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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肖像 本文《环球时报》发表时标题为：“德国孔夫子将中国神话传到西方” 150年后的理查德·威廉，恍然回忆起自己的毕生往事。他记得，自己1873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贫困家庭，他英年早逝的父亲，是一名彩色玻璃窗画工，留下的彩色玻璃画，为他启蒙了万花筒般的精神道路。 但作为蒂宾根大学（1891-1895年）神学专业的学生，他曾饱尝贫穷的屈辱。有一次他身穿借来的外套，去求两位教授免除学费，但其中一位教授态度倨傲。这对他而言是一次严重的伤害。 1897年初，威廉被任命为代理牧师。在一次打网球的活动中，爱上一位名叫萨萝梅的牧师女儿，但她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把女孩送往一所家政学校，粗暴地切断了他们的联系。但威廉此后一直给这位父亲写信，跟他讨论宗教和政治问题。他的高情商终于起了作用，很快，这位牧师就同意了女儿的婚事。 1899年他受美国福音派传教士协会委派前往青岛。当时的青岛还是个小村庄，几乎没有西式建筑。年轻的牧师被安排在一间中国渔民的陋室里。这屋子因有人在其间自杀而成为凶宅，无人胆敢问津，但威廉对此并不在意。 尽管因水土不服而上吐下泻，后来又患了阿米巴痢疾，但他仍然保持对新生活的强烈兴趣，不仅开课教授德文，还开始到处旅行。作为一个乡下长大的德国青年，他对这片东方土地的美景感到欣喜。那些贫穷但维护得很好的泥坯小屋“与风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友好的村民们惊讶地凝视着“奇怪的外国动物”；洗衣妇在河边劳作，他一靠近就羞涩地消失不见；漂亮的孩子和英俊的青年们身上“有着某种动人的纯真”。 但在胶州城，他遇到了第一个宗教难题。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和两名德国铁路工程师驻扎在一座佛教寺庙里，他被迫跟他们一起居住，这显然违背了教会的宗旨，他为此偷偷地哭了。 经过一番精神挣扎，威廉辞去了他的牧师职务，专心研究中文并加深相互理解。在他看来，僵化的教会仪式从来不符合耶稣的教义。他还为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卫礼贤”。就在他到达中国的一年后，萨萝梅来到中国，他们前往当时远东最繁华的都市上海举行婚礼，度过短暂的浪漫蜜月，然后再度返回青岛。 1900年的盛夏，山东“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顶峰。青岛租界里的德国人一度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为此组建了一支民兵队伍，但义和团从未在那里出现。卫礼贤被派往动乱严重的高密地区，去协调德军跟当地居民的冲突。他跟新婚妻子一起搭建了两座医院，救治那些在动乱中负伤的妇女儿童，并劝说居民放弃武器。同时也说服德国指挥官耐心等待，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冲突。他还弄来一笔德国政府的拨款，用于接济最贫困的居民，又在当地建了两所开设德语课的中国学校。 青岛礼贤书院教学楼 明信片 回到青岛后，他开始着手建立以他名字命名的“礼贤中学校”，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有着中式的带挑檐和凤凰雕塑的屋顶，以及西式的拱形玻璃窗。这所中学培育了大批杰出人才，1952年以后改为青岛九中，继续扮演山东省优秀学校的角色。他还跟夫人一起办了一所女子中学和一所女子小学。以他妇人的中国名字“美懿”命名。他卷入中国新式教育改革的盛大浪潮，成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开办女子学校的动力，是因为威廉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忽视女性教育以 及女性地位低下。当时只有少数女生没有缠足。但解放小脚的民间潮流遭遇了强硬的抵制。他的一名女学生响应新思潮号召，擅自解开了裹脚布，却遭到母亲的毒打，于是他不得不把她藏匿起来，以免受到进一步伤害。那时，许多中国学生还剪掉了辫子，表现出对新文明的一往情深。 尽管面对一堆满清帝国遗留的垃圾，还有中国青少年的新文化渴望，威廉还是逆向地爱上了中国的老式文化。他攀登泰山，访问曲阜，还出席孔子第七十三代孙子的婚礼。他经常徒步登上崂山，望着“崂山的顶峰在夕阳紫金色的光芒里熠熠生辉”，听道士和人力车夫讲圣山、鬼魂和奇异法术。 卫礼贤编撰《中国民间故事》德文版封面 那些稀奇古怪的见闻，激发了他对中国神话的浓烈兴趣。恰好他已经出版《论语》和《聊斋》的片段，已经在德国翻译界小有名望，迪德里希斯出版社邀请他编撰《中国民间故事》（1914）。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份作业。 这本奇书涵盖了各种寓言、童话、鬼故事和历史传说，共分8种类型和100个篇章，涉及神话文献达十几种之多，山东蒲松龄的聊斋有18篇，其次是神仙传10篇和唐传奇9篇，此外还有西游记、太平广记、搜神记等，另配有23幅木刻版画，包括玉皇大帝、孔子和关公，可以说是中国神话的一次全面亮相，展示出中国民间传说的奇幻和超自然元素，令读者沉浸于神奇人物和道德训诫的世界，不仅娱乐大众，还让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 英译本译者马滕斯如此评价：“古代中国的童话和传说与《一千零一夜》有共同之处：宝石、黄金和五彩丝绸的东方光辉和闪光，奇幻和超自然的东方财富。然而，它们本身却具有独特的异国情调......没有一个孩子不喜欢它们新颖的色彩、奇妙的美丽和无限多样的主题。然而，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它们也充分回报了年长读者的关注。” 英文版《中国童话书》封面 他还进一步评述书里收录的中国神话说：“有些故事诗意丰富，如《花妖》、 《月下仙子》或《牧童与织女》；其他故事如《三个英雄因两个桃子而死》则将我们带回到戏剧性的中国侠义时代。《猿猴孙悟空》和《大闹天宫》等类似宗教题材的戏剧，或《好心的魔术师》中展现的怪异魔法，将幻想推向了顶峰。令人愉快的鬼故事，结局皆大欢喜，如《战场之夜》和《被挫败的幽灵》 ，田园诗般的爱情故事如《黄昏的玫瑰》或小人国的奇幻故事如《蚁王》和《小猎犬》相映成趣。” 题为《哪吒》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天帝的长女嫁给了大将军李靖。她生下三个儿子，分别是金吒、银吒和哪吒。但当哪吒出生后，她晚上梦见一位道士来到她房间说：“快来迎接天国的孩子！”一颗璀璨的珍珠立刻在她体内闪闪发光。她被梦吓得惊醒了。当哪吒降临这世界时，她似乎觉得一个肉球像车轮般在旋转，整个屋子都充满奇异的香味和深红色的光芒。” 《中国民间故事》为天才作家卡夫卡带来了惊喜。他将这个译本作为可爱的礼物送给妹妹奥特拉，并在书上题词说：“”致奥特拉——一个在嘈杂声中跃入轻舟的跳跃者。”不仅如此，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的成语、比喻和风趣的故事也让他着迷。他的寓言小说如《地洞》《万里长城建造时》，显然受了这类中国故事的启示。 另一位杰出的作家兼诺奖得主黑塞，少年时期身患精神疾病，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卫礼贤翻译的中国作品，将其视为治病良药，并在后来致卫礼贤的信中，诚挚地感谢他的译作：“中国文化思想对我形成了最重要的导向。”他的代表作《玻璃珠游戏》有明显的《易经》痕迹。黑塞晚年如此迷恋《易经》，以至他每逢大事都要用蓍草算卦，以此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在中国生活、旅行和工作期间，他进入了当时最顶层的两个朋友圈，第一个由当时的革命者组成，包括革命者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蔡元培、辜鸿铭和孙科等等。另一个则由当时流亡在青岛的晚清遗老遗少组成，比如劳乃宣、徐世昌和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还有恭亲王溥伟（铁帽子王）等等。为此他在礼贤中学内组建“尊孔文社”，让那些遗老在对旧帝国的缅怀中报团取暖，而卫礼贤是其中唯一的外国人。卫礼贤宽容而广博的胸怀，加上他过人的情商，让他能在这两个彼此对立的圈子里都如鱼得水。 大儒劳乃宣（晚清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被威廉推为社长，并且拜他为师，跟随他学习中国文化。正是在劳乃宣指导下，卫礼贤研习并翻译了《易经》，还有其他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著作。卫礼贤被它们的永恒性和人文精神所吸引，因为这些东方哲学为他开启了新的存在洞见。他的德译本广受欢迎，已再版20多次，被公认为权威译本，并被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卫礼贤翻译《易经》的英文版，荣格作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的确，他翻译的《论语》受到作家赫尔曼·黑塞的高度赞扬。认为这部作品“迫使我们不得不一改往日将自身个人主义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而是以比较的方法去看待它”，而且在读者心中形成一种“两种世界融合的奇妙闪耀的概念”。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1914年11月爆发青岛战役，日本和英国联合攻打当时由德国控制的青岛。日军以绝对优势获胜并占领青岛。而德国全面建设青岛城的计划受到了致命打击，当地德国侨民的生活也面临威胁。 1920年夏天，青岛爆发日德战争，德军溃败。青岛被日本人占领。在德意志侨民群体解散之后，卫礼贤被迫返回德国，在那里他受到了名人般的欢迎。他的出版物也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好评。在经历了漫长的欧洲恐华情绪之后，仅仅过了20年，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就从从义和拳式的可恶转变为可敬。由于卫礼贤等人的大力推荐，德国文化圈对中国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开始产生“喜爱之情，并试图寻求“东方的智慧”。威廉受邀到德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演讲，向他们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真知灼见。 就在这期间，卫礼贤受到赫尔曼·凯瑟林伯爵“智慧学校”（Schule der Weisheit）的邀请，为这座欧洲精英孵化机器讲学和写稿，并因此而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德国朋友圈，它的成员包括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博士、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小说家和诺奖得主赫尔曼·黑塞，以及另一名印度诗人兼诺奖得主泰戈尔等等，都是当时名声显赫的人物，而且彼此都是对方的读者。当然，他们也都是威廉的读者。 1922年1月，卫礼贤作为德国公使馆的文教顾问，再次回到中国，并为这项工作而走遍中国各地。他被邀请到北大德语系讲学，与蔡元培重续友谊。他对北大的改革印象深刻：这里的主流精神极其现代；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他们的新文化运动卓有成效，显示出文化变革的澎湃动力。 所有这些点燃了他的雄心。他计划在北平建立一个以李希霍芬命名的德国文化研究所，展开中德文化交流，消除相互误解。为此他还争取到梁启超、徐世昌、张君劢、罗振玉王国维和张东荪等中国学者的支持。但这个美好的计划烂尾了。不仅是因为资金不足，而且是因为卫礼贤在1924年接到成立不久的法兰克福大学汉学专业教授的聘书。 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所学校当时正在全球招兵买马。就在这一年，它还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并迅速形成著名的法拉克福学派。而作为首席汉学家，他在这里执教，到各地讲学，直到1931年为止。 卫礼贤翻译，荣格作序《金花的秘密》 在此期间，他跟北京大学合作成立“中国学社”，开始转向对东方神秘学的研究。跟荣格和黑塞一起，探讨道教的炼金术，并跟荣格合作翻译了道教的秘笈《金花的秘密》。荣格作序的易经英译本，令这部中国神秘学代表作成为欧洲的畅销书。荣格给于这种合作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威廉和自己是共同使命的伙伴：“命运似乎赋予了我们两个支柱的角色，支撑着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而就在这一时期，他开始面对来自宗教界和学术界的负面声音。还有人抱怨他的翻译并不科学，因为缺乏语言学研究的基础。更为糟糕的是，他陷入了中国情结和德国文化的剧烈冲突之中。他整个生活都在努力把两种精神传统融入自己的灵魂，但功亏一篑。 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悲伤地看到了这种裂变，但他对此束手无措，只能眼看自己的朋友在精神和肉体两个向度上垮掉。1930年，也即卫礼贤56岁时，他因疟疾复发，在图宾根医院香消玉殒。他的坟墓中央有一个硕大的球形墓碑，周围环绕着八个卦象，那是他翻译的易经及其中国文化的象征。 荣格在纪念卫礼贤的演讲中痛切地宣告，威廉的作品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火花迸发，点燃了一道光，这对我来说将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中国哲学家张君劢在为卫礼贤所写的悼词中说：“如果威廉是中国人，他就会进孔庙。” 2009年，为纪念卫礼贤书院成立110周年，卫礼贤的半身铜像在青岛九中现身。他在那里孤独地伫留，守望年轻的东方学子，并依稀看见了父亲玻璃画上的斑斓闪光。 —————————— 环球时报2025年2月28日刊发此文，但做了删节和修改，本文为未删节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卫礼贤编撰《中国民间故事》之英文版《中国童话书》，可进入古藤堡计划电子书档案阅读： 1.扫描二维码： 《中国童话书》英文版数字档案 2.或可点击以下链接阅读：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9939/29939-h/29939-h.htm

张爱玲年轻时候的照片，也是她最好看的遗像 细读旅美女作家周励女士关于胡适先生和夏志清教授的回忆，对徐复观与李济在胡适之死的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张爱玲乖戾薄凉性格的细节，颇感震惊。这些个人叙述，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都有补偏救弊的重要意义。 以我的陋见，张爱玲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在第一时期，她接受港大熏陶之后，于1943-1944两年，在上海出版小说《沉香屑》等女性文学作品，就此名扬文坛。在第二时期，她在上海推出红色主题小说《十八春》和《小艾》，那是她黑色旗袍上唯一的两朵红花。在第三时期，她1952年再赴香港，创作英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并受到胡适的夸赞。在第四时期，为了对付生活所需，应宋淇之邀，她投入了电影剧本创作，如《人财两失》和《南北一家亲》之类，但那些脚本对她的文学书写毫无裨益。 到了第五时期，张爱玲三临香港后重返美国（1962），能量和才华都在迅速褪色。她的英文投稿被多次退回，《红楼梦魇》作为唯一的学术专著，写得枯燥乏味，毫无才情，成为其江郎才尽的明证。除了自传体《小团圆》尚有寡淡的早期余韵[ 参见唐娒嘉《张爱玲“小团圆”未刊始末及其晚期写作危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期。]，其他作品都善乏可陈。这一时期竟长达33年，劫走了张爱玲75年生涯的一半。 今天我要谈论的，恰恰是张爱玲的第五时期。她跟夏志清之间的各种关联，主要发生于这个阶段。此时，夏志清作为文学批评家正在走向成熟，并发现张爱玲第一时期作品的卓越价值。 但这种认知却诞生在张爱玲的四、五时期之交，也就是她开始走向衰退的年头，远远晚于她的黄金岁月，由此产生了某种显著的时间性错位。不仅如此，过去时态的张爱玲作品，跟现在时态的张爱玲人格，两者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调。这种罕见的双重错位，给批评家和张粉们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但周励的《此情可待成追忆——与夏志清张爱玲有关的胡适等四君子之死》[ 原载微信公众号“留美学子”。]（以下简称《此情》）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止于张爱玲的才能衰退，因为这是每个作家都须面对的困境。例如，鲁迅在北京、广州和上海的三个不同时期，就曾出现文学原创力的强烈落差，因而仅此一点，并不足以引发世人的惊愕。 夏志清著作里对张爱玲给予高度评价 问题的焦点恰恰在于张爱玲的人格状态。周励的文章，从道德审判入手，批评她是极端自恋自私和薄情寡义的女人，敌视整个世界，敌视隐瞒中风事实的丈夫赖雅，尤其敌视倾力助己的友人，不仅对恩人夏志清毫无情义可言，而且直接导致恩师陈世骧的猝死。这方面的细节零乱而真切，几乎充斥着整个第五时期。 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的第二次走红，盖缘于夏志清的英文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者逾越常规，盛赞《秧歌》乃“不朽之作”，《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张爱玲因这样的文学成就，就当之无愧地成了“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这种毫无保留的溢美之词颇为罕见，却对张爱玲的“中兴”起了决定性作用。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张爱玲，从此梅开二度，以台湾为中心，重新散发出迷人的馨香。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张爱玲甚至成为中国小资青年的最高旗帜，飘扬于上海乃至整个内地的文学天空。 在《此情》里，周励回忆了她在20年前与夏志清夫妇关于张爱玲的对话。我们被告知，张爱玲在抵达美国之后，受到夏志清在事业上的父兄式照料。夏毕生仅见过张四到五次，却因赏识其卓越的才华，又顾惜其落魄的现状，将她力荐给赖氏女子学院翻译《海上花列传》，又推荐她成为佛罗里达大学当住校作家，还把她推荐给台湾皇冠出版公司，为她争取到稳定的版税收入，如此等等，可以说帮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 但一个反向的事实是，夏氏夫妇除了收到过张爱玲的一百多封“求助信”[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以外，从未收到过她的任何礼物，包括签名书及照片合影，也没有收到过她的就餐邀请。她甚至拒绝向夏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更很少拆看夏给自己的信件。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周励的回忆，夏生前对此竟毫无怨言，反衬出他的人格博大。 陈世骧遗像 如果说张爱玲人格的势利凉薄，对于夏志清的伤害尚属有限，那么其恩师陈世骧因张而猝死，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显示这种“凉薄”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陈世骧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语文学系主任，因受到夏志清的鼓励，聘请张为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这是张爱玲在美国最“辉煌”的两年。 张在受聘之前，曾寄赠过稀缺的木函装《梦影缘》及线装《歇浦潮》，以及自己作品《北地胭脂》等，但在赴任后就换了一副面孔，不仅拒按学校作息制度准时上班，也很少跟陈沟通，陈夫妇屡次邀她到家作客，都遭张的拒绝，[ 陈少聪《我与张爱玲擦肩而过》，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05.7.13] 更对其同事如杨牧和娜拉夫妇倨傲寡情，以至于双方关系紧张；因其研究论文迟迟不能达标，张又跟陈世骧发生多次激烈冲突，最终导致陈于盛怒之下将张解聘。[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 一个月后，陈便因愤懑和抑郁而猝发心肌梗塞谢世。在周励的叙述中，张就是陈死亡的直接诱因。 周励还援引了另一个由张爱玲引发的猝死案例，主角是台湾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唐文标。他是台海“张爱玲热”的另一重要推手。他拖着身患癌症的沉重病躯，耗费大量心力和资金，收集上海沦陷时期的零星图片、佚文、残稿、访谈、评价等，也即一些被张本人及公众遗忘的“历史碎屑”，然后以影印方式编成《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由时报出版公司推出，“客观上记录了张爱玲文章的特色，为深入了解张爱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纪忠璇、符爱萍《张爱玲小说的批评体系研究》，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2022.3] 周励认为，对于这种仅有学术价值而无市场价值的图书，张爱玲应该心存谢意，或以协商方式探讨版权问题，搭建正常的合作关系，而她竟把碎屑当做“沉香屑”，痛斥其侵犯版权，要求出版社立刻终止发行，而唐在搬运库存的四百册书回家时，因上楼梯时用力过度，引发鼻咽癌手术伤口破裂，次日凌晨在荣总医院不幸仙逝。[ 参见季季《唐文标的张爱玲》，转引自谢其章《“唉，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澎湃新闻之上海书评，2018.2.7] 张爱玲的贵人——夏志清 周励据此评价说，“与其说张爱玲是个孤傲清高的女人，还不如说她是个势利冷酷，圆滑机巧，‘有事有人’，无事无人（好友宋淇语）的‘心机女’。”这是一种措辞严厉的道德批评，而且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来信的诸多注解，似乎已经成了难以辩驳的事实。 该文发表以后，引发了圈内人士的诸多反响。夏志清的弟子唐翼明说，周励“写张爱玲的凉薄、自私、势利，入骨三分，与我对张爱玲的推想一致。”而对于张爱玲的崇拜者而言，这种真相的揭示却是令人窒息的，它摧毁了文学社会反复营造的流行偶像。 初到美国时的张爱玲，仍然对新生活充满憧憬 道德祛魅，是针对大规模造魅运动的一种价值反转，它逼迫崇拜者以更理性的方式，去看待有人性弱点的社会名流。借助资讯时代的消息传播，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令人沮丧的事实。例如，在梅毒症的冗长名单里，赫然出现了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和舒曼的名字；在美术域则有梵高、高更和马奈；在文学域有福楼拜、莫泊桑和波特莱尔；在思想域有尼采和叔本华。[ 参见德博拉・海登《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 托尔斯泰虽跟性病无关，但他的忏悔/救赎主义外衣下，却是反摩西诫律的生活真相，而跟他的小说叙事迥然相异。[ 参见《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以及：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第五章：托尔斯泰:上帝的兄弟，新华出版社，2005] 对张爱玲的道德重估，应该就是这种文学祛魅的最新动向。 但在我看来，仅仅使用道德指标来评判作家的言行，是远远不够的，反而极易造成某种溢出性伤害，因而有必要添加另一种重要的解读工具，那就是临床精神分析。此类工具在文学批评领域很少运用，是因为存在着文学和精神病学的专业壁垒。而在张爱玲的个案上，这种工具的运用尤为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对那些基本事实做出更深入而准确的判断。 我要追问的是，在张爱玲道德失调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偏执型精神障碍（Paranoid Disorder）的因素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时期的张爱玲，始终坚信自己被跳蚤攻击，导致她浑身瘙痒，无法忍受。这种对虫子的妄想，正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的典型症状。此外，我们还能通过大量书信和他人的口述回忆（包括张的好友宋淇和水晶），发现那些自恋（自卑）、孤僻、逃避、冷漠、猜疑、仇恨、受侮辱和迫害妄想等多种亚症候。 张爱玲晚年的最后一张照片 只要对照《默沙东诊疗手册》（Merck Manual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或《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 这两种手册的中英文版，都可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得。] 提供的症状描述，人们就不难发现，她正是一名典型的精神病患者。该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张爱玲道德失调的病理根源。也就是说，那些被视为“有道德问题”的言行，可以（部分或全部地）追溯到她的精神病源。 根据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件可以获知，“恐虫事件”源于第五时期的1983年，当时公寓管理人通知住户配合出清橱柜，喷杀蟑螂，为此张被迫将物品移出室外。但在将物品重新放回屋内之后，她却意外发现了不速之客——跳蚤。[ 宋淇、邝美云《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台湾皇冠文化，2020] 这是何其严重的入侵事件，自此，她以柔弱的肉身，拖着病入膏肓的灵魂，开始了漫长的逃亡历程。她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狂奔，反复变更居所，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起初她每天更换一家汽车旅馆，而后则是旅馆和租房的彼此交替，就这样长达数年之久。而在她身后狂追不舍的，是跳蚤、虱子、蚂蚁、甲虫和蟑螂的幻象大军。 张爱玲对人诉说的跳蚤，尽管肉眼无法看见，却可以被她清晰地描述。比如1985年3月在致宋淇夫妇的书信里，张爱玲就认定骚扰她的跳蚤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邻家猫狗传入的黑色跳蚤，第二类是搬家后随二手冰箱隔热层带来的浅棕色中南美品种。[ 同上。] 而医生诊断表明，所有这些“虫子叙事”都是幻觉，因为她患有“虫子妄想症”（Bug Delusion）或“过敏症”，后者是一种更为温和的诊断术语，用于削弱病人的抗拒情绪。 但这两种诊断都遭到张本人的否认。就像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那样，她拒绝承认自己有病，而坚持将所有问题外推给跳蚤，令这种吸血性昆虫无端躺枪。这意味着她还患有比本源性精神病更为严重的继发性疾病——病感失认症（Anosognosia，一译“病觉缺失症”）。它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它产生了自我吞噬的怪圈，让疾病变得不可医治。 更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张爱玲的一路逃亡，跳蚤的身量居然逐渐变小，犹如细长的枯草屑，但直到1986年9月，这些跳蚤依旧还在纠缠不休，而且“每次快消灭了就缩小一次，终于小得几乎看不见，接近细菌”，[ 同上。] 因而完全无法被医生检出，更无法被他人看见。后者被称为“继发性妄想”（secondary delusion），是病人为解释其病态性经验──跳蚤骚扰的躯体妄想（somatic delusion）所产生的新一轮妄想。[ 参见吴佳璇《张爱玲的身心症与文学梦》，联合文学，2013.02.11] 她顽强地守望着自己营造的幻象，满怀恨意，夜以继日。 这种多重叠加的虫子迫害妄想，于1991年到1995年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时期，心力交瘁的张爱玲暂停逃亡，选择在洛杉矶罗切斯特街10911号公寓206室定居。她在那里修改旧作《小团圆》，指望跟往昔岁月做一次小小的“团圆”。惊人的巧合在于，她猝死的1995年9月8日，恰好跟“中秋节”重合，以至于它像是一种刻意的设计：在这象征“团圆”的古老节日里，她不仅结束了跟胡兰成的“小团圆”，也实现了跟死神的“大团圆”。 张爱玲为了美国身份，与赖雅有过一场非常失败的婚姻 根据我的现场观察，该陋室位于二楼长廊的尽头，距电梯口（坏人和跳蚤出没处）最远，却因紧挨消防楼梯，而距逃生通道和地面最近。显然，她选择了该建筑物中最为安全的方位。难以理喻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她的屋里甚至没有一张用以安放文学和餐食的小桌。 毫无疑问，她很早就已为下一轮的轻装逃亡做好了准备。但在那间陋室里，她的爬虫妄想症再度发作。她死后身上一丝不挂，可能就是为了避开躲藏于衣物中的可恶跳蚤。但这次她放弃逃亡，转而以决绝的方式终止心跳，宣判自己跟虫子一起死亡。 年仅18岁的张爱玲，曾在散文《天才梦》[ 引自张爱玲《张看》，花城出版社，1997] 中写过一段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其实就是一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虫”的谶言。此语被张粉广泛引用，却无人揭示其中的深层语义。 这与其说在喻指自身的存在现状，不如说精准预言了虫子妄想症和作茧自缚的社交恐惧，还有对熟人圈的深刻敌意。在她眼里，夏志清和陈世骧，也许都只是“人形虫子”而已。最终，在生命之途的尽头，她卸下那袭“华美的袍”，告别虫子，裸身而退。这是张爱玲的悲哀，抑或也是那些赏识并帮助过她的友人们的悲哀。 所有这些病症，究其根源，应该都来自张爱玲的不幸童年。她的家族何其华丽光鲜，祖父为晚清名臣张佩纶，祖母为晚清重臣李鸿章之女，母亲是晚清南京提督之女，而家境却何其阴郁，充满不可思议的暗黑因素，令她陷入严重的失爱困境。这种黑白色调的强烈反差，勾勒出少女成长的悲剧调性。 张爱玲晚年自传体小说《小团圆》 首先是张严重缺乏来自母亲的爱抚和温暖。父母离异，母亲也在她三四岁时独自远走他乡，虽有短暂的复合，却又再度离去，直到她无法忍受父亲家暴出逃为止。但在她历经千险跟母亲“团圆”之后，却因后者的性情挑剔和管教严苛，依然无法得到长期渴望的关爱。[ 参见《童言无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某次她得了伤寒，因为妨碍母亲跟男友出门旅行，母亲竟说：“其实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 《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 其次是严重缺乏父爱。张的父亲不仅吃喝嫖赌，而且是鸦片烟鬼，对儿女毫无怜惜之情，甚至施以暴力。一次跟继母发生冲突，张父不辨是非曲直，怒打女儿，还将其关进小黑屋达数月之久，她为此得了疟疾，差一点死掉，从中感到了“生如朝露，死如蝼蚁”的悲哀。[ 参见《小团圆》和《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不仅如此，张爱玲还合乎逻辑地饱受继母的冷遇。后者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对继女非但毫无爱心，反而视若贱婢。对于这位继母大人，张始终怀有厌恶之心，并为自己曾经被迫“捡她剩下的衣服穿”而感到无比羞耻。[ 引自《童言无忌》] 上述三位长辈组成闭环的三角形囚室，向张爱玲提供了童年的幽暗生态。它看起来如此恶劣，令她既缺母爱，又乏父情，加上长期在冰冷的寄宿学校（这类学校通常是疏隔和冷漠的象征）就读，毫无家庭温暖可言。这种孤苦的境遇，足以摧毁张的心灵，导致她自幼敏感多疑、自卑兼自负，严重缺乏安全感，并倾向于自闭和过度防卫。从她的回忆录《童言无忌》和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我们可以反复听见一个忧郁少女的病态性抱怨。 童年的张爱玲。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她的不快乐 在此后的生命上升岁月，这些童年创伤一度得以平复，仿佛时光已经抹除一切，令所有的阴霾烟消云散，却在异乡的“逆境”中意外复活，再度放肆地发作，反复扩张，最终酿成灵魂的重症。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声称：“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张爱玲毕生都试图借助写作来治愈不幸的童年，却以彻底失败告终——她非但没有治愈童年，反被童年拖进了万丈深渊。 才华衰退、道德失调和精神分裂，其中的每一种危机，对于张爱玲而言都是致命的。而最为不幸的是，这三种怪物竟然互相缠绕和叠加，形成极其强烈的聚变效应。以张爱玲的孤傲个性、以及形单影只的异乡处境而言，她根本无力抵抗这三重危机的联合围剿，而她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永无穷尽的逃亡。 张爱玲的经历向人们昭示，她毕生都逃亡的路上。前期从上海逃往香港诸地，后期从洛杉矶逃往洛杉矶。这逃亡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层级——地理空间（物理性）和幻想空间（精神性）。就前者而言，她是巴金《家》里的男主角高觉新，通过出走而获得自由；但就后者而言，她更像是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在黑暗地穴中打洞，营造复杂的迷宫结构，她要据此从三种隐匿、无名和强大的敌人那里逃开，却毫无胜算可言。 张爱玲的止步和谢世无疑是一种解脱，它迅速平息了灵与肉的全部苦痛。而对于这种决绝的断崖式解脱，我们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谨以这篇文章，向怜香惜玉的夏志清先生致敬！ 张爱玲晚年的最后寓所，洛杉矶，罗彻斯特大街，二层，走廊尽头，206室，14平米（Room 206, 10911 Rochester Avenue, Westwood, LA)）。在她去世后，这幢楼被房主翻新，早已不是往昔的模样。 【说明】笔者曾于香港“夏志清、宋淇、张爱玲研究学术讲座”（2024.11）上，以《晚年张爱玲的三重危机》为题，作了七分多钟的视频发言。现对原发言稿加以修改和大幅扩写，最终形成这一更为完善的分析文本。2025年1月24日。

爱情代言人琼瑶谢世，触发了世人对往事的记忆和反思 作为罗曼蒂克文学的代表性人物，琼瑶近日以决绝的方式在台湾家中辞世。她曾写下60多部爱情小说，改编成电影55部，电视剧34部，生前不仅是华语大众文学的旗手，更是港台影视剧的“圣母”，推动整整一代明星崛起，尤其是“琼女郎”的大规模诞生，同时也滋养出无数名人的桃色八卦。她曾经主宰了一个“靠爱情说话”的年代。 人们发现，琼瑶晚年其实主动弃世过两次。早在2020年3月14日，正值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之际，她就在社交账号中宣布了“小别”，声称自己“面对很多负面的事：生离死别，背叛、栽赃、谎言、抹黑、颠倒是非……”，因而决定关闭留言板，撤离社交媒体，要“在我有限的岁月里，去寻找生命中最后的乐园。”这显然是一次被事先张扬的“社会性弃世”（网络用语为“社死”）。 而到了第二次肉身性弃世期间，琼瑶在遗言中给出的，却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动机：她“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所以必须自主地告别那种“衰弱、退化、生病、出入医院、治疗、不治”的绝望状态。这段渴望“安乐死”的言辞，迫使人们把记忆拉回平鑫涛生死所引发的那场争议。 2017年平鑫涛于病情加重，琼瑶与其前妻子女展开了一场“善终权”的激烈争论，弄得舆论鼎沸。琼瑶认为，既然平鑫涛身陷阿茨海默症，还诸病并发，就应停止插管救治，让他得以安详辞世，但其子女坚决不允，就连平的原配妻子林婉珍也加入战团，撰稿声讨琼瑶。平家儿女如此批评琼瑶说：“我们从来不曾忘记……母亲所受到的委屈与痛苦。如果一段爱情是建立在伤害另一个人、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牺牲上，那么这样的爱情无论如何并不伟大，也不值得拿来歌颂炫耀。”这就把双方争论的主题，从“善终权”引向了“二婚伦理”的歧途。 这场风波以琼瑶放弃丈夫监护权、由平鑫涛子女接管而告终。琼瑶为此在脸书上沮丧地宣布：“我的人生一败涂地。”但她依然还在孤军奋战，要把让这项权利兑现在自己身上。她虽不能替平鑫涛选择善终，却完全可以为自己做主，而且无人可以阻挡。是的，这一次，她成功地主宰了自己的生死。我们看到的遗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向世人解释了主动弃世的缘由，而且由于此前的那场争议，令这一理由变得毫无破绽。 但在世人看来，这虽说是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却在小心地掩藏另一个更为紧要的动机，那就是她在2020年“小别”告白中所指涉的名誉危机。跟乐坛名流刘家昌相比，她谢世时的场景，具有完全不同的凶险调性，而这一切均始于平鑫涛之死。丈夫的去世，并未像他名字所寓示的那样，能够平息波涛，反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 琼瑶对生命已经通透，却从未在情爱中长大 琼瑶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开始面对中青年读者的广泛批评。许多人认为，琼瑶阿姨的作品“三观”扭曲，道德混乱，父权制被高高举起，而第三者则成为情感英雄。更有人受平鑫涛后人的言语诱导，开始动手盘点琼瑶的情史，发现她本人扮演的，正是第三者的角色，而她写小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洗白那些“污渍”。纵观琼瑶的身世，她一方面大红大紫，一方面又在背负沉重的骂名。 那时，面对来自外界的批评，琼瑶不顾人老体弱，挺身为自己辩污，反手指责平鑫涛前妻林婉珍性情逆来顺受，跟热烈似火的平鑫涛水火不容，而那才是导致其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这其实是在让平鑫涛承担某种“性格不合”的责任，此言一出，犹如火上浇油，招致了更激烈的批评。事态就这样变得不可收拾。 人们不仅发现了琼瑶的道德瑕疵，还发现她爱情观上的生涩。甚至有人认为，这位指点江山的爱情旗手，根本就没有洞察爱情的本质。琼瑶的爱情女性，多为“傻白甜”之流，而她的遗书，仍然保留着少女般的忧伤风格。这意味着，她毕生都是一个肤浅的少女。她在86年里历经三次自杀，其中第三次是源于跟中学国文老师的情爱。她对生命早已通透，却从未在情爱中长大。 琼瑶走红的时代，恰好是中国大陆“改开”、而新港台经济飙升的希望年代，“春暖花开”，生活变得如此火热，人人都在讴歌情爱，展望金钱、追逐名誉。那些炙手可热的爱情故事，尽管有如此多的道德瑕疵，却仍然值得人去义无反顾地追寻，而且无怨无悔，如同追寻生命、正义和真理。这其实也是从林青霞、秦汉、张艾嘉到李宗盛等明星八卦的全部精神根源。人们阅读琼瑶，津津乐道于明星绯闻，脸上带着惊羡的表情，仿佛那是世间最美妙的粮食。它鼓舞人前赴后继，奋战于险象环生的情场，直至蜡炬成灰。 只是到了本世纪20 年代，东亚社会的朱颜已经更改，从粉红转为苍白、铁灰或幽蓝，琼瑶精心架设的爱情乌托邦也已崩塌，从她故事里长出的痴男怨女，早已放弃幻想，以一种更为理性、成熟或颓废的姿态，去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现实。“爱情”一词逐渐从现实生活中淡出，而那位鼓吹爱情的号手，也到了谢幕散场的时刻。 但琼瑶还在固执地扮演“爱情大使”的角色。不肯轻易退下舞台。去年8月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出席“当那一首歌响起”琼瑶创作60周年演唱会，当场流着眼泪向观众示爱：“我爱你们，希望你们也爱身边的人，爱自己的家人，同时把我这份爱传承下去，发扬出去。”这段台词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她仍然沉浸于情爱主角的幻觉，要向世界慷慨地馈赠“爱情遗珠”，只是她已非昔日的还珠格格，而是一位遍体鳞伤的老妪。 琼瑶的主动弃世，既是一场为了“善终”的诀别，更是一次针对怨怒和批评的逃亡。她要赶紧逃离人间的是非，前往那个人们愿为她“欢笑、高歌和飞舞”的新世界，可惜那时空从未存在，只是一个虚幻的泡影。而在她的身后，人们还将继续射出质疑和诘难的箭矢。唯一可以告慰琼瑶的是，新世代将在下一个时尚轮回中长大，而且必定会重燃爱情的火焰。那时，他们将努力发掘琼瑶奶奶的故事，阅读她的爱经，颂扬她的玉名，并缅怀她缔造的桃色语言帝国。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24年12月9日“言论”版）

Zhu Dake's articles(mythologic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and novels | 朱大可的全部作品，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神话研究和神话小说 朱大可作品总集 朱大可作品总集 朱大可作品总集 朱大可作品总集 文章集 该板块收集了朱大可的大部分文章，这些文章曾经被分别收录在不同的文集里，现在按照不同类型重新上传，成为独立电子文档，供感兴趣的读者阅读研究。 芝麻开门 主要文论著作 本版块简单介绍了朱大可的若干有代表性的著述，其中即有专著，也有文集和小说，是作者为这个溃败世界所提供的精神文本，它们不仅犀利地指出病灶，而且试图提供出路。 芝麻开门 其他文论著作 这一板块简单介绍了“主要著作”以外的其他著作，它们的重要性并不逊色。其中，《燃烧的迷津》是朱大可的首部文集，也是“朱语”形成的标志性文本，对于大多数“朱迷”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芝麻开门 小说随笔著作 这一板块简单介绍了朱大可的小说和散文，其中《大桶》是最新出炉的长篇小说，而汇集随笔和短篇实验小说的《记忆的红皮书》，是“朱语”的另一范本。 芝麻开门 当代文化批评选读 这一板块推荐了朱大可关于当代文化批评的代表性文本，《流氓的盛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篇，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重要范本。 芝麻开门 古典文化批评选读 这一板块推荐了朱大可关于古典文化批评的代表性文本，包括关于屈原、梁祝的全新阐释，以及关于上古器物（剑、鼎、玉等）的精神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流氓的精神分析》。 芝麻开门 短篇小说选读 这一板块简单介绍了朱大可的短篇小说，其中一部分是早期的先锋实验小说，以《仙鹤启示录》为代表，另一部分是今年创作发表的作品，以《六异录》诸篇为代表。 芝麻开门 中长篇小说选读 本版块是朱大可中长篇小说的若干片段，从中可以“一斑窥豹”地领略朱的小说的独特风格。鉴于文学走向衰弱的整体生态，在当代汉语文学领域，他的成就至今尚未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估。 芝麻开门 演讲与课程 本版块收集了朱大可近10年来在学校和各地上课/演讲的部分PPT，这些文本被第一次公开展示，呈现了朱大可在一些重要话题上的系统性观点，为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有趣的参照文本。 芝麻开门 工作室作品 本版块展示了朱大可工作室的集体创作成果，其中既有少儿原创作品如《少年饕餮》，也有早期推出的类型文学实验作品——谜拓邦小说系列，其中《少年饕餮》受到读者的热烈好评，其影响力还在持续发酵。 芝麻开门

Zhu Dake's historical pictures and photographic works | 图像形态的朱大可简史，以及朱大可业余摄影作品 图像之旅 图像之旅 图像之旅 图像之旅 图像朱大可简史 这个专题发布的少量图片，像一些时光的碎片，被时间语法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断断续续的私人图像简史。读者可以从中窥视到朱大可及其家族在昔日的大致形貌。在那些图像里隐含着大量尚未得到充分言说的信息。 点击进入 大可人文摄影作品 在这个单元里，存放了部分朱大可在其行旅中拍摄的人物和人文景观。他曾经有成为摄影师的想法，但由于无法掌握必要的摄影技法，所以他的水平非常有限。但他以思想和构图补偿了这种致命弱点。尽管这些图片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但它留住了一些令人缅怀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瞬间。 点击进入 大可风物摄影作品 这个专题中的风物图片，是朱大可在出差、开会和旅行中随手所摄，大部分使用手机，少量来自相机。图片与艺术无关，但其中记录和描述的特殊时空中的景观，仍然有某种地理学价值。 点击进入 大可视频集萃 由于文化清洗，跟朱大可相关的大部分视频已从互联网上失踪，有效链接比较有限，不仅支离破碎，还附加无聊广告，请观看者慎入。 点击进入 Zhenghe 大型纪录片《郑和》 点击进入

Some of Zhu Dake's short stories and essays | 朱大可的部分短篇小说和散文 Introduction to the main works 小说/随笔著作 点击封面进入介绍/阅读页面 点击购买 随笔和小说集 记忆的红皮书 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的大部分精华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称现代汉语的杰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摘自该书的简介） 长篇神话传奇小说 字造者 仓颉家族秘史 青丘国的国王皋陶封仓颉为国家祭司，负责为青丘国造字，同时也创造了世间的一切，包括爱，包括恨。他和妻子的爱，引发了美丽女弟子沮诵的恨。在由爱生恨中，沮诵与一个走私大佬九黄合作，制造出了很多邪恶的字流向黑市，破坏了青丘国的文化，并引发了岐舌国与青丘国的战争。在战争中，沮诵召唤了“魔”，狂风大作，击败了青丘国。为了阻止他们的阴谋，拯救青丘国，仓颉制造出了“龍”字，龙战士飞在天上，击败了“魔”字率领的沮诵军团。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沮诵又酝酿着新的阴谋…… 在《字造者——仓颉家族秘史》中，作者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神话的学养，把历史叙事、神话传说以及文化符号，浑然天成而又非常具象化地糅合在小说中，加以解构和重组，建立了自己的文字帝国（参见《字造者》的美国繁体版《青丘纪事》） 本书由 花城出版社火热推出 2024年9月 在广州花城文学院举行首发式 繁体字《青丘纪事》 由纽约世界华语出版社出版，2021年 点击封面进入介绍/阅读页面 点击购买 点击封面进入介绍/阅读页面 点击购买 刘则言主演声音剧《大桶》/喜马拉雅电台 异域传奇小说 大 桶 故事发生于17世纪末的中美洲热带雨林。一个来自大洋对岸“殷地”的神秘部族“提佐克人”，在此繁衍三千年之久，演化为一座遗世独立并由永动机推动的圆形城市“提佐克”，俗称“大桶”，在大祭司霍皮的统治下苟延残喘。大祭司篡改古老的羽蛇神教义，制造谎言、愚昧和恐惧，把整个城邦变成一座坚固的“围城”。羽蛇神借助其尘世化身——一个传播爱的家庭，通过诞生与死亡的奇迹，试图拯救这自我旋转的孤独城邦，助它挣脱暴政和毁灭的命运... 四川文艺出版社火热出炉，书香犹存，值得君入手一阅 大桶入列亚洲周刊十大小说榜 关于嫦娥与大羿的神话小说 塔拉之月 嫦娥和大羿在六千年曾经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大剧”，而后又“移世”到被架空的现代都市，以陌生人的身份再度相识，演绎出新一轮的爱恨情仇，同时在西王母支持下，跟昔日宿敌九婴等“山海经六凶”展开殊死之战，以阻止“爬虫系”控制世界的深远图谋。 本小说以欲望哲学为内核，集神话和科技、幻想和现实、历史和当下于一炉，重构过去、现在、未来的生命时空，以奇幻、奇诡和奇瑰的手法谱写神话史诗，推动“中国故事”古典版的升级换代，向读者提供崭新而迷人的文学经验。 本长篇中的部分插片，已经以神话短篇小说的形态在杂志上发表。 本书即将完稿，敬请期待 点击购买 点击封面进入介绍/阅读页面 点击购买 古事记 （中篇神话小说集） 仓颉造字、李阿护镜、郑和送麟，三段无人知晓的历史传奇，三部全新演绎的奇幻故事。历史学家的激情探险、考古学家的严谨勘查、文学家的瑰丽想象。 朱大可以一支魔幻的笔，给仓颉造字、李阿护镜、郑和下西洋的经典故事披覆上了一层神幻异丽的色彩，汉字的发明中深藏着人心的秘密，李阿的神镜拥有盗梦空间的效力，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麒麟见证了大明王朝深宫中的恩怨。这是三部考古和历史共同浇灌出来的文学之花。 历史传奇小说集 六异录 《六异录》由六个独立又相互映照的故事组成。在欲望消费盛行的当下，作者朱大可重返东方传统文化源头，以感官“六识”——眼、耳、鼻、舌、身、意为框架，书写了由感官驱动迸发而来的各类欲望故事：行囊里，一张破旧不堪的狼皮， 隐藏着幻术师一生最隐蔽的秘密；葬礼上，泣颂师是否一哭，既决定了她自己的生死命运，也关系着整个王国的政局；月光下，骄傲的字造师夜夜流泪诅咒，她听不见字魂的悲鸣……欲望生长又破灭，带来强烈的感观冲击和快感也带来无休无止的苦痛与不安。朱大可以奇诡的想象力，戏剧性地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六种中国民间神秘行业——幻术、哭丧术、香术、验毒术、相骨术和字造术结合起来，打造了一部妖艳绚烂的文字寓言。 朱大可荐书视频：用文字巫术点燃欲望之火 点击封面进入介绍/阅读页面 点击购买 点击封面进入介绍/阅读页面 点击购买 长篇历史传奇小说 长生弈 本书为作者撰写的首部历史/奇幻题材的长篇小说，故事由武侠小说的传统叙事方式带入，循序渐进，最终达成人物情感命运和哲思的高潮，具有强大的阅读冲击力，是作者向《东周列国志》所代表的本土小说传统的致敬之作，也是当代“新神话写作”的重要实验，为中国文化复兴提供了全新的文学经验。 本书首版2018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幅提升完善，目前已经全部改毕，将于2025年面世。 前往小说阅读页面 Publications : Publications