的“大师级人物”，在此间扮演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 李祖元的戏剧性在于，一方面在台湾推出高雄85大楼、中台禅寺、台北101大楼等上乘之作，足以展示设计师本人的基本素养，一方面却在中国大陆迎合甲方决策者趣味，推出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和北京盘古大观等低劣作品，其中两件荣登中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列，而沈阳方圆大厦还先后入列英国《卫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旗下网站的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这是设计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自我分裂的样本。 据说是李祖原“扛鼎之作”的北京盘古大观，以龙图腾为外立面的基本造型，覆盖五座建筑，其中南侧写字楼顶部为‘龙头’造型，中间三座楼宇形成 “龙身”，北侧B座则是“龙尾”。这种由被各独立楼体分解的龙体，不仅因造型破碎而导致视觉不适，更因犹如被挥刀斩成五段的死龙，而走向吉祥寓意的反面。无论在感官经验还是文化象征方面，它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沈阳民营企业大楼，以外圆内方的古代铜钱造型现世，“直白”到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贪欲的地步。这两件作品，不仅是具象建筑的奇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 “李祖原现象”也折射出“甲方”——中国大陆决策者的素质和趣味。面对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市场，为了拓展甲方市场，谋求更好的生存，设计师必须放弃尊严、理想、个人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地方官员或投资商的权力意志。在这种微观权力博弈中，设计师的“弱智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台湾，任何地方行政官员都无权决定建筑的风格，它必须经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审查拍板。这是李祖元在台湾变得“比较正常”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权力至上和设计师苟且求生的文化格局中，丑陋的具象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以各座城市的地标的名义，引发中国城市景观的大规模“视觉污染”。上海浦东浦江沿线，在个别官员的“设计”下，90年代以来推出一批丑陋的球形建筑，以迎合地方政府关于“东方明珠”的城市定位，至今都是建筑界的笑柄；郑州出现的宋庆龄基金会大楼，干脆直接做成宋庆龄雕塑，内含八层写字间，完全无视雕塑和建筑之间的专业界限。 重庆南岸区计划建造的一座大楼，外形酷似“人人”两字，刻意迎合重庆市视觉识别标志“人人重庆”，俨然是前者的一个放大的混凝土摹本，亦引发网民的热烈嘲笑。在所有这些具象建筑中，河北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可能是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福禄寿”三星彩塑， 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吉尼斯最佳项目奖。若按这种“假大空”的丑学标准，则大批政府大楼都有入列吉尼斯纪录的资格。 2011年1月，一项颇具规模的民间调查，向公众推出了中国建筑的黑名单，肢解中国龙的北京盘古大观、貌似古代硬币的沈阳方圆大厦、蓄意抄袭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安徽阜阳某区政府大楼、拙劣模仿天安门城楼的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大楼、以及邯郸元宝亭、宜宾五粮液酒瓶楼、燕郊天子大酒店等十座建筑物，隆重当选为中国大陆地区最丑建筑。 什么是衡量建筑美丑的标准，这是中国建筑业的首要问题。上述最丑建筑的评审者，为此提出下列十项指标：第一，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第二，与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第三，抄袭、模仿的下意识建筑；第四，崇洋、仿古的怪胎；第五，东西拼凑的大杂烩；第六，生搬硬套的仿生丑态；第七，拙劣的象征、隐喻；第八，低俗的数字化变异体态；第九，明知不可为而刻意张扬。而CNN网站的年度评选，则更强调宏大奢华的建筑物跟四周民众生活的严重失调。但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群落之中，这种失调早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 CNN榜上有名的布加勒斯特国会大厦，其入选理由并非出自“视觉上的缺憾，而是因为其虚荣的精神”。该建筑由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主持建造，拥有12层1100个房间，而为了兴建这座庞大的“政府形象工程”，齐奥塞斯库逼迫三万名居民和28座教堂搬迁，为其腾出位置。公权力一味炫耀政府大楼的宏大奢华，而肆意践踏民众的生活空间，这是建筑丑陋性的政治根源。对“最丑建筑”的批评，不仅旨在表达不快的视觉感受，更是关于民众权利失重的抗议。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育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要的砝码，它超越了美学，成为浮华世界的主宰。 在这样的畸形格局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建筑的美好出路。 原载2012年9月7日《新世纪周刊》 附：最丑具象建筑小展： 北京盘古大观，对龙的造型的拙劣模仿 沈阳方圆大厦，对铜钱样式的拙劣模仿 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办公楼，对美国国会山庄的拙劣模仿 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对北京天安门城楼的拙劣模仿 河北邯郸元宝亭：对传统金元宝造型的拙劣模仿 四川宜宾五粮液酒瓶楼：对五粮液酒瓶的拙劣模仿 河北燕郊北京天子大酒店：对福禄寿三星人物传统造像的拙劣模仿 潍坊市民文化艺术中心，对悉尼歌剧院的拙劣模仿 安徽淮南奥林匹克公园，对乒乓球板的拙劣模仿 世博中国馆，对伏斗和金字塔的拙劣模仿

作为“四大国粹“之一的京剧 20世纪以来，中国人被迫面对三种历史叙事模式，第一是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的“新文化叙事”，它以“打倒孔家店”的激越口号，表达出对否定历史传统的坚定信念。尽管此后胡适做出了重大调整，重新走回“整理国故”的道路，但颠覆历史传统的“潘多拉之盒”已经开启，变得不可逆转。 毛泽东的革命叙事，接过“新文化运动”的火把，将其变成更为彻底的“断裂式进化”，通过历次严厉的思想整肃，尤其是文革的“大批判”暴力，切断了现代中国与自身历史的血脉。 邓小平的财经叙事，终结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革命，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文化传统的断裂状态并未得到修复，反而因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文革中尚未摧毁的“硬件”——明清建筑和地下文物，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此外，经济运动对文化建构的僭越和替换，也加剧了文革以来的文化退化态势。 以上三种历史叙事互相叠加的结果，导致了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中国文化面对严重的价值危机：一方面是传统价值无法成为世人的精神支柱，而另一方面，西方倡导的人类普世价值，又被视为来自“敌对势力”的文化阴谋，这种双面夹击，全面瓦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为当下的教育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提供了深刻的逻辑前提。 基于对文化现状的不满，一种复古浪潮开始涌现。为了修复文化传统，儒学热、读经热和大师热开始大肆流行，形成以儒学为骨，道家为肉、医家和气功家为肌肤的国学体系，其基本特征是： 第一，大力倡导国家主义，试图仿效董仲舒，在朝廷的支持下重建儒家专制； 第二，国学倡导者多以“大师”自居，道貌岸然，装神弄鬼，以叩拜、下跪和个人造魅的方式，制造老式的圣人偶像； 第三，各种名目的国学班，从总裁国学班，到幼儿国学班，都收取高额收取费用，将国学当作高效敛财的工具； 第四，把国学定义为“国粹”，藉此否定“西学”，否定民主和宪政，进而否定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而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它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和兼收并蓄的结果。 “国粹”跟所谓“纯汉族血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它篡改先秦文化，阻止人们探究它的真实起源。对孔子“私生子”身世的追究，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圣贤完美性的认知危机，这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深刻教训，为此，聪明的“国学家”拒绝发出这样的追问：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也拒绝追问庄周的“庄家”究竟是何方人氏。 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先秦诸子百家，大多有其深远的“境外”背景。例如，道家的主要思想来源，就是印度吠陀文化，而墨家的核心思想，跟希伯来宗教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阴阳家邹衍的思想，其“阴阳论”来自印度吠陀哲学，而“五行说”则来自波斯祆教，如此等等。没有那些重要的“外部”思想启示，就不可能形成“国学”和“国粹”的文化内核，更不可能出现先秦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开放特征，乃是因为，在汉代以前，国族叙事的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东亚地区跟中亚、南亚和西亚，形成了重大的“亚洲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不是孤立自足发生的事物，而是该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并由共同体中多种文化原型所塑造。所谓“国粹”的真相，就在于它吸纳了当时全球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轴心时代以后，从两汉、魏晋、唐宋到明清，中国文化也仍然置身于活跃的世界交换体系之中。“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中，至少有释道两家具有显著的“域外特征”，占“文化总量”的三分之二。 导致这种东亚文明开放性的原因，在于东亚政治地理的特殊结构。五千年多以来，在整个亚洲版图上，基于频繁的战争，由西向东地形成逃迁式移民浪潮，这个浪潮推动了器物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推动了先进的西亚（西南亚、南亚）文化向东部的流动、传播和植入。这个前赴后继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的严重阻拦，只能像“泥沙”一样减速、停止并沉淀下来，堆积在东亚地区，形成丰饶的文化堆层，刺激本土文明的发育和生长。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总是遭到本土文人和史学家的误导，在他们眼里，这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先进的农耕民族的进犯与伤害。直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沉浸在这种“文化自大”的历史幻觉之中。

亚里士多德的文体学制造了一个长期的困惑 散文的第一种困惑，是它的家族成员究竟有多少？“百度百科”上的所谓“散文”词条，将散文概念无限放大，甚至政论和历史都被算作散文，达到了殊为可笑的地步。而这正是笨拙的“文艺理论”所坚守的“宏大阵地”。尽管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指涉了包括演讲在内的各种文体，但不等于使用修辞手法的文体都属于文学。这种古老的逻辑陷阱，误导了大量散文专家，而他们胡乱归类的结果，就是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史稿、奏疏、诏书之类，统统算作“散文”。 按照这种逻辑，则行政公文及各主流大报的社论（政论），都应当划入散文框架。中国五十年代跟苏联交恶时的“九评”，振振有词，声色俱厉，可算作“政论式散文”的经典之作，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散文选集，会把这些玩意儿装进自己的箩筐。文学内部文体和文学外部文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从未有过正常的分野。 散文的第二种困惑，在于它在文学中究竟有多少地位？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仅靠散文就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是文学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尽管事实上，散文有时候比其他文体更为重要，例如加缪的散文成就，早已超出他的小说，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山，就连萨特都对此“有所忌惮”。但跟诗歌与小说相比，世人眼里的散文，终究只是姿色平常的侍妾，缺乏独立地位，犹如一道蕾丝花边，环绕在小说和诗歌四周，柔顺地衬托着主体的形象。萨特与加缪的冲突，也许可以归结为“长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对抗。 诡异的是，只有在中国，散文才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体，仿佛它就是文学的轴心。中文教育对散文的偏爱，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正是这种情形引发了我们对散文的第三种困惑：散文真的应当是中文教育的轴心吗？散文被中学语文教科书所长期纠缠，由此推出一些“主流”范式。根据中学语文课本所推出的目录，可以大致描述出一个现代散文的演化路线图：第一代为鲁氏兄弟（鲁迅的杂文和周作人的随笔）；第二代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第三代以则余秋雨为代表。 这个“散文演化三部曲”，为中学生的作文写作，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鲁迅体辛辣，杨朔体甜腻，秋雨体煽情，每一种文体，都是语文老师的最爱。他们以此为样本，孜孜不倦地指导那些毫无鉴识能力的学生，让中文写作变成单一风格的仿写游戏。这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坚硬规则，它滋养了大批“弱文商”青年。今天，只要观察大学生的汉语现状，我们只能推导出一个“偏狭的”结论：中小学语文教育，是“教育满汉全席”中最失败的一道大菜。 上述这些困惑阻碍了散文的正常发育。主流文学史所热烈推崇的散文作品，大多是无关痛痒和无病呻吟的“无害之作”，它们把散文引向了一个畸形的方向。近几年，一些有信念的中学教师，开始反抗这种趣味，试图引入一些饱含人本主义精神的文献，这从反面揭示了主流散文的无聊特性。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散文，始终未能挣脱自己的“童稚期”，而长期受制于“后宰门风格”。 2005年，时任台湾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问西安的母校“后宰门小学”，六个小学生进行动作夸张的“样板戏”表演——诗朗诵《连爷爷您回来了》，一度成为台湾政界、媒体和民间嘲笑的对象。仔细观察一下《连爷爷》的视频，它显然就是童稚版的贺敬之体：以一种没有主体性人格的抒情姿态，加上一堆忠字舞式的躯体动作，构成“少儿文艺腔”的基本范式。尽管遭到嘲笑的是“诗朗诵”，但散文的状态难道会比它更好么？ 人们面对的第四个困惑，是找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最大弊端。这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多数散文的撰写者，都以一种热烈的姿态，投身于散文书写的洪流之中，那就是“媚雅”（kitsch）。这个语词曾经被人错译为“媚俗”，用以表达对粪便、垃圾和低俗的蔑视，暗含对高雅的追求之意。 但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解释，文学中最“媚雅”的，恰恰是那些劣质而又伪装成优雅（“真善美”）的货色，用现下的俚语说，就是“装B”。散文是最容易被人用来“装B”的一种文体，而这正是散文的悲剧性命运，它注定要成为包容一切的绣花枕头，被那些平庸、低劣、恶俗和陈腐的趣味所充填，不幸地沦为徒有其表的“垃圾袋”。 散文的媚雅，不仅表现于媚官、媚权和媚钱，更在于向乡村、田野、民俗、历史记忆和诸子百家献媚，而后者几乎是难以觉察的。被献媚的事物的浩大光芒，遮蔽了献媚者的真实面目，令他们散发出“高雅”和“有文化”的浓烈气味。而这正是媚雅者的书写目标。 媚雅式书写起源于它的某种工具性特征。中国散文家很难实现真正的“纯文学”梦想。散文最初是体制的工具，而后又成为市场的工具。它以“正能量”的赞美姿态出场，向四周团团作揖，仿佛这就是它的使命。那种专门“画黑暗势力的鬼脸”的散文，难以受到当下中学语文老师的鼓励。散文的重量，比鸿毛还轻。这种多重的工具人格，瓦解了作家的独立主体，以致他们无法聚结起强大的心灵力量。但那种内在的精神性（独立意志、诗学信念和终级关怀），却正是文学创造力的核心。 第五种困惑是，散文的出路究竟在什么地方？作家的社会角色，一直是文学所无法规避的难题。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者）、“社会良知的担待者”（引领者）、“传统价值的叛徒”（反叛者），到“汉语创新的手艺人”（实验者），所有这些表情严肃的角色，都是文学家为自己设定的形象。但散文作家的话语方式总是偏于老旧，不是仿效港台三流作家，就是跟本地中学语文课本的主导风格密切呼应。还有人在热烈叫卖木心和胡兰成，似乎那才是散文的巅峰和出路。但立牌位之举，似乎无法改变散文的现状，跟其他作家群体相比，散文更需要青年天才的诞生、崛起和突围。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散文自我突围的契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降临，正在变得日益稀少。互联网时代的“无铅运动”，导致手—手传阅链的断裂，文本可以自由发表，不再经过任何编辑程序的过滤。这种无铅化/数码化运动，令许多网络文青丧失自我估量的能力。他们沉浸在作家的幻觉里，在互相勉励和叫好中一意孤行，以复制、粘贴和转发的方式，制造互联网上的文学狂欢。毫无疑问，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网络文学帖子，而且大都以“散文”的形态面世。但它跟文学毫无关系。它不是文学升华的信号，却提供了散文繁荣的盛大幻象。在这样的图景中，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散文的真正出路。

在5月11日母亲节降临的日子，需要对这个节日及其含义，做一次文化考古学的探究。毫无疑问，母亲节旨在表达对于母亲的敬意，并重申母亲的重要价值，也即她的象征性品格——慈爱、宽容、勤勉和自我牺牲。但中国人所循用的，只是一个源于美国的公共节日。 在丢失自我传统的同时，中国人也丢失了自己的母亲节。这个节日原本叫做“七夕”，也即妇女节，混合着女儿节和母亲节的两种职能。在农历七月初七那天，所有东亚女人都将学习织女，展示作为女人和母亲的职责：打扫并整理房子，让它焕然一新；拿起绣花针和剪刀，向人炫耀自己的女红技巧；把孩子带往七星娘娘庙，向七位美丽端庄的女神致敬，因为她们就是伟大母亲的代表。由于“七夕”被误用为“情人节”（东亚情人节本是三月三，却也不幸遭到了遗忘），本土母亲丢失了被纪念的契机，最终被迫引入一个时髦的洋节，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变，它只能验证民族文化的衰微。 在一个普遍携带恋母情结的族群里，母亲的形象始终暧昧不清。基于儒教的殷勤规训，中国女性注定要面对歧视的目光，但经过岁月洗礼之后，她们却能透过老迈的身躯，从“孝道”中召回自己的尊严。这种戏剧性反转，源于“华夏恋母情结”。这情结有时呈现为令人惊骇的状态。 “二十四孝图”向我们提供了某些著名的范例，如郭巨埋儿奉母、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庚黔娄尝粪忧心之类，它们洋溢着自虐和变态的光芒。而在这种狂热的恋母叙事运动背后，是严重的人格障碍。强悍的专制政治，拒绝塑造成熟的独立人格，而只顾生产“大男孩”和“大女孩”。他们患有某种“依附性人格综合征”，并永远无法摆脱对“父亲”和“母亲”的依赖。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种类型的母亲。 第一类是“宗教母亲”。她们的早期代表就是黄帝。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圈，乃至东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女人统治的漫长时代（史称“母系氏族社会”），全民都信奉和祭拜女神，而女人也掌管种族的最高权力。统治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母神，正是黄帝本人，她和大父神炎帝的对抗与和解，孕育出一种惊人的繁殖力，以致他们共同营造了庞大的华夏民族。而在男性大规模夺权之后，黄帝的性别遭到了篡改，摇身变成一名顶天立地的男神。正是这种“性别的文化手术”，导致华夏女神数量大幅削减。经过中古时期的反复调整，最终形成女娲、观音和妈祖的三位一体。这是简洁有力的神圣组合，足以慰藉和呵护中国人的脆弱灵魂。 在“政治母亲”的谱系中，除了雷锋所酷爱的“母亲”之外，当推率众抵抗金兵的杨继业遗孀佘太君，以及在岳飞后背上刺字的姚太夫人。 而最著名的“道德母亲”，则有孟子之母仉氏和欧阳修之母郑氏，等等。所有这些名满天下的母亲，都已成为一种传奇，承负着道德标兵的使命，孜孜不倦地教诲着帝国的子民，向他们发出语调庄严的劝诫。 但在我看来，跟政治和道德之类的公共母亲相比，只有第四类“生活母亲”，才会在中国人日常事务中扮演亲切的角色。在唐诗里，她是孟郊笔下缝补游子衣裳的慈母，在小说《红楼梦》里，她是压抑本性而于诗歌中探寻自由的李纨，在现实生活里，她为营救儿子不惜暴走的武汉妈妈陈玉蓉，是那些在灾难突降时以血躯保护孩子的母亲，以及无数生育和滋养我们成长的“无名氏”。她的身影，融化在日常生活的图像里，成为推动人类繁衍的最柔软的力量。向母亲致敬，并非要上演洗脚和磕头的闹剧，而是要重建以爱为轴心的世俗信念。我们将携带这种爱，穿越暴力横行的岁月。

——美国历史频道推出首部中国纪录大片（下） 撰稿：朱大可 作者说明：2007年7月9日美国时间20点到22点，美国A&E历史频道在黄金时段，播放由本人撰稿的《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这是美国主流电视频道首次播出中国制作的文献记录片，并获得2007年度艾美奖提名。它对探索本土纪录片的国际化道路，或许有某种启发意义。杨澜主持的原阳光卫视，斥资百万，为这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付出了巨大努力。制片人李蕴、导演吴石友以及整个制作团队，在该片拍摄过程中显示的杰出才华，是该片成功的坚实基础。在本博上贴出该片2003年国际版的部分文案，乃是为了向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达敬意，并缅怀那些已经流逝的合作岁月。 题图：郑和下西洋，作者：孙韬 解说： 郑和的船队是否到过澳洲和美洲？他手下的将领长达六年的漂流究竟到了地球的哪个地点？孟席斯用三千多个证据把郑和推到了世界面前。不管他的结论正确与否，终究引发了人们对这个明朝太监的更多的关注。 然而，狂欢的喜剧终于接近了谢幕的时刻。据说，1422年5月9日，一场暴风雨降临在北京城上空。闪电击中了新完成的紫禁城。大火在高大的朱红色圆柱上疯狂燃烧，许多彩绘壁画和皇帝的木雕龙椅一道化为灰烬，巨大的金黄色琉璃屋顶也崩坍成了碎片。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朱棣还召集文武百官反省自己的过错，下令赦免受灾地区的所有税粮。接着，他又沉重地颁发旨意：暂停郑和宝船舰队的远航和宝船的修造，以减轻百姓的税收。他惊恐地意识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耗费无数钱财，也许真的违背了天意。但他还来不及料理这些令人心烦的事务，便死在征讨北方的战场上。 1425年，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继位，就在他登上皇位的第三天，便把被朱棣关起来的财政大臣放了出来。几乎所有的文官都出来控诉宦官的罪行，郑和被下令停止出海。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六次下西洋及朱棣古怪的贸易体系造成的大量损耗，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仅白银一项，每年就花费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官兵的嘉奖。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郑和第六次远征时的物价，比第一次时上涨了300倍。更可怕的是，几万名官兵葬身海底，数不清的船只在异国漂流。国家官员对宦官的仇恨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郑和曾经说过，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是一个海洋征服者的忧思。可是这并没有被新皇帝和多数官员所接受。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所以为什么说郑和下西洋，它不是一个经济事件，不是一个外贸事件呢？它不是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它是赔本的买卖，它不是做生意，它不是一个船队去做生意去的，它不是，是始终亏本的。那么这样子要长期维持当然不可能了，如此庞大的开支，它长期维持这样子的，它只能到一定时间就断掉了，也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以后也不可能再搞起来。 解说： 考虑到郑和是先朝的旧臣，再加上劳苦功高，新皇帝不想太难为他，在停止远征的行动之后，把他派到南京担任守备。文官终于有了报复宦官的的机会，郑和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首都北京，那一年他五十五岁，已是花白头发。 郑和虽然是南京的最高武官，但皇帝规定其所有事务都必须与其他官员商议，他的权力形同虚设。郑和感到自己在官府里处理公务已很不方便，平时就躲在自己家里办公。郑和因为是个太监，无法繁衍后代，他只好回到老家，请求哥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自己作儿子，以续香火。宽大的园子时常传来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欢笑，使空空荡荡的家园有了那么一点生气。 航海被停止了，郑和辖下的两万余名水军奉命守卫南京，却没有一条战舰被使用。他们不是被派去当水上运输的船夫，就是担任修理宫殿庙宇的工匠。朝廷还多次停止发放粮饷，郑和为此多次上书请求，却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一年又一年，郑和的水兵荒废了水上训练，成了在泥浆里打滚的苦力。冬天来临了，宽大的院落里堆满了枯黄的落叶，这凄凉的景象，更使失意的郑和感到无限忧伤。 信仰伊斯兰教的郑和早在前六次出海时，曾多次到达麦加（MECCA）圣地，由于伊斯兰的教义拒绝残疾人前往麦加朝圣，而作为被切除了男性生殖器的郑和却是一个真正的残障者，他只能派副手前往朝圣，代替他行使教徒的职责。在南京受到冷遇期间，郑和唯一能做的便是常常去南京的清真寺，参加回教徒的斋月，虔诚地向安拉祈祷。 1426年，在位只有一年的朱高炽病死，由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继位。登基不久的新皇帝朱瞻基下令，限郑和八个月内修复一座已经停工十几年的大报恩寺，该寺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佛教寺院。若工程逾期不能完成，决不轻饶。诏书的语气十分严厉，显示新皇帝对这位前朝老太监的无礼。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忍受着羞辱和委屈，带人上山，亲自督察施工。这位对建筑也深有研究的老太监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出色完成这一巨大工程。 为了建造寺内的琉璃宝塔，郑和下令从菲律宾运回火山灰烧制的特殊的琉璃瓦，使它拥有一种迷幻般的色彩。宝塔造成之后，成了中世纪全球七大奇观之一，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如同潮水。高大的宝塔在夜里同时点燃上千盏酥油灯，十几里地外都能看到它辉煌的姿容。可惜这座寺庙被以后的战争摧毁了。人们从地下挖出的部分建筑材料中可以看出，当年工匠的琉璃烧制水平至今仍然是第一流的，它们成了建筑业的宝贵遗产。可是这些成就并不能驱除郑和与大海分离的寂寞。郑和就这样在南京度过了十年黯淡的岁月。 直到1430年，宫廷里的西洋奢侈品越来越少，市场上的海外产品成了凤毛麟角，过去时常来朝贡的外国使节也早已失去了踪影。新皇帝朱瞻基为中国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败而忧心忡忡，想重振朝庭在海外的声威，再次缔造“万国来朝”的盛况。这时皇帝又想起了郑和，决定再次启用这个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老太监。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公元1430年，郑和已经六十五岁。他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征。为此他树立了两块碑石，以记录他先前完成的几次远航的事迹。郑和在碑文中详尽地记载了他本人每一次远航的成就。他把几次下西洋的时间和经过，以及他去过国家的名字一一刻了下来。 采访： 孔令仁（南京郑和研究会会长） 在他的那种处境下，在他的思想活动当中，一旦他死后那种反对之声，可能更喧嚣尘上。他的下西洋的这种壮举，也很可能在史书根本就给抹杀了，或者根本就没有记载了，以示如果他一旦因公殉职而不能回来的话，他的一块碑给砸了或者毁了，同时他可能还有另一块碑的存在。 解说: 郑和为历史留下两份特殊的遗书。500多年后，它们经历了水与火的考验，成为郑和功绩的最坚固的见证。 在这次出海前，郑和用自己的钱铸造了几十个佛像和罗汉，准备将它们送往佛教寺院布施供奉。但他还没有来得及送走便出海了。 第七次远征时，衰老的郑和已经出现了各种病兆。但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皇帝下达的命令。1433年3月，舰队航行到印度洋时，郑和再一次病倒，随后进入了弥留状态。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不久，郑和在大海的呼吸声中走向了长眠。 海上的生命应当结束在海上，这是郑和家族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根据回教传统，尸体要经过清洗后再用白布包裹。葬礼简单而又庄严。在阿訇的吟诵祷告声里，将士们把郑和尸体的头部朝向麦加的方向，把它缓缓地投入大海。海水迅速吞没了这个老人的身躯。据说，他的头发和衣服被带回南京，埋葬在牛首山上，成为这个古老城市的一个平常的风景。 离郑和墓不远，将近十万伊斯兰教徒环绕着大清真寺组成了自己的社区。郑和死后，他的许多部下都改姓“郑”，守望着这片方圆五公里的郑和的土地。直到五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他们的后代在为郑和守墓。 采访： 郑上清(郑家村村民) 本来呢，我们的祖上姓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跟郑和，我们两家是坟上亲交。关系很好的。我们跟郑和姓郑了，我们的老祖宗也跟郑和下西洋之后，最后回到南京来了。那么，最后一直给他看坟墓，改姓郑，一直到现在。 解说： 郑和死后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凭想像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太监，以故事和塑像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并把郑和描述成一个呼风唤雨的神。直到明朝后期，皇帝还喜欢在宫廷里观看官方艺人演出的傀儡戏，它们讲述郑和下西洋的传奇。郑和出海远征的故事成了不朽的传说。这些夸张的脚本来自民间。在郑和当年供奉的妈祖庙里，天妃娘娘的偶像边站立着一个崭新的郑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朝拜。直到今天，在郑和去过的地方，人们还经常举办海洋文化节。这些出现在舞台上的海洋和风帆，成了对郑和远征舰队的一次次美丽回忆。 在东南亚一带，至今还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寺庙。在泰国的一座最大的寺庙里，供奉着一尊高达12.6米的金制佛像，当地人说他就是郑和。他们说郑和已化成了菩萨，能够保佑平安。在印度尼西亚，每年都要举行中国传统的庙会庆典。虔诚的信徒去庙里迎接郑和神像，开始了闹街的仪式。广场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只盼望能抚摩一下郑和的身体。在拥有仇恨宦官传统的华人社会，除了郑和，没有任何人享受过来自人民的这种敬意。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如果说他是一个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子的殖民行动，引起当地人的反感，他们不会纪念他。他不是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怀念他。 解说： 据说，郑和死前留下最后的遗嘱，命令属下把打造好的佛像送入佛教寺庙。信奉伊斯兰教的郑和临死前留下了一个谜团。也许郑和考虑到他死后转世的问题，想借助佛教的力量来摆脱对身体残缺的恐惧，也许他是再一次表示对皇帝的忠诚。 按照宫廷的传统，宦官被阉割后的阴茎和睾丸，需要进行油炸脱水，然后被储存在一个盒子里高高地悬挂起来。宦官死亡后，这组作废的器官将被放进棺材，与死者一起埋葬。这样做是因为人的躯体必须在死后保持完整，以便他投胎到另一个世界时能恢复男性的本色。但郑和已经无法实现这样的愿望了。他的尸体和他的生殖器发生了永久的分离。这也许是一生中最后的恐惧。他到死都没有收回被皇帝夺走的男性标志。 郑和开辟的大航海事业遭到了灭顶之灾。十五世纪中期，由于海盗猖獗，朝廷开始实施海禁，皇帝被迫放弃了朝贡贸易，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郑和的远征舰船被拖回南京的皇家船厂，被阳光、风和江水腐蚀，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在帝国高级官员的声讨下，郑和留下的大批档案不翼而飞。 采访： 朱惠荣（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书上有记载，说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的档案，后来被毁掉了。这个就是后来的人，皇帝问到说是郑和那个时候远航情况怎么样呀，好像有再远航的意图。这个时候一个大臣叫刘大夏，就透露出来说，那些当时的档案已经找不着了，毁掉了，已经一把火烧掉了。就是说当时具体一些细节呀，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解说： 郑和死后，那些反对他的文官们要彻底清洗掉一切有关航海大发现的知识，以防止有人利用这些知识卷土重来，给农业帝国带来新的灾难。在明史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记录只有三十多字。在朱棣皇帝发动政变的功臣名单中找不到郑和的名字；翻遍明朝其它上千部史书，都没有关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记录。要不是郑和生前留下的那几块碑和他手下人马欢、费信等写的航海日记，要不是那份幸存的残缺不全的航海图，郑和的事迹真的会成为无法破解的千古之谜。 采访： 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 The voyages that take place in 1433 the Ming government loses interest completely even in anything overseas even if it is Chinese that are doing this overseas. （自1433年的航海之后，明朝政府完全失去对任何海外事务的兴趣，即使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从事的海外活动也无一例外）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China was Chinese; we didn’t need exports, overseas trade and so on. And at that very moment when the Europeans had the charts, thanks to the Chinese, (the Europeans) could discover the world. So it was China’s decision to turn in on itself and so she lost what she could’ve had which was leadership of the world. （中国是中国人的，我们不需要出口与海外贸易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时候，欧洲人得到了航海图。多亏了中国人，欧洲人才发现了世界。所以，正是中国人自己决定闭关自守，从而失去了本来可能拥有的领导世界的权力） 解说： 伟大的航海梦想被悄悄埋葬在皇帝的后花园里。几百年后，新的帝国继承了海禁政策，居民必须离海岸15公里居住，绝不允许任何一块木板下海。不到一百年时间，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遭到了彻底的摧毁。 继郑和之后八十余年，也就是在1492年，欧洲的哥仑布(Columbus)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1499年的葡萄牙的达·伽马(De Gamma)发现了通往东方印度的航道； 一百年后的1519年到1522年，西班牙的麦哲伦(Magellan)完成了第一次环球旅行； 1588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全球海洋的霸主。 而中国却从此关闭了海上大门，长达四百年之久。 (THE END) 郑和片尾字幕 总监制 杨 澜 陈汉元 监 制 西 冰 制片人 李 蕴 撰 稿 朱大可 导 演 吴石友 制片主任 潘剑林 摄 像 王晓健 邹 勤 作 曲 张维良 绘 画 李 西 三维设计 张 拓 美 术 孙国平 解 说 赵屹鸥 副导演 潘剑林 照 明 张学军 韦勇生 摄像助理 赵 旭 钱 盛 照明助理 张兴华 杨胜利 制片助理 陈南轩 前期录音 葛英晗 场 记 王 英 剧 照 杨雯晴 演 员 成年郑和 赵 旭 少年郑和 马宁心 昆曲演唱 张卫东 道 具 李明山 服 装 石瑞娟 化 妆 李冬冬 海外专家采访 君 达 海外事务协调 Tony Qi 英 文 翻 译 Tony Qi 司松洁 校 译 温飚 英 文 译 本 George Campbell Flournoy 音乐录音 张小安 中国唱片公司 三维制作 北京色维空间数码动画制作有限公司 绘画摄影 刘才云 剪 辑 吴石友 剪辑助理 王 轩 特技合成 陈致元 乔爱宇 动 效 罗 丹 后期录音 陈宛心 混合录音 罗 丹 字 幕 乔爱宇 资 料 葛英晗 国内发行 钟嘉陵 宣传统筹 杜明明 鸣谢专家 陈延杭 樊树志 何奇松 孔令仁 罗宗真 徐克明 朱惠荣 朱鉴秋 张国英 郑上清 高发元 郑一钧 颜夏梅 黄守萍 林金榜 陈和栋 张业希 郑自海 刘达才 吴 京 时 平 哈吉·阿卜杜拉黄秋润 Louise Levathes （美国） Gavin Menzies （英国） Edward Farmer （美国） Edward Deryer（美国） Januse Janiszewslei（波兰） 特别鸣谢协助拍摄机构： 国家文物局文物音像出版社 台湾慈济大爱电视台 福建省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福建省泉州市木偶剧团 南京博物院 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省南京市净觉寺 江苏省南京市朝天宫 云南省电视台 云南省昆明电视台 云南大学 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妈祖祖庙 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品 2003年10月 （作者案：李蕴、西冰、陈汉元等对此稿亦有重要贡献） 链接： 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No.1）

——美国历史频道推出首部中国纪录大片（上） 撰稿：朱大可 作者说明：2007年7月9日美国时间20点到22点，美国A&E历史频道在黄金时段，播放由本人撰稿的《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这是美国主流电视频道首次播出中国制作的文献记录片，并获得2007年度艾美奖提名。它对探索本土纪录片的国际化道路，或许有某种启发意义。杨澜主持的原阳光卫视，斥资百万，为这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付出了巨大努力。制片人李蕴、导演吴石友以及整个制作团队，在该片拍摄过程中显示的杰出才华，是该片成功的坚实基础。在本博上贴出该片2003年国际版的部分文案，乃是为了向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达敬意，并缅怀那些已经流逝的合作岁月。 题图：麒麟插图 引 子 解说： 2002年3月，全球各国媒体都在报道同一条消息：65岁的前英国潜艇指挥官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曾经意外发现了一张1459年绘制的航海图，图中画有中国的帆船。由此他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研究，写了一本名叫《1421》的书。他指出，600年前中国有一位名叫郑和的航海家，带领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七次跨洋远航，他早于哥伦布80年，到过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大陆。还到了美洲、澳洲，甚至到了南极。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Which was drawn a century before Magellan set sail, and if showed islands of antarctic，drawn 4 centuries before European reached antarctic , and the map shows animals from southern part of South America. So whomever it be in the South America , that they could drew the animals because they existed there （这张航海图早在麦哲伦航海100年前就绘制出来了，图中的一些南极岛屿，绘制的时间比欧洲人到达南极要早400年。而且这张图还画出了一些南美洲的动物。究竟当时是什么人在南美洲？他们肯定到过那里，才画得出那些动物） 采访： 朱鉴秋（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刚才孟席斯先生讲的一些地图，是不是中国人绘的，还是欧洲人根据中国人的什么资料绘的？这个首先要研究的 不能笼统地讲是中国人画的地图，因为它的标示方式，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标示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解说： 孟席斯遍访了120多个国家，用几千个证据证明，是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船队最先发现了新大陆。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As I got more experience Rather more complicated things like for example South America, every where the China fleet had visited in South American, there are Chinese chickens, and chickens can not fly, they can’t swim, so somebody had brought the chickens （我走访了更多的地方，发现了更多令人困惑的事情。像在南美洲，中国舰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中国的鸡。鸡不会飞，也不会游泳，所以一定是有人把它们带来的。）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这个都是揣测，揣测，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一点点捕风捉影的根据。但是，很难说有这么回事情。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I found there were DNA samples had been taken of the Indian people’s blood and in parts where the fleets visited. There was direct connection with china, the DNA of the Indians is the same as these people of GuangDong, China. （我发现，在郑和舰队去过的地方，从印地安人血液里提取的一些DNA样品，和中国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印地安人的DNA和中国广东人的相同） 解说： 孟席斯说，在加勒比海海底，至今有9艘中国的沉船残骸。他发现了出土的压船石和其它实物。 采访： 罗宗真（南京博物院研究员） 一些沉船，或者中国的一些器物、文物等等之类的，确实在美洲有所发现，但是什么时候过去的，发现这些东西，是不是中国人带过去的，还是间接地运过去的，现在都不敢下最后的结论。 解说： 孟席斯认为，郑和的船队还到过澳洲。 采访： 凯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1421》作者） earlier and before this Voyage , the emperor of china had Kangaroos in the Zoo, and Kargaroos are unique in Australia （早在大航海的时代之前，中国皇帝的动物园里就已经有了袋鼠，而袋鼠是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 解说： 孟席斯说，欧洲的航海家们在出发前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和航线，他们手里已经拿着中国人画的地图。 采访： 爱德华·法默 （Edward Farmer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 I don’t think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nything Zheng He did during his life time or his expeditions was really known about in the west or had an impact on navigation or that sort of thing in the west. （我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郑和一生的作为和他的海上探险真的为西方人所知；或者对西方的航海等类似事业产生过影响） 解说： 其实人们争论的并不只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许多郑和留下的谜团至今仍无法判断： 据说郑和乘坐的宝船比哥伦布的船大五倍，他怎样让这样的大船走进了大海？ 郑和生于伊斯兰教家庭，为什么后来又同时信仰佛教和道教？ 郑和的航海手册为什么失传？ 在郑和之后，中国为什么要关上海上大门达几个世纪之久？ 尽管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但重要的是，600年已经过去，人们仍然在关注郑和，这个人类海洋探索的先驱。因为正是他，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片名：郑和） 郑和（上） 解说： 1371年，郑和出生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他名叫马三宝。他的第六世祖先詹思丁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曾经是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首领。三宝的父亲马哈只是一位政府官员，曾经到麦加参加盛大的洗礼，在当地很有一些威望。 三宝的家乡和他爸爸做官的城市之间有一个大湖，名叫滇池。三宝经常搭乘湖上的商船去看望他的父亲。这样的旅行使他一次次感受到船上生涯的喜悦。 早在15世纪的黎明，东罗马帝国在哥特人的进攻下摇摇欲坠，而远东的中国也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民族动乱。强大的汉人军队攻入三宝的家乡云南省,摧毁了旧王朝的最后一个据点。从此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了，它叫明朝。战争中11岁的三宝同几千名少年成了战俘，其中聪明漂亮的童子将被送入宫中，成为侍奉皇帝和官员的家奴。他们从远方的边境被押送到当时的都城南京。按照传统的规定，进宫前他们必须接受阉割手术。 采访： 徐克明（原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馆长） 凡是进入宫廷里边的男孩子都要阉割，他主要怕出其它问题，因为你不阉割的话，男孩长大了跟女的天天接触就会出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后来在明朝的时候，太监就很兴盛。 解说： 阉割由宫廷的职业的刀手主持。在经过简单的胡椒水消毒之后，刀手用一把小型镰刀割下阴茎和睾丸，将它们放入小布袋然后高高挂起，以求以后能步步高升。然后将一种气味芳香的草药敷在被阉割的伤口上，以便消炎和减弱剧烈的疼痛。最后插入一根浸过白蜡的麦杆，以防止尿道口被堵塞。少数人会死于手术后的感染，而大多数人则活了下来。 三宝的父亲马哈只在儿子被俘后不久便突然死去，怀疑是被明朝军队所杀。他的哥哥逃走，侥幸活了下来，但母亲却因无人照料，两年后病死。三宝的全家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刚刚被阉割后，三宝总是把小便撒在裤子上，甚至经常在夜里尿床，以后他才慢慢习惯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在经受长达一个月的痛苦之后，刀手给他拔出插入体内的麦杆。三宝度过了阉割死亡的难关。 被阉割的三宝没有怨恨，反而感激皇帝把他留在朝廷做太监。后来他被送到北京燕王朱棣身边。朱棣给了三宝读书写字的机会，他的府邸里收藏了大量图书，还有优秀的教师和各种专家，足以培养一个未来的统帅。由于家人都死于战乱，三宝没有退路，只能把朱棣作为他唯一的依靠。他在追随朱棣的征战中逐渐长大，十多年后，他成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 燕王朱棣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不满足于当个地方首领。当时的皇帝是他的侄儿建文帝，他决心要把这个侄儿拉下马。公元1399年，他发动了一场政变，从北京出兵攻打首都南京，于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叫郑村坝的地方，与皇帝的军队发生了激烈交战。 采访： 徐克明（原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馆长） 在郑村坝两叔侄就打了一次决定性的战争，这个时候郑和大显才能，用的他的生命保护了燕王朱棣，所以那个战争就是取得决定性的战争。 解说： 在郑村坝的那场战役中，朱棣最心爱的战马被打死，自己也险些丧命。三宝一马当先将朱棣救了出来。朱棣的军队挥师南下，攻入都城南京，终于成功地夺取了王位，并立即着手整肃朝中的文武大臣。 采访： 爱德华·法默（ Edward Farmer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 Zhu Di usurped the throne taking it by force, so he had a severe political problem. Many of the officials who were up right loyal to the previous emperor refused to work with some however went over to his side. Those who went over to his side were rewarded and those who opposed him some of them were killed （朱棣是靠武力夺得皇位的，因此他面临严重的政治问题。很多效忠前皇帝的官员都拒不进新朝为官。那些投靠他的人得到了赏赐，一些反对他的人则被处死。） 在郑和的世纪，西方船舰的规模还非常有限 解说： 这里就是当年朱棣登基的皇城，如今只剩下几堵城墙。传说当时三宝曾经指着墙角一具烧焦的尸体对朱棣说，这就是前朝皇帝建文帝的尸体。朱棣大喜。在登基大典上，他决定给三宝一个特殊的奖赏。 采访： 孔令仁（南京郑和研究会会长） 据说永乐皇帝亲笔书写了一个字，一个大字叫郑，赐给郑和。要他以这个字为姓，同时又封郑和作为内官监的太监。 解说： 从此马三宝改名叫郑和。传说在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本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郑和在一个集体仪式上成了佛教徒。因为佛教是明朝的国家宗教，由此可以证明郑和对皇帝的忠诚，也符合他光宗耀祖的心愿。佛教的理念还可以让人战胜对身体残缺的恐惧。 就在朱棣当上皇帝不久，有一天他召见百官，说他准备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舰队，前往世界各国去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为了实施这个的宏大计划，皇帝必须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海军总司令。朱棣认为郑和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 史料记载说，朱棣选择郑和首先因为他是个宦官。因为大多数宦官来自边疆地带，通晓外国语言和风俗习惯，是出使国外的最佳人选。可是他又担心已经三十五岁的郑和会不会年纪太大。 一个朝廷官员上奏说：郑和是“老马识途”，他的优点可以从面相上看出。他描述郑和脸上皮肤粗糙，意味着他生命中历经沧桑，足以忍受海上的颠沛之苦；两眉之间特别狭窄，显示他能够全神贯注于皇帝的事业；眉毛像剑一样锋利，暗示他具有作为军事将领的能力；嘴巴很大，表示他富有外交口才；不知为什么有关郑和的面相为后人留下了各种猜测，不知情的人还为这个宦官安上了胡子。不管是真是假，朱棣任命郑和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宝船舰队的总司令，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如此重要的外交军事使命赋予一名太监。 郑和知道，皇帝是让他乘坐最大的船带最多的人去最远的地方，征服那些不发达的地区。他要用一生的精力来完成一个空前绝后的皇帝的梦想。在正式出海之前，他花费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出访了日本和越南，以获得基本的航海和外交经验。他还仔细研究了所收集到的各国情报，考察从南京到南中国海的主要航道，季风的规律，海流的变化，海岸与礁石的辨认标记，学习利用星相和罗盘进行定位和定向，并仔细修改了民间和官方的海图。最后，他的考察小组制订出一个详细的远征计划。 皇帝阅读了郑和的报告，决定尽快实施这个宏大的蓝图。他很快向全国颁发诏书，进行全民总动员。转眼间，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卷入了这个浩大的航海工程。 海军陆战队加紧出海训练。同时，朝廷在全国招募技术人员和民夫，一批积累了三个朝代历时六百年经验的航海精英，迅速集结在郑和周围，成为其团队的骨干。 在中国最大的瓷都江西景德镇，数千个窑炉燃烧着彤红的火焰，瓷匠们日夜烧制着精美的青花瓷器，准备将它们装上大船运往各国。 江南的织工用蚕丝精心织造着丝绸，还有世界上最美丽的“云锦”，它们奇妙的色彩和图案后来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国王和王后。 全国有十三个省要向朝廷交纳特产和珍品，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被迫提高了税金。他们非常生气，却不敢大声喧哗，因为严厉的皇帝会砍下每一个反对者的脑袋。 为了让郑和走向更多的国家，皇帝还亲自下旨，在国内几个最高学府中开设八个学馆，培训通晓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翻译。其中叫做马欢和费信的翻译都先后跟随郑和多次下西洋，以后分别写了两部著名的游记，成为郑和航海珍贵的历史依据。 1402年，皇帝一声令下，巨大的造船厂里聚集起大批船工，建造着世界上尺度最大的航船。这场造船的狂潮一直持续了五年。为了满足帝国的特殊需要，全国其他官方船厂建造和修复了2300艘以上的船只。高峰时期，在南京的皇家造船厂里约有二、三万人住在厂里日夜工作。 当时造船厂的总面积达到了51万平方米。 造船厂的旁边是长江的支流，一长串的驳船将木材及各式建材运送到造船厂。由于沿海各省无法独立供应所需木材，内地伐木民工被仓促地动员起来，他们在长江流域四处寻觅和砍伐高大优质的树木。这些巨大的木排顺流而下，可以沿长江一直漂向位于下游的船厂。 为了供应造船所需的大量油漆，皇帝还下令专门在南京建造了大型造漆厂和各种工厂。那些直径达10公分以上的缆绳，用毛竹的纤维编织而成，用加热的桐油浸过之后，变得十分坚韧，可以承受海水的腐蚀和大浪的冲击。 为了皇帝的远征，帝国的机器开始高效率的运转。 采访 爱德华·德雷尔（ Edward Dreyer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 I’ve added them up and it comes between to 2 or 3 thousand ships at least. But in any event starting in 1403, a large amount of ships were ordered to be built and two hundred and fifty of these ships were built by the capital guards, in other words the military units located in Nanjing. （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两千到三千艘船。不管怎样，从1403年开始，订制了大量航船，其中有250艘船是由京城的卫队，也就是驻扎南京的军队建造的。）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郑和手下的翻译费信在他撰写的航海记录中，确认了600年前郑和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它用坚固的柚木和红木建造，像一座海上浮动的宫殿，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精美的海上建筑。它的甲板上面分为四层，屋顶带着象牙般翘起的飞檐。郑和的指挥所有着豪华的陈设，精巧的水罗盘位于大厅中央，可用它来导航。船尾最高的甲板上是郑和经常踱步的地方。甲板下层是为外国的使节和家属准备的60多个装潢精美的房间，再下层是全体乘务员的住所。 皇帝朱棣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耗用数百万银两和所有的民间资源来建立海军舰队和远征世界呢？中国皇帝的目的与欧洲各国是截然不同的。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OLUMBUS）横跨大西洋，是为了寻找东方和黄金。皇帝的水手们带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新大陆，然后以开发殖民地的代价改写了历史； 皇帝的水手们带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新大陆 1519年的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为了寻找香料，试图开辟一条世界商业贸易的全新航线。他们的航海探险都出于金钱和商业目的，并因此得到国王和商人们的支持。 而中国皇帝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1416年4月6日，朱棣在南京曾经亲自立下一块碑石，上面的碑文写道：我将派遣使者到海外各国去宣传文明，用礼仪来引导他们，以改变他们的野蛮风俗习惯。 采访：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他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达成他一个中央王朝君临天下的架势。 解说： 打开中国的史书，上面都反复写着：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最伟大和先进的帝国，它周边的其它国家都是没有开化的小国，只能成为中国的附庸。通过谋反和篡位获得权力的朱棣，始终为他的王位忧心忡忡，他必须向世界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展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指望它们能够服从自己的权威。他一方面准备耗费巨资迁都北京，动用几十万民工建造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宫和都城，另一方面，他决心派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往各国，把已知和未知的小国都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属国圈。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公元1406年1月，军旗猎猎，号角齐鸣，庞大的舰队满载着28000名将士及大量金银、瓷器、铁器、铜器、布匹、谷物和珍宝，正式起锚，在皇帝的注视下和当地民众的狂欢中出发，在强大的东北信风的推动下，开始了向东南亚、印度、非洲和中东的远征。庞大的郑和舰队最多时拥有317艘船只，包括各种战舰、运兵船、供给船和货船。这个大规模环球航海行动赶在欧洲人之前，比哥伦布提早了八十多年。它宣告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断言大地是一个圆形的球体。这个伟大的思想在1520年被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在环球航行中证实。但这个观点在当时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那时的中国人认为大地是方的，而天空则像一个半球形的盖子罩住了大地。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郑和接受了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但这个学说并没有具体描述大地与海洋的起点和终点。在皇帝的支持下，郑和坚持要走向大地和天空的尽头。但他并不知道，在波涛汹涌的海平线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是黑暗而巨大的深渊，还是一片从天上弧形下垂的硬壳？船员们甚至怀疑走到天边会不会掉下去？郑和率领舰队勇敢地向前航行，企图触摸这个世界的边缘。600年以后，关于郑和的舰队最远到达过什么地方，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1405年7月11日，郑和船队开始了第一次远航。船队首先到达越南，然后开往泰国、印度尼西亚，穿过马六甲海峡，横度印度洋，经过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印度半岛；长达5000海里的海路被完全打通，描绘出大明帝国海上霸权的基本轮廓。 载有上万名敢死队队员的特混舰队，在郑和的指挥下破浪前进。其中大多数普通水手和士兵都是被处刑流放的罪犯，皇家警察监督和管理着他们，要求他们为皇帝勤奋工作。 只要他们在海上建立功勋，过去的罪恶就可以得到赦免。 舰队中还有外交官、文书、翻译、礼仪专家、乐队、气象和天文学家、舵手、水手、医生、修船工匠、宪兵和特务，其中95％是军官和士兵，但宦官始终是他们的最高灵魂。28000名船员在那些宫庭太监们的领导下展开着这场艰难的海洋探险。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这里曾经是郑和船队的淡水和粮食供应的基地。古老的马六甲河至今仍然在静静地流淌。郑和七次下西洋，六次在马六甲停留，为了保证二百多条船的供给，郑和首先在这里和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建立了他的海军基地，把东南亚的这两个区域变成了货舱和贸易中转站。此外，印度半岛西岸的古里，也就是今天的卡利卡特（Calicut），还有西亚的忽鲁谟斯（Ormuz ），都是郑和在印度洋上的重要据点。它们是通向麦加圣地、红海和非洲的枢纽。 美国历史 网游《航海世纪》里的巨港景象 郑和手下的翻译马欢在他的航海日记中写道：郑和船队一旦到达，立即用篱笆围起营地，库房里堆满了在西方采购到的货物。营地的四周建起了眺望楼，巡逻队提着马灯和铃铛在附近日夜看守，以防盗贼的抢夺。水手们在这里度假，推销、采购，赌博，搜集漂亮的女人。作为太监的郑和不需要女人，但他并没有阻止下属的寻花问柳。即使在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好客的主人也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一个中国情人，这样可以使他感到非常体面。 （此处删除若干段落） 解说： 一些中国水手还在那里生儿育女，加入当地的华侨社会。郑和舰队的到来，除了刺激当地贸易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促成了色情业的繁华。 郑和的事业面临着各种难以想象的挑战。他的船上除了无畏的战士，还有一个神秘的客人，那就是死神。频繁的战争消耗着远征军的人数。有时，马灯引发的火灾会烧毁整艘战船。尽管携带了许多医生，船上的疾病还是不可阻挡地爆发了。热带流行病和性病袭击大舰队，夺走了许多船员的生命。而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大海。凶猛的海洋风暴吞没了许多舰船。每一次远征返回时，郑和都要带回一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它记录了死神的收获。据说最多的一次有一万人死在海上，人数超过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远征者的家属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已经葬身大海的尸体。他们的恸哭淹没在皇帝胜利的笑声之中。 今天的马六甲至今还留有许多郑和的遗迹，最令人注意的还是那座布满坟墓的山丘，这是最大的华人坟场，叫郑和山。不少墓碑几乎被沙土和树根淹埋，四处可见斜露在外的一角墓碑。据当地人说，在这些几百年前的尸骨中，有许多都是当年郑和舰队的水兵。 据郑和的随员事后回忆，有一次，突如其来的台风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他们的航线上。惊骇的水手认为海底大蛟龙就要出现，这种狂暴的怪兽会以强而有力的巨爪掀起滔天巨浪。再大的巨轮也无法抗拒。眼看就要葬身海底，郑和与所有的船员一起跪下，不断念着天妃娘娘的名字，祁盼她能保佑大家的平安。接着，他们的祷告竟然得到了回应。一道蓝色的亮光闪现在帆顶，全体官兵惊喜万分。其实这是西方水手所熟悉的一种电光现象——爱尔摩火，常见于暴风雨中的树梢，尖塔和桅杆。但对郑和的水手们而言，这却是一个奇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奇迹真的出现了，当他们祷告完毕后，风暴远离他们而去，大海恢复了往昔的平静。 采访: 樊树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就他这个海船甲板上面有五层，最顶层是他的指挥所。他这个帅船嘛有指挥所，指挥所边上就是妈祖庙，可见她的地位重要，他要祈求平安要妈祖保佑他。 解说： 舰队回到南京之后，基于内心的无限感恩，郑和乞求皇帝赐予天妃一个被国家承认的称号。皇帝答应了这个请求，册封她为保护国家爱护人民的女神。 但郑和觉得还不够。第二次远航他没有亲自出征，他留在了天妃的出生地——福建莆田的湄洲岛，去坐镇指挥天妃庙的整修大业。他的副手，一直忠诚地跟随他完成七次航行的太监王景宏，替他带队完成了第二次航行。 当年郑和就在这里带人修建了这座雄伟的新天妃庙，他为这座寺庙的园圃带回了稀有的异国树木。为增加神像的光彩，他还带回了无数的金银饰品。天妃作为海上保护神，就像是郑和的另一位慈祥的母亲，她诉说着对儿子长达600年的思念。 1408年月12月17日，郑和带队开始了第三次下西洋。除了前两次去过的国家外，又到了印度西南的马尔代夫(Maldives)群岛。经过印度半岛的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calicut),往西一直延伸到波斯湾（persiangulf）的忽鲁谟斯（ormuz）。 （此处删去若干段落） 解说： 舰队还大量携带生姜、茶叶，柠檬和柑橘。这些最寻常的食物避免了坏血病的灾难。郑和的水手们还可以自由饮酒。酒帮助船员度过潮湿的雨季和寒冷的冬天。据说中国人最爱玩的麻将就是从郑和船上传下来的。水手们唱着家乡的民歌，感伤的情调在船上四处弥漫，触发了人们对家乡的思念。 可是，海上的平静总是短暂的。占据旧港的广东海盗陈祖义，是中国与南洋进行海上贸易的最大障碍。这位前元朝官员卡住南方海洋的咽喉，成了明朝官方海上贸易的劲敌。为打通前往东南亚和西亚的海路，决战变得不可避免。剽悍的陈祖义似乎低估了郑和舰队的实力，为了阻止北方帝国的势力，他的舰队率先发动对郑和的攻击，却遭到明朝海军的迎头痛击，陈祖义一方有五千人阵亡，十艘军舰被击沉，几乎全军覆没。陈祖义本人和另外两个首领被捕，由郑和亲自带回京城，被中国皇帝砍下了脑袋。 （以下删除若干段落） （未完待续） 题图说明：电视截图效果很差，也找不到合适的郑和主题图片，只能以幻象图片代替，但也许正是这种幻象，能够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无尽想象 链接： 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第一人？（下）

李隆基横刀夺爱 关于杨贵妃绣鞋的传奇，一直在民间悠远地言说。那只3.5寸的小巧玲珑的雀头绣鞋，残存着美人的淡香，在那些恋物癖的男人手里辗转流传，变得日益珍奇，它与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爱情传说一起，成为世人不倦演绎的香艳事物。绣鞋就是沉默的寓言，倾诉着君主和贵妃间的生死爱情（唐人李肇在《国史补》里称：“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伊世珍也在《嫏记》里进一步记载说，杨贵妃在马嵬坡被唐明皇赐死时，有个女子拾得她一双雀头鞋，薄檀木底，鞋长仅3.5寸）。 唐玄宗是唐代音乐的最高组织者，同时也是收集丽人的高手 李唐帝国的统治者李隆基（682～760）年轻时充满嚣张的气焰。他的政治抱负和管理才能获得史官的高度评价。外拒突厥、契丹与吐蕃，内肃朝纲吏治，多次展开行政体制改革，减免百姓租税，大赦全国罪囚，甚至在当年嬴政焚书坑儒的地点建立寺庙，追穰那些冤死的方士与儒生，显示出“开元之治”的盛世景象。在李隆基统治的前期，唐代沿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道路继续前行，洋溢着繁华昌隆的气息，跃升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他的住所的琉璃瓦屋顶，反射着灿烂的阳光，犹如一片天堂的图景。 但李隆基的生命美学，却是其政治韬略以外的重大精神特征。凭藉对美色的敏感与渴望，他曾先后宠幸过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刘才人和武惠妃。而武氏在四十岁年龄上早逝（737年）之后，庞大的后宫丧失了替补功能，让他动心的女人日益短缺。身边的梅妃，以跳《惊鸿舞》和吹奏白玉笛而获得专宠；念奴的歌喉，更是婉转低回，令人怅惘；但皇帝对她们的新鲜感受已经凋零。55岁的李隆基，提前陷入男性更年期的困境。权力政治和声色歌舞都令他厌倦。他动辄发怒，性情变得神经质起来，令大臣们无所适从。月光每天从宫殿的一角冉冉升起，照亮了宫廷的回廊、密室和帐幔，却无法慰藉皇帝脆弱的内心。 皇帝的精神危机无疑是唐朝政治的不祥征兆。文官们议论纷纷，并且企图为皇帝排忧解难。据宋代欧阳修所撰《新唐书》记载，公元740年，有人因此向皇帝进言说，他儿子寿王的妃子、21岁的杨玉环（719～756）姿容美丽，可以成为下一个人选。58岁的李隆基试着召进温泉宫（后改为华清宫）“面试”，与她同床共枕。杨回眸一笑，百媚尽生。这真是令人难忘的偷情时刻，最高领袖做出了重大决定，他决计要用那个女人来慰藉日益黯淡的晚年。 为掩人耳目，李隆基先是让杨玉环到家庙里削发为道，赐号“太真”，以改变她原有的儿媳身份，数年后又为儿子寿王另娶了大臣韦昭训的女儿为贵妃，借此作为对儿子的情色补偿。经过一番细心的后宫政治运作，李隆基横刀夺爱，成功地占有了他的儿媳。这场皇帝的迟暮之恋，长达16年之久，整个唐代的历史由此被重新涂写。 鸡犬升天的杨家 为了表达对杨玉环的宠爱，李隆基在745年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同时追赠她已死去的父亲为太尉和齐国公，又升擢她的叔叔为光禄卿，她的两个堂兄杨分别担任鸿胪卿和侍御史，她的兄弟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皇帝甚至将杨家三个姐妹分别封了韩、虢、秦三国夫人，可以自由出入宫廷，所得到的恩宠震动天下。当她们奉命入朝面圣时，就连那些公主们都不敢现身。各地官员纷纷献金巴结，一时间门庭若市。杨家的权势达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 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家族，成为帝国奢靡和腐败的象征 杨玉环每次跟皇帝骑马出游，都由太监高力士亲自牵辔执鞭。因她爱吃荔枝，皇帝甚至下令派专人由岭南运送，数千里的路程，往往能在尚未变质之前就送达京师。亲兄杨国忠、堂兄杨铦和杨氏三姐妹，五家的府邸被打造在一个地块上，模仿宫廷建制而互相衔接，极尽豪华奢靡之能事。皇帝所得的各方献礼与奇珍异宝，都会分赐他们各家，送礼的使者络绎不绝，竟然在路上排起了长队。 每年夏历十月，皇帝前往华清宫度假，杨氏家族的车骑则成了队列庞大的随从，每家一队，每队一种服色。当各家队伍汇聚起来时，犹如万朵鲜花一起怒放，骊山下到处花团锦簇；游行队伍一路上遗落的首饰和绣鞋不计其数，脂粉的香气一直传到几十里地外。 兄长杨国忠大权在握，声威高涨，但却有着世人诽议的污点。他与亲妹妹虢国夫人通奸乱伦，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每次去见皇帝，两人一路上并驾齐驱，也不用帷帐遮蔽，毫不掩饰其放肆亲昵的情状，以致世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后党势力支配整个朝纲，再加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奸人当道，国政昏暗，民众的怨言犹如沸腾的江河，但李隆基本人对此却置若罔闻。 公元750那年，杨玉环曾经一度失宠，被生气的皇帝赶出了后宫。杨国忠教唆人去对皇帝说：“不听话的女人的确该死，但应在宫中处刑，不必让她到外面受辱。”皇帝于是派太监张韬光传令赐死他昔日的宠妃。杨玉环深知皇帝的弱点，表情悲伤地回答道：“妾身罪该万死，但除了皮肤和毛发之外，都是圣上所赐，今天死了，却无以回报。”说罢剪下一束秀发让太监转呈皇帝说：“就用它做诀别的信物好了。”皇帝手捧太监送来的秀发，惊骇、伤痛、周身颤栗，百感交集，马上召杨玉环入宫，与之重归于好。杨氏兄妹的政治默契，真是令人吃惊。 文人墨客的有耻讴歌 唐代的衰微，李隆基和杨玉环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李隆基早年励精图治，但在晚年变得判若两人。在完成向宫廷美学家的个人转型之后，他完全沉迷于杨玉环精心构筑的梨园布景，成为李氏王朝的首席戏子，却放弃了皇帝的政治责任，任由李林甫和杨国忠陷构官员，结党营私，由此引发严重的国家危机。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杨家专权为由，攻陷东都洛阳和首都长安，唐王朝蒙受了巨大损失。尽管这场叛乱后来得到平定，但所谓“贞观之治”便就此告终，大唐王朝逐渐走向败落，而整个中国也开始了所谓的下滑历程。 传统京剧《贵妃醉酒》里所描述的杨贵妃醉态（姜迎久绘） 李隆基的儿子李亨以平叛和讨伐杨家为由，于756年7月发动马嵬兵变，逼迫父王逊位，自己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而李隆基则被贬入冷宫，时常面对爱妃的画像暗自垂泪，在孤灯下悄然老去，死于公元760年那个多雨的暮春。 关于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传说，安史之乱之后便开始在民间流传，到了晚唐更是成为文人辞章的香艳母题。元人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描述杨玉环与安禄山私通，而安史之乱的起因，乃是安禄山要与皇帝争夺杨玉环。这个立场旨在向我们重申“红颜祸水”的陈旧主题。 但与夏桀和商纣的命运截然不同，对李杨爱情的同情，终究成了支配舆论的主流，而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白居易（772—846）的诗篇《长恨歌》，它以流行歌曲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国家在职干部对于皇帝的职业敬意。 李隆基死后40年，白居易才考取进士，成为李唐王朝的优秀公务员。他历任包括翰林学士、刺史与司法部长（刑部尚书）等各种高级职务，在官场上如鱼得水。而另一方面，他的御用诗学也已经发展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他一面暗讽李隆基“重色”和不理“早朝”，以及杨家“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的荒谬政治格局，一面又大肆渲染李杨爱情的悲剧色彩，“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次符合帝国话语政策的优美言说，它对前朝皇帝的针砭和颂扬，悉心维护李氏家族的最高利益，那就是社稷与情色并重的原则。 白居易的“小骂大帮忙”的马屁诗歌，实际上支配了此后的民间舆论。此间经过宋元明的民间咏唱，在清代洪升的《长生殿》达到了顶点，该剧刻意渲染李隆基在杨玉环死后的思念，引吭高歌皇帝与贵妃的伟大爱情，尽管结构芜杂混乱，却是一座纪念碑，标志了民间伦理与国家伦理的美学会师。 掀开李杨之恋的铁幕 在探究皇帝爱情根源的时候，并没有人去追问杨玉环的“爱情”原委。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义立场。李隆基初识杨玉环时已是58岁高龄的老人，满头白发，老态毕现，与戏台上的英俊潇洒形象，实在是大相径庭；而杨玉环却年方22岁，正是豆蔻年华的粉红玉女，跟皇帝相差36岁。玉环热爱隆基之说，纯粹出自国家主义文人的想象。在我看来，他们的关系，正是权力对女色的非对称性占有。而杨玉环曲意逢迎，试图从最高统治者那里获取荣华富贵，如此而已。 画家戴敦邦依照白居易《长恨歌》诗意所绘的“长生殿之恋” 李隆基热恋杨玉环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中美貌是白居易所力图指证的头号理由。他的证词环绕美色的诸多方面：美貌（面如芙蓉，眉若柳叶）、美肤（肌肤白皙细腻得犹如“凝脂”）；媚态（当她宛转蛾眉、回眸一笑时，六宫粉黛都失去颜色）、步态（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哭姿（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如此等等。由于白居易的大肆渲染，杨玉环被确认为中国四大美人之一。这个崇高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以动摇。但白居易生于772年，距杨玉环被杀有16年之久，从未亲眼见过杨氏。他的描述，只是文人的浪漫想象而已。 其次，李隆基本人是唐代最具水准的官方艺术家，有人因此认为，由于杨玉环精通音律，能歌善舞，又是琵琶高手，故能博得皇帝的厚爱。但此前受宠的梅妃和念奴等人，无一不是兼擅乐器的歌舞高手，但李隆基独独偏爱杨玉环，这方面的依据并不充分。 杨氏受宠的第三原因，据说是她的机警聪颖和善解人意。她委曲求全的极端例子，就是在被赐死时都毫无怨言。但史书记载的那些后宫佳丽，多聪明可人，更有像梅妃那样的才女，文辞优雅，在整个宫廷都十分罕见。李隆基仅仅因此而偏爱玉环，实在不足以令我们信服。 李隆基对杨玉环的喜爱，除了上述那些综合因素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本人对于繁琐政务的倦怠。他退居二线，蓄意安排了自己的幸福晚年：白昼从事歌舞美学的打造，夜晚则借爱妃丰腴肥润的玉体暖身。皇帝此前一直在各大温泉过冬，借此抵挡长安的严寒。他的冬季行宫分为三个地点：郿县的凤泉汤、新丰的温汤和骊山的温泉宫（后者改名华清宫，成了杨氏的专宠地点）。但泉水固然可以御寒，却容易引发风湿痹证，只有玉环的肉躯才是老人御寒的最佳物品。她宛如一张温暖的床褥，轻柔地裹住了老人瘦骨嶙峋的身躯。她就是皇帝最贴身的温泉，在他身下微微起伏和流动，而老人则安稳地睡去，像一个与世无争的婴儿。 杨氏的悲剧性下落 安禄山造反，其理由就是要讨伐杨国忠，并公开罗列杨玉环及其姐妹的罪行。李隆基想要派皇太子前往安抚军队，而自己则禅让退位，遭到杨家的坚决反对，她们因害怕失恃而在朝廷上放声大哭。杨玉环甚至以自杀来要胁，李隆基只能收回成命。 据《新唐书·卷八十九》记载，从长安逃亡到马嵬驿馆时，拥护太子的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保卫社稷的名义诛杀了杨国忠，但哗变的军人还是继续包围着皇帝的驿站。李隆基派高力士出去打探，得到的回答竟是：“灾难的根源还在！”李隆基万般无奈，只能含泪与杨玉环诀别，高力士把她带到附近的佛堂，在梨树下将其缢死，经过陈玄礼验看后，用紫色座垫裹了尸身，在路边匆忙掩埋。38岁的绝代美人从此香消玉殒。 尽管细节上有些出入，但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认可马嵬缢死是杨玉环的唯一结局。《旧唐书》记载李隆基派人打开坟墓，发现“肌肤已坏”，但白居易却在《长恨歌》里否定了这个说法，它描述平叛后李隆基由四川返回长安，再度经过马嵬坡，重新检视埋葬爱妃的墓穴，并未发现她的尸骨（“马嵬坡下泥丛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后又派方士四处寻找，没有任何结果。欧阳修的《新唐书》也证实了这一结果，它记载李隆基派使者作秘密移葬，却发现墓里只有杨玉环遗留的香囊，由此修正了《旧唐书》的史实错误。 杨玉环之死（戴敦邦绘） 杨玉环尸骨失踪案引发了世人的热烈猜测，俞平伯声称杨玉环逃脱了死亡，却隐名埋姓，到了以女道院为名的青楼，沦为一名暗娼，从此销声匿迹。但其依据只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传》，显得十分勉强。此后又有日本学者言之凿凿地声称，杨玉环由高力士和陈玄礼串谋私放，并派员护送其逃亡海上，抵达东瀛日本，安居于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但也因缺乏证据而难以令人信服。 （注：《长恨传》，收录于《太平广记第四百八十六·杂传记三》，文中云：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牦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而去之。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自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欷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杳而不能得。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天涯，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阁，西厢下有洞户，东向，窥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悯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复前跪致词：“乞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罹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年，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于下界，且结后缘。或在天，或在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也。”使者还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余具国史。至宪宗元和元年，周至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 杨玉环之死，留下了无数个难以索解的玄谜 杨玉环的死亡，作伪的可能性甚低。叛军领袖陈玄礼既已动手杀了其兄杨国忠，为了政治自保，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杀杨玉环以斩草除根。他验尸必定十分仔细，任何替身都难逃他的法眼，更无蓄意放生的道理。玉环尸骨之所以在事后蒸发，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人盗走。 玉环的美貌，在民间早已成为声势浩大的传奇，皇帝及其禁卫军开拔之后，当地居民中必定有人发掘坟堆，窃取她的新鲜尸身。杨氏身上并无多少珠宝首饰，即便为了偷窃残留的贴身财物，也没有理由要费劲地搬走尸体。就逻辑而言，这只能是恋尸癖的疯狂举止。她死后容颜栩栩如生，身躯残留着温婉的体香。所有这些都会令病态的盗尸者变得亢奋起来。黑夜掩盖了这场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当过长达16年的宫廷宠物之后，她遭到了来自暴民的令人发指的羞辱。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貂婵故事的文学起源 很多年以后，当貂婵回忆生命往事时，她记起了公元192年的那个早春。她穿着一袭白衣，独自坐在董家后花园“凤仪亭”里，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荷花池里的游鱼，因羞见她的美貌而沉入水底。在这寂静的夤夜，一个雄壮的男人正手提方天戟，大步向她走来。那是一个非凡的时刻：她以自己的惊世美貌，改写了历史的进程。 游戏《王者荣耀》里的貂蝉造型，代表青年一代对她的欲望想象 这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向我们讲述的动人故事，它塑造出一个大义凛然的情色间谍，为了社稷安危，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密切关系，并诱使吕布杀死董卓，从而实现了“长安兵变”的救国目标。但整个中国却为此陷入更痛苦长久的混乱之中，而貂婵本人也走向了大悲剧的终局。 最早提及“貂婵”芳名的，是宋代的文学读物《三国志平话》。它记载董卓篡权，竟在朝廷上公然调戏汉献帝的四名妃子，令宰相王允感到如履薄冰。他回到自家后花园里小坐，心情郁闷，忽见婢女貂婵在焚香祝祷，问其究竟，貂蝉便跪着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原来她是关西临洮人氏，本姓任，貂蝉只是她的小名，丈夫叫做吕布，两人在家乡失散后至今不曾减免见面，思念心切，因此烧香请求神明保佑。王允听罢，心生一计，狂喜地叫道：安定汉家天下者，此妇人也！ 而后，王允设家宴款待太师董卓。王允命貂蝉为他敬酒，她头插碧玉金钗，身穿缕金绡衣，露出了国色天香。董卓惊为天人，暗自生出了爱意。王允又设宴招待董卓部将吕布赴会，让他与衣元配妻子貂婵相会，并承诺要选吉日送她到太师府与吕布正式团聚。一周后，看待时机成熟，王允便送貂蝉到董卓家，却故意不说明用意，董卓误以为是王献给自己的厚礼，喜出望外，当晚便与之饮酒，共赴云雨之好。两天后吕布归来，听见宅子里一派嘹亮的乐音，不免好奇地打听究竟。众人告诉他丞相找了个名叫貂蝉的女人，此刻正在寻欢作乐。吕布勃然大怒，提剑入堂，见董卓已经醉成一滩肉泥，就乘机砍断了他的脖子。这是所谓“长安兵变”的文学真相。 在这个由宋人编撰的传说里，貂婵不过是王允政治计谋的一个小卒，稀里糊涂地成了政治谋杀的情色激素。她完全不具备伦理英雄所必备的政治觉悟，因而必须加以改造，以迎合儒家的国家正义模式，而这个内在的道德律令被耽误了将近一千年，直到明代初期，罗贯中（1330?～1440?）才挺身而出，完成了这一古老的使命。 新貂婵的壮烈诞生 罗贯中编撰的《三国演义》，以差不多两个章节的篇幅，在董卓的暴虐、王允的幕后策划、吕布的英雄惜美等方面大肆铺陈，精细刻画。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降到了配角的地位。他们的出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映衬新主角貂婵的壮烈诞生。 这个貂婵既非吕布的妻子，也不是普通的婢女，而是司徒王允家的歌妓，同时又兼任他的养女，这种全新身份无疑更利于故事的逻辑演进。在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王允痛心疾首地下跪，满眼含泪，恳求他的婢女貂婵出面，以连环计离间董卓与吕布反目，促使吕布杀董，以拯救即将倾覆的祖国，“重扶社稷，再立江山”。貂蝉神色凛然地受命说，对此我万死不辞。若不能报效国家大义，我宁可死于万刃之下！言辞之间，流露出赴汤蹈火的坚定信念。她作政治宣誓时的慷慨表情，就连逍遥自在的月亮都感到羞愧，悄然躲入了云层。这才是所谓“闭月羞花”成语的真正含义。 文人画笔下的貂蝉拜月 年仅16岁的貂婵，就此被塑造成拥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情色间谍，以美色和情欲为武器，深入虎穴，在董卓和吕布之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她差一点就是中国政治戏院里最杰出的戏子，一面向董卓献媚，“曲意逢迎”，谎称吕布私下调戏她，一面又在吕布面前秋波送情，香帕拭泪，露出虽遭董贼玩弄、却对英雄一往情深的模样。不仅如此，貂婵还在吕布面宣称身子被董卓玷污，只能以死相报，假装要跳荷花池自尽，继而又在董卓面前拔剑自刎，逼其与调戏者吕布绝交。貂婵的两度寻死觅活，成为整个故事的动人高潮，其演技似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文本像《三国演义》那样，把一个女间谍的反间行动渲染得如此淋漓尽致。吕布因此怒发冲冠，肝肠欲断。为了夺回心爱的美人，鲁莽的武夫响应王允的劝诱，将受骗前往宫廷开会的董卓杀死，翦除了后汉时期最凶残的政治败类。谋略家王允的政治阴谋，就此全部付诸实现。 但《后汉书》以后的记载，却在“毁损”貂婵的形象。下邳鏖战，吕布被曹操军队围困，貂婵不愿丈夫单独突围，矢言要与他“生则同居，死则同穴，至死不分离。”吕布深受感动，每日只与貂蝉作乐，置前线的战事于不顾。陈寿的《三国志·吕布传》也有类似记载。令人费解的是，此时的貂婵，竟以男女私情大拖吕布后腿，与“长安兵变”中的表现判若两人。爱国主义女杰迅速沦为一个庸常妇人，而她的行为，直接引出了吕布受擒和被杀的悲惨结局。 貂婵的四种来历 尽管《三国演义》言之凿凿地描述了貂婵的事迹，但在我们看来，在中国四大美女中，貂婵的身世最是神秘可疑。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几乎都是难以索解的。 作为官方正典“二十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从未提及貂婵之名，它仅以很短的篇幅记录董吕之间的私人恩怨。当年董卓曾为区区小事怒杀吕布，被吕布敏捷地躲过，后来两人重修于好，董卓又派吕布去看守自己的内宅，不料色胆包天的吕布乘主人不在，与他的贴身婢女暗中相恋。因畏惧奸情被董卓发现，吕布求见王允，和盘托出与董卓不和的真相，指望得到他的援助，结果反过来被王允所利用，指使他将赴宫廷开会的董卓一举杀死。这里出现的婢女，应该就是貂婵本人，但她本是相国董卓的婢妾，与司徒王允并无干系。 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周旋，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 另据陕西民间传说声称，貂婵的出生地就在其北部的米脂。在当地石沟镇艾好湾村，至今还留有所谓“貂婵洞”，可以用以证实绝代美人的来历。但民间话本《三国志平话》却宣称貂婵姓任，关西（今甘肃）临洮人氏，本是吕布的结发妻子。吕布起兵造反，马腾的军队前往镇压，吕布不得不仓皇逃命，夫妻俩从此失散了三年之久。 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与上述文本大相径庭。它假借貂婵的独白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其实是山西忻州木耳村任昂之女，小字红昌，被汉灵帝选为宫女，成了宫中的小公务员，负责掌管官员所穿戴的一种叫做“貂蝉”的帽冠，因此被人称作貂蝉。后来汉灵帝把她作为礼物，赐给一个名叫丁建阳的官员，而吕布是丁建阳的养子，于是丁就把貂婵许配给这个义子为妻。后来黄巾军造反作乱，夫妻二人在战乱中离散。相传木芝村中原有过街牌楼、貂婵庙的前殿与后殿、还有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之类的建筑，如今都已化为尘土，而对它们的历史记忆，似乎可以为貂婵的身世提供某种考古学的证明。 上述四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仅出生地就涉及陕西、甘肃和山西三地，而身份则包括董卓婢女、吕布妻子和王允歌妓等。这些互相矛盾的资讯，令貂婵变得面容恍惚起来，成为中国四大美女中身世最复杂的一位。 貂婵的七种下落 曾经耗费大量笔墨渲染貂婵义举的罗贯中，对貂婵“长安兵变”后的下落，始终保持沉默。在历史价值被榨干之后，她遭到了主流文人的抛弃。但仍有一些作者在孜孜不倦地追问她的下落，继而任意虚构故事，以致其结局形成了“惨死”和“善终”的两大系列。 “惨死系列”至少包含了四类不同的版本。昆剧《斩貂》细述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斩首，其妻貂蝉被张飞转送给了关羽，但关羽拒绝受纳这位污点烈女，怕其水性杨花，朝三暮四，难免为他人所玷污，只有一死才能保全其名节，于是乘夜传唤貂蝉入帐，拔剑痛斩美人于灯下。 另一出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是说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使其为自己效力，遣貂蝉前去引诱。貂蝉使出浑身解数，上下挑逗，关羽心如磐石，断然铲除了这个情色后患。 基于儒家文人的悉心改造，明代以来，貂婵和关羽的形象，日益贴近士绅阶层的伦理标准。第三种版本出自明剧《关公与貂蝉》，剧中的貂蝉向关羽痛说内心冤屈，详述其施展美人计为汉室除害的经历，赢得关羽的爱慕，但关羽决计为复兴汉室献身，貂蝉只好怀着满腔柔情自刎，以死来验证自身的政治贞操。 第四版本陈述貂蝉在怜香惜玉的关羽庇护下逃走，削发为尼，曹操派人追捕，为使桃园三兄弟不再重蹈自相残杀的覆辙，貂婵毅然触剑身亡，一缕幽怨的香魂，追随国家大义而去。 “善终系列”则有三个核心版本，一是貂蝉出家为尼，以佚名方式写下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向世人言明自己的政治贡献，最后在尼姑庵里寿终正寝。 林志玲剃度图：相传貂蝉出家为尼 第二版本则宣称关羽不恋女色，护送貂蝉回到其故乡木耳村，而貂蝉则一直守节未嫁，终于熬成了一个贞烈老妪，被乡人所建庙祭奠。为谋生和丰富群众文艺生活起见，貂婵还组织戏班演出，她所搭建的戏台，曾是该村的一个诱人景点。 第三种版本称貂蝉被关羽纳为小妾，并送往成都定居，本想在功成名就后慢慢享用，不料自己兵败身死，可怜的貂婵从此流落蜀中，成了寂寞无主的村妇。最近有新闻称，某老人曾于成都北郊拾得一块古碑（1971年），其铭文约略为：貂蝉，王允歌姬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捐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坡……。这是有关貂婵下落的最新证据，却无力证明任何东西。这里的“炎帝”，疑为“关帝”的讹记，公元1652年，清顺治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此后民间才会出现“关帝”的简称。成都发现的墓碑，最多只是清代好事者的伪作。貂婵的下落，依旧是个不可索解的悬谜。 卸下粉妆后的平庸女人 被野史、文学和戏曲所扰乱的历史，在貂婵的个案里成了一团乱麻。但据周士琦《历史上确有貂蝉吗》（2002年7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披露，唐《开元占经·卷三十三》曾引用《汉书通志》（今已散佚）的记载说：“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言明是曹操因为政治上没有得志，这才进献貂婵（“刁”字通“貂”）来诱惑董卓，进而讨好皇帝。这段文字，不仅可以证实貂婵的存在，而且为我们窥见事件真相，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入口。 董卓案的真正幕后黑手，不是王允，是大名鼎鼎的曹操 我们已被告知，设下计谋盘算董卓的不是王允，而是大名鼎鼎的曹操。早在189年，也就是“长安兵变”爆发前三年，董卓立陈留王为汉献帝，汉室衰微，整个京城陷于一片混乱。“未得志”的曹操为了攀附权势，把只有13岁的小美人胚子貂婵进献给了大权在握的董卓，以此作为打开仕途的敲门砖；作为一种政治回报，董卓上表奏请新皇帝，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把他提升到皇家禁卫军高级将领的地位。这场秘密的情色交易，完全符合曹操和董卓的谋事逻辑，却瞒过了历代史学家的犀利目光。 这个被曹操送给董卓的貂婵，显然就是《后汉书》所提及那位贴身婢女。她遇到青年将军吕布时，已经在董府里生活发育了三年，正逢情窦初开的粉红年华。吕布奉命看守董卓内院，与貂婵晨昏相伴，必然生出热烈的情感。但这场爱情是注定没有出路的。吕布只有投靠董卓的宿敌王允，才能排除障碍，与貂婵结为百年之好。老奸巨猾的王允窥破了吕布的心思，利用他的情欲和恐惧，诱使其谋杀董卓，从而一举奏功，改变了后汉的政治格局。 这就是貂婵事件的全部真相。这个女人不是儒家所诠释的道德英雄，也不是擅长情色游戏的间谍。她只是一个姿容美丽的普通女人，被政客们所利用，成了政治猎场里的肉体诱饵。弄清楚这点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在下邳的言谈举止会变得如此可笑，与先前的女英雄造型判若两人。她智商平平，无毒无害。她是爱情至上主义者，迷恋家庭生活，厌倦于战争带来的分离，渴望与丈夫恩爱相伴。如此而已。 正是这种世俗的平庸拯救了貂婵，使之不至于沦为道德君子关羽之流的刀下之鬼。而她最合乎逻辑的归宿，就是在吕布死后被放逐回乡，还原为一个寻常的村姑，靠在董府里学会的歌舞技艺打发余生。在那座黄土高原的中心，作为美丽而又平庸的女人，貂婵卸下脸上的粉妆，露出了自己的世俗本相。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昭君出塞和美女外交 作为国礼的汉朝美女王昭君，背负“和亲”使命，在胡笳哀声中西出阳关，走向苍凉的大漠，她唱出的“哀歌”一直回响了两千年之久，成为镶嵌在民族记忆里的不朽声音，标定着一个贞烈女子的自我献身。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寻常女人的生命喜剧，她要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而非要去改变一个猎人部族的行为方式。但在历史的天平上，她的个人反抗价值是如此轻忽，被沉重的“和亲”砝码送上了国家大义的危险高度。 王昭君画像 数千年以来，北方胡人一直是中原汉政权的最大外患。汉朝虽然强盛，但面对骁勇骠悍的草原猎手，却总是显示出软弱与无奈。除了武帝有过辉煌的战绩，大多数皇帝逆来顺受，指望以财物和女人作为换取和平的筹码。由于汉女姿色美丽，匈奴男人又有娶汉妻的风气，皇帝在武力不逮的情况下，除了继续加固长城，唯有把情色当作维护和平的国家战略。汉朝就此成了“美女外交”盛行的时代。 有关王昭君的记载，最早出自班固撰写的官方史籍《汉书·元帝纪》。公元前33年，匈奴王乎韩邪单于前往长安访问，声称不忘汉朝恩德，备下朝贺的礼物，希望能够永远修好，永不打仗。汉元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就选送宫女王樯给他当王后。《汉书·匈奴传》也有类似的简短记载，并且注明昭君是王的小字。自此，一个名叫王昭君的宫女，开始从历史的缝隙中探出头来，成为汉胡政治棋局中的美丽卒子。 这种“美女外交”伎俩，汉元帝此前已经干过一次，当年老单于刚刚即位，汉文帝就让一名王室女子去当他的王后，却遭到了女子的婉言谢绝，皇帝的使者重申了边防忧患和国家大义，逼迫其乖乖就范。好在单于对这位汉室女儿百般疼爱，令跨国婚姻由悲剧变成了喜剧。 王昭君的出嫁，完全是“美女外交”的故技重施。老单于死后，匈奴陷于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汉朝远征军乘其内讧，杀掉了呼韩邪的死敌郅支单于，而仅剩的匈奴残余在郅支单于的率领下，已成强弩之末，只能借助汉室的力量重整旗鼓。元帝顺水推舟，送了一个由宫女冒充的公主给他当老婆，又把年号改为“竟宁”，暗喻北方边境的安宁；匈奴人大喜，也尊她为“宁胡阏氏”，意思是“安定胡人的王后”。这两个称谓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此后数十年间，北方边境都太平无事，嚣张了数百年的匈奴人，突然变得温顺起来。 昭君的革命性自救 《太平御览》辑录的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当年就以美貌闻名于世，17岁入选宫中之后，蛰居五年之久，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宠幸，皇帝每次前往后宫寻欢，从不打她住所前经过。昭君满含怨气，开始用自我贬损的方式进行反抗，终日蓬头垢面，不事修饰。单于派使者去长安朝拜时，心怀不满的昭君决计进行报复，她一反常态，精心妆扮，容颜明丽地出席国宴。元帝下令那些想要远嫁单于的宫女毛遂自荐，昭君当场起身，越席上前，对元帝禀告说，妾有幸被冷藏在后宫，因为过于丑陋而不合陛下的心意，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把自己嫁给匈奴的英雄。 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女人，在无情的岁月中老去 她在大厅里俏然伫立，言辞间暗含嗔怨和讥诮，浑身却散发出美艳妩媚的光辉。汉元帝相见恨晚，想要留下自用，却又怕失信于单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绝代美人被带往匈奴。王昭君的报复竟是如此犀利，犹如一道细小而有力的闪电。元帝从此悔恨交加，大病不起，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 这是昭君对冷宫命运的一次勇敢抗争。等待，就是宫女的日常哲学，她们是情欲的赌徒，在帘幕低垂的宫室里恭候皇帝的幸临。而她们改变枯死命运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宫女必须承受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她们终日面对妆镜和历书，无奈地目击着年华在孤灯下老去，岁月的白发爬上了两鬓，容颜在无声地凋零，仿佛是那些溅落于风雨中的花瓣。 我们不知道昭君何时做出了那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仅仅获知，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她终于抓住了改变命运的契机，那就是单于发出的求亲信号。昭君要借此摆脱寂寞老死的悲剧结局。她断然走到前台，向的皇帝宣布了自己的抉择。 只有王安石在《明妃曲》里洞察了事件的真相：“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意思是汉朝的恩情不如匈奴的激情，而人生的快乐就在于两心相知，言语里流露出对昭君勇于追求真情和人生快乐的赞许。这是庄周逻辑的一次明亮再现――宁可像自由的乌龟在泥地里爬行，也不愿当朝堂上衣冠楚楚的弄臣。是的，在“中国四大美女”的阵列里，只有王昭君抛弃了皇帝情妇的梦想，革命性地选择了自己的未来。无论日后风雨如磐，岁月艰辛，她都是她自己命运的主宰。她是中国女权主义最古老的先锋，她的欢乐融入了向西行进的漫长印迹。 莫须有的画工之罪 东晋葛洪所撰《西京杂记》，企图向我们解释王昭君冷藏深宫和悲苦出塞的原因。它宣称元帝后宫佳丽太多，无法经常召见，就建立了所谓画工制度，并按所画的形象挑选可供亲昵的妃子。许多宫女为此都向画工行贿，指望他们把自己画得更美，由此点燃皇帝的情欲，只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行贿，因而被画工蓄意丑化，无法得到皇帝的赏识。单于事件发生之后，汉元帝震怒，下令追查画工责任，这才发现行贿作弊的黑幕。案发之后，这些画工都被押赴闹市执行死刑，搜检出的家产之多，令人发指。 但《西京杂记》、和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都只说毛延寿是其中技术最娴熟的画工，并未直接指控他是贬损昭君的元凶。 （注：《西京杂记》载称：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巳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幷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又注：《世说新语下卷·贤媛第十九》：“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文中同样没有对于毛延寿的任何指证） 画工索贿，是中国宫廷的悠久传统，王昭君不过是无数个牺牲者之一 画工索贿事件，显然是一次集体犯罪，毛延寿最多只是参与者之一，即便有罪，也未必就是首犯，更不应独自承担全部罪责。所谓毛延寿陷害之说，完全是后世文人蓄意栽赃的结果。王安石以诗句“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公开为毛氏辩护，声称他最多只是画艺不精，难以描摹出美人的百媚千娇而已。这是昭君案中的最有头脑的言论。 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可笑的的谬见，例如有人宣称王昭君之所以出塞，是毛延寿设下的救国良计。毛见昭君貌美，一旦受宠，就会变成妲己第二，而好色的汉元帝则将不能自拔，误国殃民，于是就在画肖像时蓄意加以丑化，以便能够将其冷藏起来。毛延寿因此改写了汉朝历史，成为捍卫社稷和安邦定国的功臣。但大多数文人则倾向于另一极端，即把毛氏视为阴险的罪犯。 旷世美女王昭君的含怨出塞，不仅丢了大汉民族的脸面，也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昏庸与失察，必须有人为这种错误承担道德责任。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许多中国文人参与了寻找替罪羊的运动，他们罗织毛延寿的罪名，将其描述成贪婪奸恶之人，而皇帝不过是这场视觉阴谋的受害者；同时大肆渲染汉家繁华和边塞生涯的困苦，这样，昭君出塞前的宫闱痛苦与大汉皇帝无关，而出塞后的大漠痛苦则与大汉民族无关。中央帝国据此恢复了脆弱的尊严。 马致远的《汉宫秋》是这场政治陷构运动的高潮，它描述毛延寿不仅陷害王昭君，而且在事情败露后叛逃匈奴，挑唆单于兴师问罪，向汉朝索讨王昭君。面对番邦的强大武力，元帝只能拱手相让，其情形与李隆基痛弃玉环如出一辙。皇帝是受害者，他的无奈加剧了民众的同情，也点燃了对叛国者和匈奴人的怒气。毛延寿就此被大汉种族主义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冤狱。 “哀怨美学”的全面兴盛 大汉种族主义的另一后果，就是促成了“哀怨美学”的诞生。针对王昭君的各种叙事活动，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大事件。旷世美人一旦失去汉室庇佑而流落大漠，便在汉人的笔下转型为一个怨妇，只能靠怨诗、怨曲、怨泣和怨泪打发岁月。这是特殊的政治抒情，它要以一个民族弃妇的无尽悲苦，去控诉北方猎人部落的荒凉愚昧，并反证大汉帝国的文明与繁华。 昭君出塞的悲凉场面，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之《明妃出塞》 蔡邕的《琴操》记录了王昭君撰写的《怨旷思惟歌》，它以隐喻的手法，形容自己像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山上啼鸣，生长于密集的桑林，养育自己的羽毛，浑身闪闪发亮，长大之后升上云空，飞到了汉宫的曲房。如今却离开了宫阙，穿越无边的旷野，这悲情摧毁了体内的五腑六脏。虽然委曲求全地有了栖身之处，心里却充满无限的惊惶。她在那里独处，草原迁徙成了便饭家常，犹如翩然飞翔的燕子，远远地停栖到了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潺潺，她呼唤着远方的爹娘。通往故土的道路何其漫长，而她的心情又是何其惆怅哀伤。 这是一个文学弃妇所书写的绝代怨文，全诗回顾人生的曲折历程，从乡村到宫廷，又从宫廷转到大漠，其中的孤寂和愁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成了两汉怨妇所发出的最强音。此外，民间还传有所谓《五更哀怨曲》，其诗句如：“四更里，苦难当，凄凄惨惨泪汪汪，妾身命苦人断肠；可恨毛延寿，画笔欺君王，未蒙召幸作凤凰，冷落宫中受凄凉”，其内容和风格都是明显的伪作，与昭君毫无干系，但怨妇的主题，却在不断升温。 只要检视一下汉魏以来的文献就会发现，王昭君的冤情和怨诗激怒了中原文人，大批诗人、戏剧家和传奇作者加入了对她的声援。“诗仙”李白率先掀起了韵文题写的风潮：“燕支长寒雪作花，娥眉憔悴没胡沙”；“诗圣”杜甫紧随其后，发出更为悲怆的声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李商隐悲悯的是“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白居易形容出塞后的昭君是“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而欧阳修则发出了宋代文人的庸常嗟叹：“红颜胜人知薄命，莫怨东风当自嗟”。这场美学运动耗时近两千年，催生了600多篇诗歌和80多部杂剧与传奇。那些用哀怨字句编就的花圈，成为堆放在昭君墓前的可笑祭品。 昭君之死和历史的多米诺骨牌 昭君出塞的欢乐本质遭到大汗民族主义的曲解 昭君出塞的本质是欢乐的，因为她超出了自己的宫女命运。她比她所行走的戈壁更为坚硬。她的出嫁，受到了猎人部落的盛大欢迎，以及来自一个国王的真诚爱慕。她的旧愁和新欢，交织在大气磅礴的北方草原。 但昭君的命运链在25岁那年再度发生意外的断裂。经过三年的语言和习俗学习，刚刚适应草原生活方式，又诞下一个健康可爱的混血儿子，生活中洋溢着阳光的温暖气息，老迈的丈夫呼韩邪却突然病逝。 按照中国星命学的观点，昭君就是那种祥林嫂式的“克夫者”，正是她本人毁坏了自身的命运。她的出走引致中国皇帝的死亡，三年后又“克死”了匈奴国王。许多年之后，她唯一的儿子被其叔叔杀害，成为匈奴高层权力战争的牺牲品。环绕她四周的亲密男性相继死去，仿佛她本人就是披着美艳外衣的死神。 但呼韩邪前妻的儿子复株累若鞮，却对这种神秘的危险视而不见。他可能一直在暗恋这位汉室美女，现在终于到了出手的时刻。他执意要娶自己的继母，立场非常坚定。昭君无法接受这种乱伦要求，紧急上书汉室，希望能够被召回故国，不料元帝之子汉成帝对她毫无顾惜之情，传令她服从当地习俗。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说，昭君当时抗命不从，愤然服毒自杀，以死作最后的抗争。 但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它叙述昭君顺从了中国皇帝的意志，跟自己的继子成婚，生下两个美丽的女儿，度过了10年的恩爱生活，在35岁那年，因我们无法知晓的疾病，早夭于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她的坟上长满了常青的绿色植被，遗世独立，与四周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世人称之为“青冢”。坟墓的这种神奇形态，正延续了她本人的反叛风格。 昭君出塞和窦宪出征，共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容貌 就在耶稣降生耶路撒冷的年代，王莽开始在远东推行伟大的新政，并强迫匈奴分解为15个小国，遭到匈奴高层的激烈抵制，认为他不过是个卑鄙的篡位者而已。昭君之死，实际上解脱了汉胡之间的历史契约。公元10年，匈奴挑起战事，与东汉政权再度交恶。公元90年，大将窦宪利用南北匈奴的分裂，在南匈奴支持下进击北匈奴，逼使其向西流窜，越过葱岭进入欧洲大陆，占领哥特人的地盘，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进而逼迫哥特人西迁，击败声名显赫的罗马帝国，把欧洲推入黑暗的中世纪。王昭君是这副多米诺骨牌的开端，东罗马帝国崩溃则是它的终局。一个女人的寻常生死，悄然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容貌。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西施一号和西施二号 与杨贵妃、王昭君、貂婵并列为中国四大美女的西施，早在先秦就已经声名昭着。管子、庄子、墨子、孟子和韩非子等思想家，都在其着述中多次提及这个非凡的尤物，对她的美貌赞不绝口，可见不是个虚构的传说人物。 但西施与吴越争霸战争的关系，实在是疑窦丛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玄机。管子（管仲）活动的时代（？～前645年），比勾践灭吴（前473年）还早了近两百年，却已知道西施的存在，岂不是咄咄怪事？他在《管子》里评价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这一跨越时空的古怪现象，在逻辑上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西施：西施一号出现在管子年代甚至更早，而西施二号则出现在两百年后的越国。 春秋时代的西施一号，在庄周那里有一些片断性叙述。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东施效颦”故事，它描述西施有心口疼的毛病，时常以手捧心，面带忧戚，反而显得更加美艳动人，到了“沉鱼落雁”的地步。另一个叫做“东施”的女人，非但长相丑陋，而且万分愚蠢，误以为那是扮觐的妙法，也扮出心口疼的样子，结果变得愈发丑陋，成为乡民的普遍笑柄（《庄子·天运》）。但关于西施一号的身世，先秦的史学家却未作任何深入的记载。 西施二号出身浣纱女，来自越国的底层社会 战国时代西施二号的身世，更是扑朔迷离，充满了难解的疑团。《吴越春秋》记载说，为了向吴王夫差进行“性贿赂”，越王勾践派使者在本国遍访美人，最后在诸暨苎萝山找到两个卖柴的女人，天生丽质，貌若仙女。这个勾践的使者显然就是范蠡，他用前代着名美人“西施”的名字去重新命名他所遇到的乡间美女，借此完成了政治包装的第一步。从此，卖柴女悄然死去，而一个崭新的西施经过范蠡的“克隆”，“重生”于吴越江湖，并且注定要成为灭绝吴国的美艳杀手。 尽管诸暨村姑窃取了前朝美女“西施”的名头，但她卖柴的形象仍然过于粗鄙。唐宋以来的世人，则多倾向于她是一名浣纱女，也即从事织物洗涤的女工。王维的《西施咏》向我们表明了唐代知识界的立场：“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也支持这种叙事，它叙述西施二号本为浣纱女，和范蠡在溪边邂逅，眉黛含春，梨花带雨，范蠡一见钟情，不能自拔。此后越国危急，范蠡出于爱国大义，这才将西施进献给吴王夫差。浣纱不仅是一种美女的柔软职业，而且也是西施和范蠡定情的信物。溪水和丽纱构成了美女“诞生”的优雅场景，其间清晰地浮现着西施的倩影。但西施和范蠡的关系，却始终是暧昧不清的悬谜。 西施与范蠡的隐秘爱情 当年吴国大兵侵入，即将灭绝越国时，越王勾践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他本打算杀死妻子，焚毁财宝，然后用兵器自杀成仁。据官方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大夫文种劝阻了他的自毁之举，并且劝告说，“吴国的太宰伯嚭贪贪婪成性，不妨诱之以利。”勾践看见一线政治生机，便备下美女和大量珍宝，派文种带去交结伯嚭，结果吴王在伯嚭的劝说下收兵回国，给了越国休养生息、卷土重来的契机。司马迁的着述虽然提到了美女，却无姓无名，跟范蠡和夫差也没有直接关联。《越绝书》沿袭史记的说法，也认为献美是文种所为，但却明确指出了被献者的姓名：“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 而东汉民间史学家赵晔的《吴越春秋》，其观点则与此截然不同，它暗示越国的相国范蠡才是该事件的主谋。他下令让两位村姑穿上罗缎锦衣，学习优雅步态和歌舞技巧，以期把她们改造成合乎宫廷礼仪的贵妇。但它也刻意疏漏了一个重大细节：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段危险的插曲，那就是主持女谍训练的范蠡本人，不仅偷偷爱上西施二号，而且违反朝纲，擅自与之私通，两人双双坠入情网，差点酿成惊天大祸。 教官范蠡对女弟子西施产生了不可抗拒的爱情 范蠡先是在“土城”和“都巷”两处宫台开设训练课程，对西施二号和郑旦进行“素质教育”，继而奉命把她们送往吴国。为了延宕日期，范蠡借口要对她们作进一步培训，大胆放慢了行程。据说从会稽到苏州，短短两三百里的路途，美女护送队竟然走了整整三年，却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汉唐地理书钞》所辑《吴地记》甚至揭露说，他们在路上还生了个儿子，到达现今嘉兴南部一百里处时，这个婴儿刚满周岁，能够开口说话，于是路边的亭子被当地民众叫做“语儿亭”，以见证这个秘密爱情的结晶。 范蠡与西施二号的私情无疑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展开的。一旦走漏风声，他们将同时面临来自吴越和两个方面的杀身之祸。在这段长达三年的浪漫时光里，范蠡的焦虑想必在与日俱增。他必须承受一个无法规避的事实――把心爱的女人献给仇敌夫差。他在最后期限的逼近中感到了绞索的抽紧。他的无奈和愁苦隐藏在历史的深处，仿佛在为这场雪耻复国的游戏增加价值筹码。 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终于走到了尽头。三年之后，在吴国的都城，范蠡隐忍着巨大的痛楚，心如刀割、面带微笑地把西施二号和郑旦一起交给夫差，美人西施心中也一样充满了生离死别的哀伤。她是一件美丽而轻盈的礼物，被国际外交阴谋和间谍战推到了前台。她的悲惨命运，从与范蠡相遇的那刻就已经注定。 情欲政治学的杰作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试图东山再起 ”夫差不顾伍子胥的警告和反对，狂喜地接受了这两个来自个越国的尤物，并且发出了心满意足的赞扬：越国进献这样的美女，是勾践对吴国尽忠的表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他开始尽其可能地宠幸她们，表现出对女色的狂热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出乎越国领导人的意料。 《史记》和《越绝书》都指出，离间计的主要执行者，实际上不是西施，而是吴国的大臣伯嚭，他在接受了勾践的大量贿赂之后，转而成为一个卑劣的内奸，开始施展浑身解数，力阻伍子胥的护国计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与之相左，进而又挑唆夫差与伍子胥的关系，令他们君臣反目，直到伍被夫差赐死为止。伍子胥的被逼自杀，是吴国转向彻底败落的标志，并为勾践的反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司马迁看来，勾践的“银弹”政策，才是吴国消亡的主要原因。 而在“银弹说”之外，“肉弹说”声音似乎更为嘹亮，它促使我们对情欲政治学的历史价值作出必要的判断。“粉色肉弹”西施和郑旦的伟大使命，就是千方百计离间吴王与伍子胥的关系，化解夫差对越国的警惕，并以性爱消磨他的体力与战争意志。《吴越春秋》称，文种当年向越王进献破吴九术，第四条就是派遣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西施二号和郑旦进入吴国的宫殿，“性贿赂”就开始逐步产生功效，触发了吴国走向衰败的先机。这是中国情欲政治学的一个古代范例，它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性已经成为政治阴谋的重要环节。 但奇怪的是，勾践没有命令他的女谍使用毒药之类的谋杀手段。这是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疑点。直到夫差生命的最后一刻，西施都没有向他下手。她看起来像是个纯洁无邪的间谍，手中没有沾染敌人的鲜血，同时又极其出色地完成使命，帮助勾践把夫差送进了地狱。 吴王夫差的姑苏台，也许比这更加奢华 《史记》进一步描述勾践按文种之计，大量收购吴国粮食，使之粮库空虚，又赠送镶嵌黄金白玉的栏杆，撺掇夫差打造豪华宫殿，消耗吴国人力物力，如此等等。夫差果然中计，大兴土木，修葺姑苏台行宫供西施和郑旦居住。《越绝书》称，那座豪华的“情欲之殿”，需花费三年收集建材，又费五年时间加以打造，仅高度就达到二百里（疑为广度之讹）。落成典礼之后，夫差便长期在那里耽留，日夜沉湎女色，置朝政于不顾，吴国就此变得日益衰微。肉弹策略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奇效。 西施的生死之谜 吴国被灭绝之后，西施二号重新回到范蠡身边，两人一起泛舟五湖而去。这个以喜剧告终的传说，比较符合中国民众的心愿，因此成为蔓延最广的传说，漂浮在优美的历史风景之中。 西施的真切下落，应当与范蠡有密切关系。反观他的踪迹，倒是相当清晰，没有多少可怀疑的地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赴患难，却无法共享安乐，因此向勾践辞职，在遭拒之后便收拾细软悄然逃走，乘舟浮海前往齐国领地，同时更改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在齐国海边开垦耕地，艰苦创业，父子俩治下大宗产业，没有多少时间，就积贮了数十万银两。接着，他又拒绝齐国人的高官厚禄，散尽家财，随身携带少量珍稀宝物，悠闲自在地离去，在一个叫做“陶”的地方定居下来，自号“陶朱公”，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但司马迁的叙述，只字未提包括西施在内的任何女人。人们只能假定西施就隐藏在他身后，成了他的空气和呼吸。 勾践后悔未能及时下手，放走了相国范蠡，便立即下令捕杀大夫文种，以免夜长梦多，由此彻底剪除了越国的两大功臣。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远郊封了一块名叫“苦竹城”的狭长土地，赐给流亡者范蠡的儿子，借此向世人摆出“公正无私”的姿态。勾践的伪善和心机，远在吴王夫差之上。 西施被杀说近年来甚嚣尘上 然而，随着疑古风气的蔓延，“西施被杀说”近年来变得甚嚣尘上。一些学者援引《吴越春秋》的记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来证明西施的悲剧下场。这里的“鸱夷”，指的是一种皮革制成的袋子，整句话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投入江里，让它随着装她的皮囊一起漂浮着消失。西施在吴亡后被自己的祖国所杀，乃是民间史学家的基本判断。 西施二号被杀害的情形，与伍子胥之死有着惊人的相似。《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记载说，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之后，又“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所以民间给伍子胥起了一个“鸱夷子”的别名，借此暗示他的悲剧性归宿。 我们不知道范蠡此时所持的立场。我们只能假定他满腹隐衷而无法言说，无力为西施公开抗辩，更不敢动用权力展开营救，只好眼睁睁看着越国女英雄、自己的秘密情人惨遭杀害。有人认为范蠡之所以自号“鸱夷子皮”，乃是为了纪念壮烈蒙难的西施，的确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断，而“子皮”很可能就是西施二号的真正本名，“皮囊里的子皮”这个名字，隐含着范蠡的无限伤痛和恨憾。在逃出勾践的势力范围之后，他才有了公开悼念西施的凛然勇气。 在西施被杀的铁幕后面 尽管西施被杀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但对杀她的原因，却很少有人问津。而这才是真正本文需要探查的核心。 据《越绝书越绝卷第十二》记载，早在范蠡进献西施和郑旦的时刻，伍子胥就向吴王发出严厉警告，说万万不能接受这样的礼物，这两个女人就是危及社稷的妖女，与妹喜、妲己和褒姒一脉相承，必定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而好色的夫差对此置若罔闻。 许多年后，越王反攻获胜，在余杭山逮捕了吴王及其部属，不无讽刺地当面数落夫差的三大过失，说他不该放越国一条生路，更不该杀害伍子胥，并听信“谗谀之徒”的鬼话，说完便赐宝剑给夫差，逼迫其在十天后刎颈自裁。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憎恨一切“谗谀之徒”，勾践下令杀掉了曾经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伯噽。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勾践秉承伍子胥的观点，认为西施是亡国妖姬，所以尽管她功勋卓着，仍须坚决执行死刑，彻底终结其生命，以免越国步了吴国的后尘。 民间关于范蠡携西施退隐江湖的想象图，可惜这只是一个天真的幻觉而已 这无疑是杀害西施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勾践之所以大开杀戒，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那就是他可能已经得到范蠡与西施私通的情报，并且为此妒恨交集。西施之死是勾践向其旧部的一次血腥挑衅：虽然你已经逃走，但我可以轻易地杀掉你的女人！ 与西施同时代的墨子，为此在《墨子·亲士》文集里发出了深切的感慨：“西施之沈，其美也。”意思是说，西施之所以被淹死，只是因为她的美丽啊。墨子言犹未尽，在“美”的感叹背后隐藏着某种深长的意味。是的，这个为国捐躯的美人，第一次捐出了美艳的情色，第二次捐出了美艳的生命。她是男权专制主义的最美丽的祭品。 作为一位罕见的情色烈士，西施二号生前是国家的工具和玩物，而后又被人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处死，但死亡消解了一切道德难题。她在死后成了众口皆碑的美人。她的容貌掩盖了幕后的政治阴谋。在关于西施的叙事中，既没有关于她的悲剧，也没有关于她的喜剧。她的生命被世人抽空，成了一个纯粹的符码，高悬于中国大众美学的潮流之上，仿佛是一面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旗帜。 西施二号的战友郑旦，其下场或许更为可悲，除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没有留下任何可资查询的档案。我们只知道她跟西施一起被发现，训练和改造，并一起被送进姑苏台，成为越王的间谍和吴王的宠妃。她一直低调地生活在西施的阴影里。在这场波澜起伏的政治演剧中，她扮演了一个卑微的配角，用以衬托西施的悲壮与伟大。但她的结局却可能跟西施完全一样。尽管功勋卓着，却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她在西施叙事里的作用，应当跟小青在白蛇传里的作用相似，却比小青更加微小和卑贱。 中国第一美人及其女伴的传奇，就此拉上了沉重的帷幕。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

档案解密：孟姜女的古老前生 公元前550年，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齐国，派兵攻打卫国和晋国，撤军时又顺手牵羊打了一下临近的小国莒国，不料竟损兵折将，两位大夫杞梁和华周都相继战死。他们的妻子在路上迎接运回的尸体，放声大哭，哀声震天，一时成为齐国人议论的中心话题。这是分别记录在《春秋左传》和《礼记》里的一个战争花絮。谁也没有料到，这段简短的记载，日后会在历史上产生经久不息的回响。 汉代的道德家刘向在《列女传卷之四·贞顺传》里，对杞梁之妻的哭泣，作了进一步描述，说她头枕丈夫的尸体，在杞城的城墙（注意，不是秦始皇的长城）下放声痛哭，过路人无不感动热泪盈眶。哭了十来天之后，竟然把墙给哭塌了。随后，她又跑到淄水边投河自尽，了结了自己的美丽生命。自杀，这是女人对命运所能做出的最高的抗争。 孟姜女的农妇形象：一个底层反抗的样本 刘向把她的事迹放在“贞顺”一栏里，用以表彰她的贞操和节烈，由此打开了对这位烈女的追思之凤，但另一位哭泣者华周之妻，则遭到了刻意的忽略。其中的原委，我们不得而知。 尽管从前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对杞梁之妻有着各种添油加醋的描述，但对整个孟姜女故事作革命性改写的，当推唐代的笔记小说。《同贤记》记载说，秦始皇时代北修长城，杞梁为避劳役而逃亡，误入了一个叫做孟超的乡绅的后园，爬到树上躲避追兵。当时孟超的女儿蒙仲姿小姐正在水池里裸身沐浴，仰头发现了仓皇逃命的杞梁，就问他是谁，又为什么躲到了这里。杞梁说自已是燕国人氏，被强迫服役，修造长城，因为不堪劳苦，从工地上逃走。 少女蒙仲姿眼望着这个蓬头垢面的青年，突然表示要成为他的妻子。杞梁大吃一惊说：娘子出生在有身份的人家，又深藏于后院，冰清玉洁，高贵美丽，怎能成为我这种苦役犯的妻子。蒙仲姿解释道，女人的身体是不能给第二个男人看见的，她恳请杞梁接受她这份意外的礼物。杞梁最终惊喜交加地答应了她的求婚。蒙仲姿随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父亲，得到家长的允许后，两人便拜堂成亲，欢天喜地的结成了夫妻。 唐朝人民热爱怨妇孟姜女 唐代的小说《同贤记》记载说，就在享受了短暂的新婚蜜月之后，杞梁再度返回工地，决计好好干活，以便早日服完劳役后回家团聚，不料却遭到监工的凶残报复，他先是把杞梁活活打死，继而将尸体筑进了墙体。妻子蒙仲姿不知这场变故，派家里的佣人前往工地去替换丈夫。噩耗传来之后，她眼含热泪地奔赴燕山，对着城墙悲愤号啕，竟然哭塌了城墙。从废墟里露出无数死人的白骨。 蒙仲姿泪眼四顾，不知哪些属于自己的夫君，便以发针刺破指尖滴血在白骨上，暗自祈祷说，要是杞梁的骨头，我的血应该可以渗入。她这样做了之后，果然从乱骨堆里找出了属于丈夫的骨殖。蒙仲姿把它们带回家乡，隆重地加以埋葬，用悲壮的仪式，终结了这段痛不欲生的姻缘。 这个蒙氏，以后在故事的流传中被人改为“孟姜女”，而丈夫杞梁，后来则变成了“范喜良”，这两个新名字，听起来似乎更符合平民的身份。至于孟姜女后来的下落，我们实在不得而知，也许真的如她所发誓的那样，成为坚贞节烈的寡妇，在孤灯苦影中度过了惨淡的一生。但也有传说称，秦始皇曾经亲自前往祭奠她的丈夫，而她本人则以投江自尽辞别了人世。这个秦皇发善之说，显然不符合暴君的逻辑，但烈女的投江自尽，倒是跟汉代《列女传》的记载基本吻合。 孟姜女为丈夫缝制冬衣的场景 我们已经看到，唐人版的孟姜女传说，对先秦的版本作了重大篡改：时间由春秋变成秦朝，地点从齐国搬到了燕山长城脚下，杞梁的身份由贵族变成了苦役犯（唐以后的传奇还把杞梁的名字改成万喜良，盖因“万”与“范”古音相同，“杞梁”与喜良亦同音），死因也由前线战死变成了遭人打死。 但其中最大的变故，莫过于杞梁妻子形象的深化。除了她在杞梁死后的非凡表现之外，她的裸浴和后花园相会，以及对苦役犯的以身相许，这些浪漫元素的注入也是不同寻常的，它显示了对国家主义道德禁忌的反叛，而这正是盛唐时期的美妙风尚。后花园的传奇如此令人激动，点燃了情欲的灯笼，并且映照出女人的美丽裸身和男人的渴望。 此外，敦煌曲子里有一首名叫《捣练子》的民间歌谣，描述杞梁之妻孟姜女在家缝制冬衣，又亲自送往燕山前线，一路上大雪纷飞，路途艰难，其情形委实是可歌可泣。这是关于夫妻恩爱的温馨图景，也塑造了恪守妇道的高尚美德。 万里长城：暴君家的超级围墙 连环画中孟姜女怒骂秦始皇的想象性场景 就在唐代以及其后的五代十国期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开始在民间迅猛传播，成为战乱年代人民精神自慰的武器，但其主题却由原先的后院私恋或家庭美德，日益转向对暴君和专制体制的抨击。唐代高僧释贯休就曾在诗里写道，秦朝横征暴敛，昏暗无道，令举国都到了枯竭的程度，竟还要修筑长城抵挡北边胡人的攻击，堆土长达一万里，这才引发了杞梁妻子的哀哭。这种书写，是把一个家庭的悲剧归咎于政治黑暗的开端。从此，孟姜女成了指认秦王朝罪行的最有力的证人。 跟今人视长城为民族伟大象征截然不同，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长城一直是黑暗暴政的标志。当时，秦始皇击退了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为防止敌手卷土重来，派大将蒙恬督造万里长城，墙体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大海，绵延五千多公里。为了尽快完成这一浩大的国防形象工程，据说有近百万民众（《史记》说三十万，《淮南子》说五十万）被迫沦为苦役犯，又有几十万人死于劳苦、饥饿、事故和酷刑，几乎每段墙体就有一个冤死的亡灵。以致它成为后世民众永恒诅咒的对象。 长城是暴政的可怖符号，而孟姜女则成了反抗的象征。在独自奔赴工地、用痛哭摧毁长城、以鲜血辨认骨殖的巫术等方面，孟姜女都曾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才能，她注定要成为民众世代相颂的英雄。据来自宋代的残缺记载称，在雍丘县的孟庄，有人曾经看见过一座“范郎庙”，里面有孟姜女的塑像，孟姜女作为偶像的地位，就此已基本奠定。相信在那个年代，孟姜女曾经是民众普遍祭祀的女神。 孟姜女塑像，被安置在秦皇岛市孟姜女庙 今天唯一残存的孟姜女庙，坐落在河北秦皇岛市，庙里有泥塑的孟姜女像，满脸愁容地远眺着无垠的大海；殿后的一块巨石，其上刻有“望夫石”三字；石间有一个小坑，相传是孟姜女望夫时踏出的足印，旁有还石台和振衣亭，据说是孟姜女梳妆更衣的地点。在离庙四公里外远的渤海里，有两块高出水面的礁岩，高的犹如碑石，而低的则酷似坟堆，相传是孟姜女的墓穴。但所有这些陈设，都不过是后人伪造的布景和道具而已。它们是一堆赝品，却为人民的偶像崇拜提供了想象的殿堂。 民族哭神是这样炼成的 孟姜女故事的最大疑点不是别的，而是哭泣与城墙的逻辑关系。许多年以来，人们都以为是女人的汹涌眼泪冲垮了长城，为此还有人专门撰文，考据当时的长城主要用泥土修筑（明代长城才改为石砌），所以才有可能被眼泪的洪水冲垮。但对秦长城遗址勘探的结果表明，在山谷隘口及平川地带，城墙多以土掺碎石子夯筑，而山地上则多用石块或土石混筑。石头在秦长城的建造中就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中国的垒土工艺，很早就达到了顶尖的高度。北方民居的“干打垒”和南方客家民居，有着悠远的历史，并且都已成功解决了防止水蚀的难题，尤其是客家土楼，以红糖、蛋清和糯米为黏合剂，再加入木片与竹片，其硬度可与今天的水泥媲美。因此，即便长城全部以土垒成，似乎也足以抵御女人眼泪的冲击。 究竟是眼泪还是声波导致了长城的崩塌？ 与“眼泪说”相比，另一种“震动说”则显得更为离奇。晋代曾冒出过一首名叫《杞梁妻》的乐曲，作家崔豹在辑录这首曲子时解释说，杞梁的妻子自叹上无父亲，中失丈夫，下无儿子，人生之苦，真是令人绝望，所以用高亢的声调痛哭，令城墙颓然崩塌。为了纪念姐姐的事迹，她的妹妹便谱写乐曲，以此哀悼她的贞操。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评述指涉了城墙倒塌的原因――不是被泪水冲垮，而是因感应而崩（“城感之而颓”），这无疑是在暗示哭声的高亢频率引发震动，继而造成墙体的崩塌。 尽管“震动说”比“眼泪说”听起来更为“科学”，却仍然不足以成为长城崩塌的主因，这是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倒塌于声频震动的建筑实例。只有一种推论可以自圆其说：长城是两千年前世界上最大的豆腐渣工程。秦始皇以暴力强征民工导致民怨沸腾，即使有监工的暴力管理，也难以阻止偷工减料现象的发生；工期紧迫和原材料匮乏，也严重危及工程的质量；把大量死尸砌入墙体以掩盖罪行，则进一步削弱了墙体的强度，令其变得更加虚弱不堪。人民用他们的死亡预设了城墙崩塌的命运。 首先是墙质的无比低劣，而后再加上泪水和声频的外部攻击，这三项原因综合起来，从而引发了墙体的大面积倒塌。这意味着，孟姜女必须跟偷工减料的杞梁们联袂出手，才能制造弱者反抗暴政的奇迹。 歌哭抗暴：中国人民的第五大发明 从神话学的角度看，既然孟姜女的故事是一种民间传说，哭泣与城墙倒塌的逻辑关系，便完全无须我们加以证明。那么，为其寻找哭倒长城的“科学依据”，也就只能是画蛇添足之举，我之所以在前面反复论证，无非是要借此引出对哭泣价值本身的关注。 哭泣是华夏民众的伟大传统。《列子·汤问》早就揭示过春秋时代哭泣风俗的缠绵迷人。当年有个名叫韩娥的女人，只身来到齐国，因为没有口粮，在雍门一带卖唱乞粮，歌声动人，以致其人走后，还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以致四周的人都误以为她尚未离去。 韩娥的哭泣和眼泪，成了一种用以自卫的武器 后来韩娥经过一个叫做“逆旅”的地方，受到当地人的欺辱，韩娥为此放声哀哭，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都流泪悲哭，三天无法进食。当地人被迫无奈，追上韩娥，低声下气地把她请回，求她解除哭泣的魔咒。韩娥于是放声欢歌，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忘掉了刚才的悲伤。当地人于是支付了重金把她送走，酬谢她所带来的欢乐。从此齐国人变得擅长“歌哭”，究其根源，都是当年韩娥的遗风。 圣人孟子也发现了这一风俗的特征，她在《告子》一章中特地指出，华周、杞梁之妻为丈夫之死而号啕大哭，最终变成了国俗，举国之女，都擅长哭泣。但这种“哭风”的始作俑者，究竟是韩娥还是两位官太太，列子和孟子各执一词，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学术分歧。 这种“歌哭”，音乐学上叫做“旋律性哭泣”，许多专家认为，它应该就是音乐的真正起源，现在仍常见于非洲部落，有时也能从中国乡村的殡葬仪式上听到。――“啊呀我的妈呀……”，她们通常以这样的台词启动哭泣程序，其哭腔的音阶通常在三度到五度间起伏，构成了某种可以辨认的旋律，其中还伴有回肠荡气的说词，痛陈着对死者的无限悲情。 至今仍然流行在中国乡村的职业泣颂师 近年来，许多村镇再度出现了职业哭丧者（泣颂师），都以旋律性哭泣为基本风格。其中最为著名的，据说是一位改行的专业歌手。这些哭丧者无疑就是韩娥和孟姜女的传人，她们都是女人，有着优良的嗓子和饱满的泪腺，擅长以哭声煽情和制造气氛，她们的悲恸表情甚至骗过了路人，以为她们才是死者的最正宗的亲人。 犹太人有着名的“哭墙”，是所罗门神庙的一堵残墙。在犹太人历经苦难之后，它成了倾诉、祈祷和哭泣的地点。但把哭泣和极权紧密联系，却是中国人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哭泣时产生了悲痛的旋律、击打性声波和盛大的泪水，这三样东西是人民和弱者的伟大武器。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孟姜女把这一哭泣传统推向了高潮，它不仅是煽动悲情的魔法，也是反抗暴政的号角。 原载《神话》，东方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